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自脫貧攻堅戰打響以來，西藏自治區先后有17萬人次的扶貧干部深入一線駐村，用青春與熱血譜寫了新時代的贊歌。2019年12月23日，西藏74個縣（區）全部實現脫貧摘帽，全區實現整體脫貧。作家陳新創作的長篇報告文學《云上光輝》通過具體事例與宏大敘事相結合的手法，真實、客觀地記錄了西藏脫貧攻堅的光輝歷程。近日，中國作家網記者采訪了陳新，聽他講述《云上光輝》創作背后的故事。

《云上光輝》

西藏實現脫貧極具代表性

記者：怎么想到要寫一部脫貧攻堅題材的作品？

陳新：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貧困不是一個邊緣問題，它關乎國計民生的健康發展和國家的繁榮昌盛。我出生在農村，對貧窮的滋味感受很深，盡管后來考上大學離開農村，但一直關注著農村的脫貧事業和農民的生活，對從事脫貧攻堅事業的人們也充滿崇敬。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這是國家的號令。作為一名作家，我也一直關注脫貧攻堅題材的創作，但剛開始并沒打算寫一部與此相關的長篇報告文學，因為我對選材比較審慎，一直在琢磨如何才能出新，選取巧妙的角度寫出反映西藏地區脫貧攻堅的作品。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西藏自治區文聯、作協以及西藏自治區扶貧辦與我聯系，希望能書寫一部反映西藏脫貧攻堅的報告文學作品，于是就有了《云上光輝》。

近年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投入到脫貧攻堅的偉大事業中。西藏地處我國西南邊陲，生存環境惡劣，基礎設施薄弱，經濟發展滯后，是全國唯一省級集中連片的深度貧困地區。西藏的脫貧攻堅事業，難度更甚于全國其他省區。但是西藏的扶貧成就跟全國其他省區相比，又最為顯著，從2017年開始，西藏已經連續四年在省級扶貧開發成效考核中被確定為“綜合評價好”的省市之一。最令人欣慰的是，截至2019年底，西藏全部貧困縣區實現摘帽，62.8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清零”，貧困發生率降為“0”，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從2015年的1499元增加到2019年的9328元，脫貧攻堅群眾滿意度達99%以上。從這個意義上講，西藏的扶貧工作與扶貧成就在中國的脫貧攻堅事業中，極具代表性和說服力。作為一個寫作者，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和義務用報告文學的形式記錄下西藏脫貧攻堅的偉大過程。

記者：請您談談西藏在實現脫貧攻堅過程中面臨的難題以及采取的對策？

陳新：西藏的貧困特點可用“廣”、“大”、“高”、“深”四個字概括。“廣”，即貧困人群所居地域廣闊；“大”，即貧困人口基數大；“高”，是指貧困人群所處環境海拔很高；“深”，指的是西藏自治區整體處于深度貧困狀態。那么，西藏在實現脫貧攻堅的過程中所面臨的難題便要從這四個字下手，發揮吃得苦舍得干拼得命的精神；解決貧困人口基數大的問題；克服高原反應，將條件惡劣不適合人居環境中的群眾遷移并安置到條件好的地方居住生活；從根本上徹底解決西藏自治區整體處于深度貧困的狀態。

總而言之，對西藏這樣的集中連片深度貧困地區，要打贏打好脫貧攻堅戰，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一直以來，西藏自治區就將脫貧攻堅作為頭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謀劃好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頂層設計，以脫貧攻堅統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全面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并理順真抓實干有效幫扶的體制機制，從組織保障、政策體系、隊伍力量等多個方面發力，對脫貧攻堅幫扶資源進行整合，以確保各項幫扶政策貫徹落實好，走出一條具有西藏特點又高效有力的脫貧攻堅之路。

讓人物自己講述故事

記者：具體到西藏哪些地方進行了采訪？

陳新：2019年秋，我前往西藏采寫，其間克服嚴重的高原反應和水土不服的折磨，先后奔波數千公里，穿行于云霧山峰草地戈壁之中，深入山南、林芝、達孜、巴宜、瓊結、米林等地區一個個村寨的藏民家中，挖掘到許多感人的故事與細節。

