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精神疾病的“去隱喻化”與“再隱喻化”：桑塔格與《劉曉東》

1978年，蘇珊?桑塔格的《作為隱喻的疾病》問世，這篇重要的批判文章肇始于她與癌癥搏斗的親身經驗。十二年后，姊妹篇《艾滋病及其隱喻》出版，由于反響巨大，此后數年中兩篇文章被多次集結成冊，成為了社會批判的經典之作。這部著作也陸續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中文版由程巍翻譯出版于2003年，該書對“疾病隱喻”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傳染性流行病，如結核病、麻風病、梅毒、艾滋病，及惡性的腫瘤病，如癌癥，如何被一步步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一種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度，一種疾病的隱喻又如何進入另一種疾病的隱喻[1]——已經成為人文社科的常識。對文學研究而言，說桑塔格的研究路徑和觀點主宰了文學中的疾病研究和想象也不為過。毫無疑問桑塔格的研究極富洞見，且有實際社會意義，她所揭開的扭曲的疾病之神話，讓原本便受苦的病患免于罪惡、羞恥和恐懼。但隨著思想傳播的泛化和固化以及時代新狀況，桑塔格的分析脫離其批判語境后，也逐漸顯現出其盲視和局限。

桑塔格主要集中觀察了社會文化圍繞附著在結核病、癌癥、艾滋病三種疾病上的隱喻及思考方式。她注意到“在二十世紀，以前附著于結核病的那一大堆隱喻和態度分裂開來，被分派給了兩種疾病。結核病的一些特點被賦予了精神錯亂：精神錯亂患者被看作是一個情感大起大伏的人，狂熱而不計后果，是一個太過敏感以至不能承受這個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滿恐懼的人。結核病的另一些特點則被賦予了癌癥”[2]。與精神錯亂不同，對激情的壓抑被認為是該疾病的誘因。由此，桑塔格結束了對結核病的分析，而轉入對癌癥的隱喻的剖析。精神疾病的分析在這里要么暗示已被結核病的話題所窮盡，要么是被懸置了。然而事實是，繼結核病、麻風病、梅毒、艾滋病這樣的流行病之后，20世紀晚期至今，抑郁癥這種精神疾病已演變為全球性的“現代瘟疫”。有關這種流行病的各種數據報道無不駭人（美國著名的醫療記者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曾做《精神病大流行》一書[3]），相關醫療信息亦唾手可得，被無遠弗屆地科普為大眾知識。繼經濟文化全球化以后，人們的精神和身體也正在全球化。

2014年作家弋舟在小說《劉曉東》三部曲中刻畫了一個身患抑郁癥的主人公——經歷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深刻轉折，受過良好的教育，職業體面，但因明顯的抑郁癥或情緒原因，消沉、虛無，與世界保持一種邊緣疏離狀態：

我不知道如今這座城市有多少人通過網絡接收著諸如此類的信息，有多少人通過網絡自我診斷著自己罹患的疾病，有多少人通過網絡在給自己開藥方、找對策，同時被截然相反的答案弄得六神無主。我就是通過百度確診了我的抑郁癥。

百度上說抑郁癥已成為世界第4大疾患，至少有10%的患者可出現躁狂發作，人群中有16%的人在一生的某個時期會受其影響。我覺得這個數據低估了抑郁癥的發病概率，否則，我只好承認自己只是人群中的那16%之一。好在專家們預計，到了2020年，抑郁癥有望成為僅次于冠心病的第二大疾病。這可真的是指日可待。我們的隊伍在壯大。（《劉曉東》之《而黑夜已至》）[4]

