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發力“紅色起點” 繁榮上海紀實文學創作

高韻斐

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城市血脈中流淌著紅色基因。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時強調，上海要把這些豐富的紅色資源作為主題教育的生動教材，讓初心薪火相傳，把使命永擔在肩，切實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進程中奮勇爭先、走在前列。“紅色起點”系列是上海文學界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的具體行動，是上海作家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的集體獻禮，也是上海深入發掘紅色文化資源的全新嘗試。當前，上海“四史”學習教育正在向縱深推進，“紅色起點”系列創作彰顯了上海文學界的擔當和責任，講好身邊“四史”故事，以文學作品引導廣大群眾從歷史中找答案，從現實中找參照，奮力創造新時代的新奇跡。

眾多研究和史料表明，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上海是歷史的必然，那時的上海既是中國工人階級最為集中的地區，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心，還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早期組織的誕生地，這些都為黨的誕生奠定了階級基礎、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在建黨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黨中央一直在上海開展斗爭工作，眾多革命先輩在這里獻出了青春乃至生命。

2016年以來，上海市委宣傳部指導上海市作協積極推進“紅色起點”系列創作，旨在推出一批生動再現黨的奮斗歷程的紀實文學作品，繁榮上海紀實文學創作，培養紀實文學創作青年骨干力量。在創作采風和選題孵化階段，創作者們深深感到，作為黨的誕生地，上海有著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這些資源既是城市文化的豐富礦藏，也是進行青年群體革命傳統教育和“四史”教育的鮮活素材，需要有效予以挖掘使用。例如，2022年上海大學將迎來建校一百周年，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創辦的第一所高層次大學，首任校長于右任、教務長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很多著名領導人和革命先烈都從上海大學走出。從當時“文有上大，武有黃埔”的說法中，可以看出上海大學在黨史上的重要性。通過青年作家吳越在《上海早晨——記中共創辦的第一所大學（1922-1927）》中的描寫，更多人得以了解那段光輝的歷史。由此可見，文學創作不僅是挖掘素材，用文字記載歷史，也是用文學實踐為歷史負責、為歷史擔當。

今年5月，“紅色起點”首批六部作品出版，隨著“四史”學習教育的深入推進，在上海黨史研究、新聞出版等部門和全市諸多方面的支持下，這些作品取得了良好的社會反響。目前，上海市委宣傳部已將“紅色起點”創作列入迎接建黨百年39個重點文藝創作項目。相信通過“紅色起點”和“紅色足跡”革命題材文學故事等創作，我們能夠深入發掘，為黨在上海這座城市的奮斗歷史留下文學書寫的生動記錄。

上海紅色題材紀實文學創作將從四個方面深入展開。

一是整體策劃、組織、推進紅色題材文學創作。近年來，上海針對重大題材文藝創作一直堅持“選題前置”，早謀劃、早布局、早啟動、早實施，通過幾年的實踐和積累，涌現出一批精品力作。站在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黨百年等重大時間節點，上海文學界進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動出題、協調推進。今后，我們將把紅色題材創作作為一項長期工程，做好項目規劃，加大組織保障，將這項工作系統化、常態化。

二是加強系統性，深入挖掘紅色題材文學創作。推進紅色題材文學創作，需要拓寬視野，加強系統性、連貫性，要能覆蓋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奮斗歷程。不僅要寫早期的足跡，也要寫建設時期、改革開放時期的光輝，特別要突出新時代黨和人民的創造和實踐。站在建黨百年的重要時間節點，如何生動反映自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人民在黨中央領導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是文藝創作當前面臨的重大課題。上海的紅色題材文學創作，要始終與上海在我國紅色歷史中的地位相匹配，也要與上海在改革開放40周年以來，特別是浦東開發30周年以來，按照中央要求勇當“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偉大實踐過程中排頭兵、先行者的地位相匹配。

三是做好項目成果的推廣和跨媒體轉化。“紅色起點”“紅色足跡”的創作成果，要力爭成為其他文藝創作的重要基礎和源頭，經過轉化和再創作，走向銀幕、熒屏、舞臺和網絡等廣闊天地。新的成果要能夠持續不斷地產生并向其他藝術門類成功轉化。一方面，要加強宣傳推廣，根據實際需要對作品進行再度加工、精心打磨；另一方面，也希望社會各方積極參與，讓優秀作品發揮更大的傳播效能。