記者：對哪些人進行了采訪？為什么選擇這些人？有哪些事件和人物給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陳新：《云上光輝》中的人物都是我隨意尋找的采訪對象。這可能是與其他脫貧攻堅報告文學作品不太一樣的地方。我為什么要“隨意”“抽查”決定采訪對象？原因就是西藏的貧困狀態比較嚴重，而取得的扶貧成就又最為顯著，哪些人、哪些事最能反應出西藏的脫貧攻堅成就，我認為參考的標準就是真實性。所以，為了保證采訪的真實性，我幾乎都選擇“漫無目的”式采訪，去哪兒采訪，要采訪誰，皆取決于我自己的判斷。到了一個地區，看見誰就采訪誰，也沒有預先安排。我覺得這樣采訪到的內容才會是真實的、客觀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最具代表性。

《云上光輝》中的每個人物，像周偉、彭蕾、次仁曲珍、白偉偉、索朗多布杰、德吉旺姆、支張央宗等，他們的故事，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說達孜民政局的普通干部周偉，為了讓自己一對一的幫扶對象朗嘎一家脫貧，他舍小家為大家，幾乎投入了全部精力，還時不時用自己微薄的工資資助朗嘎一家的生活。他的妻子不太理解他，后來家庭破碎。離婚后，考慮到前妻沒有工作，周偉又到處借錢，一次性補償了她3萬元，而自己的生活常常陷入窘境。曾是軍人的他給人留下無比堅強的印象，但私下他也會偷偷落淚，當朗嘎一家實現脫貧最終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他無比欣慰。還有一位扶貧干部叫白偉偉，為了扶貧，他連相親都顧不上，身體很強壯的他生病了也舍不得擠出時間去治，最后得肺水腫而犧牲。

還有一個人，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她叫支張央宗，丈夫去世后，個子矮小的她帶著四個幼小的孩子生活。為了養家，她找了一份連男人都不愿意干、不敢干的活兒——守水，就為了一個晚上可以掙10元，這樣她的四個孩子就能吃上幾天飯而不至于餓死。可守水在遠離村子幾里路外的山谷里，山谷漆黑，常有野狼、野狗出沒。有一天夜里，當支張央宗看到有綠色的眼睛朝她靠近，還有奇怪的腳步聲在她周圍響起，而她又沒帶手電筒時，她嚇得瑟瑟發抖，正在此時，她那懂事的兒子、12歲的白瑪朗杰突然出現。原來他發現支張央宗沒帶電筒，摸黑走了幾里路來給她壯膽，支張央宗怕影響兒子第二天上學，更擔心他在路上被狼或者野狗吃掉，卻狠狠地給了兒子一個耳光。在采訪與寫作《云上光輝》的過程中，這樣感人的事例還有很多。

關于扶貧題材的書寫，我認為不應該僅僅用統計資料來說明扶貧取得何種成效，而應該讓被扶貧者自己講述脫貧前后的感受，作家客觀真實地傾聽記錄。如果被扶持對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脫貧了，生活過好了，他的講述故事就可以證明扶貧的切實成效。所以，在書寫這些人物時，作家要盡可能俯下身傾聽，讓人物自己講述故事，盡量選擇客觀的視角。從創作的角度來說，當作家的視角就是人物的視角時，作家就能寫出人物的真實狀態和真切感受。而《云上光輝》正是由這些真實的人物和真實的故事組成的，可以說，它是一本真實之書。

報告文學創作是“戴著鐐銬跳舞”

記者：寫作《云上光輝》，您提前做了哪些準備？寫完全書用了多久？有沒有遇到寫作上的什么困難？如何克服？

陳新：寫《云上光輝》的準備時間倒不長，因為報告文學的書寫跟小說創作不一樣，小說可以虛構，報告文學不能虛構。報告文學的內容幾乎全部來自于采訪，難的不是提前準備，而是采訪和寫作的過程。采訪中要克服頭痛欲裂，心跳得快要從胸口蹦出來，以及隨時都想嘔吐的高原反應。寫《云上光輝》近一年，由于時間太緊，同時要補充采訪，很多時候我都處于疲勞狀態。但是又不能停下來，因為在我看來，報告文學的寫作要一鼓作氣，時間拖沓太久，采訪的內容不僅會遺忘不少，而且寫作的激情也會銳減。同時，報告文學的寫作與現實有密切的關聯，還牽扯到宣傳、出版等事宜，在時間節點上有一定的要求。

