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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全集》范仲淹 撰李勇先 劉 琳 王蓉貴 點校中華書局

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的《范仲淹全集》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全集薈萃群英，包括《范文正公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政府奏議》二卷、《尺牘》三卷、《補編》一卷、《續補》二卷，以及附錄十五種：《傳記》《年譜》《范仲淹著作歷代序跋》《歷代制敕公文》《歷代祠廟記》《歷代義莊義田記》《歷代學記書院記》《歷代亭堂泉記》《歷代祭祝贊文》《歷代評論》《紀事》《作品本事》《遺跡匯錄》《范仲淹著作歷代敘錄》《主要參考書目》。

全集所用底本有兩個，《文集》二十卷所用為中華書局1984年影印北宋刻本，宋刻本是目前傳世最好的版本；《別集》至《補編》所用為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范式歲寒堂刻《范文正公忠宣公全集》，該本在元明刊本基礎上有校勘增補，是收錄范仲淹作品及相關文字最全的版本；《續補》和附錄則是在康熙本基礎上，網絡群書重編而成。此外，點校者還在每首詩文后注明該詩文在其他文獻所見之卷次，便于讀者查閱互校。可以看出，該書不僅匯集了范仲淹的所有著述，還搜羅了大量與范仲淹相關的研究資料，是學習和研究范仲淹必不可缺的書籍。研讀該書，不僅能使我們對范仲淹及其影響有比較全面的認識，也有助于認識他所生活的北宋時代。

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

范仲淹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989），逝世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正是北宋的前中期。他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及第，主要政治活動集中在宋仁宗朝。

仁宗之治，向來為后人稱道，但對當時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宋朝以防弊之政為立國之法，穩定至上，是朝廷長期追求的政治目標，因此，“因循”“不生事”便成了朝堂的長期指導思想。至仁宗朝，宋立國已有七八十載，長期因循之下，積弊頗深。宋夏戰爭的爆發，更是給宋廷帶來了沉重的軍事和財政壓力，其形勢正如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所言：“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紀綱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正是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宋仁宗起用了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主持新政。

仁宗將新政大任托付給范仲淹，與他的政治操守、政治聲譽和行政能力密切相關。

范仲淹早年就有澄清天下之志，“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宋史·范仲淹傳》），他在《靈烏賦》中發出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時代強音，影響了整整宋一代的士大夫。劉太后垂簾聽政期間，他敢于進諫，請劉太后還政仁宗；劉太后去世后，又向仁宗進諫保全劉太后身后清名。仁宗郭皇后被廢時，他率領臺諫官集體進諫；后來又上《百官圖》，指責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他明白犯顏直諫會影響他的政治前途，但他堅信“理或當言，死無所避”（《睦州謝上表》）。由于犯顏直諫，范仲淹屢次被貶，但每次貶謫都增加了他在士林中的聲望，同僚稱其三次貶謫之行：“此行極光”“此行愈光”“此行尤光”（文瑩《續湘山野錄》）。

范仲淹從任職州縣時期，就表現出很強的行政能力。天圣三年（1025），他主持修建通、泰、楚三州的捍海堤，被后人稱為“范公堤”。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調任陜西，面對西夏攻勢，提出了設置緣邊弓箭手和堡寨結合、淺攻蠶食的策略，并實行將兵法，逐漸扭轉對夏戰爭的不利局面。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知杭州，杭州遭遇大饑荒，范仲淹提倡以工代賑，并提高糧價，利用價值規律吸引外地糧食流入杭州，使杭州百姓平穩度過荒年，是中國救荒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些都表明范仲淹是一位兼具文武才干的政治家。

范仲淹一直以天下為己任，對政治改革早有規劃。天圣三年（1025），他在給劉太后、仁宗皇帝的《上時務疏》中就提出了具體的改革計劃；天圣五年（1027）給宰相、執政的《上執政書》中，對改革方案作了進一步擴充和發展，形成以整頓吏治為核心的改革思想，成為慶歷新政的藍圖。正因為如此，當宋夏和議后，宋仁宗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力圖改革時，范仲淹就成為最合適的人選。

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被任命為樞密副使，后來改參知政事，與韓琦、富弼、杜衍等主持新政。他在《答手詔條陳十事疏》里提出了慶歷新政的十條改革主張：明黜置、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中，前五條均與吏治相關，第六、七條是為了富國強兵，第八條是為了減輕百姓負擔，最后兩條是強調重視法令，不能朝令夕改。可見，整頓吏治是變法核心，這與當時的冗官困境密切相關。但由于改革步驟太快，觸犯了官僚集團利益，主持新政的范仲淹、韓琦等人又未講求改革策略，有結黨嫌疑，觸犯了皇帝制度下的朋黨底線。改革僅僅持續一年多，就隨著主政者相繼罷政出外而失敗，改革措施紛紛被廢。此后宋仁宗朝政治趨于沉寂，但改革要解決的問題仍然存在，思想界也在不斷發酵、孕育著更宏大的政治理想，這就是后來宋神宗和王安石主導下的熙豐新政。

以天下為己任，國之共識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但他并不是特立獨行的存在。以天下為己任這種高度的政治自覺和主體意識，是當時文人的共同特征。如蘇軾十歲時（1047年），就“奮厲有當世志”（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曾鞏“素慨然有志于天下事”（林希《曾鞏墓志》），以天下為己任是他們共同的精神面貌。

不獨文人，當時的官僚系統也認可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熙寧四年（1071），樞密使文彥博在與宋神宗的爭論中指出，宋代皇帝“與士大夫治天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1），神宗并無異議。自宋神宗以降，宋代國家大政方針都是皇帝與士大夫共同商定的。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儒家文化雖然一直占主導地位，但儒家的傳承者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在政治活動中起決定性的作用，是到了11世紀前后的北宋時代，即范仲淹的時代，才成為現實。

以范仲淹為代表的宋代新型知識分子，與六朝隋唐士人有明顯區別。此前的士人或精于經學，或善于文章，或老于政事，但兼具各種才能的綜合型士大夫比較少見。宋代則不同，范仲淹“為學精勤，屬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聲”（《范文正公年譜》），是宋代較早兼具儒學、文章、吏干、德行的綜合性人才。同時代的歐陽修，經學方面是宋學疑古派的代表；文章方面，長期執文壇牛耳；節義方面，是振起宋代風氣的關鍵人物；又精于吏干，長期任職中央地方，出任參知政事。王安石更是如此，其政治才能、文學素養自不待言；經學方面，以《三經新義》為代表的王氏新學是北宋中后期的主流學術流派，長期占據思想界的統治地位。

范仲淹生前身后，贏得了士大夫的一致推崇。王安石譽其為“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祭范潁州文》），司馬光稱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師于來哲”（《代韓魏公祭范希文》），朱熹稱其為“天地間氣，第一流人物”（《范文正公褒賢集》卷五）。范仲淹給當時和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體現了他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兼濟天下的愛國憂民精神；“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是其對古文運動的重要貢獻；慶歷新政中令州縣立學校，奠定了我國此后近千年的地方教育體系基礎。今天我們研究范仲淹及其時代，學習他的精神，應從認真研讀這部《范仲淹全集》開始。

（作者：閆建飛，系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