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二十年前，我寫下了：“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

這句話就像給我的血管輸入了新鮮的血液，一直蠱惑著我去想象一個世界。盡管二十年中，這個開了頭的所謂小說基本藏在電腦的文件夾上，但它像豐收后鄉場上的稻谷越堆越高。我在學術研究之余，不時覺得這堆稻谷像包袱一樣壓在我背后。終于有一天，我把它卸下來，從中選了一把種子，然后撒在我的田野上。

如同我在其他文章里說到的那樣，這二十年我自己變了，我想象中的人物、事件和筆下的人物、事件也變了，更讓我感嘆不已的是與這些人物、事件相關的那段歷史也多了許多不同的解釋。我唯一沒有猶疑的是我總想在一個歷史時段的敘事中完成對自我的批判，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呈現“我”或“我們”被歷史塑造的真相。我知道這個真相也許是無法抵達的，但抵達的過程卻是不可或缺的。在我自己的理解中，“真相”中的“我”是“崇高”和“卑微”的。我們這一代人并不天生具備批判的權利，我們在拷問了自己以后才可能責備別人。如果用極為簡單的幾個字表達我對小說中“王大頭”的理解，那就是：王大頭是個分裂的少年。當他開始倒著看世界時，他就一直處于反常的狀態，如果說他成長了，那就是他不斷走向正常。即便在今天，我還是會認為做一個正常的人多么不易。

在小說未刊時，一些朋友問我這部小說寫了什么，我說我自己也說不清楚。這并不是我故弄玄虛。我甚至極端地認為，小說就是清楚地寫出那些說不清楚的人物和事件。過于清楚，便會過濾掉生活的肌理。如果我以批評家的視角回溯我構思和寫作的過程，我設計的框架是：“我奶奶”的家族史的斷裂和延續；“我外公”的革命史的建構和解構。這成了《民謠》的基本脈絡，在這樣的脈絡中生長出了另外兩條線索：勇子這一輩以農業和工業為兩翼的夢想與實踐，我沒有把握使用“烏托邦”這個詞；王大頭等少男少女的庸常和飛揚的生活。這是《民謠》“詞”的基本筆劃。我從小在水邊長大。那個地方以前說是蘇北，現在說是蘇中，這種說法的改變與其說是虛榮，毋寧說是在重構區域的文化身份。但不管怎樣，只要有水流過，一切就會變動不居。

或許，在我寫下小說的第一句時，我就確定了憂傷和溫暖的敘述腔調。記憶和語言一直誘惑著我，它們交織在一起。少年的生活是簡單的，但與生活相關的眾生和事物卻有著千絲萬縷的復雜關系。也許因為這個村莊的古老，我總覺得它的陽光是潮濕的，它散發著我難以名狀的氣息。這氣息彌漫著許多人的呼吸，我熟悉的陌生的那些人；還有草木枯榮的清香和腐朽。好像歷史和人的命運就在在這呼吸與枯榮中沉浮。我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我的內心有了一絲憂傷，然后又是什么溫暖了憂傷。于是，有了這樣的記憶，又有了記憶后的虛構。記憶在我的語言中，我在語言中呼吸。我用語言留下記憶，用語言抵抗虛無，也用語言虛構記憶。我筆下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內心長久地生長、變形，悠長的民謠不是我的歌唱，是未名河從田野里流過的聲音。我最初在聲音的起始處，聽到一個老人在打著綿長的牛號，后來我在遙遠處，在都市的嘈雜聲中辨析這聲音的方向。聲音破碎了，那是語言的分裂，于是，我想寫“雜篇”和“外篇”。

在《收獲》第六期出刊后，年過八旬的老父親戴著老花鏡開始閱讀。我不知道父親會怎樣想。那是他的小鎮、村莊和兒子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