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那還是讀大學的時候，在很多著名作家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一個刊物，名叫《山花》。他們談及自己的文章又發表在了《山花》上邊，有一種不言而喻的喜悅。我想，看來若是要當作家，是必須在《山花》上發表文章了。我在圖書館里找到了《山花》雜志，原來是在貴州的貴陽，貴州是盛產美酒的地方。雜志的封三，還的確看到了茅臺酒，其作為資助方應該對雜志的出版幫助很大，而且在扉頁的醒目地帶宣告：會將雜志寄往全球一百家著名大學的圖書館。企業做文化慈善，這是我見過最實在的。

能讓茅臺如此甘心付出，《山花》必須得有過硬的品質。沒有哪個中國人不知道茅臺是中國的好酒，但是知道《山花》是中國最好的文學期刊之一的人，并不能算多。因此，這其中的辯證關系，并不僅僅是廣告學，而是說明了經濟活動與文學精神之間的深層關系。換句話說，這說明了人的存在終究不能停止在經濟活動的層面，而必須向以文學為代表的精神世界進行超越。沒有這種超越的經濟活動，人類看上去將和叢林當中匆匆忙忙的螞蟻沒有什么區別。

我閱讀了《山花》雜志，也閱讀了其他很多的文學雜志，這樣一來，《山花》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愈加分明了。最讓我傾心的其實是它散發出來的一種活躍性，這種活躍性是有些抽象的，但是又具體到雜志中的文章氣息，那些文章和作品似乎總是在表達或呈現一種跟時代緊密膠著的東西。再加上頁眉和插頁中的當代前衛藝術作品展示，讓文學得以跟一個更大的藝術語境進行碰撞。

大學畢業后，在社會上跌跌撞撞，在單位里也感到了那種無可名狀的束縛。尤其是在遭遇單位的打卡要求之后，那種感受達到了極致，也產生了寫一篇小說的靈感。如果一個人沒有指紋，該怎么辦？按照這個構想，寫出了一個中篇小說。我自己很喜歡這篇小說，不在于這是一篇完美的小說，而在于它寄寓了我的心情與思考。

在這里，我不妨簡述一下這個小說：“我”因為天生沒有指紋，在指紋識別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管理個人的一種精密技術的今天，遇到了單位用指紋識別考勤、買房按手印、買車裝指紋鎖等各種麻煩。指紋識別儀越來越先進，越來越普及，而“我”的自由卻越來越少。“我”不但不能開車，而且也回不了裝上了指紋鎖的家，原本，“我”靠盜取朋友的指紋秘密生活著，但是由于朋友的犯罪，使“我”也面臨著牢獄之災。“我”走上了逃亡的道路，并且不乏暴力地設想：砍掉自己的手指得了。

這篇名為《沒有指紋的人》的小說，發表在了《山花》雜志2011年第11期的頭題。從那以后，我正式成為了《山花》的作者。當時，負責這篇稿子的是冉正萬老師，他也是很優秀的小說家，他對我大加鼓勵，并讓我把好稿子以后都給《山花》，他說的一句話我至今還印象深刻：“多在《山花》發表好作品，足以讓一個青年作家成為全國名家。”這是一個編輯對于自己為之投注心血的刊物的巨大信念。他這樣說的時候，他也在暗示，《山花》對于文學的評判尺度，跟《人民文學》《十月》《收獲》等名刊是一樣嚴苛的。

一個在貴陽的刊物，便帶著這樣的雄心壯志在做文學事業。行內的人都知道，這要比那些得天獨厚的歷史名刊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獲得差不多的影響力。《山花》在堅持。他們也想對自己的作者更好一些。那幾年，國內其他刊物的稿費還沒漲起來，《山花》便開始想辦法，找企業贊助。在雜志的稿費之外，還能得到一家公司的額外獎勵稿費。冉正萬老師一次跟我說，能不能幫個忙，代表《山花》的作者給那家公司寫封感謝信。確實，那家公司的贊助完全是出自文學的公益，在雜志上連宣傳版面也沒有。我便寫了一封感謝信，表達了對他們的敬意。不知道我的信是否慰藉過他們對于文學的愛護之心？可惜的是，后來那家公司效益不好，也顧不上文學了。時過境遷，我連那家公司的全稱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其中有“城鄉”二字，帶給人一種很樸實的善意。

《山花》的老主編何銳是個文學界都知道的傳奇人物，他的執拗和倔強讓《山花》在早期發展階段克服了種種困境，每次聽朋友說起何銳老先生的故事，都有種笑中含淚的感受。在我開始在《山花》發表作品之際，他老人家已經退休了。但是，他沒有從文學的事業中退休。他開始編書，我的作品有幸被他收入幾次，文選的先鋒與新銳一直秉持著《山花》的風格。跟傳說中的一樣，他的口音讓人不能完全聽懂，但大意都是明白的，都是跟文學、跟作品有關的，還會囑咐你寫相應的文論。

