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他將中國傳統水墨技巧與西方透視、素描等造型手段融為一體，在寫實與寫意之間架構出全新的筆墨技法，成為中國當代人物畫壇的代表畫家，40多年里創作了近萬件作品。他非常反感“逢畫便問價格”的現象，在他看來，老百姓一說起畫就問值多少錢，說明我們的美育還比較欠缺。

走進畫家史國良的畫室，仿佛置身于民俗博物館。古色古香的門窗家具展露歲月的痕跡，趣味盎然的文物擺件遍布各個角落，齊白石的蝦、徐悲鴻的馬等畫作靜掛墻上，悠悠訴說著主人的藝術追求。

史國良說，在這間傳統氣息撲面而來的畫室里，他感到自在。然而，他并不是一個完全傳統的人。1980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國畫系研究生班的史國良，師從蔣兆和、黃胄和周思聰諸先生。和老師們一樣，他將中國傳統水墨技巧與西方透視、素描等造型手段融為一體，在寫實與寫意之間架構出了全新的筆墨技法，成為中國當代人物畫壇的代表畫家。

1989年，他的作品《刻經》榮獲第23屆蒙特卡羅國際現代藝術大獎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獎”。而在此之前，從未有過中國畫家獲此殊榮。《刻經》以厚重的筆墨、簡練的線條和鮮活的色彩描繪了藏族老人虔誠地雕刻瑪尼石經文的場景。此次獲獎，得益于他常年在西藏的寫生生活。從20多歲開始，史國良幾乎每年都要到西藏生活一段時間，觀察當地的風土人情，這給予他很多創作養分，也讓他有了“終生畫西藏”的創作沖動。

每次到西藏，史國良總會到拉薩大昭寺里的文成公主像前，向文成公主傾訴心事。漸漸地，他眼里的文成公主不再是寺廟里供奉著的塑像，而是有靈氣的生命，是一位偉大的女性，是遠離故土的漢家姐姐。她給這位遠道而來的藝術家帶來了如血脈親情般的感動和撫慰。她的寂寞、她的艱辛、她對故鄉的思念，史國良都感同身受。他在心底暗暗許下諾言：“我一定要從你的老家帶點家鄉的土來供養你。”2018年10月的一天，史國良從北京乘坐最早的列車到達西安，前往大明宮遺址將兩抔黃土裝入縫好的紅口袋，便飛去拉薩，將故鄉的土奉到文成公主像前。

三個月后，一幅長4.63米、寬1.64米的巨幅水墨重彩畫《文成公主故鄉土》問世。這幅構思5年、搜集素材200多頁、連續高強度工作近100天、用掉顏料數公斤創作的作品，呈現的是大昭寺松贊干布殿外的情景：信徒排隊等著進去朝拜，背著畫板的畫家手里捧著圓鼓鼓的一包土也在隊伍里。史國良將自己獻土的情節畫進作品，成為故事的一部分。這樣大膽浪漫的藝術創作一經問世，就備受青睞，美術界稱其為“新浪漫主義”。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馮遠如此評價：“這幅畫不光是當代藏族題材藝術表現中的一件代表性作品，也是史國良藝術生涯中的重要代表作品。”

對史國良而言，這幅畫為他的創作打開了一個新的思路，“今后再畫西藏題材，可以更浪漫些，甚至可以穿越，沒有什么不可以”。他認為，只要堅持藝術創作的主旋律，把思路打開，在創作的道路上總能有新收獲。

而他一直堅守的主旋律，便是人文主義，“強調寫實，強調生活，有故事有情節，用作品展示人性的、美好的、陽光的東西”。在他看來，真正的藝術家就要保持藝術創作的純粹性，不要自我設限，要堅持人文主義情懷，多創作有人情味、給人以力量的作品。他特別推崇四川版畫家吳凡創作于1958年的水印木刻版畫《蒲公英》，這幅畫描繪了一個小女孩吹散蒲公英的生動畫面，充滿詩情和童趣，是那個年代最經典的視覺記憶。“這幅流傳了60多年的經典作品，至今依然人見人愛，魅力便在于它從細微處表現生活的真諦，傳達出普通人的情愫，給觀眾以親切感，充滿情趣美與意境美。”史國良說。

在人文主義情懷的創作驅動下，40多年的藝術生涯里，史國良創作了近萬件畫作。從早期的《買豬圖》《八個壯勞力》《刻經》，到后來的《禮佛圖》《大昭寺》《文成公主故鄉土》等，這些廣受好評的作品洋溢著濃厚的生活氣息，以生動寫實的筆觸和新穎巧妙的創意，精準詮釋著不同人物豐富多彩的內心世界。其中，一些作品被各地博物館、美術館、院校收藏，還有相當一部分作品流向了書畫市場。

提及市場，史國良有些話不吐不快。他告訴記者，世界美術史上的很多經典作品，比如《蒙娜麗莎》《伏爾加河上的纖夫》等都是藝術家按照市場標準創作的。他眼中的“市場”其實是經過時間淘洗和歲月檢驗所形成的客觀的審美標準。他說：“從長遠來看，藝術作品的市場價值和藝術價值是成正比的。”

盡管史國良的作品是藝術市場上的“搶手貨”，但他非常反感“逢畫便問價格”的現象。“一幅畫背后有好多故事，作品本身的故事、藝術家的故事、藝術家和社會的故事等等，都值得關注和解讀。老百姓一說起畫就問值多少錢，這說明我們的美育還比較欠缺。”他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要從根上抓起，從小孩抓起，讓孩子們從小就有對美的辨別和欣賞能力。”

現在，64歲的史國良除了日常創作，還經常出現在央視書畫頻道、北京臺《我愛書畫》欄目等電視節目上，教學生畫畫、向老百姓普及美術知識。“這些工作擠占了我大量創作的時間，但這也是我的作品，這是一部大作品——面向全社會普及文化的大作品。”說著，史國良望向窗外，冬日的陽光普照，畫室也變得格外溫暖透亮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