四是著力培養青年紀實文學創作隊伍。上海涌現過一批擅長紀實文學創作的優秀作家。夏衍的名篇《包身工》誕生在上海，并成為中國現代報告文學史上的第一塊里程碑。改革開放以來，上海先后貢獻了《大雁情》《小木屋》等一大批影響深遠的報告文學作品。現階段，培養一支更為年輕、更有潛力的紀實文學創作隊伍，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接下來，上海將以“紅色起點”創作為契機，鍛煉青年寫作者，發力紅色題材書寫，創造上海紀實文學創作的新輝煌。

“紅色起點”：建黨百年的獻禮之作

何向陽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今年9月我在上海，上海作協專職副主席馬文運和我談到上海推出了“紅色起點”一套書，幾經商議我們決定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聯合召開“建黨百年系列研討會”的第一次會議。今年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工作中，我們特設了“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主題專項，書寫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奮斗的光輝歷程，圍繞黨史、革命戰爭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新時代偉大實踐，塑造優秀共產黨員的典型形象，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是文學界的主要任務，也是新時代作家的職責所在。

上海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中國共產黨人的精彩故事與無私奉獻，為文學書寫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創作源泉。上海作協從2016年開始，在上海市委宣傳部領導下，策劃了“紅色起點”叢書，歷時四年精心打造，也歷經了上海作協汪瀾、王偉兩任黨組書記的關懷推動，終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六部一套的形式精彩呈現，而成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的獻禮之作。參與書寫的上海作家也在對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光輝歷史的忠實記錄與深度對話中，更加堅定了他們的文學初心。因此說，這套書的出版具有十分特別的意義。

這套書中，我們看到了一代風云兒女在中國最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以“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情懷和為天下勞苦大眾謀解放的理想，拋頭顱，灑熱血，為共產主義信仰而奮斗而犧牲的精神；我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成世界第一大黨，近百年來保持不衰活力的秘密所在；我們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員的忠誠，和忠誠體現在的對黨的信仰的忠誠、對黨組織的忠誠、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忠誠；我們更看到了在一個個“紅色起點”，那些地點、場所背后，中國共產黨人和早期革命者以及追求進步的人們的面容和身影。

我們看到了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張太雷、董必武、周恩來，我們看到了鄧中夏、陳望道、向警予、惲代英、馮雪峰、茅盾、丁玲，我們看到了魯迅、聶耳、田漢、夏衍、袁牧之、鄭君里，我們也看到了柔石、馮鏗、王劍虹、楊之華、白薇、蕭紅、蕭軍、鄭振鐸……這些人有的是共產黨人，有的是追求革命、向往革命的進步人士、優秀分子，但他們共同在各自的經歷、生活、工作以及創作中“書寫”了一代風云兒女的史詩，他們是尤為值得緬懷和學習的。

我從中得到的啟示有兩點：

第一，上海作協在市委宣傳部領導下，親自策劃掛帥出征，發揚了釘釘子精神，將重點文學創作工作抓細、抓實、抓出了實效。重點文學創作工作，是組織化很強的工作，組織動員作家創作熱情，發揮作家創作特長，調動作家的創作積極性，充分發揮作協在制度、資源、政策等方面的優勢，積極探索創新重點文學創作工作的新思路，加強統籌規劃，合作聯動，真抓實干，全程介入，拿出了過得硬、留得下的精品力作，為慶祝建黨百年獻上了一份厚禮。

第二，推出一批全景式、史詩性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啟新征程，邁向美好生活偉大成就的優秀作品。書寫不忘初心英勇奮斗的中國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不但要“有量”，更要“保質”，不但要切實提升這些作品的格局視野和專業性，更要在重點文學創作組織工作中發揮青年作家這支文學隊伍中有生力量的作用。這套叢書吸納了上海一大批青年作家參與，體現了上海作協在重視青年、貼近青年中發揮凝聚、引領的作用，讓重點文學創作的發展葆有了青春的活力。其中，楊繡麗的《巾幗的黎明》寫平民女校，我參觀中共二大會址時也看到了平民女校舊址，在院子里的墻上看到這四個字時，我對它沒有任何形象、深入的認識，楊繡麗的書寫深化了我對平民女校的認知；再比如吳越的《上海早晨》，寫中共創辦第一所大學上海大學。如果不是這本書，我們對上海大學的前世今生也不會有如許清晰的了解。書中所附的上海大學烈士一覽表，仔細研讀令人心動而流淚。更讓人感動的是《上海早晨》的后記，吳越于一片斷壁殘垣中尋找上海大學90多年前那些青年學子傳遞給她的氣息，她發現作為一個上海人，曾就讀的復旦大學距上海大學江灣校址極近，而其工作的第一個單位《文匯報》又距上海大學西摩路校區極近，而瞿秋白、黃仁、劉華等人居住的過街樓、以及上海大學青云路校址，更是她經過千次，后者與其居所不到兩公里，更為神奇的是，南昌下沙窩即江西出身的革命者獻出生命的地方，更與吳越于90年代初和童年小伙伴們生活的地方重合著。真的是，“歷史無所不在，滲透我們的骨髓與記憶”。