那一年，我參加《十月》的活動，去貴州的一個地方，來回都會經過貴陽。何銳老師得知這個事情，便和編輯部同仁一起設宴招待我們這些當時還很年輕的作家。我也是有幸見到了傳說中的何銳老先生。他是個樸實、可愛、幽默的老頭兒。在宴席上，他的話倒是不多，但能感受他的心情是踏實的，因而我們的心情也是踏實的。有他這樣的老先生在，我們知道文學的標準和尺度在那里，心底是一點兒也不敢懈怠。在返回廣州的宴席上，我們被反復挽留，持續享用美酒，然后，我們以瘋狂的速度趕往機場。印象中批評家、作家李云雷兄飛往北京的飛機比我晚五分鐘，可機場工作人員讓他順利進去了，只把我攔住了，說飛往廣州的航班已經停止檢票了。短短五分鐘，有時候便是這樣天差地別的待遇。我居然誤機了，人生中第一次。但我一點也不后悔。尤其是現在想起來的時候，因為，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何銳老先生。2019年3月，老先生離開了這個世界。

《山花》現在的主編李寂蕩先生是位詩人，我感覺他身上有種將詩與生活統攝在一起的氣質，仿佛隨身攜帶著詩歌的傳統。有一年，廣東作協請他來給青年作家上課，他來了，話也不多，蓄著恰到好處的胡子。他走在廣東的空間里，但他依然攜帶著那個秘密的詩歌空間， 那仿佛是一個在夜晚圍著火爐談論生命的空間。我讀過他寫的擁有那種詩意的詩行。我想，這也是《山花》這本雜志的重要密碼之一，那就是詩意。《山花》的先鋒精神從來都沒有遠離詩意的發現，這才讓文學的探索永遠都是在美學的觀照之中，而不是走上了別的不屬于文學的道路。

借助《山花》，我還結識了很多的年輕同行。比如李晁，每次活動遇見了，都感到很親切，仿佛是經歷了許多共同歲月的老朋友。隨著時間的流逝，也確實成了這樣的老朋友。他作為湖南人，完全就是被《山花》的那種純粹的文學精神所“俘虜”了，沒錯，是“俘虜”，而不是“吸引”，從而在一個原本對他來說極為陌生的地方扎下根來，并開花結果。《山花》的精神不僅會滲透進他的寫作中，一定也會滲透進他的內在生命。他對于寫作和文學也變得越來越鄭重。我看他在訪談中也提到，要擺脫少年氣，要有“一刀見血”的力度。這都是一個作家走向豐盈的標志。還有鄭瞳兄，曾經來江門和廣東的作家一起參加活動，談論文學與世界，嬉笑怒罵，大家相處得十分融洽和愉悅，他身上的幽默與溫雅至今仍在廣東文壇傳頌。

有時看著書架上的《山花》樣刊，我會生出一種奇怪的感覺來：隨著時間的流逝，我似乎已經比它年長了。這樣的感覺盡管只是莫名的一瞬，然后就消失于漫漫長夜，但已經夠讓我驚恐的了。凝視著《山花》，寫下這些文字，是因為《山花》在今年七十周歲了。孔子說，七十歲的樣子就是隨心所欲不逾矩。這似乎正是對《山花》的一種評價，尤其是“隨心所欲”四個字，其中的“心”讓我回到二十年前自己的心間。《山花》在我的心中依然是那么年輕，它的七十年是毫無暮氣的七十年，而我作為它的作者，最為警惕的也許就是人身上隨著塵埃郁積而產生的暮氣。也就是說，成為它的作者不是一種完成時態，而是一種進行時態。甚至說，未必它還能接受你的文章，你就屬于它的理想作者了。當我們總是提理想讀者之際，我們是否放松了對理想作者的那種希冀？如果沒有了理想作者，那么作者該如何面對那些理想讀者呢？

《山花》，最質樸的命名，說實話，不能令人矚目。而如今在城市中，那些自然生長的花朵何處去尋？那些與人類的塑造無關的，自由開滅的花朵。于是，只能走向連綿廣袤的大山野地，去找到一束讓自己驚艷的花朵。那山花與你原本毫無關系，但當你看見它，并被它那燦爛的顏色照亮瞳孔的時候，你才知道，你和它的關系勝過你所想攥取的那一切。

王威廉，先后就讀于中山大學物理系、人類學系、中文系，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團成員，廣東省小說創作委員會副主任。著有長篇小說《獲救者》，小說集《內臉》《非法入住》《聽鹽生長的聲音》《倒立生活》等。曾獲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文學獎、十月文學獎、花城文學獎、茅盾文學新人獎、華語科幻文學大賽金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