弋舟的這部出色的小說被贊譽為“我們時代的劉曉東”。“劉曉東”，像我們時代的大部分人一樣，所憑借判斷自己得了抑郁癥并服用相關藥物的百度知識，其背后的醫學資源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確切說是美國醫生修訂的1980年代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自此以后該手冊和精神藥物治療方式以肩并肩的方式，快速擴張到全球各地。這一版醫學標準表征著精神醫學基本化約為生物醫學和醫療模式。哥倫比亞大學精神醫學家杰若德·馬克思曼（Jerrold Maxmen）稱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科學精神醫學正是確立其主導地位……老式的（精神分析的）精神醫學是從理論出發，而新式的精神醫學是從事實出發。”[5]所謂從事實出發，即科學家逐漸破解恐懼及焦慮的生物學原因，徹底拋棄以往弗洛伊德派的“精神官能癥”之類的概念。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在《精神病大流行》中提到一個例子，非常清晰地說明了精神醫學所發生的革命性轉變。《巴爾的摩夕陽報》的喬恩富蘭克林Jon Franklin在1984年采訪了50位以上的精神醫學界領袖人物，隨后他的報道獲得了普利策新聞獎，他把這門新興科學稱為分子精神醫學，言稱它可以治療的精神疾病，感染的人數或許占了20%人口。他在報道中寫道：

弗洛伊德以降，精神醫學的實務往往是門藝術，而非科學。它散發著巫術的氣息，以印象與直覺為導引，但往往成效不彰，精神醫學是現代科學笨拙的繼子，偶爾還顯得可笑。然而近十余年，精神醫學界的研究者默默在實驗室工作著，解剖老鼠和人類的腦部，梳理樂意解鎖心靈奧秘的化學式。到了1980年代，他們的工作有了回報。他們正迅速掌握人類生產思想與情緒的聯鎖分子……今日的精神醫學抵達了一個臨界點，它即將稱為真正的科學，精確、量化一如分子遺傳學。精神工程的時代就在眼前，醫治生病心靈的專門藥物與療法即將發展出來。[6]

然而事實是，其實人類還不確定精神疾病的生理成因，精神科用藥反而使得精神失能的情況加速蔓延。羅伯特·惠特克這位杰出的醫療記者撰寫《精神病大流行》一書的重要目的就是通過描述這一歷史，對當代精神醫學作出批判，說明整個社會是如何被嚴重誤導，甚至愚弄。

或許在美國之外，像中國這樣的非西方發達國家，對這一精神醫學轉折接受的時間有所延后，但聯系桑塔格對疾病社會文化的思考，1980年這個時間段有點像是一種反諷。桑塔格所要做的是，將鬼魅般縈繞在疾病之上的，那些充滿偏見的隱喻影子進行徹底曝光，揭開疾病被當作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的情形，還疾病以本來的面目。為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發想象。不是去演繹意義，而是從意義中剝離出一些東西”。[7]我的觀點是，疾病并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盡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8]疾病的不可治愈性，神秘性是隱喻的滋生地，“這個科學至上的時代，又是一個強調可控制性的時代，因而對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東西奇特地顯示出一種非科學的態度”。[9]這種“科學至上”的偏執以一種奇特的悖反方式，更徹底地體現在精神醫學上。桑塔格的批判如果（被我們）擴展到她懸而未論的精神醫學，可謂荒謬性地“求仁得仁”。她不希望疾病被解釋成一個心理事件，而反過來精神醫學正是這樣深深改變了我們的社會。近二三十年來，“它利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在正常與不正常之間畫界線。過去，整個社會對人類心靈的認識是透過許多不同的來源，包括文學名著、科學研究、哲學及宗教作品，但今日，我們是透過《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精神醫學所謂的‘腦內化學物質失衡’，實實在在改變了我們對人類心理運作機制的理解，也挑戰了我們對自由意志的認知”。[10]羅伯特·惠特克發問：難道我們真的是神經傳導物質的俘虜嗎？1860年代，精神醫學界也不平靜，曾風起云涌過“反精神醫學”運動，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瘋癲與文明》、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精神病院》、R.D.萊恩（Ronald Davi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以及托馬斯·薩茲（Thomas Ssasz）的《精神病的神話》，不約而同地對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被當作如“身體疾病”一般的疾病實體來認識和治療，提出了來自不同思考方向的質疑[11]。但這些質疑的思想如今在大眾文化層面的影響力幾乎銷聲匿跡。精神醫學的生物化越來越深入地改變了人們對自我心理和情緒的認知，成為當今全球宰制性的日常意識形態之一。

