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回溯世界電影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早期膠片時代，電影人對于一些當時技術難以企及、難以實現的視覺效果的處理，主要依賴于攝影機的停機—變景—開機等，一些非常規的技術手段和膠片在洗印環節的一些技術處理，以及大量實體特效技術的運用等等方式。據相關史料記載：

“一百多年前當電影還處在使用活動放映機階段，一部名為《蘇格蘭女王瑪麗之死刑》的短片曾令觀眾屏氣揪心。這部短片于1895年8月28日在愛迪生的新澤西州桔市制片廠拍攝的，當時的廣告稱其為‘歷史性的戲劇表演’。那時觀眾對電影攝影的性能尚知之甚少，只能對酷似正法的場面驚嘆不已，享受小孔成像的娛樂效果。這個最早的幻象是愛福利德·克拉克創造的，或許可以說他就是我們今天所稱謂的視覺特技這一電影工業分支的創始人。當拍攝這場戲時，克拉克在斷頭斧就要落地之前突然停止拍攝，扮演女王的女演員迅速跑出鏡頭范圍，其他演員靜止不動，當道具替身放在女演員原來的位置上后，攝影機重新啟動，虛構的死刑于是完成，膠片沖洗后，再剪去幾格，動作就顯得連貫了。”

這也即意味著，自電影誕生開始，人們就并不滿足于那種被動的“再現”與“記錄”，而是積極尋求一種技術支持，以試圖更好地講述故事，更有效地提升電影再現事件的表現力和手段，并且，這種表現力的思維邏輯前提即是文學性的。某種意義而言，電影的文學性特征，始終是構成膠片時代電影敘事的一個結構性要素。甚至可以說，文學性是數字技術革命之前，人類觀看世界、理解世界與描述世界的一種重要的思維路徑，一種文本建構的邏輯前提。并且，這一思維路徑及其邏輯范式，也在根本上型構了人們運用影像進行視覺交流的一種話語方式。

與文學作品所不同的是，電影的文學性往往體現為一種影像文本的建構邏輯，以及所選擇的視覺方案與影像的修辭策略。但是，自上世紀80年代，伴隨著數字技術開始全面滲透進社會文化生活與電影制作領域，以及視覺文化的迅速崛起，人們對以文學性為核心所構建起的這個世界的可見性開始產生質疑，于是，可見與不可見，看與被看，以及社會建制如何塑造了我們的觀看方式等等，諸如此類與視覺性相關的問題，便成為當代人文哲學所思考的一個重要命題，并且，人文哲學的思考也直接對當代電影的敘事表達產生了深刻影響。與此同時，數字技術的迅速發展，使得整個世界都處于被數字視覺化的進程之中。這其中，數字技術描述世界萬物的一種重要方式即是數學模型。也即是說，數字視覺化的背后所隱含著的實際上是一種數學規律。正如愛因斯坦所言：“純數學使我們能夠發現概念和聯系這些概念的規律，這些概念和規律給了我們理解自然現象的鑰匙。”事實上，無論是文學語言、數學語言還是影像語言，實際上都是信息的載體，但并不是信息本身。并且，無論是文學小說，還是電影戲劇，這些藝術門類在敘事的信息建構層面，潛移默化之中所遵循著的即是一種信息論的規律，“而信息論的基礎就是數學。如果往更遠看，我們自然語言和文字的起源背后都受著數學規律的支配”。這也即是說，當我們在抽象地談論電影文學性的同時，往往在“可見性”層面，所忽視和所遮蔽的，恰恰是文學性背后的數學規律及其支配性作用的存在。

在當下數字技術時代，原本隱匿在文學語言背后的數學規律，正在以一種技術的表征方式，開始圍繞視覺性建構起它再現世界、表現世界，甚至是建構世界的一種運作機制。進而，這一視覺性的運作機制，正在從根本上型塑著人們如何觀看世界、如何描述世界，以及如何與他人進行交流的新的影像話語方式。這其中，技術手段的創新與運用始終是圍繞敘事的需要，圍繞信息論的規律而展開的。正如巴斯庫姆（Buscombe）所指出的：“技術變化要取得成功必須能夠滿足某種特定的需求。”正是基于此，當下最為主流的觀點認為：電影的產業建制是以內容生產為主體的構成形態。也即是說，內容生產決定了電影產業的整體競爭力。因此，內容需求驅動技術創新，可以說是不言自明的問題。并且，電影產品的內容因素對市場收益的影響，也使這一觀點顯而易見的獲得了一定的合法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就當下中國電影的現狀而言，對“內容”的片面與單一化強調，以及過度狹義的認知和理解，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競爭力匱乏的現實。這其中，文學性背后所缺失的數學規律及其科學精神，往往是一個被忽視的重要問題。

事實上，決定內容生產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文本中的科學性與可實現性的技術因素可以說是數字技術革命之前，困擾電影內容生產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沒有當代科學發展對人類觀念的沖擊，沒有基于太空科技與生物基因的認知和理解，沒有當代數字技術的支持，無論是盧卡斯的《星球大戰》，還是斯皮爾伯格的《外星人E·T》《侏羅紀公園》，以及之后的《阿凡達》等等，或許只能停留在創作者的想象與手繪分鏡頭之中。作為一種需要通過現代科技手段得以實現的藝術形式，自電影誕生開始，技術的變革、演進作為一種結構性要素，一種不可見的內驅力，始終是電影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問題。尤其是在當下電影已然開始進入到虛擬化制作時代，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無論是對于電影的題材、類型的選擇，還是新的美學范式與表意機制的形成，較之以往，都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從創作的角度而言，一般技術創新的初衷都是為了更好講述故事，提升再現事件的表現力。但是，伴隨著技術的深入開掘與不斷成熟，技術手段中所蘊含著的基于數學規律的語言性特征，逐漸顯現出其強大的創造力，開始反哺到創作的藝術想象與內容生產之中，甚至構成影像意義表達的重要因素。早期膠片電影時代，淡入淡出與疊化等技術手段的出現，更多只是服務于鏡頭間的順暢銜接，但是之后諸如此類的技術手段，在創作者“有意而為之”的創造性運作的過程中，逐漸構成了一種有關空間與時間的獨特表達式，諸如此類，在電影發展的歷史上不乏其例。這即意味著，通過創造性的運用技術手段，能夠有效使之轉化為美學表達與內容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形成為一種影像慣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