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流層讀書會：對流層讀書會由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發起，讀書會通常以一部作品為楔子，圍繞某一主題由此放開說去，不限于單一的作品本身。對流層是大氣層的最底層，其中生成的每一陣風、每一滴雨都與大地上的人們息息相關，一如文學。

朱婧的小說與當下有很緊密的貼合。或是不安循規蹈矩的一次出逃，或是美與幻夢的一次找尋，亦或是對現代人存在方式的一種提問和構想。在語言所構建的叢林中游走和尋覓，那有關美與靈的檐滴總是在不經意間落下，像帶有隱喻的啟示，剎那間留下遍布周身的芬芳。

尋找生活的“異類”

曹李馨：你的短篇小說集《譬若檐滴》中，有好幾篇小說都提到了“異類”這個關鍵詞。如《那只狗要去安徽》中“我們是最平凡的人，我們都不是因為勇敢無畏來獲得生活的嘉賞，我們都小心猶豫地生活以避免成為異類”。主人公們似乎害怕成為或努力避免著成為異類，卻又不甘心被社會規訓。您覺得該怎樣理解這樣一種矛盾心理呢？這樣一種心理是否具有代際特征？

朱 婧：我覺得是一個內和外的問題。我們向內的生活里，或多或少有一些個人性的東西，向外的生活又有一套被規范的東西。想到很久之前我寫過的《安第斯山的青蛙》，也會聯想到文珍寫的一系列“廢柴青年”的故事，有篇小說叫《咪咪花生》，這位主人公的生活就具有典型的向內與向外的面向。在向外的生活里，他是一個很標準的白領，能夠很好地處理職場上的事務；但是在他獨處的時候，沒有一點被生活欲望所驅動的熱情。他是異類嗎？事實是，向外時他肯定要符合一般性的規范，他得生存；但向內時，他未必按照一種規則生活。小說里有一個細節講這個年輕人生病發高燒，那段時間他正好在休年假，他就努力吃藥調整，讓自己在假期內痊愈。假期結束了，他的生病狀態真的就結束了。他把這個不正常態——其實生病是一種隱喻——把它控制在內部，不在外部呈現出來。

所以，“異類”不是絕對的。我們呈現給外部世界的樣態，跟內部可能是有偏差的。這種人對于自我的確認，對于主體性的自我提問，在文學作品中被放大了，所以有些問題才成為了問題。我們的文學作品根植于現實內容，所以它可能也有一種所謂的“代際”特征。現在好多人講，年輕人很多時候更容易被規則馴服。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生存壓力在增大。我們會更早地學會跟外部世界建立一種合作，另外一方面，因為每個生命階段占有更多訊息和擁有更多自我發展的空間，我們內部的發展中有了相對豐茂的一種可能。

“他”視角與性別對話

曹李馨：表達符合規范秩序與逃離以尋覓某種真實之間的掙扎，您似乎較為傾向于用男性視角來呈現。為何會選取這樣一種“他”視角？您怎樣看待從另一性別入手來觀察世界的這樣一種敘述角度？

朱 婧：女性作者如果選擇“他”視角，很多時候是為了安全，避免他人因對于小說敘事者的身份和作者社會身份的模糊而產生的聯想。此外，對于女性作者而言，在用“他”時比起用“她”能夠更好地建立一種性別對話。以這樣一種心理建構進入到由女性來書寫的世界，你必須強迫自己利用另外一種性別的視角再去看待一些事情。

顧 今：在您的早期作品中經常會出現類似于男性“引領”女性的關系模式，比如《半轉》中高遠對舒小蠻的學業和情感上的影響、《人生若只如初見》中莊周對“我”的思想境界的打開；近些年的作品中卻常見一些女性“救贖”男性的情節，比如《天使的救濟》《安第斯山的青蛙》等。您是如何看待這樣一種轉變的？您對兩性關系是不是有了新的思考？

朱 婧：我覺得女性在青春成長的時期，她會渴望有不管是學識還是閱歷上更為成熟的、類似于父親的形象，對她產生引導和教養的作用。“救贖”是一個很好的詞。其實這種轉變的理由很簡單，女性成長了，我也成長了。

其實我在寫作的過程中，一直在尋找一種主體的確認。可能這些女性們也是處在確認自己的過程中。她讓自己不再作為在期待和等待中的角色，而是作為一個在某些故事里甚至比男性更能夠去面對現實的角色。比如說在《天使的救濟》里面，這位女性作為一個曾經在一段驚世駭俗的戀情中扮演女主角的人，年輕時承受了很大壓力，去締結一種反世俗的感情和婚姻。但是等她不再年輕之時，當她的丈夫又開始被新鮮的女性所吸引，她不是沒有被傷害和背叛的感受，但是她并沒有選擇憤怒或報復。也許我的立場不對，但我覺得女性有時能更好地理解一些東西。比如說在親密關系中，女性能夠實現對于另外一個生命的理解。她因為這種理解，有能力去愛護其他的人。