弋舟在《劉曉東》第二部《而黑夜已至》中非常熟稔地以“客觀、科學、標準化”的方式描述了抑郁癥的軀體化反應，還會留心一些流行知識：

據一項新的研究顯示，每天喝咖啡的女性得抑郁癥的可能性要比不這么做的女性低。研究人員在10年期間跟蹤5萬余名女性后發現，與那些很少喝咖啡的女性比較，每天飲用至少4杯咖啡者，患抑郁癥的風險減少了20%，每天喝兩三杯的則少了15%，咖啡因能促進人體某些精神傳導物質的釋放，比如多巴胺等，能夠幫助調節情緒和降低抑郁。

諸如此類。

茶，可樂，咖啡，10年，5萬余名女性，20%，15%，多巴胺。[12]

“茶，可樂，咖啡，10年，5萬余名女性，20%，15%，多巴胺。”這種并列是一種反敘事，還有什么比這更“拒絕闡釋”、拒絕隱喻的呢？“劉曉東”說，“我感到憂郁。我對‘抑郁’這個詞，其實有些排斥。當我感知自己的情緒時，我覺得用‘憂郁’更恰當些”。“憂郁”，而不是“抑郁”，意味著個人所遭受的苦痛和病患不僅僅是一個醫學事件，還需要被當作一個文學事件，一個道德事件，充滿些許政治意味或社會意味的事件。“憂郁”意味著對這種病痛的理解無法被局限在“多巴胺”的事實上，而必須引入弗洛伊德。如果說桑塔格所意圖達成的是——如譯者程巍的精彩概括，“使詞重新返回物，使現象重新返回本質”。[13]弋舟在《劉曉東》這部小說中，卻反其道而行之，艱難地想要跋涉出“茶，可樂，咖啡，10年，5萬余名女性，20%，15%，多巴胺”這個被冷酷固化的物質和事實，想要形成的一種個人和時代的敘述，給1989級大學生“劉曉東”的抑郁癥賦予隱喻意義。不過，弋舟的這種意圖體現在敘事上非常隱晦和克制，盡管“抑郁癥”是第二部《而黑夜已至》明顯的主題和框架，但與其說他借助抑郁癥顯豁地隱喻了什么，清楚地講述了某個故事，不如說他只影影綽綽地將病患背后的歷史和社會的陰影拖了出來。更普遍的一種狀況是，像弋舟的《劉曉東》三部曲一樣，抑郁如今更多地并不直接出場，而是化成了一種小說敘述的語調，冷漠、寡淡、沉重的文體風格，彌漫在像班宇等這樣的當代青年作家小說寫作中。疾病的故事支離破碎或干脆隱匿了，只有無可言明、濃郁迷茫如物質般的情緒揮之不去。

與此相比，在現代文學中，情況完全是相反的。被稱為“雙峰并峙”的五四大家的魯迅與郁達夫似乎能夠用一種更天然直接、澎湃激昂的方式去講述精神疾病的故事。他們執筆伊始，便分別讓“被迫害妄想癥”和“憂郁癥”橫空出世。尤其是郁達夫，1921年，是他在小說《沉淪》中首次將Hypochondria這個現代醫學詞匯翻譯為漢語“憂郁病”，把個體的痛苦和焦慮毫不克制、洋洋灑灑地寫成了轟動性的文學事件、社會事件。在郁達夫的時代，憂郁癥還使用著“神經衰弱”這樣的癥狀描述術語，與弗洛伊德為代表的心理學話語糾纏在一起。如前所述，這些隨著“抑郁癥”等新術語新標準的出現，如今逐漸退出了社會文化和大眾話語。從郁達夫到弋舟，筆下的患者似乎正是抑郁癥這種精神醫學發展歷程的展現和對應：“劉曉東”是第三代患者，郁達夫筆下的“郁質夫”等則是第一代患者。文學史中的具體細微的變化暫不關照，僅返回現代文學的開端——郁達夫的書寫便饒有意味。這種溯源對當下所構成的強烈對比將說明，“現代瘟疫”——抑郁癥作為一種精神病痛，無論是在社會現實中，還是（尤其、首先）在文學中，真正需要的不是去除隱喻，而是沖破科學話語的限制，賦予隱喻和社會闡釋。