雖然面臨很多困難，但在采寫的過程中，我還是深刻地感受到了脫貧攻堅這一偉大工程重要的現實意義。作為一個作家，要真實地記錄西藏的脫貧攻堅過程，就要沉下心來細致挖掘，用真實的案例和故事還原艱難而偉大的扶貧過程。

記者：《云上光輝》和您之前的報告文學作品《探海蛟龍》《嫦娥攬月》《九寨祥云》等在寫作過程中有什么不同？

陳新：《探海蛟龍》《蛟龍逐夢》以及《嫦娥攬月》都聚焦國家重大科技題材，其中，《九寨祥云》聚焦地震題材，圍繞地震發生后的營救展開；《嫦娥攬月》和《探海蛟龍》以及《蛟龍逐夢》都有核心元素：“嫦娥”號或者“蛟龍”號。作品中的所有設計師、工程師形象的塑造都圍繞“嫦娥”號或“蛟龍”號展開，人與人因此而建立起聯系，形成完整的結構。總而言之，作品中所有的人與事都有聯系，就如同一根瓜藤上的瓜與葉。

《云上光輝》則不同，首先題材就不一樣。關于扶貧的題材的書寫，從結構來看，如果只寫發生在一個村的故事，結構就不會散掉，也很容易在人與人、人與事之間建立關聯。如果站在更宏闊的視野描寫整個省或者更大范圍內的脫貧攻堅，想要在人與事之間建立關聯則有一定的難度，這對作家而言也是一種考驗。當然，如果摒棄關聯，寫出來的作品很有可能會成為令人乏味的統計材料，所以要想寫好扶貧題材的報告文學作品，并不是那么容易。

在寫《云上光輝》之前，我對自己有一個要求：既要有報告，也要有文學，這樣才是報告文學。而報告文學不同于工作報告、新聞通訊、議論文等，它有自身的文體特征與敘事邏輯，它在“報告”客觀現實的同時也體現出對文學特質的強烈呼喚，換句話說，報告文學作品一定要具備文學的要素，要有文學的結構、文學的技法、文學的語言和文學的思想。

記者：從結構上看，《云上光輝》并不采用一章或者多章講述一個人物的事跡這種形式來敘述脫貧攻堅故事，而是在同一章節中多個人物并列展開，雖然閱讀注意力會被打亂，但每個人物的故事都被統攝在同一個主題內。這種寫法是如何確立的？

陳新：《云上光輝》中不同的人物所遭受的貧窮困厄以及最終脫貧在主題上具有一致性。從結構上看，我也未遵循一章一個人物的形式去寫，雖然在同一章節中出現多個人物，但他們的故事具有同一性，都在通過個人的事例展現艱難而偉大的脫貧過程，彰顯拼搏奮斗的時代精神。而且，按照時間順序將其串聯起來，整體上會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這種方式能給讀者帶來新穎的閱讀體驗。多個人物的故事齊頭并進，在敘事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張力。

除了寫報告文學，我還寫散文和小說。所以，這樣寫實際上也參考了小說的寫法，就是在主題一致的前提下展開多條敘事線索。我認為，好的報告文學作家應該熟練掌握小說、散文、詩歌等寫作手法，這樣才能把采訪到的細節盡可能以文學的形式呈現在讀者面前。

表面上看，報告文學是在“復制”客觀“已在”的真實案例，作家作為忠實的記錄者，其任務就變得相對簡單，只要拿起筆好好記錄即可，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已在”人物和事件具有不可更改性，可供作家施展的空間就被大大壓縮，而作家又不能自由的虛構。同時，報告文學也不是對客觀現實進行“全盤復制”，記錄也不可能做到徹底的“忠實”又“客觀”。所以，寫作報告文學其實具有很大的難度，作家是“戴著鐐銬跳舞”。