《安第斯山的青蛙》也一樣，小仙女的現實生活是非常難的，雖然男主人公“我”一直在期待能跟她重新建立一種新的關系和支持她過一種新的生活，但她已經獻身于這份生活很久了。她有了自己的家庭，雖然與丈夫之間有種種的問題，因為生育問題在家庭關系中變得非常被動，在身體上也出現了一種排拒式的逃避。究竟繼續往下走是勇敢呢，還是把它丟掉是勇敢呢？誰來定義什么是勇敢呢？我想說女性自己可以來定義。在我的寫作中，我會覺得女性對生活比男性有更多一份的理解，它不是兩極，不一定是脫離，或是完全依附，她是在一種更廣闊的理解以后做出選擇的。

探尋家庭生活多個面向

顧 今：在您的作品的早期，經常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對“家庭”的皈依感。而您在近年來的作品《那只狗它要去安徽》《危險的妻子》《那般良夜》中都對家庭構建和家庭關系提出了新的思考。時至今日，您再去反觀當時的寫作，您認為是什么造就了您對“家”的這樣一份信仰？如今的您怎樣看待“家”這個概念？

朱 婧：我家的小朋友，她玩的樂高如果是公主系列的，一定會把公主和王子放在一起。在整個被教養的過程中，就會覺得公主跟王子結婚就是所有幸福的終點。但是你會長大啊，你會知道這不是終點，這可能是起點。年輕的時候對家有一種幻想，跟你長久的被教養的方式有關，跟你成長的過程也有關，當然有很多人也不是這樣，但是至少在我的整個被教養的過程中是這樣。

后來在《那只狗要去安徽》中，“我”逐漸年長但沒有合適對象，不能為了建構一個家，把自己安到某個身份中去，所以“我”選擇等待，變成了一個叛逆者，然后“我”逐漸發現自己一直在尋找一份真正屬于家的內容，如果沒有的話，“我”寧愿一直等下去。《危險的妻子》是“我”一開始信任這個東西，但是進入了它之后，一切都會變化的，房子會變，兩個一起長大的人之間的關系也會變，家是不斷在變化的，尤其是處在這樣一種復雜變化的社會之中，你想讓你的小家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保持一種與世隔絕的安寧，是很難的，你不可能不受影響。

《那般良夜》是往前又推了一些年，來講父母輩的家庭生活里的一些東西。那些看起來特別平安、傳統的家庭模式里面一樣有動蕩和不安。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我們也能夠理解父母輩在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中曾經有過的暗礁。但是過去女性的發聲可能不像現在這樣，很多東西聽不到看不到，回望的時候是能夠感受到的。我對“家”的理解是隨著年齡在變化的。但是即便到現在，我還相信有“家”這一份信仰在，也能夠接受和理解其他一些存在。像《那只狗要去安徽》這樣一種近乎理想主義色彩的等待；像《危險的妻子》立于危墻而不自知的女性的堅守和忍耐；像《那般良夜》，母親逃離家庭以后又回到母職后的蒼茫無言等等。我覺得女性可以去相信家庭，也可以去選擇別的東西，對選擇的結果負起責任。其實寫《那般良夜》時，我看了韓國的一個小說叫《媽媽你在哪里》，在母親消失之后，她的孩子們才開始認識到母親的多個面向。

“自我”的文學與內部可能性

曹李馨：您如何看待“80后”作家群這樣一個以代際來定義的作家群體？您覺得代際是否是標志風格和特征的一個重要因素？

朱 婧：“80后”作家如果一定要用代際特征來講的話，可能在10年前還可以這樣講，現在已經很難用一個基本的代際特征來描述他們在文學上的風貌了。很多人已經開始成為獨立的、成熟的作者，風格已經很清晰，像雙雪濤、班宇、孫頻、張怡微、笛安等，是無法用一種風貌來概括的。與其講“80后”文學的代際特征，倒不如講這一代人的代際特征。

這一代人生活上的一些特質導致了他們在用文學反映這一時代所采取的方式的變化。“80后”意味著獨生子女時代的正式開始，大家庭結構已經逐漸走向小家庭。以前更多討論鄉村生活，現在是愈來愈個體化的小家庭結構，以及因為獨生子女或少子女狀態導致的自我關注的強烈化，個體內部發展的可能性。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可以獲得的信息和資源比以前要更加方便、迅速，帶來很豐富的變化，這種變化會在寫作中呈現出來。這些生活的內容會影響作家在文學創作方面的選擇。

（本文發于中國作家網與《文藝報》合辦“文學觀瀾”專刊2020年12月18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