上海的確是一座活的近代史的礦區，是一座革命的富礦。而在對這些早期革命人的情懷的緬懷、對這座精神富礦的挖掘中，我們欣喜地看到了新時代青年作家的傾情傳遞。我也期望“紅色起點”叢書的研討，是我們慶祝建黨百年文學系列研討的一個起點，期望能讀到更多謳歌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不懈奮斗的優秀作品。

《上海早晨》：呈現革命者的信仰和理想

李曉東

習近平總書記說，上海一大會址是中國共產黨的產房。中國共產黨不僅誕生于上海，而且早期在上海奠定了組織構架、思想基礎和人才隊伍，是真正且全面的“紅色起點”。“紅色起點”這套叢書對中國共產黨早期在上海的重大成就，尤其是文化方面，進行了系統梳理，是上海紅色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對一個時期以來把上海近現代文化等同于殖民文化、青紅幫文化、小資大亨文化等，進行了有力糾正。

《上海早晨》一書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為中心展開。直到今天，社會學系一直是上海大學的主流系，是上海乃至全國社會學研究的重鎮。《上海早晨》描寫了不僅僅是以社會學系為主體的上海大學，還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培養人才的基地。這本書有四個特點：第一，紅色立場。好多寫上海特別是上海近現代文化的書籍、文章，影視紀實作品等，往往采取殖民文化的立場，津津樂道上海“十里洋場”“冒險家的樂園”，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描繪為空前絕后的繁榮之地。《上海早晨》的紅色立場非常明顯，在感情上站到了革命者一邊，價值評斷也如是。第二，鮮明的紀實性。沒有把太多文學想象融入到文本敘述當中，比如瞿秋白和楊之華的戀情，還有瞿秋白和王劍虹的故事等等，文筆簡約，沒有太多的文學描述，體現了創作態度的嚴肅，也是對中國共產黨前輩先驅的尊重。同時，史料梳理非常清晰細致準確。第三，緊緊圍繞中心，不枝不蔓。書中有一個細節，楊之華去甲秀里找向警予。甲秀里現在是上海毛澤東舊居。當時毛澤東一家也住在那里，毛澤東、楊開慧、楊開慧的母親，還有岸英、岸青、岸龍三個孩子，是毛澤東一生家庭生活最完美的時期。但作者沒有提到毛澤東，因為毛澤東和那時的上海大學沒有聯系。第四，人物刻畫簡約準確。雖然出場人物較多，但作者能夠用特別簡短的文字準確地描繪出人物性格。比如瞿秋白出場的時候，用很低沉的聲音說“我是瞿秋白”，瞿秋白一方面是學者，一方面是領袖，同時從事地下工作。用這一細節，傳遞出多種內涵意蘊。《上海早晨》以瞿秋白為全書主體，對楊之華著墨也多，但沒有變成“革命加戀愛”模式，楊之華首先是一個革命者，然后才是瞿秋白夫人。

《白紙紅字》：革命文學艱難歷程黨的領導堅定方向

張 陵

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到來之際，中國當代文學的紅色題材創作也呈現繁榮發展的好勢頭，一大批優秀作品脫穎而出。上海推出“紅色起點”叢書，長篇紀實文學《白紙紅字》就是其中一部。作家程小瑩把筆觸伸入中國現代文學史，重點講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文學組織“左聯”從成立到完成使命六年間的故事，還原了中國革命文學草創時期的歷史風貌。

實際上，“左聯”時期的革命文學局面十分復雜。在白色恐怖最殘酷的艱苦條件下，堅持發展革命文學，任務異常艱巨。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左聯”應運而生。不過，由于革命形勢的發展變化，“左聯”黨的主要領導干部不斷更換，中國革命文學再度出現復雜局面，導致了“左聯”的歷史任務過早結束。這個局面的歷史陰影，一直拖到新中國文學以及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學，確實使我們對“左聯”以及中國早期革命文學的認識和把握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歷史迷霧。

