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夏衍先生是中國電影事業公認的奠基者、領導者和組織者，也是影響巨大的電影藝術家。他超過60年的從業生涯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是留給新時代中國電影事業的寶貴理論資源，是中國從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邁進的重要思想動力。

夏公的精神遺產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

夏公終其一生，對中國電影要走民族化、大眾化和啟蒙性的道路有著非常堅定而執著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

這一點源自于他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精神的傳承者，始終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愛國、民主、追求進步、追求現代化的民族化、大眾化、啟蒙性的精神理念，置于電影藝術創作和電影事業發展的進程中。早在上世紀30年代，作為左翼電影的領導者，同時也是著名的左翼影劇作家，夏公就制定了以電影喚起民族自覺，以電影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倡導民族覺醒、人民覺醒，追求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的方針，并以他的電影創作來回應那個時代的民族解放需要、民主自由追求。早在上世紀30年代，夏公就開啟了高舉愛國民主大旗引領中國電影走民族的、大眾的和啟蒙的道路。

經歷了上世紀40年代國統區的復雜變化，夏公在后期參與了更廣泛的文化戰線和隱蔽戰線的各種重大任務。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成立之后，夏公又重新回到了電影領域，成為共和國電影事業的掌門人和直接的組織者、領導者。在整個新中國電影的發展進程中，夏公一方面以他的一系列經典之作——改編自魯迅、茅盾的《祝福》《林家鋪子》——這樣具有鮮明的民族精神特質的新中國電影，為中國電影民族化思想和美學體系的建構作出了重大貢獻。

另一方面，他積極推動新中國電影沿著民族的、大眾的和啟蒙的路線不斷前行。這種民族氣質體現在兩大類作品中。一類是體現中華民族近現代以來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幸福的各種斗爭，展現反抗外來侵略，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一些重要作品。既有關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也囊括近代以來的各種仁人志士，像《紅旗譜》《暴風驟雨》《甲午風云》等。

另一類是展現各民族風情面貌的少數民族電影，北到鄂倫春、西到維吾爾、南到云南的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畫卷，也是新中國電影的一個非常突出的風景，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阿詩瑪》《五朵金花》《冰山上的來客》等。

這些非常杰出的作品都是在夏公領導和組織下推出的，也由此逐漸建構了一個比較成熟的、有著鮮明的中國民族特色的電影美學體系，這是一個他重要的指導結果。另外是大眾的——就是面向百姓、面向社會，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接地氣的，比如體現人民多樣化生活的類型電影，包括動作電影、喜劇電影、諜戰電影等等，是他大眾化的指導思想的體現。還有很重要的就是啟蒙，他始終沒有放棄“五四”的精神啟蒙路線，喚起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獨立自主的精神意識。從《武訓傳》開始，到《早春二月》，還體現了他對國民性的反思，對于中國封建傳統的落后性的批判，這種批判和反思的啟蒙精神，在夏公的引領下也始終是一個非常鮮明的旗幟。

以上三個方面構成了我們認識夏公思想的清晰線索。“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十分清晰和明確的，也是很堅定的。帶著這樣一種理念，進入了上世紀80年代，雖然在十年浩劫中，夏公遭受了迫害，但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是他一如既往的清醒和堅定。這一時期，他作為中國電影的精神領袖和實際的領導者，依然發揮著巨大的推動和影響作用。夏公的民族化、大眾化和啟蒙性的理念，作為中國電影一以貫之的方向，通過新時期的傷痕電影、反思電影獲得了新的形態和表述。此外，在很多重大場合，他仍在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

我個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1985年10月在首屆中國話劇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我有幸跟夏公相遇相識。我聽到他當眾表達了對于第4屆金雞獎評獎的非常特別的一種態度。第4屆金雞獎評選了胡炳榴的《鄉音》為最佳影片，張偉欣飾演的女主角對丈夫百依百順，從頭到尾有一句口頭禪“我隨你”。夏公在會上就說什么年代了，一個獨立女性面對命運依然是沒有反抗，只有逆來順受。他說：“我從‘五四’就反帝反封建，強調女性解放，‘五四’都快70年了，怎么到現在我們年輕的當代中國女性還要說‘我隨你’，這也太落后、太愚昧了。在評金雞獎的時候，我是評委會主任，投出了反對票。但是大家很感動，都特別喜歡和認同這個片子，沒辦法，我最后只能少數服從多數。但是我要說，我反對把票投給它，因為我是‘五四’過來的，這是跟‘五四’精神相悖的。今天看來，我們反封建的啟蒙任務依然遠遠沒有完成。”

這是夏公給我留下特別深刻印象的一個現場解讀。我覺得有兩層意思，第一，我覺得夏公這個人，盡管是一個大作家、大藝術家，也是中國電影的“大領導”，但是他沒有那種盛氣凌人的做派，有的是平等、真誠，對藝術民主自由的探討。盡管他有自己的意見，但是能夠尊重別人的意見，這體現出他高度的藝術民主的領導作風，非常寶貴的民主作風。但同時他對電影的啟蒙性功能的倡導和強調，這樣一種道路和旗幟的堅守是始終不變的。這一點我想今天依然是夏公留下的精神，這樣一種思想依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傳承。