深入現場，忠實記錄

記者：《云上光輝》中，次仁曲珍全家為了吃一頓餃子，借用鄰居的高壓鍋煮，卻意外受傷；支張央宗的丈夫病死后，丟下四個孩子，全家一下子陷入貧困。貧窮、疾病以及居住環境的惡劣是造成貧困的主要原因。請您談談作家應該如何更好地深入脫貧攻堅現場，書寫記錄這場攻堅戰？

陳新：作家要寫好脫貧攻堅報告文學，既要參考相關的宣傳材料與扶貧干部的扶貧經歷，也要傾聽被扶貧對象的講述。因為扶貧成果到底如何，取決于被扶貧對象的真切感受和扶貧后的生活狀態、精神面貌等。所以我在采寫《云上光輝》中的人物，包括德吉旺姆以及支張央宗等人時，都親臨現場，跟他們同吃同住，深入接觸，以了解他們在脫貧攻堅戰打響前后生活的變化，聽他們講述過去的現在的故事。這也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含義。也只有這樣才能真實地記錄廣大扶貧干部的艱苦努力和卓越貢獻，真實還原脫貧攻堅的偉大過程，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記者：《云上光輝》圍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展開，通過真實的故事和具體的細節生動細膩地展現了西藏貧困的面貌。您認為脫貧攻堅題材的作品怎樣才能做到接地氣、入民心？

陳新：脫貧攻堅題材，以及報告文學題材的書寫，一定要求作家深入現場，細致入微地進行方方面面的采訪，真實客觀冷靜全面地反映事實的真相。要杜絕假話套話的口號標語，杜絕浮于表面的說教，杜絕統計材料的堆砌，杜絕新聞通訊注水拉長的寫法，杜絕事跡報告流水賬式的書寫。只有這樣寫出的報告文學作品，才能接地氣、入民心。

記者：《云上光輝》詳細又忠實地記錄了德吉旺姆、索朗多布杰、次仁曲珍等人脫貧致富的過程。這些人物形象真實，故事感人，對家鄉的愛真摯深厚，引發讀者共鳴。某種程度上講，他們都是典型人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結合這些人物形象，請您談談脫貧攻堅作品如何塑造這類人物？

陳新：其實脫貧攻堅作品中的人物不必塑造，作家只需要深入細致地采訪發生在他們身上的動人故事，并圍繞主題有血有肉地記錄下來，他們便在作品中立住了。所以，從這個層面上講，我只是《云上光輝》的一個忠實的記錄者，至于讀者閱讀這本書被感動，那是因為他們從書中人物身上看到了一種艱苦奮斗、矢志不渝的時代精神。不管是德吉旺姆、索朗多布杰、次仁曲珍等人脫貧后又帶領鄉親們共同致富，還是駐村書記白偉偉帶領村民們脫貧致富直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這些人物生動、形象、立體又飽滿，他們的故事真實又感人。總而言之，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成就了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我基本不需要塑造，我能做的就是深入采訪，耐心傾聽，忠實記錄。

記者：您覺得，文學該如何書寫、記錄脫貧攻堅？有什么特殊的優勢？

陳新：用文學手法書寫脫貧攻堅，能夠讓脫貧攻堅的故事變得更易于被讀者接受，同時也讓讀者感受到自己與脫貧攻堅故事中的人物之間沒有距離感。這比單純的新聞通訊和統計材料更鮮活、細膩，更具張力，更有吸引力，給讀者更多的思索和感悟。

記者：在這場脫貧攻堅戰役中，作家肩負著怎樣的使命和責任？

陳新：在脫貧攻堅戰役中，作家不能只作看客，更不能把自己置身于時代之外。作家是有國籍的，一個真正的作家一定要關注國計民生，關注國家的發展與進步。當下的中國作家，更應該關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關注中國夢一步步砥礪前行的光輝進程。作家書寫脫貧攻堅戰役中的人與事，便是記錄我們國家的發展進程，謳歌不計個人得失、無私奉獻的奮斗精神。

陳新，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區大通鎮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金長城”中國作家創作室簽約作家、成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成都文學院簽約作家。出版小說《鏡像》《由淺入深的寂寥》《蝶變》，報告文學《探海蛟龍》《嫦娥攬月》《蛟龍逐夢》《九寨祥云》，散文集《綿延的光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