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藤井省三先生關于魯迅的研究，一直頗為學界重視，尤其是他對《故鄉》的討論（《魯迅〈故鄉〉閱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更是備受好評，他獨特的理論視角和個人體驗都豐富了學術討論的空間。如果說當時他所呈現的是“魯迅的模仿和創造以及中國‘《故鄉》閱讀史’的變遷，與中國的社會歷史密切相關，通過《故鄉》閱讀史可以生動地把握現代中國的脈絡”，那么在此基礎上將研究重點從中國轉為 “魯迅與日本”，則顯示出作者視野的擴大，因為“日本作家模仿魯迅所建構的文學史以及日本魯迅文學閱讀的變遷，也同樣與日本社會的歷史緊密相關，通過日本的《故鄉》閱讀史也可以切實地把握現代日本歷史的流動軌跡”（同上）。而其《魯迅的都市漫游：東亞視域下的魯迅言說》，則將整個東亞都納入了討論的范疇，這一循序漸進的演變理路，可以看出作者研究深度與廣度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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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都市漫游為核心，那么自然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概述魯迅自身的游歷軌跡，一是以不同都市（國家）為中心，考察在東亞范圍內魯迅所產生的影響。就前者而言，藤井省三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的一生也是一場遍歷東亞都市的旅程。他的旅程從故鄉紹興開始，歷經南京、東京、仙臺、北京、廈門、廣州、香港，于1927年到達上海，并在這里度過最后的十年歲月。顯然，魯迅及其文學的獨特個性與氣質，與這些都市密切相關。要敘述魯迅，則必須關注他所遍歷的都市。”也就是以地點為線索，串聯起魯迅的生平，這些對于自幼即要學習魯迅作品的中國讀者來說，未必會很陌生。但是，在藤井氏的敘述中，仍有很多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我們知道，在《朝花夕拾》所收錄的《父親的病》中，魯迅不乏對傳統中醫的嘲笑和譏諷，《吶喊·自序》更是說“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但藤井提到，魯迅同期有一位留日學醫的朋友，他曾回憶說，魯迅對中醫有很高的評價，并曾極力主張中西醫結合，由此也能看出其復雜的面向。《父親的病》中的陳蓮河即是當時紹興的名醫何廉臣，至今仍受到當地人的稱贊。藤井認為：“如果說是那些平庸的中醫導致了父親不治身亡，那么‘我’對傳統醫學的徹底否定也就具有了贖罪的意義。在我看來，這篇作品，可以說是魯迅對傳統進行批判的一篇宣言。”這一觀點對于我們解讀《父親的病》，顯然頗有啟發意義。

而魯迅在日本的生活，因為《藤野先生》一文，我們對其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的生活較為了解，但《魯迅的都市漫游》指出，從1902年魯迅踏上赴日留學的旅程，到1909年歸國，他在日本度過了整整七年半的歲月，而除了1904年9月到1906年3月的一年半在仙臺就學，他一直生活在東京，即使在仙臺讀書的一年半里，春夏冬三個長假魯迅也都會回到東京，最后索性退學，由此得出“其原因或許是因為魯迅一直沒能忘懷信息城市東京所特有的快感和興奮也未可知”的結論，也不失為一個有趣的視角。而更有趣的是，魯迅在與許廣平相戀不久之后，即離開北京，在到達廣州之前，他曾先到廈門大學任教，但在那里也僅僅待了四個半月：“對曾長期在東京和北京生活、早已習慣城市文化的魯迅來說，廈門這個既沒有鐵路也沒有無軌電車的小城市大概并不算什么宜居之地。回想起來，早在20年前，魯迅留學生活的仙臺正好和廈門很相似，但魯迅在那里僅僅生活了一年半便撤回了東京。這樣看來，也學魯迅在性格上更適合都市生活也未可知。”通過對仙臺與廈門的介紹，在文本上形成呼應，恰證明作者所想呈現的是“一個摩登的、在大都市間徘徊的別樣魯迅”，這也與我們所常討論的以描寫鄉土成名的魯迅之間形成了一種耐人尋味的反差，況且都市本身所具有的現代性質，也未嘗不是魯迅思考、呼應與批評的背景。

