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每一本刊物都有它的“性格”。《草原》雜志以其邊地氣質、先鋒傾向和民族風尚在近幾年里愈發凸顯出了它的獨特性。通過閱讀其在2020年度所刊發的作品，能夠充分感受到這片文學世界的遼闊和豐饒。我尤其注意到，在這一年里，《草原》敞開了自己的胸襟，既刊發了聚焦日常生活的現實題材作品，也有不少充滿隱喻性的先鋒文本。

小說：多主題變奏，多樣藝術探索

2020年度的《草原》，是以李浩的超現實主義短篇小說《三個飛翔的故事》開頭的。在這篇小說中，李浩進行了卡爾維諾式的文體實驗，使讀者閱讀之后既不知所措又難以釋懷。拖雷的《厄爾尼諾》講了一個中年離異男人老馬的故事，他雖拙于口舌，但還算得上勇于行動之人，對婚姻懷有恐懼，最終從婚姻生活中退出，然后又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退讓。這篇小說里的老馬，就是現實中的某一個“我”。于一爽的《無法理解的行為并不簡單》是以筷子進書店的荒誕設想開頭的，敘事技術火候把控得好，將理想主義者的市民式生活用白描式的手法呈現出來，語氣沮喪但幽默，“筷子”的隱喻也絕佳。陳薩日娜的《一朵芍藥一片海》是一篇觀照孤獨的小說，小說的芍藥意象很美，撲面而來的是憂傷和幽怨，以復沓的句式寫出了一種“遼闊的困境”。文珍的《故人西辭黃鶴樓》寫了一個同學聚會的故事。“同學聚會”本是一種俗套的題材，但文珍的敘事針腳綿密，眼光犀利，于庸俗的日常生活流中揭示出了人的無意義的社交困境。浩日沁夫的《為默爾根守靈》是一篇“說”出來的小說，從頭至尾沒有一行敘述也沒有一句描寫，作者用嫻熟的對話風格架構了一個奇崛的故事空間，使“守靈”也有了非同尋常的象征意味。李文俊的《遙遠的敖特爾》和娜仁高娃的《醉駝》都聚焦“存在之孤獨”，隱喻人在尋找精神出路時遭遇的諸多困境。

馬金蓮的《良家婦女》把病房里的無聊耐心地描寫了出來。作者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她細膩的筆法，顯微鏡般觀察人物的動作表情和內心世界。海勒根那的《第三條河岸》和《一樁事先張揚的殺人案》都是致敬大師的同名之作。這個寫作行為本身使作品充滿了互文性，我們總能從海勒根那的敘述中發現他對“歷史的個人化”的反復強調。楊黎的《一大一遠》寫的是在飛機上丟手機的故事，表達了主人公絕不和這個世界有任何妥協的信念。陳鵬的《十一月的右前衛》是一篇硬漢小說，語言凜冽，有先鋒氣息。渡瀾的《油壺人》像極了外國小說，文本里充滿了臆想、瘋癲、夢囈、諷刺和令人驚奇的句子。

散文：山水抒情和道德紀事的突破

《草原》雜志在散文欄目的設置上頗費心思，所刊發的作品整體上質量比較高。作家們在散文創作中也不斷刷新文體意識，收獲了一批優秀的散文作品。

汗漫的《湖口記》看上去是一篇游覽之作，實則是從“在石鐘山上看湖口”這個角度切入，將地方志里的東西挖掘出來，轉化為個人的敏感思考。王族的《食為天》將新疆奇異而豐富的美食寫得令人垂涎欲滴，認為這些美食其實傳達的是新疆人的豁達生命觀。蘇華的《紅紅的嘴唇及其他》讀來令人震撼，表面上看是一個人的涂口紅簡史，實則關于生命儀式的記憶——接生婆用臍帶血給剛出生的嬰兒涂嘴唇。瑛寧的《喑啞的歌者》關注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存境遇，她以毫不夸飾的質樸情懷記述了一個木工廠的匠人們的失落命運。程遠的《水井·河套》簡潔而豐富，體察了人和水的緊密但亦緊張的關系。周齊林的《棲息之地》聚焦當下中國農村日益嚴峻的空心化問題。雪小禪的《食魚帖》《山河帖》《執手帖》里有大禪意，恣意的行文如猛火燒茶般熱烈，一口啜下去就會從內心的枯槁旱帶喚出一個措辭華麗的“壯闊”來。何瑞樂的《京漂記》書寫一段蒼涼的都市漂流生活，但又在困境中顯示出一份幽默、豁達。李達偉的《面孔》探討“面孔”的符號意義，并對應現實的種種經驗，折射出自己的種種思考。作品語言密度大，像一個人的“話語巷戰”。

散文離生活最近，在文體上是最自由的。散文家應該摒棄散文的傳統定義，要闖入新的天地里，敢言“難言之隱”，善睹“熟視無睹之事”，敢行“無路之路”，于有限處知無限。如果我們老是處于一種老套路、老思維之中，寫出來的作品就會使讀者喪失驚奇感。通過閱讀《草原》上的散文作品，我們欣喜地看到，作家在拓展文體可能上所做的諸多嘗試。

詩歌：敘事經驗和抒情倫理的重塑

《草原》雜志在詩歌方面開設了頗具影響力的欄目“北中國詩卷”。這個堅持了很久的欄目所展示出來的現代觀念、包容精神，依然在今天的《草原》上延續著。

“九三年/我在前門當警察”，這是詩人侯馬組詩《九三年》的起句，一個個充滿人間煙火氣的小人物被詩人準確地捕捉到詩歌中，一個個那么鮮活、飽滿，仿佛就像在我們的眼皮子底下晃來晃去，極具畫面感。侯馬的詩是那種風格意識強烈且沒被文學體制影響過的詩，克制而準確，閃爍著質樸的光澤。安琪的《內蒙古》屬于系列組詩，刊出的只是寥寥幾首，但足以展現出她恣意而不失莊重的抒寫魅力。作為內蒙古詩壇的一員宿將，溫古的詩一直以準確、拙樸和堅實著稱。組詩《余音》展示了他出色的語言掌控能力。樵夫的《星光和鹽分》里有時間意識、悲憫意識和清晰的現實感，這得益于他擁有較好的處理現實的能力。農子的《陰山書》，意象單純，措辭典雅，氣息舒緩，語調沉著，讀來如進入一片開闊的地帶。葉芝認為現代詩就是“和自我爭辯”，我們在胡斐的《大地寧靜》中發現一種“與自我爭辯”的語言質地。白鶴林的《飲月集》將詩、酒、月融為一體，語調舒緩，很像中國古人的牧歌式唱酬。蔣立波的《稻草人語錄》意象鮮明，語氣舒緩，修辭多樣，極具美學想象力。七七的組詩《更遠的光》里有生氣勃勃的活力，有直截了當的措辭。李不嫁的組詩《這人間，暫是我廬》兼具詠物、感懷和勸喻的特點。宋曉杰的《來去之間》在對人、事、物的體察中，體現了一種反思和批判的洞穿性力量。韓少君的《北方詩抄》有一個靜止的朝向高處的抒情視角。作者面對的是讓他有敬畏感的事物，所有的意象都是高度神格化的，噪聲要化為靜謐，實體和修辭之間充溢著一種莊嚴氛圍。唐力的組詩《巖石之眼》語言精到，空間感強，有些短制中的古典氣息令人著迷。

總之，詩人們在主題、形式、修辭、語言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探索。詩貴在呈現、啟示和召喚。期待詩人們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到詩歌的職能，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分別在哪里，并尋找到獨屬于自己的詩學觀念，創作出更多優秀的詩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