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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莊子》內篇的經典性

對于《莊子》內七篇，我們究竟應該以什么樣的態度來解讀，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能否將《莊子》內篇看作一個結構嚴謹的完整作品，對于我們研究的深細程度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王叔岷先生以為應“破除內、外、雜篇觀念”，因為“今傳《莊子》內、外、雜篇之區畫，乃定于郭象。內篇未必盡可信，外篇及雜篇未必盡可疑也”。而王叔岷藉以論定內、外、雜篇的區分出于郭象之私意的根據，卻大都經不起推敲。劉笑敢教授在《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辯駁。根據劉笑敢的考證，內篇早于外、雜篇，而且“與外雜篇相錯亂的情況并不嚴重”。鐘泰先生以為“外、雜篇有可疑，而內七篇則無可疑；外、雜篇有非莊子自作，而內七篇則非莊子莫能為”：

郭氏與司馬異同，今不可知，然有須辯者。世人以為司馬彪所注即《漢書?藝文志》五十二篇之舊，則未然也。據《釋文》所列，彪本合內外雜篇亦只四十有九，外解說三，與為音三卷同，自是彪所自為，安得以是三篇充五十二篇之數哉？蓋五十二篇者，其中實多巧雜竄入，即司馬氏亦有并合刪削者矣。今各本皆佚，惟郭本獨傳，則欲上窮莊叟之蘊，固非郭本莫由，若其中義有未醇、辭或過當，大抵漆園門下之文，附之以傳者，以內七篇宗旨印之，何取何舍，必無差失。《釋文?序錄》有云：“內篇眾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無雜。”是則外雜之篇，或有爭議，若內七篇，則眾所同是，更無可疑，故讀三十三篇，以七篇為本經，而以余二十六篇為羽翼，是乃不可易之準則。

鐘泰、劉笑敢二位先生的觀點基本上是允當的，但《莊子》內七篇的完整性還是有進一步深入討論的必要，從而在更強有力的基礎上得到證實。

王夫之認為“外篇文義雖相屬，而多浮蔓卑隘之說；雜篇言雖不純，而微至之語，較能發內篇未發之旨”。船山所見皆出于對《莊子》文理思致的體會，并沒有可靠的依據，但大哲學家的洞見，往往有默會心契處。細考雜篇中某些片斷的章節，可以對內七篇的成篇情況有更切實的把握。

《莊子》雜篇《徐無鬼》中，有一則南伯子綦與顏成子的對話：

南伯子綦隱幾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睹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遠矣！”

這則對話的開頭與《齊物論》首章基本一致，只有“南郭子綦”作“南伯子綦”、“顏成子游”作“顏成子”、“槁木”作“槁骸”等幾處細微的差異。從“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這樣的論述看，也符合《齊物論》的思維方式和行文風格。這應該不是后世學莊者的仿作，如《秋水篇》之于《逍遙游》。仿作應該只保留人物關系，而不應該是完全相同的情節。這則對話很可能是《莊子》內七篇未成篇時的片斷寫作，處于過渡形態或草稿形態的作品。

與此相類但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寓言》篇的“眾罔兩問于景曰”一章：

眾罔兩問于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發；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這一章與《齊物論》“罔兩問景”章基本相同。兩章中的對話關系、基本語詞、核心概念和思想內涵，幾乎完全一致。但相較而言，《齊物論》“罔兩問景”章更簡明凝練，行文也更順暢。《寓言》篇這一章應該是未定稿的殘篇，是《齊物論》“罔兩問景”章成篇前的形態。《庚桑楚》篇“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至“是蜩與學鳩同于同也”一節，值得引起特別的重視。這一節在文辭和思想上與內篇多有重疊：“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其中的“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與《齊物論》“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相合，“天鈞”一詞亦見于《齊物論》；“道通，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與《齊物論》“恢恑憰怪，道通為一”一段基本一致；“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學鳩同于同也”，其中的“蜩與學鳩”亦見于《逍遙游》。這一節中更值得留意的是下面這段話：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

這段話把《齊物論》和《大宗師》的兩段重要論述結合起來了。在這段文字中，論述者以第一人稱出場：“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根據我們前面對莊子本人在內七篇當中的出場方式的分析，這一節以第一人稱“吾”闡發的論說恰與在《大宗師》的故事中作為莊子本人的投射人物（即“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章中的人物）的論說相同。由此可以推知，這一節應為莊子本人所作。鐘泰認為《庚桑楚》篇自“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以下，“皆莊子之言”。王夫之對《庚桑楚》篇亦有極高評價：“此篇之旨，籠罩極大，《齊物論》所謂‘休之以天均’也。……莊子之旨，于此篇而盡揭以示人：所謂‘忘小大之辨’者此也，所謂‘照之以天’者此也，所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也，所謂‘自其同’者此也，所謂‘目無全牛’者此也，所謂‘知天之所為’者此也，所謂‘未始出吾宗’者此也。”上述議論雖亦有辨析未精之處，但都看到了此節之深蘊有非莊子不能為者。