而且，通過郁達夫這位現代文學初期重要的作家、甚至可以說開創者之一的文學寫作，我們將看到，在文學或社會文化對精神疾患的講述中，“詞與物”“現象與本質”非常曖昧復雜，而不是截然分明的場景。桑塔格所設想的一種完全健康的對待和談論“疾病”的方式，在絕對意義上可能并不存在。疾病并不總是以“隱喻”的方式來言說，但卻從被命名被“發現”的那一刻，便用特定的科學和知識的方式在言說了。無論是生理的還是精神的（也無論是郁達夫還是弋舟的書寫），作為“科學”的疾病，已經規定和型構著人的自我理解和感知——“文化概念影響著專業診斷系統；專業診斷系統也有著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和經濟學背景”。[14]這一現象在現代中國（第三世界）跨文化語境中，因為知識和話語的旅行而變得非常顯豁——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人們對情感的體驗和表達原本存在巨大差異，西方文化和知識的翻譯輸入，因為“科學”而變為一種強有力的現實，會改變和轉譯著人的傳統的感知和行為。另外，像《沉淪》這樣的文學創作是另一種疾病隱喻實踐，不僅在民族國家文學的意義上，具有“逆寫”疾病隱喻的能動性質，而且在社會意義上，與桑塔格害怕社會扭曲的隱喻加重患者的道德罪感不同，疾病也可以是一種交流的方式，是個體生理、軀體和社會之間象征的橋梁。特定的敘事不僅會追溯個人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性原因，而且也會產生社會性后果。[15]這也正是回溯郁達夫的疾病書寫的意義所在。

二、疾病的翻譯與逆寫：“譯來對去”的“抑郁病”

1921年，還在日本帝國大學讀書的青年郁達夫寫了三篇小說，《沉淪》《銀灰色的死》《南遷》，當年10月結集交付國內泰東書局刊印。《沉淪》的自序申明：“這是描寫一個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帶敘著現代人的苦悶。”不僅主題陌生，而且中國當時還沒有這種文體這種寫法[16]，但這部小說集引起了轟動：“他的清新的筆調，在中國的枯槁的社會里面好象（像）吹來了一股春風，立刻吹醒了當時的無數青年的心。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震驚得至于狂怒了。”[17]郁達夫及其所塑造的文學人物一時迅速成為青年學生的偶像，盡管這位時代“英雄”頹廢、傷感、孱弱，患著憂郁癥。但隨后郁達夫卻因書寫的青年憂郁病遭遇了耐人尋味的文化反應和爭議。

