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中國扶貧故事的方式 ——以《故園的呼喚》為例
近年來,網絡文學在加強現實題材創作,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無論是作品數量還是質量,都有了極大提升。“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中國當下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通過精準扶貧、脫貧攻堅等系列舉措消除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100年的奮斗目標。在此背景下,表現精準扶貧的網絡小說《故園的呼喚》從眾多網絡小說中脫穎而出,得到了中國作協的重點關注。作家仇若涵的這部作品,講述了一個在上海當公務員的高才生被調往貧困村做“第一書記”,由開始的“水土不服”、一心想逃離成長為有責任、有擔當的基層干部,并帶領村民脫貧致富的故事。《故園的呼喚》以客觀真實的現實主義品格、飽含人文關懷的人物塑造、積極正面的價值引領表現出獨特的文學品質。同時,該小說在功能上、題材上、敘事上對網絡文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故園的呼喚》從主客觀兩個層面表現了扶貧任務的艱巨。首先從客體的角度真實再現了農村的現實困境。作者從主人公周飛揚的視角出發,以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現了白云村的落后局面:村委會的廁所是大水缸上擱了兩塊木板,寢室里住滿了臭蟲、蒼蠅、老鼠……作者的描寫具有濃重的煙火氣,通過村民生火做飯的方式以及售賣假冒偽劣食品等細節來描寫貧窮落后,讓人感到真實可信。如果說惡劣的自然條件、交通不便、資源匱乏,這種天生的劣勢為扶貧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那么在主觀層面上,城鄉人民彼此間的心理偏見和農民對扶貧工作的質疑,更是增加了工作開展的難度。“被迫”下鄉的周飛揚最初把扶貧工作當成負擔并總是心猿意馬,沒有真心服務群眾。作者通過對周飛揚心理的刻畫,以此為典型展開反思,并發出了警示:不破除農民對扶貧干部不信任的思想壁壘,不提升扶貧干部的意志品質,扶貧工作就難以取得真正的成功。
同時,如果任由貧困“自由生長”,會產生更為嚴重的后果:年輕人紛紛外出謀生,村落里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殘,年齡兩極化、教育空心化特別是文化衰落等問題也會隨之而來,并形成惡性循環。作者以嚴肅警覺的態度、客觀真實的現實主義筆法表現了扶貧工作的必要性、緊迫性、艱巨性。
《故園的呼喚》以高度的人文關懷、包容的情感態度塑造了扶貧干部周飛揚、支教教師初夏等人物群像。小說人物的成長過程真實、踏實。作者將人物放置于當下的現實環境里,充分考慮人物的成長背景,在典型環境里刻畫典型人物。例如,周飛揚通過“學習強國”軟件答題,每天通過微信打卡、匯報扶貧工作,使用“奧利給”等網絡語言聊天,這些具有時代氣息的敘事元素增強了小說的“代入感”;而白云村村民在說話時使用的湖北方言,也充滿了原汁原味的鄉土氣息。在塑造人物的具體方式上,作者非常善于設置對照組,表現個體前后的思想改變及人與人對待同一事物的不同態度。周飛揚的成長無疑最具有代表性,他由一個不能吃苦的“媽寶男”轉變為有氣魄、有擔當的基層干部;周飛揚前后交的兩個女朋友馬娜和初夏對待扶貧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認為扶貧與己無關,后者則身體力行,從北大畢業后毅然回鄉支教。通過對比,人物形象更加飽滿,下鄉扶貧作為成長磨刀石的功能也充分體現出來。作者是帶著人性的溫度塑造人物的,既能包容周飛揚、趙商祺等青年人身上的缺點,又能在對農村二流子趙二狗等特殊群體批判之余給予同情。
作為一部現實題材的網絡小說,《故園的呼喚》通過人物成長結構小說,但與玄幻、仙俠、歷史架空等作品中人物的成長套路明顯不同。這些幻想類小說中的主人公通過形式多樣的“金手指”,打怪升級、飆升功力、加官進爵、開疆拓土,這種寫作模式雖然給讀者帶來了“爽點”,但畢竟是建立在虛幻基礎上的想象性滿足。《故園的呼喚》的主人公不是“瑪麗蘇”、“杰克蘇”,他通過“出現問題——解決問題——思想提升”的途徑實現漸進式成長,雖然讀者不那么“過癮”,但真實沉重、踏實動人。
《故園的呼喚》以積極正面的嚴肅態度重塑了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即只有把個人的夢想同國家民族聯系在一起時,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個體的人生也才更有意義。《故園的呼喚》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它不是“時代的傳聲筒”,也不是政策宣傳的“復讀機”,它講述了一個生動感人的中國扶貧故事,孕育著強烈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情感。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沒有塑造一個脫離現實、理想化的扶貧英雄,而是從反面呈現出人的自私天性,并以此觀照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心理結構。