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有關“現代性”的研究和爭論由來已久，相關的文章、專著已然汗牛充棟。其中的一些洞見能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前提是同樣不要忘記把它們放進現象學意義上的括號。比如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這句斷語：“現代性反叛傳統的標準化機制。現代性依靠的是反叛所有標準的東西的經驗。”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具有普適性的判斷，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應被視為辨識和認知現代性的出發點。不過，相比之下，墨西哥詩人、思想家奧·帕斯的如下觀點似乎更值得關注： “現代性，以批判為基礎，自然分泌出對自身的批判。詩歌是這種批判最有力、最生動的表現之一。”這里帕斯不僅從邏輯上揭示了兩種現代性，即社會文化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的分野及二者之間的關系，而且從根本上點破了詩歌現代性的本質。據此可以認為，現代詩存在的理由，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執行現代性自我批判的使命。

作為長期關注現代性問題的詩歌工作者，我愿借此再次向偉大的帕斯致敬。我曾說過，在這個問題上我從他有限的論述中獲得的教益，比另一些大部頭的著作加起來還要多。而說得更懇切，并隨著一個人的閱歷漸深而越益顯示出其澄明的真理性的，是他的另一段“夫子自道”：“在尋求現代性的漫長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又多次迷途知返。我回到原地，發現現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們內部。它是今天，也是最古老的古代；它是明天，也是世界之初。它生活了千年，但又是剛剛誕生。”“真理性”也意味著普適性；而普適性，在這里首先意味著某種共通的隱痛。對現代性的追尋伴隨著“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它深刻改變了人們心目中的世界圖像，同時也深刻改變了人們感受、認知事物的思維和表達方式；帶來了眾多變化和生長，但也帶來了更多的沖突、迷亂和令人尷尬的困境。困難不在于是將現代性視為一份“來自西方的禮物”抑或挑戰，而在于如何將所有這些連皮帶骨地消化掉。由此，在我看來只有像帕斯所說的那樣，“回到原地，發現現代性不在外部，而在我們內部”，才算真正勘破了“現代性”的秘密。這一發現不僅有助于進一步厘清社會文化現代性和審美現代性“同構異質”的辯證關系，而且直接打破乃至取消了這一問題上包括“原生”和“次生”在內的諸多二元對立，使種種因“心智殖民”而導致的矮人一頭，唯恐“落后”的疑懼和焦慮再無容身之地；更重要的，是在現代性“變之潮流”持續加速度的情勢下，基于詩所獨有的時空觀，再次申明詩之所以作為詩、成為詩的不變自性。

當然，“原地”在這里所指陳的，遠不止是某一人文地理坐標。說“回到原地”，首先就是說回到詩尋求創造的本性，回到母語詩歌和每一個詩人所面臨的特定“問題情境”，回到構成這一情境的種種矛盾沖突，并在內外博弈和自我生成中堅持發出詩無可替代的聲音。那是回蕩在變革和信守之間的“另一個聲音”，是激情與幻覺的聲音，是打通記憶和遺忘，使曾經、正在和即將到來的，看得見和看不見的世界結為一體的聲音，是既屬于古代又屬于當下即刻，無所謂日期的聲音。就此而言，也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從根本上，而不只是局限于特定題材、思想或意緒的反現代的聲音，因為“它們不僅比歷史變化更古老而且后者無法滲透”。同樣就此而言，“反現代”不僅從來就是詩之“現代性”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正是它的本義。

過去三年中我們一直在紀念新詩100周年。這與其說是一種因界定日期的標尺不同而導致的混亂，不如說是為了滿足一場不得不超出常規、一再延宕的內心儀式。回顧新詩百年的歷程，反思中國“問題情境”中的現代性問題，會有一種乘過山車式的暈眩感。這種暈眩感既來自急速切換的歷史變化，也來自過于復雜且落差巨大，最終悲/喜劇混合不分的心情轉換。五四以來的幾代詩人都置身其各自不同的“問題情境”并試圖做出各自的應對，其中有成功的經驗，更有慘痛的教訓，但無論如何，都無法被后來者作為遺產簡單地繼承或拋棄。時至今日我們應能看得足夠清楚：新詩的現代性從一開始就更多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不是一個新詩如何接受和消化西方種種現代思潮影響的問題，而是一個詩歌寫作如何據其創造的本性，在廣闊的社會文化博弈及其造成的常變常新的歷史語境中，包括其致命的悖謬中，不斷“成為現代”并發現自身的問題。在此上下文中不妨說它既是詩人們頭頂的星空，也是他內心的道德律，它不倦地以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方式啟示我們緊緊抓住并全力拓展那些鮮活的原發經驗和動機，那些瞬間呈現的真實和正義。它的教導和規訓始終如一，那就是：專注于生命個體的自由創造，專注于母語詩歌敞向可能性的自我生成，而永恒的現代性自在其中。

現代性作為當代詩歌復興的問題情境，其自我生成的意涵較之此前遠為復雜。這種復雜性既對稱于五四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結構性矛盾沖突及其加速度的演變，又對稱于不斷擴大的全球化語境中外來影響的時空錯位，包括翻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還對稱于我們基于新的多元格局對新詩歷程，包括其與古典傳統關系的反思。所有這些作為當代詩歌的圖像和聲音之源，其在彼此投射、牴牾或呼應中形成的疊映和交響，本身就具有“異質混成”的性質。由此，我們更應該著力探討的，或許是更能反映當代漢語詩歌特質的某種“復合的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