盡管郁達夫的小說給讀者一種“自我表現”的感覺，但《沉淪》的創作其實非常有意識地具有時代普遍性的追求。郁達夫希望對“現代青年”的特征進行概括和表現，他認為文藝對病的心理的偏愛，“與神經衰弱，世紀病，有同一的原因，大凡現代的青年總有些好異，反抗，易厭，情熱，瘋狂，及其他的種種特征”[18]。20世紀20年代新文學批評亦有意將郁達夫的小說定位為一個具有叛逆性的“現代青年”的寫照，茅盾、周作人等及時地對《沉淪》做出了肯定和反應。在這一文學共識上，1920年代中后期，鄭伯奇、黎錦明、錢杏邨等人還從時代、歷史角度對郁達夫進行了長篇評述，尤其以錢杏邨的《〈達夫代表作〉后序》最有代表性和理論系統性。錢杏邨認為，“近代人的病態生活，在達夫的著作里都很健全的表現了”，那些可以圍繞這“憂郁癥”“神經衰弱”的種種特征都是“時代病的表現”。然而，1930年輿論卻遽速翻轉，一度被視為表現“現代人”的郁達夫開始變為“沒落的士紳階級底最徹底最大膽的代言人”。[19]錢杏邨認為是“現代人”之生活慣例的“醇酒婦人”的刺激[20]，被華漢極端定性為：亡清以后沒落的士紳階級因為不再能得到金錢、名譽和美人而采取的唯一的消極的自殺。自此以后，郁達夫的作家形象不再是前衛的“現代青年”，“名士”這一價值傾向頗為曖昧的傳統文人稱號開始頻頻出現。1980年代后期以前，這種批評聲音一直籠罩著郁達夫研究。[21]

《沉淪》小說中有一段插曲頗為吊詭，堪稱郁達夫這一遭遇的鏡像：小說主人公“他”突發奇想，將華茲華斯的詩翻譯為白話中文。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reaper”詩題只有如此的譯法。

你看那個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在田里，

你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冷清清地！

她一邊刈稻，一邊在那兒唱著不已；

她忽兒停了，忽兒又過去了，輕盈體態，風光細膩！

她一個人，刈了，又重把稻兒捆起，

她唱的山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

聽呀聽呀！這幽谷深深，

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說否，她唱的究是什么?

或者她那萬千的癡話

是唱的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戰事，千兵萬馬；

或者是些坊間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閑說？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喪苦，自然的悲楚，

這些事雖是過去的回思，將來想亦必有人指訴。

他一口氣譯了出來之后，忽又覺得無聊起來，便自嘲自罵的說道：

“這算是什么東西呀？豈不同教會里的贊美歌一樣的乏味么？英國詩是英國詩，中國詩是中國詩，又何必譯來對去呢！”。[22]

“有人能說否，她唱的究竟是什么？或者她那萬千的癡話，是唱的前代的哀歌……還是目前的家常閑說？”“醇酒婦人”到底是現代的表征，還是沒落腐朽士紳階級的垂死相？無人能絕對地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借助于易厭、煩悶、情熱、瘋狂以及其他種種特征的“世紀病”文學說辭，尤其是“神經衰弱”“憂郁癥”這樣的現代西方醫學知識和詞匯的翻譯，中國人那些未必一點也不具有傳統性的情感特征和身體經驗被重新命名，以科學的話語方式描繪出來，從而顯現為全新的、現代的事物。借助與這些刻意的、強調的表達和分析，人物主體也獲取了現代自我的身份。換言之，“神經衰弱”“憂郁癥”作為一種疾病的命名、作為一種科學知識，含有現代、先進的意味，成為現代中國青年理解和創造內外世界的感知裝置。但這些詞匯的翻譯及其背后的文化系統的轉譯，卻又不可能會一帆風順。郁達夫的小說文本充分顯現出，現代中國采用“先進”話語革新情感體驗和表達的曲折，以及在跨文化語境中“疾病隱喻”的復雜和變形。

《沉淪》的主人公翻譯完華茲華斯的詩以后，非常不滿，自嘲自罵道：“這算是什么東西呀？豈不同教會里的贊美歌一樣的乏味么？英國詩是英國詩，中國詩是中國詩，又何必譯來對去呢！”隨后“他不知不覺便微微兒的笑起來”。這一細節我們或可以理解為是一個文學青年的閱讀和翻譯經驗。詩歌是文學中最難翻譯的文體，據傳美國詩人弗羅斯特Robert Frost有言“詩歌不可譯”：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然而，“他”在翻譯挫折之后卻也有些小小的得意，近似于“道非聲色，微妙難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說也”——這其中有一種嶄新的，暫且還只有少數知識青年能夠接觸到的現代經驗。郁達夫意識到了“翻譯”的現代意味和境遇。如果此處尚且只是一個知識青年玩味文字游戲的怡然自得，那么在《沉淪》集其他文本細節中，則顯示出作家郁達夫（而不僅是個別“小說敘述者”）所面臨的更大的文化翻譯困境。翻譯一首詩，可能會遭遇詩性的落空，那么翻譯西方的“現代”及其事物時，郁達夫則需要在傳統與現代、中與西文化之間克服更多的困境，策略性地“譯來對去”。

