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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古詩講錄》

作者：張伯偉 編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07月

ISBN：9787020162802

定價：66.00元

編纂說明

一、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程千帆先生在南京大學給本科生、研究生講授“歷代詩選”、“古代詩選”、“杜詩研究”課，本書據當時課堂筆記整理而成。

二、“歷代詩選”、“古代詩選”課程以程千帆先生、沈祖棻先生合編之《古詩今選》為教材，初由南京大學中文系印行“征求意見稿”（上下冊），后經修訂，于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杜詩研究”則另編《杜詩講義》為教材，有南京大學中文系油印本，未曾公開出版，茲附載于本書《杜詩講錄》之后。

三、本書將當年筆記整理為《歷代詩選講錄》、《唐宋詩講錄》、《古詩講錄》、《杜詩講錄》四部分，來源如下：

1.《歷代詩選講錄》，授課時間自1979年2月至1980年1月，共兩學期。第一學期講授內容為八代詩，第二學期為唐宋詩，徐有富筆記，其中“八代詩”根據進修生陳治群記錄補抄。

2.《唐宋詩講錄》，授課時間自1979年9月至1980年1月，與《歷代詩選講錄》的“唐宋詩”相重合，因各有詳略，且差別較大，故一并刊布，張伯偉筆記。

3.《古詩講錄》，授課時間自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據曹虹、張伯偉筆記合并整理。

4.《杜詩講錄》，授課時間自1981年9月至12月，徐有富筆記。

四、本書根據上述筆記整理編纂，筆記中偶有訛誤，輒予以改正。為幫助讀者閱讀，略有補注，以小字號仿體印出，此項工作由責任編輯葛云波完成。

五、程千帆先生早年曾撰寫《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晚年又作《南京大學中文系本科學生作品選集、論文選集序》，皆與大學文學教育相關，且二文未見于《程千帆全集》，茲收入本書，權當“代序”、“代跋”。

六、今年是先師逝世二十周年，謹以此書表達白頭門生的紀念之情。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教育？（代編后記）

張伯偉

一、引言

不記得從什么時候開始，出版社頗為熱衷將執教于上庠的教授先生們的課堂講演經錄音整理出版，偶然有機會翻閱，我總是暗自慶幸自己因為名氣不大而未獲邀請。誘惑是個妖嬈嫵媚的魔鬼，萬一把持不住而入其彀中，若在哪天湊巧看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非作家庫切（J. M. Coetzee）表彰學院派批評家值得學習的一點，是“未經壓縮、修改，含有俏皮話、離題話的演講稿，不要拿去出版”的話，恐怕真難免“神州士夫羞欲死”之嘆。庫切說這些話，是針對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的《論悲哀和理性》（On Grief and Reason）一書，建議他“從學院派那里學點什么”，因為有些演講稿“要是每篇刪去十頁左右的話，也許會更好”。然而在我六十歲的那天，想起孔子說的“六十而耳順”，尤其是焦循的闡釋：“所謂善與人同，樂取于人以為善也。順者，不違也。”而通常則“學者自是其學，聞他人之言多違于耳”，由此聯想到庫切的微諷，也就覺得不能一概而論了。總有些講演錄的水準很不一般，還真有“繆斯授予的靈感”（借用庫切語），比如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文學講稿》《〈堂吉訶德〉講稿》《俄羅斯文學講稿》等，有什么理由讓這樣的稿子存在“關鎖的園”（a garden inclosed，借用《舊約·雅歌》之喻）里呢？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時隔四十年之后，我要將當年聽先師程千帆先生授課時的筆記加以整理、公之于眾的原因。固然，這是一份“親承音旨”的記錄，可以提供無此因緣的及門弟子和眾多年輕學人“諷味遺言”的憑藉；這也是一份不見于《程千帆全集》的資料，可以滿足熱衷拾遺補闕的文獻收藏者的“中心好之”；但更為重要的是，這可以讓我借此回答一個很久以來盤旋胸中而在當下又不無嚴肅的問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教育？