《白紙紅字》占有大量材料，是寫作的優勢；但面對歷史迷霧，又有寫作上的難度。要化為紀實文學，變為文學故事，更是難上加難。作家知難而進，表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思想和勇氣，去撥開歷史迷霧，從大局入手，直面歷史真實，從而清晰地梳理出一條中國革命文學艱難曲折發展壯大的主要線索，為講好紅色故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作家程小玲是小說家，有著豐富的小說創作經驗。在紀實性的作品創作中，充分發揮了小說家講故事寫人物的優勢，把“左聯”的故事講得扣人心弦，引人入勝。我們在這些故事中，讀到革命作家和進步青年作家關于文學的斗爭，讀到了“左聯五烈士”悲壯獻身的故事。革命處于低潮，到處腥風血雨，但革命文學卻開創了一個活躍期。革命者的犧牲更加激發了革命文學的斗志。

應該說《白紙紅字》講述“左聯”故事，不僅生動，而且立場正確，給出了自己鮮明的態度，給出了大局意識，站穩了自己的立場。對我們今天重新認識革命文學，提供了很多啟示。

《起來》：國歌的誕生和一個時代

吳秉杰

《起來》這部作品的重要特點在于，它是關于一個時代的敘事，同時又具有人物傳記的形態。圍繞著《義勇軍進行曲》的孕育與誕生，作者講述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其中包含著考證和歷史研究的性質，同時又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從一個側面寫一段革命歷史，同時也寫了個人的生命節點。“紅色起點”是新的紅色文化起點，作者提供了大量有說服力的材料和細節，寫得非常具體。

《起來》主要是寫聶耳的生平和他的音樂創作，圍繞聶耳及《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又寫了19人傳記，用這么多人物證明歷史，這種寫法非常有啟發性。書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是上海人，但都在上海從事左翼文化事業，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上海不僅有商業的、資本主義的文化，也有革命文化傳統，這座城市從來沒有缺席過大的歷史潮流。環境和文化塑造人，文化就是人的靈魂。

從寫作方法來看，《起來》顯然具有多重意義和多種追求。它是文學敘事《風云兒女》電影與《義勇軍進行曲》創作歷程紀實；它是歷史梳理：作家耗費了不亞于論文考證的功夫，文后還附有大量的參考文獻資料，如檔案、報刊文章、回憶錄等不下200多種。作為紀實類的寫作，無論是報告文學或傳記文學，當然都不允許虛構，真實是藝術的生命，也是感情產生和形成的基礎。對于作者和讀者來說都一樣。虛假是對我們感情最大的破壞，而文學喪失了情感價值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文學價值。但這并不等于要把全部的事實和證明過程寫在書中。如第一章寫聶耳，便大量地把聶耳和文本中作者敘述結合起來，希望無縫連接，這是非常困難的。后續各章也插入了大量的資料，如果引文太多，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文氣。對于紀實文學而言，發掘人物與寫好真實的故事是最重要的，至于如何把豐富的歷史事實與收集到的多方面的資料組織在文本中，這還是一個需要探索的問題。

《巾幗的黎明》：生動講述中國婦女運動的起源

何言宏

我們黨正在紀念和總結第一個百年，馬上開啟第二個百年；在世界歷史上，我們目前所面臨的，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以在這樣的時刻，我們重新回顧百年前的歷史起點，非常必要。因此“紅色起點”這套書的出版，有著重要意義。

近幾年來，我主要從學術方面關注一些女性問題。中國女性文學非常繁榮和發達，尤其是女性詩歌，非常活躍，很有影響力，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而中國的婦女解放更是走在全世界前列，楊繡麗的《巾幗的黎明》這本書，實際上也反映了中國女性運動的重要特點。

我們經常會把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那么，在這樣的意義上說，女性解放運動毫無疑問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方面。《巾幗的黎明》便很生動地“紀實”和揭示了中國婦女運動起源階段的這一特點，在此意義上，這本書不僅是革命文化的宣傳讀物，也很有學術價值、理論價值。

這本書的基本特點，首先是全面。書的第一章從王劍虹、秦德君、丁玲等幾位女性分頭寫起，一直到她們匯聚于上海；在后面的各章中，又寫到上海平民女校的興辦，復又從女校入手，深入拓展到李達、陳望道、茅盾、陳獨秀、瞿秋白等很多重要的歷史人物，不僅是幾位女性，也包括幾位重要的男性，人物的性格與形象塑造得細致、生動、豐滿，把平民女校的幾個階段，以及人物的命運從開始一直到晚年甚至生命終了，寫得清晰、系統而全面。第二個特點，就是具有強烈而突出的史學品格。作者十分智慧地抓住了關鍵人物，以列傳的方式，像《史記》一樣來寫平民女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這本書在史料運用方面也很突出。作者參考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和相關研究資料，全面掌握了相關研究成果，爛熟于心，在介紹歷史故事或每個人物命運的時候信手拈來，這都保證了該著的史學品格。