《沉淪》集，按照郁達夫在自序中的說法，應該是一個三部曲，作為連續的小說看也未嘗不可。三部作品都有一個突出的現象：以小說主人公文學青年的冥想遐思或行為為中介，引用、嵌入西方文學文本——主要是歐洲浪漫主義文學。李歐梵在《引來的浪漫主義：重讀郁達夫〈沉淪〉中的三篇小說》中認為，與一般五四作家引用西方文學不同，郁達夫不是僅僅停留在表面的引證上，或認同西方作家并以此為榜樣，而是把他喜愛的西方文學作品注入自己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中，這基本上是史無前例的西方文學的文本引用。李歐梵的這一觀察非常重要，但他的談論似乎僅限于文學的“現代化”的層面和角度，因此他最后表達了一些遺憾：郁達夫沒能把西方文學的文本放進他的小說后作進一步的創造性轉化，從而為中國現代文學開出另一個現代主義寫作傳統。[23]但是，這種所謂的不成熟的“生硬”引用可能不僅僅是作家能力的問題，也不能只在創作技藝層面來談論。實際上，如李歐梵所說的“史無前例”，郁達夫對西方文學文本的不是簡單、偶爾地引用，而是在情節內容上構成了“互文”“互釋”，他引用西語原文、將翻譯和原文并置、在白話文的轉述中頻繁夾雜西洋語詞，與其說這是文學技巧的問題，不如說這彰顯了現代文學發展初期某種文化“翻譯”的困境。

郁達夫作品中比比皆是翻譯和原文的并置，無需逐一引文為證。但一個非常重要且醒目的例子便是《沉淪》的自序點題：

這是描寫一個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郁病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帶敘著現代人的苦悶——便是性的要求與靈肉的沖突。

很難不注意到，將Hypochondria這個現代病的名稱翻譯為漢語“憂郁病”以后，郁達夫仍舊綴上了英文原詞。其實，在描述“沉淪”式主人公、現代青年的病態情緒和情感時，郁達夫對一系列命名詞均采取了這種雙語并置方式，其中有一些用音譯，還有一些不翻譯直接用外文。如，“梅蘭刻烈”Melancholy、“生的悶脫兒”sentimental，還有來自尼采超人的Megalomania（自大），郁達夫沒有將之翻譯為漢語。學者鄭堅認為郁達夫及創造社諸人的西洋詞匯夾雜現象，是五四留學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某種文化資本的炫耀，具有身份區隔效果。[24]但除此之外，其中更有翻譯現代性的問題。郁達夫對這些詞語的翻譯，明顯表現出無可譯、找不到漢語對應詞的困難，而不是“詩”的特質的丟失。像Melancholy（其實這個醫學詞語更廣泛地被翻譯為憂郁癥）、sentimental二詞雖然被進行了不無生動形象的翻譯，但根本上是音譯，不能從漢語字詞上直接理解其所指。學者鄭堅在著作《吊詭的新人——新文學中的小資產階級形象研究》中也注意到了郁達夫及創造社諸人的西洋詞匯夾雜現象，他認為這是五四留學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某種文化資本的炫耀，具有身份區隔效果。但除此之外，其中更有翻譯現代性的問題。