第二點，就是夏公與北京電影學院。

夏公作為新中國電影的領導者，不僅在新中國電影藍圖的繪制當中傾盡心血，同時也對新生的北京電影學院的發展給予了獨特而重要的貢獻。電影學院初創時期，師資欠缺、教材欠缺。夏公作為一個領導者，親臨電影學院當老師，給大家授課。他結合自己豐富的電影藝術實踐經驗和電影領導者的睿智大氣，為大家講授了電影編劇的系列課程。不僅做了非常精彩的課程講授，更重要的是還把講課內容做了認真梳理，形成了一部盡管字數不多但直到今天依然堪稱經典的電影編劇教材。這就是《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這部小書到今天依然還是大家津津樂道的編劇寶典，很多電影人都為之傾倒。除了親力親為的講授和編寫專著教材，他也多方面地為北京電影學院發展付出辛勞，包括為北京電影學院配置師資、給予各個方面的支持。他與北京電影學院的創建者和老師們保持了密切的關系，其中一些人是其左翼時代、30年代的老戰友，有些則是他后來的同事。

在推動北京電影學院事業發展的過程中，夏公作出的這些重要貢獻，可以說鐫刻在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基因”中，也會為電影學院的師生們永遠想念和感懷。前輩對學校的事業發展的關懷，我們感恩在心。直到上世紀80年代，夏公還對電影學院的很多學子表達著這種關心和愛護，其中就包括“第五代”導演。一方面是對他們在藝術探索方面的創新，給予了關注和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是提出了警醒，他專門講到自己在上世紀20年代創辦藝術劇社時，作為留學生從日本學習了很多新鮮時尚的聲光電的技術和形式，他把這些用在了藝術劇社非常花哨的舞臺裝置中，最多的時候他的舞臺有七層之多，令上海灘的中外舞臺藝術從業者崇仰和仿效。但是他說所有這些今天有幾人還記得，它們都好像只是過眼煙云，歷史已經把這些都淡忘，留下來的只是一些嚴肅的、質樸的現實主義作家。早年的這些形式探索，現在已經沒有幾個人會記得。

這些話語對我是一個特別深的教育，他也以此來提醒包括“第五代”導演在內的年輕一代的北京電影學院學子。藝術形式和語言的探索是寶貴的，是值得鼓勵的。但是千萬不要陷入“為形式而形式”這樣一種表面的技術主義路線上。而應當以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內容為主導，來尋找最恰當的藝術形式的表達，而不能本末倒置。這一點其實對于我們今天學校藝術人才的培育，依然具有令人警醒的啟示意義，這一點我們也將永遠銘記。

第三點，夏公對于電影事業和電影文化建設的重要貢獻。

夏公對中國電影事業的推進，實際上不局限于電影藝術的方向道路以及和電影學院發展的相關方面。其實，還有很多電影文化建設當中的獨特貢獻，比如說最早的“二十二大電影明星”的評選。在周總理的提議下，夏公親自組織了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的推選。可以說，“二十二大電影明星”影響了幾代人，直到今天依然深入人心，是新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當中，特別是人民精神文化、藝術生活當中重要的景觀和表征，也是探討中國電影民族化道路的顯性和具象體現。這一評選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包括人物、明星的選擇，考慮的不僅是藝術創作的角度，更多是整體國家文化建構的角度——既體現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同時又對新中國的文化建設，特別是電影文化的建構，具有一種導向性的重要作用。所有的入選明星，都是人品、作品俱佳，德藝雙馨，他們的藝術功力、個人風范和對社會的影響，至今依然是一種豐碑和標桿。我想這種高度和標準離不開夏公的把關。

此外，夏公不僅是主管電影的原文化部副部長，同時也是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作為這樣一個重要角色，他在推動電影評獎、電影評審，這些產生了重大社會影響的電影文化事件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獨特貢獻。每屆百花獎的推動都有他的重要支持，乃至后來金雞獎的設立也是他首創的。除此之外，一系列電影機構的建立、電影理論學術的展開，他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設計、推動和安排。中國藝術研究院（原文化藝術研究院）影視研究所電影史論的研究，也都得到了夏公的重要支持。

我作為中國高校影視學會現任會長，要特別感謝夏公，沒有夏公就沒有這個學會的成立。在1983年，夏公首先提出了要讓電影走進大學課堂。按照這一理念，他親自倡議要建立專門的學術機構，組織高等院學校開設電影課程，組織高等院校的老師們研究電影，在高等學校當中推動和普及電影，為電影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創造更高端的社會文化土壤。為此他倡導成立中國高等院校電影學會，這個工作就是由當時的北京電影學院院長沈嵩生先生具體承擔和推進的。而夏公也成為我們成立協會之后的首任名譽會長。可以說，他是整個學會得以成立、發展至今的第一推手。今天我們學會成立37年，我們現在隊伍不斷壯大，已經從當時只有北京電影學院、北京廣播學院少數幾所專業院校，發展到今天全國幾百所高校都開設了電影課程。中國電影如今已經擁有了深厚廣泛、高端的文化基礎和文化土壤。中國高校影視學會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而這一切又是得益于夏公親自的倡導和推動。所以中國電影能夠在今天有這樣的發展局面，離不開夏公當年的藍圖繪制，離不開他高瞻遠矚、富于遠見的規劃、設計和推動。

所以在他120歲誕辰之際，我們緬懷夏公、紀念夏公，是為了學習夏公的精神風范，學習他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覺和自信，對于中國電影發展的民族化、大眾化和啟蒙性道路的堅持堅守，學習他在電影藝術探索、創新進程中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學習他腳踏實地同時又富有遠見的情懷與境界。我們一定要學習他的這些精神品格，為中國電影從大國走向強國，不斷地作出我們新的更大的貢獻。

(本文系作者提交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第28期影視大講堂——“紀念夏衍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