二、以詩論詩：在文學框架中談文學

1978年8月，千帆師移硯南京大學，已經是六十五歲的老人。一年多前，他在武漢大學奉命“自愿退休”，且以“上午動員，下午填表，晚上批準”的高效率、快節奏完成。再往前追溯，則是沙洋放牛、武大中文系資料室管理員以及農場勞動生涯，所以在1979年上半年給中文系七六級學生（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上課時，他感嘆自己已經“二十二年沒有上課了，我喜歡上課”。對于一個喜歡上課的教授來說，被無情地剝奪上課權利達二十二年之久，這是多么嚴重的精神折磨。所以，當1978年5月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葉子銘親赴武漢，詢問千帆師到南大任教有什么條件時，他幾乎是喊出了這四個字：“我要工作！”而一旦重獲授課機會，他就以飽滿的熱情甚至是激情投入課堂教學，先后講了四門“大課”：1979年2月至1980年1月，給七六級學生講授“歷代詩選”；1979年秋季給七九級碩士生講授“校讎學”；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給七七級本科生講授“古代詩選”；1981年9月到12月，給七九級碩士生講授“杜詩研究”。此后就再沒有正式的課堂教學。上述課程中，“校讎學”不屬于文學課程，而且當時的講義業經擴充修訂，以四卷本《校讎廣義》正式出版。惟有這三門文學課程的筆記未經整理，其授課風采也只能在眾人的想象中依稀仿佛。即便今天我們能夠將當日的筆記整理成文，而先師講授時給聽者以感動激勵的精神氣味，已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回念前塵，只能興起無可奈何的悵惋。

三十年前，我編纂《程千帆詩論選集》并撰寫編后記，強調千帆師的文學研究理念是“以作品為中心”；兩年前我撰文闡發先師“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也仍然強調這兩者的結合“所指向的起點是作品，終點是作品，重點也還是作品”。這種文學研究的理念與其文學教育的實踐是一以貫之的。上述三門課程，“歷代詩選”以時間為序，講解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詩歌；“古代詩選”則以專題為單元，范圍也還是八代唐宋詩歌；“杜詩研究”屬于專家詩，是以問題為中心展開。雖然三門課程各有重心，但都是圍繞具體的詩歌作品。傳統的文學研究范圍，包括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但核心是文學作品。沒有作品，就沒有文學的理論和歷史；不深入理解作品，文學的歷史和理論就只能停留在表象的描繪和空泛的議論。這是千帆師的一向主張，不僅體現在研究工作中，也貫徹在教學實踐上。如同蘇軾所說的“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千帆師的文學教學，也是針對當下弊端的糾偏之舉。他在“古代詩選”課的第一堂就開宗明義：

解放后較少或忽略了對作品本身的研究，偏重于史和論。

在“杜詩研究”課上，他也指出：

把具體的詩人、具體的詩歌作品都抽象化，這是三十年抒情詩研究未取得多大成就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他還說：

解放后中青年老師接受訓練同以前不同，我們是從具體開始的，念文字就念《說文解字》。解放后空論多了，往往不太準確。

其課程以講解作品為重心的針對性不言而喻。由此而引導出對聽者的要求，那就是多閱讀、多背誦作品。在恢復教學生涯的第一堂課上，他就“丑話講在前面”：

學生畢業好比姑娘出嫁，學校要多陪些東西。我提一個要求，要多讀、多背，三年后不背熟三百首，就不能畢業。

如果把文學教育比作一個美人，那么，千帆師心目中的標準不是如當今時代的“秋山瘦嶙峋”，而是如春秋時代的“碩人其頎”，或如盛唐時代的“骨細肌豐”。要達成飽滿的文學教育，不能只有“史和論”的骨干條框。他的文學教育理念，首先就是要讓學生通過“多讀、多背”的途徑熟悉歷代作品，從而逐步在文學上成長為“俁俁”的“美人”（《詩經·邶風·簡兮》毛《傳》：“俁俁，容貌大也。”）。

熟悉作品是第一步，進而則要能理解“文心”。所謂“文心”，就是劉勰所說的“為文之用心”，讀者貴在“得其用心”。陸機不無得意的自炫即在“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這是一種需要訓練的技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創作”，陸機曾這樣夫子自道：“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千帆師在其早年寫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

能者必知，知者不必能。今但以不能之知而言詞章，故于緊要處全無理會。雖大放厥詞，亦復何益。

只是到了晚年，他把“能”（創作經驗）的范圍擴大到各種藝術才能，已不限于創作古典詩詞一途。

……

也正因為這樣，即使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當下，新冠病毒（Covid—19）正肆虐著我的祖國大地（每當病魔向人類襲來，我總會愧疚自身的無力），但我從電視媒體上看到眾多無畏的勇士在奮起抗擊的時候，就會想到，由五千年文化所滋養、所孕育的平凡的中國人，以他們人性中固有的仁愛、正義、恭敬、智慧，必定能激發無窮的力量。而我期待中的文學教育，它能使閱讀活動越來越專注，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有接受力和抵抗力，用薩義德的話來說，就能“給人文主義提供足以相當于其基本價值的訓練”。有了這樣的基本價值，哪怕一彎新月突變成夜晚的傷口，湖面上也會涌出一萬雙秋水般的眼睛。

己亥臘月二十七日至庚子正月十二日間陸續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