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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旅文學”這個概念，是從1990年代開始逐漸被廣泛使用的。在此之前，“軍事文學”和“軍事題材文學”的說法更為多見。在“十七年文學”中，小說創作被分為各種價值等級不同的題材，如革命歷史題材、農村題材、工業題材、軍事題材等等。[1]這一時期的革命歷史題材和軍事題材作品，如同魏巍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和田間詩歌《英雄歌》的題目一樣，大多是給“最可愛的人”的“英雄贊歌”。到了文學新時期，“軍事文學”概念開始強勢凸顯。1979年10月，朱云謙在第四次全國文代會上談到，部隊文藝工作者要“做解放思想的促進派，安定團結的促進派，維護祖國統一的促進派，實現四化的促進派”[2]，這也可以視為對1980年代軍事文學的“定調”。正如朱向前所指出的，在1980年代中前期，“當文學主潮與主流意識形態聯姻或暗合之際”，“軍事文學”“常常擁有一種先定的‘政治優勢’”，“這種‘優勢’又進一步引導了‘軍事文學’的價值定位”。[3]在這一時期，徐懷中的《西線軼事》、朱蘇進的《射天狼》、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環》等作品顯示了與“十七年”革命歷史題材和軍事題材文學不同的風格，塑造了更加豐富多元的軍人形象。

接過軍事文學的“接力棒”之后，軍旅文學在世紀之交開始擔當其歷史使命。較早提出“軍旅新生代”這一說法的是洪山，他在2001年將陶純、衣向東、王伏焱（三人均為1964年生）和李駿（1974年生）等人歸為“新生代”軍旅作家[4]，其界定“新生代”的參照是莫言、朱蘇進、喬良等“50后”作家。與洪山的看法不同，傅逸塵在其2018年編著的《“新生代”軍旅作家面面觀》一書中，將曾劍、西元、王龍、楊獻平、李亞、徐藝嘉等20多位“70后”“80后”作者納入“新生代”軍旅作家之列，對他們的創作進行了系統梳理和整體觀照。[5]朱向前主編的“向前——新銳軍旅小說家叢書”[6]中的11名作家也全部包含在這20多人的名單之中。本文所討論的“新生代”軍旅文學，以傅逸塵所概括的這些“70后”“80后”作家的創作為依據。

粗略地說，“新生代”軍旅作家與其前輩作家創作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日常生活細節的關注。如朱旻鳶的《斜坡》中對“許三多”式的小人物林先飛軍營經歷的敘述，曾皓的《連長樹》中對擅長廚藝的連長的刻畫，曾劍的《穿軍裝的牧馬人》中孤寂的“我”與老狗和馬相伴的故事等等。盡管早在1980年代后期，在劉震云的《新兵連》中，已經對軍營生活進行了如同敘述“小林家的豆腐餿了”一樣細致的觀察和描寫，但軍人日常生活敘事的普遍化和常態化，是在“新生代”軍旅作家的小說中才開始得以集中顯現的。二是英雄敘事的普遍缺位。如王棵《長音》中“二十年后再相會”的幾個心緒復雜的退伍老兵，與普通老百姓并無太大差別；裴指海《高人之死考》中的“高人”即便槍殺了被俘的日本軍醫，他也不是英雄，毋寧說是一個悲劇的小人物，在“小說一開始就死了”；曾皓《追趕影子的將軍》中落寞的將軍與自己的影子對話，從其身上也看不到半點英雄的光環。可以說，“新生代”軍旅文學中英雄主義的缺失與日常生活敘事的凸顯恰為一體兩面。

一些批評家認為“新生代”軍旅作家“不應該沉溺于‘底層敘事’，要有整體觀和大氣象”[7]，其作品“過分抽離了英雄主義的精神內核，與地方作家作品的同質化，難以形成獨特的品格”[8]。應該說，這些批評不無道理。值得思考的是，為何“新生代”軍旅作家們將筆墨聚焦于日常生活敘事和“底層敘事”？為何在他們的作品中英雄主義的精神內核較為薄弱？另外，需要追問的是，今天需要什么樣的英雄主義？英雄主義該以何種樣貌在當前的軍旅文學作品中呈現？毫無疑問，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再現“十七年文學”中英雄主義的“高光時刻”已經并無可能。對“新生代”軍旅作家而言，在一個以網絡文學為代表的大眾文化大行其道的時代，如何超越庸常生活，想象崇高并重鑄英雄主義？這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張愛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談道：“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9]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日常生活對應“人生安穩的一面”，而英雄主義則是“人生飛揚的一面”。“飛揚的一面”可以鼓舞人心，是需要的，但畢竟不是人生常態。“新生代”軍旅作家著力于表現日常生活其實并無不當，畢竟這與他們的個人經驗更為切近，也更得心應手。相比于一些人對軍旅文學中英雄書寫的推崇，筆者對“新生代”軍旅作家塑造更多個性鮮明的硬漢抱有更高期待。英雄在人群中畢竟只是少數，但軍隊中的硬漢并不少見。“新生代”軍旅文學與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寫實文學”在側重日常生活書寫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前者完全可以通過塑造有剛性、有血性、明辨是非、意志堅定、有正義感而且面目清晰可辨的軍人形象，通過展現雄渾、陽剛的美學風格，從而呈現出與后者截然不同的格調。