就Hypochondria而言，即便郁達夫創造性地利用漢語詞組合翻譯為“憂郁病”，也還是看出，郁達夫對這個漢語翻譯并沒有充分的信心，因而加上英文原詞匯以注釋（據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的考證，中國最早的醫學文獻《黃帝內經》已經提到過有關悲傷的情緒，但是并沒有這樣命名，明朝1624年左右出版的《景岳全書》也提到了“郁”，但這一疾病類別的命名不管是在中醫還是在文化中都沒有得到廣泛使用[25]）。這種現象在郭沫若的早期小說中有幾乎一模一樣的處理方式，亦頻繁出現“梅蘭刻烈”Melancholy等，因而并不是郁達夫的個人偏好。這些詞匯缺失精確的漢語對應詞，但其根源在于，也是郁達夫等人當時的感受，作為或者被視為“現代事物”的它們——盡管是疾病，在中國當時缺少普遍的現實對應物。

劉禾在著作《跨語際實踐》中談論了這種民族文化和譯介的現代性問題。翻譯是將不同的語言通約，“作為一種在認識論意義上穿越于不同界限的喻說（trope），總是通過一種事物來解說另一種事物”。其假設基礎是，如博爾赫斯之言，詞典是基于這樣一個假設——一個顯然未經過驗證的假設——即語言是由對等的同義詞組成的。然而實際上，“沒有任何兩種語言能夠充分相似到可以表述相同的社會現實的地步，而且各個不同的社會分別生活在各有其特色的、由語言所決定的世界中，它們決不是碰巧貼著不同標簽的同一個世界”。因此，劉禾深刻地指出，“如果說中國現代文學破土而出，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事件，那么，這與其說是因為小說、詩歌以及其他文學形式是自我表現的透明工具，忠實地記錄了歷史的脈搏，不如說是因為閱讀、書寫以及其他的文學實踐，在中國人的國族建構及其關于‘現代人’幻想的想像的（imaginary/imaginative）建構過程中，被視為一種強大的能動力”。[26]在這個過程中，不能忽略的是，當一種弱勢文化經驗服從于另一種強勢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lion）和翻譯時，如果找不到對應的詞，民族文化及其相應的語言經常就會被認為是有缺陷的。郁達夫在一系列“病的青年的心理”翻譯命名上的困境及其所采取的措施，是漢語對等詞的“欠缺”，但更意味著“現代”在中國是缺失的，以“憂郁癥”為代表的“現代人”的精神、情感是缺失的。然而，這也正是郁達夫書寫這些現代病的重要意義之一。現代文學就是要發揮語言的述行性，生產它所描繪的現實，話語實踐將變為現實實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由于“疾病的隱喻”從一個封閉的社會文化空間置換到國族文化之間，郁達夫這樣的非西方國家作家，正是利用了神經衰弱、憂郁癥這些疾病的隱喻，進行文化政治性地“反寫”“逆寫”。其實，自古以來中國詩詞中不乏“憂”“郁”之抒懷，那些號稱現代的東西未必不是傳統的。

三、“肺病”抑或“憂郁病”：一種時代的表達

憂來無方,人莫之知（曹丕）；忳郁邑余佗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屈原）；郁郁苦不展，羽翮困低昂（杜甫）；百結愁腸郁不開，此生惆悵異鄉來（秋瑾）——那些號稱現代的東西未必不是傳統的。但當郁達夫將“憂”、“郁”挑揀組合為新命名“憂郁病”，并在之后綴上西文詞匯Hypochondria的時候，就構成了一種有效醒目地區隔傳統的行為，他遂將一種感受力表達為現代新事物，在中西之間建立對等喻說關系，也將相應的文學書寫區別于中國傳統文學的哀傷幽憤抒情。不過，在文學進行“疾病隱喻”的時候，如桑塔格所觀察到的，結核病和精神疾病之間具有流轉關系——郁達夫有點在“肺病”和“憂郁病”之間難以挑選和猶疑不決，區分也更加微妙。然而，無論是肺病還是精神疾病，它們及其隱喻在文化旅行中，既有普適性，也具有特殊性。