至于作者發現《新青年》雜志實際發行時間比通常學界認為的1918年5月晚了一個月，因此《狂人日記》的創作時間也有可能是在5月，“更加值得關注的，就是在5月份，北京《晨報》社會版還發表了一連串令人震驚的新聞報道，它們是《痰婦食子奇聞》《孝子割股療親》《賢婦割肉奉姑》以及《賢婦割腎療夫》等”，“創作《狂人日記》的動因或許就在這里也未可知”，也提示我們這種以都市作為背景的研究重要性。而魯迅對好萊塢電影的熱衷和國產電影的冷漠、對外國美術和版畫藝術的提倡，都是以都市生活和文化作為時代背景的，是立體呈現他個人形象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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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東亞范圍內來討論魯迅的影響，也是藤井省三頗為重要的關注點。作者指出：“要敘述現代中國，則魯迅文學必定不可缺席。要敘述現代日本以及東亞，魯迅文學同樣不可缺席。當我們以魯迅為坐標來展望現代日本和東亞時，可以清晰觀察到東亞的個性與共性。”這一部分可以視為魯迅接受史的范疇，而作者的異域視角，儼然可以獲得某種“旁觀者清”的價值，給予我們以啟發。這里最重要的仍屬日本的魯迅研究，我們知道，魯迅終其一生，受到來自日本的很大影響，但同時，在他生前、身后，又反哺著日本的文學界和思想界，成為日本許多作家、學者閱讀和思考的原點，也成為他們進行文學、文化乃至時代現狀分析和批判的鏡子，這一現象在世界范圍內恐怕都頗為罕見。一般來說，最具影響力的不能不首推竹內好及其《魯迅》，“竹內魯迅”甚至成為了專屬名詞，在八十年代以降的大陸學界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從汪暉《反抗絕望》、郜元寶《魯迅六講》等著作中均可見一斑（亦可參考劉偉《竹內好、〈魯迅〉與近三十年中國魯迅研究》，《文藝爭鳴》2011年第15期），但藤井在著作中將太宰治的《惜別》與竹內好《魯迅》相比較，指出“太宰治關于竹內的《魯迅》‘如秋霜般嚴峻’這一說法，后來卻被解釋為太宰治從竹內《魯迅》那里‘受到了強烈沖擊’。不僅如此，這種解釋還逐漸成為神話”，實際上，在藤井看來，竹內對魯迅的許多作品多有批評，“太宰治用‘如秋霜般嚴峻’來形容竹內的《魯迅》，想必其中交織著同為作家的對魯迅的同情吧”。

藤井對竹內好的魯迅研究評價并不高，指出了很多問題所在，如“竹內好的魯迅論明顯具有空洞的觀念論色彩”，“在竹內好眼里，太宰治筆下的魯迅卻‘是僅憑作者的主觀而捏造的形象——不，甚至可以說是作者的自畫像’，如果太宰治看到竹內好的評價，我想他一定會把這番話擲還給竹內好本人”，而且作者仔細考察了竹內魯迅論前后差別極大，最負盛名的“回心說”在后期已然有了某種遭到本人否定的意味，藤井指出竹內好的轉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間的密切關系，所謂“戰前那種‘先進日本——落后中國’的圖式發生了逆轉，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在很多日本人眼里閃耀著光芒，以竹內好等一些中國文學研究者為主的日本人，對人民共和國抱有無限期待，極力贊美社會主義中國。想起來，這也算是對長達半個世紀以來蔑視和侵略之歷史的逆反吧”，顯然頗有見地，可以揭示我們之前較為忽略的事實和背景。至于“竹內好在戰后日本研究領域的名氣，使他在《魯迅》一書中塑造的那個苦惱于政治與文學之對立的魯迅形象也在日本讀書界廣泛流傳，并驅逐了太宰治《惜別》中那個富有個性、人情味兒十足、笑容滿面的魯迅形象”的結論，雖然可以見仁見智，但由此亦可以引發我們對過去較為輕視的《惜別》的再思考，這種不斷的反思、修正、再反思，正是學術研究持續深入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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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對竹內好的反思不僅局限于他的魯迅論，藤井將目光也延伸到竹內的魯迅翻譯，通過魯迅原文與譯文的比較，在肯定“竹內好成功實現了魯迅文學于戰后日本的本土化，中學教科書也將魯迅作品作為國民文學進行處理”之時，也指出問題所在，一是竹內將魯迅的長句分解為多個短句，“但實際上使用曲折錯綜的長句來表達復雜交錯的思考內容，原本是魯迅文體的一個主要特征，把長句置換為幾個短句，使魯迅那種原本充滿迷茫苦惱的思索變得相對簡略和明快”，一是大膽意譯，“對原著作者魯迅來說終究是少了一點敬意”，因此，“竹內的翻譯也失去了魯迅文學的原點，即在否定傳統的同時，對現代抱有深深的疑慮和彷徨”,這些研究對于我們較為全面地考察、評價竹內好的魯迅研究都有很好的啟發意義。

最后，我們重新回到那個本質的問題，即我們今天為什么還要讀魯迅，這里不妨來看作者的觀點：“為了抵抗源于歐美諸國的殖民化，19世紀的東亞人民從歐美那里學來了產業化社會和民族國家這些觀念，并各自進行了建立獨立國家的努力。20世紀初葉，各國紛紛模仿歐美，而魯迅則汲取了歐洲浪漫派詩人的個性主義和反抗精神，闡述對歐美近代要堅持既接受又抵抗這種主體性立場的重要性，并積極付諸實踐。在蘇聯解體和東亞經濟危機之后，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主義正在席卷東亞。面對這股全球主義思潮，東亞人民只能像昔日的先輩們那樣去勇敢面對。但我們怎樣才能在保持主體性的基礎上思考和行動呢？我想，魯迅文學恰好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答案。”這或許仍將并持續是我們研究和解讀魯迅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