其實“新生代”軍旅作家的寫作并沒有局限于日常生活，而是表現出多樣化的風格。以戰爭書寫為例，朱旻鳶的《證明》中，以一張“革命軍人家屬優待證明書”作為線索，小人物趙福生曾經在朝鮮戰場上英勇慘烈的戰斗經歷也因為“證明”的“在場”而更添悲壯意味，小說巧妙地用“證明”來映襯個人遭遇。曾皓的《篝火燃燒的地方》和《如煙》等小說里，在大家閨秀敏感而細膩的情感體驗中，一段如煙歲月徐徐展開，而抗日戰爭的背景不動聲色地浮現其中。裴指海的《裴》則近乎生猛地撕開了小人物彪悍人生的面紗，個人和家族的命運在與“小日本”的恩怨情仇中動蕩浮沉。同樣是書寫戰爭歷史，上述三位作家的著力點和敘述策略都有著顯著差異。因此，在“新生代軍旅作家”這一共同的標簽之下，在共性之外，這些作家的寫作也有著不同的個性。以西元為例，他的小說中至少包含以下元素：

一、非現實主義寫作。盡管“新生代”軍旅作家的作品以現實主義為主，但非現實主義的寫作在一些作家筆下也有體現。在西元的《十方世界來的女人》中，在“我”與“女人”發生關聯之后，“我”似乎具有了“特異功能”，猶如戴上了能透視“世界”的特殊眼鏡，“看到了”各種殘忍、荒誕和令人恐懼的超現實場景。在令人眩暈的“億萬個世界”中，上帝視角的大鳥對“我”的冷笑，睜開眼睛的女尸、密謀干壞事的兩個死鬼、混凝土水池中的侏儒等等，無不顯得怪異驚悚。這篇小說給人的觀感與先鋒作家殘雪的小說相似。西元在小說中運用現代主義技巧，營構了一個荒誕的世界，“現實”和“真實”顯然并非解鎖其密碼的鑰匙。

二、對大歷史的獨特想象。西元的《秦武卒》是一部氣象宏大、想象奇特的長篇小說。小說從趙瘸子的回憶開始，以趙瞎子等人的回憶結束，不同年代的兩個“黑子”首尾呼應，意味著一個新的循環即將開啟。對這些因戰爭致殘的幸存者而言，身體的殘疾和創痕既是殘酷戰爭歷史的印記，也是他們“榮光”的表征。小說講述的是孤兒黑子被秦國大將王翦賜名為“王離”后征戰一生的故事。小角色最終成長為大人物，結果還是被無情地碾壓在歷史的車輪之下。小說重塑了秦代歷史人物的形象，從虛擬的故事中仿佛可以看到金戈鐵馬、驚心動魄的“真實”歷史場景；而主人公的命運又似乎遭到了歷史的捉弄，末路英雄曾經堅定的信念和認同是否值得？《秦武卒》折射出西元對秦代歷史的獨特想象和對戰爭的理解。

三、對人性的深度挖掘。小說《病園》體現了西元對人性的深入思考，其題目容易讓人想起巴金的《憩園》和《第四病室》。《病園》講述的當然是與后者截然不同的故事，但“病園”這樣的空間與“憩園”和“第四病室”一樣，成為觀察世態人心的窗口。《病園》里的“我”與《狂人日記》中的“狂人”有著相似的“囈語”，從中可以窺見“病園”內各色人等深層的內心世界，尤其是“女人”和“老人”。“女人”工于心計，卻將她最寶貴最純凈的一面毫無遮掩地展現在“我”面前。“老人”世故老道，卻與他眼中“可憐的女人”同樣可憐。在似真似幻、虛虛實實的敘述中，所有人的“恐懼”展露無遺。《病園》對人性的探索并非從簡單的善惡標準展開，而是指向更為幽深隱秘之處。

四、形而上的價值理念。西元并不滿足于在小說中講述某個或精彩或驚悚的故事，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一些“觀點”的“溢出”。如“天命并不仁慈，它日夜不停，又無聲無息，當你不能領悟它對你做出的沉默的暗示時，你就將被它無情拋棄”（《Z日》）。敘述者不經意間從故事中跳脫出來發幾句“評論”，這種思辨性的語句使得西元小說具有了某種形而上的哲理意味。

綜上所述，“新生代”軍旅作家們的創作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并非鐵板一塊，一些作家如西元等人在不同時段的作品還呈現出多元和多變的樣態。“新生代”軍旅作家大都有過在軍事院校接受系統教育或從事過部隊相關工作的經歷，這一方面使他們容易對其軍旅作家身份產生自覺而堅定的認同，保持對軍旅文學創作的熱情；另一方面這種經歷也可以直接轉化為他們的寫作資源，成為其創作優勢。當然，不能讓優勢變成局限和束縛，作家們完全可以在腳踏“自留地”的同時放眼更廣闊的天地。西元們正值年富力強的壯年，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社會閱歷。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他們人生經驗的增長和視野的進一步拓展，在其創作中必將展現“新生代”軍旅文學的更多可能性。

參考文獻：

[1]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5—76頁。

[2]段海燕：《新時期軍事文學記事》，《當代作家評論》1985年第4期。

[3]朱向前：《“軍事文學”與“軍旅文學”辨——兼論當代軍旅文學的三個階段》，《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

[4]洪山：《理想的聲音與艱難的旅程——軍旅新生代作家的困惑與突圍》，《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5]傅逸塵：《“新生代”軍旅作家面面觀》，作家出版社，2018年。

[6]朱向前主編：“向前——新銳軍旅小說家叢書”，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

[7]傅強：《新生代軍旅作家的寫作局限》，《解放軍報》2013年6月15日，第8版。

[8]傅逸塵：《“新生代”軍旅小說整體觀》，《南方文壇》2013年第4期。

[9]張愛玲：《張愛玲典藏全集·散文卷一：1939～1947年作品》，哈爾濱出版社，2003年，第13頁。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