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們今天認為依然有效的文學批評是和五四新文學所確立的文學概念以及文學制度相配套的。五四新文學是以精英啟蒙大眾的審美差序想象性建構出來的，因此，不僅是文學的定義、經典的確立，甚至是整個的文學生產流程都控制在編輯、出版人、作家、批評家以及文學教師等少數人手中。上世紀30年代編輯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是這個群體通力合作的結果，也是一直到現在我們討論“現代文學”的原點。在這個群體中，專業批評家享有絕對的權威性，而且編輯、出版人、作家以及文學教師往往也兼具批評家的身份。還可提及的是，在這里，批評家既是審美批評的創造者，也是社會批評、文明批評的行動者。

最遲到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網絡文學閱讀空間開疆拓土，傳統文學批評的影響力已經縮水到以文學期刊和少數的文學圖書出版為中心的發表、出版、選本、評獎、排榜、文學史寫作以及學校文學教育等等。如果最新數據統計的4.7億網絡文學讀者是可靠的，這部分讀者的日常文學生活和傳統文學批評的關聯度已經很低。

20世紀90年代文學的市場化慢慢發育壯大，文學的消費屬性的合法性確立，國民的大眾審美欲求被激活和釋放出來，而隨著互聯網的到場且技術迭代越來越容易被大眾掌握，文學的生產和消費主力轉移到網絡空間，2003年前后，資本強勢入場，定義并掌控“網絡文學”，這不僅僅改寫著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也對文學批評的功能和有效性帶來新的挑戰，很少有專業的批評能對網絡文學活動發生作用。如何在新的文學生態和國民審美空間想象和再造文學批評，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因此，我們常常說文學批評的缺席和失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批評場域變得越來越復雜。

在網絡交際語境下的文學生產，文學的創作、發表與批評同時到場。表面上看，普通讀者在網絡上進行的文學批評活動相當活躍。文化學者德賽都將積極的閱讀形容為“盜獵”，掠走那些對讀者有用或有愉悅的東西，而讀者和作者的關系是一種爭奪文本所有權和意義控制的持續斗爭。在新媒體時代背景下，這種“斗爭”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如亨利·詹姆斯在《昆汀·塔倫蒂諾的星球大戰——數碼電影、媒介融合和參與性文化》中所說，“新媒介技術使普通公民也能參與媒介內容的存檔、評論、挪用、轉換和再傳播。參與性文化指的就是在這種環境中浮現出的消費主義的新樣式。”“這些新技術不僅改變了媒介生產和消費的方式，還幫助打破了進入媒介市場的壁壘。”

不僅是普通公民的參與，理論上不同的文學觀點以及交鋒隨時可以發生，不同風格、趣味的文學實踐也可能自由地生長。從技術層面，無論是私人博客、微博、微信，還是專業文學網站、讀書頻道以及京東、當當等圖書電商都為閱讀者預留了發布批評、表達看法的功能區。在這些功能區，不僅可以“點贊”，也可以發表或長或短的批評文字。網絡使得普通讀者參與文學生產成為可能。不過理論是一回事，現實往往是另外一回事。由于，在互聯網為全體國民寫作和選擇閱讀內容賦權之前，我們的審美教育系統不健全和國民審美普遍偏低的現實，直接導致發生在網絡的文學批評約等于可以促進迅速變現的市場營銷，不要說更開闊的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批評審美判斷的內核也被掏空。

一定意義上，我們正處于賦權之后批評被濫用的文學時代。上世紀末崛起的網絡文學配套文學批評制度，以粗糙乃至粗暴的打賞、打分、給星等的不講道理代替了批評應該基于審美鑒賞下判斷的講道理。資本成為強勢的力量以IP的市值取代審美定義文學的經典性，當下許多所謂的大IP其實審美品質并不像IP利益共同體所鼓吹的那樣。相關地，他們往往祭起讀者或者觀眾的利器，挾讀者倒逼整個文學制度的認可。讀者，尤其是粉絲讀者以一人一票的人海戰術，耗散有效的文學批評，這一點在豆瓣上尤其明顯。讀者為中心的價值被片面夸大，忽然產生對讀者審美構成和審美水平的質疑。應該重申，從中國國民審美構成的現實來看，受眾多寡并不能完全論衡審美的高下。

在傳統文學批評領域同樣出現了批評即營銷的風潮，或者說慣性。操盤營銷軟文的往往是大眾傳媒制榜的專業書評人、職業批評家，這些軟文往往由作家的創作談、對談和貌似專業的文學批評組團出現，覆蓋公號、自媒體以及專業大眾傳媒平臺全媒體，有的甚至動用頂流的網紅加持，其目的是短時間讓受眾接受。如此，各種刺激讀者購買欲的言說和闡釋成為脫離作者文本的第一文學現場。

如果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前，我們還把傳統文學批評到達網絡現場作為一個問題來討論?，F在的事實是，很少有不介入網絡的作家和批評家。批評家到場何為是我們今天要追問的問題。有的問題似乎是不證自明的。比如何為批評家？我留意批評家談批評的那些文字，幾乎沒有人不意識到批評家的知識結構、精神構成、眼光視野以及批評家在他們所處時代的職責，但到了具體的批評實踐，也正是書評人和批評家們在合力助推批評即營銷即點贊，助推批評的濫用。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談論批評的專業門檻不能簡單地置換成能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

再有，關于批評家的到場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到達文學生產的一線，比如參與期刊的編輯、選題的策劃，乃至大的策展意義的文學活動。這個到場被認為是矯正當下文學批評的過度學院化的正途。事實上，當下批評家集中在大學恰恰是重要的文學現場。文學生態包括批評生態的健全與否以及國民審美素養高低如何，聯系著的恰恰是文學教育。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話說，大學中文系不是培養作家的，但大學中文系或者文學院天生地應該培養有敏銳和優秀的審美鑒賞能力的國民，這關乎國民的文學啟蒙教育。不只是中文系和文學院，國民審美教育應該是整個大學教育制度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緣此，文學批評的到場是到文學生產各環節的現場，我認為當務之急是下沉到國民文學教育的現場。批評家不只是論文生產機器，而應該是審美發現者和聲援者，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當然，批評家到場不能僅依賴批評家的自覺和慈善式的參與，而且需要基于國民文學審美現狀充分地田野調查的制度設計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