楊繡麗是一位詩人，書的史學性和文學性結合得相當好，行文中對事件、場景、人物命運等等感同身受，包含著作者的深刻理解和豐富情感，也帶有女性色彩，可讀性非常強。這部書如果以此為基礎延伸出去，拍攝一部紀錄片，也會非常好看。

《鏗鏘序曲》：書寫有“溫度”的歷史

劉 暢

在即將迎來建黨百年之際，“紅色起點”叢書重溫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和發展的歷史軌跡，確實必要且重要。《鏗鏘序曲》這部作品記錄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成立和發展過程。實事求是地說，在談到上海的紅色歷史時，我們可能更多地想到中共一大、二大，想到“左聯”、龍華，除了專門的研究者外，普通讀者恐怕很少注意到勞動組合書記部。而《鏗鏘序曲》一書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起筆，敘述了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的歷史語境，和成立后開展的一系列活動，展現上世紀20年代中國工運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上海英美煙廠工人大罷工、《勞動周刊》創刊、香港海員大罷工、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等，不僅闡明了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中國工運史上的貢獻，也凸顯了上海作為中國工人階級搖籃和工人運動發祥地的重要地位。

《鏗鏘序曲》在資料的搜集和整理上花了很大功夫，對這些資料的運用也頗具匠心。作者緊扣勞動組合書記部對20年代工人運動的領導、組織作用，將豐富的史實穿插其中。勞動組合書記部所涉及到的內容非常豐富，作者以鄧中夏、李啟漢這兩位主要領導者的活動為中心，串聯起勞動組合書記部從成立到組織工人運動的整個過程，既有相對嚴謹的歷史資料，又有文學性較強的逸聞軼事，呈現了早期工運的生動面貌，有一定的“溫度”。作者在塑造工運領袖的形象時，著力將他們還原為有血有肉的人，尤其映襯出共產黨人自我犧牲的崇高。紀實文學要反映生活和歷史的真實，要“講真話”，紀實文學本身也是文學，同樣應具有審美向度。在這一點上，《鏗鏘序曲》沒有堆砌材料，對細節描述比較細致、生動，是頗為可取的。但是，作者在處理事件和細節的時候顯得比較克制、拘束，如果能夠對重點人物和歷史細節進行深入加工，可能效果會更好。

《新漁陽里六號》：新青年、新事業、新漁陽里

許道軍

中國第一個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漁陽里成立，這在當時是一個不起眼的小事件，但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卻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它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紅色起點”，而“漁陽里”也因此具有了“革命圣地”的意義。青年作家陳晨的《新漁陽里六號》以中國成立的第一個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從籌建、建立到影響輻射全國的過程為中心，記敘了一百年前在漁陽里六號發起成立青年團、組建外國語學社并且影響輻射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發展等事件，刻畫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如俞秀松、李漢俊、陳望道等探求真理尋求救亡圖存道路的革命者形象。在那個風雨如晦又狂飆激蕩的年代，無數年輕人在思考著“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嚴峻命題。新青年、新事業、新漁陽里，風云際會，譜寫了一首高亢的時代之歌。

行文簡潔明快，節奏感強。《新漁陽里六號》緊扣關鍵人物、關鍵事件，簡潔明快地勾勒出中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誕生和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紅色起點”的新漁陽里形成以及它們在未來共產主義事業中的地位和意義，一氣呵成，酣暢淋漓。將新漁陽里的形成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誕生置于20世紀初期風起云涌、波瀾壯闊的大背景之中。這里面有三條線，第一條線是事件線，記錄了《新青年》雜志的誕生——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新青年在漁陽里的聚集——新漁陽里的形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共產主義事業在全國遍地開花全程，環環相扣；第二條線是空間線，作品將新漁陽里與更大的背景鏈接起來，形成北京——上海——漁陽里——新漁陽里——中國——世界的大網絡和一個更大的視野，在這個大視野中書寫“小小”新漁陽里的大意義；第三條線是時間線，從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前（新青年向漁陽里集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作為紅色起點的新漁陽里形成）——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之后（共產主義青年團事業全國遍地開花），即新青年向漁陽里集中，到漁陽里共謀大業，從漁陽里出發將革命種子撒向全國。三條線相互交織，互為表里，構成了作品的事件深度和主題深度。

作品結構精致、巧妙、自然，文學結構與事件結構保持了同構。新青年向漁陽里集中，在漁陽里共謀大業，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后，革命種子向全國播撒，這是“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漁陽里成立的三個階段、過程和部分，同時也富含著飽滿的意味：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發生、成長和壯大，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