錢穆在此節末尾的注釋中，引用了葉國慶《莊子研究》中的論斷：“‘蜩與學鳩’句，暗用逍遙游篇，亦后學者所作。”應該也代表了錢穆的看法。這一見解看似合理，實則不然。從“是蜩與學鳩同于同也”這句話，最多只能得出這一節的寫作是在《逍遙游》首章的主體部分完成之后的結論，而不能據此斷言其為后人所作。“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一節，既有《齊物論》和《大宗師》的重要思想，也有傳世本《莊子》內篇所沒有的精深論述：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圣人藏乎是。

這一段論述中的關鍵詞“無有”與下文的“其次曰始無有”“以無有為首”一貫，思理、辭氣和語脈無隔斷滯澀處，應該是某種完整的思考和寫作過程的產物。與《齊物論》和《大宗師》當中的思想相比，最顯著的不同是其中關于時間（“宙”）和空間（“宇”）的哲學闡釋。從整段的思想展開看，對時間和空間的哲學探索是理解有無和生死的樞紐，但論述的重心卻并不在此。如果是后世學莊者試圖在《齊物論》和《大宗師》的基礎上展開對時間和空間的討論，其關注點就不應該是有無、生死和“移是”的問題。一個文本的核心思想和關注重心與其他文本相同，而其思理展開的關鍵環節又有其他文本所沒有的重要概念和闡發，這應該是該文本出現得更早的特征，而不應作相反的理解。換言之，《庚桑楚》篇“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一節應該是《齊物論》《大宗師》還遠未成形時的某個過渡性的草稿。這一節完成之前，《逍遙游》首章的故事應該已經寫出了，但無法確定是否就是傳世本的形態。至于何以在更成熟的《齊物論》《大宗師》里反而沒有了關于時間和空間的思考，最大的可能是莊子有了關于有無、生死的更根本的理解。

通過上面三則對《莊子》草稿殘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莊子》內七篇并不是在短時間內一次性完成的，在最終的定稿前應該有很長時間的嘗試性思考和寫作。這些草稿形態的文本大都散佚了，只有個別片斷被收入到外、雜篇中。這反過來也向我們表明：《莊子》內篇無論在寫作還是編纂上都經過了審慎周詳的考慮。

《莊子》內七篇的完整性可以從概念和主題的一致性和連貫性得到印證。《逍遙游》首章“若乎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其中的三個動詞“乘”“御”“游”貫穿《莊子》內篇始終：《逍遙游》“肩吾問于連叔”章的“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齊物論》“齧缺問乎王倪”章的“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應帝王》“天根游于殷陽”章的“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養生主》“老聃死”章的“古者謂是帝之懸解”與《德充符》“魯有兀者叔山無趾”章的“解其桎梏”，都與老聃有關。而《大宗師》“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章的“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則提示出莊子與老子的思想關聯。《大宗師》“齧缺問乎王倪”章的對話主題，在《應帝王》里被概括為“齧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內七篇中相對獨立的各章之間的關聯，也有精心安排的痕跡。比如，《德充符》“魯有兀者叔山無趾”章中的孔子說到了“而況全德之人乎”，接下來的“魯哀公問于仲尼”章里孔子也講“而況全德之人乎”，兩處所講的“全德之人”雖皆出于孔子之口，但內涵卻是完全相反的。而“全德之人”正是篇題“德充符”的題旨所在。又，《應帝王》“陽子居見老聃”章結尾講“明王”“立乎不測，而游于無有者也”，接下來的“鄭有神巫曰季咸”章就具體地呈示出何謂“立乎不測，而游于無有”。

《莊子》內七篇各篇標題與篇中內容關聯密切，而且篇題的關鍵詞大都直接出現在各篇的敘說中：《逍遙游》的“游”字出現在首章結尾，“逍遙”二字見于末章；《養生主》的“養生”二字見第二章；《人間世》的“世”字在末尾的“孔子適楚”章；《德充符》篇中雖無明確的“德充”的字樣，但其第三章、第四章論及“全德之人”，亦與篇題相照應；《大宗師》“意而子見許由”章有“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一段，暗含了“大宗即師”的題義；《應帝王》篇的關注重心雖然并不全在于治理，但其首章的“有虞氏”和“泰氏”皆古之帝王，第二、三、四章論圣人或明王之治，最后以“南海之帝”“北海之帝”和“中央之帝”作結，內容與篇題之間完全呼應。內七篇中，只有《齊物論》的篇題沒有直接出現于篇章之內，但從其中“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之類的論述看，其思想宗旨在于論明“齊物”，是確定無疑的。

綜合上面的文本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其一，《莊子》內篇在成篇之前，是有探索性的思考和寫作的，其間形成的草稿形態的文本片斷有一部分還保留在《莊子》外、雜篇當中；其二，通過部分草稿殘篇與傳世本內七篇文本的對比，可以明顯看出后者是修訂后的作品，由此可以推知傳世本《莊子》內七篇是在之前的各種草稿的基礎上修訂、結集而成的；其三，《莊子》內七篇主題和語詞的連貫、篇題與內容的呼應，以及篇內各章刻意安排的痕跡，無不向我們表明這一作品的完成性和整體性。作為完成態經典的《莊子》內七篇，只有更為深入細致的文本解讀才有可能引領我們窺見其思理的深蘊。

（本文節選自楊立華教授新著《莊子哲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