此外,小說高度肯定了實踐的重要意義,實踐鍛煉人、改變人,是脫貧攻堅、實現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徑。在此基礎上,小說還否定了“喪文化”、“佛系青年”等消極的價值取向,它幫助青年群體擺脫了歷史虛無感,強化了責任意識;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個體與集體間的對峙局面,不再是為自我放棄集體,也不是為集體犧牲自我,而是找到了集體與個體間的“最大公約數”。可以說,網絡小說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起重塑人生價值的重擔,離不開主流意識形態的倡導和網絡作家群體的付出。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現實題材的網絡小說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如把個人命運與改革開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大江東去》,反映山村支教的《關山度明月》,維護國家信息安全的《天下網安:縛蒼龍》《黑客訣》等,它們從不同角度弘揚“正能量”,將網絡文化向積極正面的方向引導。
《故園的呼喚》所具有的獨特性顯示了它區別于一般網絡小說的文學品格,如果將其放置在網絡文學發展的格局里,也能看到它對網絡文學所作的貢獻。
在功能上,《故園的呼喚》打通了文學創作與政策施行之間的聯系,為扶貧工作貢獻了真實可行的參考資料。文藝作品最重要的功能是發現問題、“引起療救的注意”,并不以解決問題見長,《故園的呼喚》卻有著強烈的現實參與熱情,在文字實踐中探討攻克扶貧難題的方法。在費孝通看來,中國鄉土社會的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每個人在土地上能夠自食其力時,和別人的聯系是后起和次要的。只有打破這種以自我為根本的所謂“差序格局”和小農意識,才能改變鄉土中國的貧困局面。小說的主人公不僅實行了修公路、翻蓋學校、搞廁所革命等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舉措,還成立了“白云村高山茶園有限公司”,因勢利導打造茶葉種植產業。顯然,作者是從經濟學、社會學的高度看待扶貧工作的:單純的補貼性外部幫扶并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方法,只有提升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即依靠產業扶貧、開發式扶貧的策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惟其如此鄉村才能夠振興。因此,《故園的呼喚》為現實題材的網絡寫作提供了一種新的向度:網絡小說既可以表現復雜的社會矛盾,也能夠提供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這種擁抱現實的熱情在林海聽濤的網絡小說《我們是冠軍》里也有體現。面對中國足球的發展困境,作者從資本投資、教練選拔、體制改革等多個層面貢獻了解決問題的智慧。可以說,在提倡現實題材創作的大背景下,網絡小說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在題材上,《故園的呼喚》是中國傳統鄉土小說的當代接續,為網絡文學與傳統純文學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中國現代鄉土小說受到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文學先驅們的重視,并在王魯彥、臺靜農等作家的筆下得到了進一步深化。網絡小說以讀者為中心,注重趣味性、娛樂性,要么把敘事重心放在幽眇玄虛的異時空,要么是絢爛多姿的當代都市生活,很少涉足“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鄉土世界,《故園的呼喚》接過現代鄉土寫作的接力棒,深入到中國當代農村的角角落落,大大開拓了網絡寫作的文字版圖。同時,小說在講好故事的同時,沒有局限于“描寫農村現實生活”的表相,而是注重探討貧困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刻畫出“不完美”的扶貧干部,因此實現了網絡小說與嚴肅文學的雅俗共融,提高了網絡小說的藝術品格。
在敘事上,《故園的呼喚》打破了網絡小說個人主義敘事的藩籬,引發讀者對啟蒙、國家民族意識等宏大敘事的思考。翻開中國新文學史,注重表現整體性、宏大性、普遍性,以啟蒙解放、國家民族敘事、階級革命為表現主題的“宏大敘事”曾長期占據文壇主流位置。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前反映土改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三紅一創,青山保林”,都承載著關于國家民族的歷史記憶。《故園的呼喚》把個人的命運與中華民族的扶貧事業緊密相連,其敘事視野、思想格局顯然高出一般的網絡小說。總之,以《故園的呼喚》為代表的網絡小說謳歌祖國、服務大眾、塑造新人,在堅持網絡文學特色的基礎上,實現了與現實題材的有機融合,正不斷將網絡文學朝著主流化、精品化方向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