正是受桑塔格的影響，學界有關文學與疾病話題，多將郁達夫的作品不加辨析地劃歸在肺病意象中。的確，現代作家中除了郁達夫沒有誰筆下的肺結核病人，以及作家自身的氣質更能符合桑塔格對濟慈、拜倫等浪漫主義詩人的論述。郁達夫也正是這些詩人的崇拜者，并常以之自況。比如《南遷》的故事地點便設定在肺結核病人集中療養地，其他作品的主人公如“于質夫”、“吳遲生”、“黃仲則”等，無論是否明確指出是肺病患者，均給人一種強烈的肺病暗示。固然，“肺病”在這里意味著一種敏感、高貴的藝術家的病。但是，郁達夫的書寫有很多細節表明，他雖然頻頻用了肺病的暗示，卻又總感言不盡意，一邊讓人物患著中西皆有的肺病，一邊又更喜歡公開地強調“神經衰弱”——這在當時完全是一個現代外來名詞[27]，于19、20世紀之交被歐美或日本的西醫、傳教士等紹介到中國。《沉淪》的主人公被明確書寫為憂郁病；《南遷》強調了“伊人”有神經衰弱的腦病；《空虛》的主人公每年夏天都要發神經衰弱癥；《采石磯》交代“黃仲則”從小就神經過敏；《蔦蘿行》也出現了“神經質”的說辭；《青煙》的主人公再次患憂郁病。在若隱若現的肺病的名目下，郁達夫不停地加上這些可以稱之為“憂郁病”的病患特征。顯然，“肺病”可能會導致人容易神經過敏，但其文學意象卻無法完全承載郁達夫對一種“現代人”氣質的想象。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在于，像桑塔格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紀，是精神錯亂成了當今我們有關自我超越的那種世俗神話的表達[28]。另一部分原因則要從中國文學中的肺病語境來談起。

中國傳統文學中最為人所熟知的肺病患者莫過于曹雪芹筆下的“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的林黛玉。晚清林紓的譯筆又為中國送來了“茶花女”，但“茶花女”被廣泛接受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與中國的傳統審美相吻合。民初的哀情小說中“肺病”作為悲情橋段也不少出現。總體來說，“肺病”之文學表現在中國亦多是文人貴族，反映著文弱、柔性審美文化。這似乎與郁達夫筆下的文學青年、孱弱主人公有一脈相承之處，但二者既不能簡單等同，也沒有緊密直接的延續關系。五四新文學初期的作家固然受傳統文化所滋養，但也是歷史斷裂、文化轉型的倡導踐行者。晚清梁啟超一代即開始提倡革新文弱文化，厭惡文人以纖弱為美的習氣和弱不禁風之體。同時，疾病言說被大量用于比喻民族和國家危機。至五四新文學，魯迅筆下的“肺病”，如《藥》這部短篇小說，借助與小說人物的“華”“夏”二姓，仍隱喻著中國沉疴之體和窮困、麻木的國民靈魂。小說彌漫著令人無比壓抑沉重的氛圍，“肺病”意象不再散發任何審美意蘊。但《藥》中的“華小拴”這個人物形象似乎還不構成對中外傳統的肺病意象最致命的扭曲，魯迅對以“肺病”為象征的傳統文人氣質進行過辛辣譏諷、直接攻擊。1935年，魯迅在《病后雜談》一文講了兩位心情“大愿”的人物：

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個好看的姑娘，還有一個賣大餅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兩個侍兒扶著，懨懨的到階前去看秋海棠。這種志向，一看好像離奇，其實卻照顧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談他罷，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來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幾升，一個人的血，能有幾回好吐呢？過不了幾天，就雅不下去了。[29]

魯迅、郁達夫以及很多現代作家都不幸受過肺病折磨，但魯迅在寫作中卻排斥在正面或任何審美意義上使用肺病意象。然而，“華小栓”與郁達夫的現代青年這兩種肺病患者在五四文學中一反一正，其實并行不悖。郁達夫在制造“肺病”意象的時候，明顯有意識地承接歐洲浪漫主義文學傳統，他通過大量西洋文學文本的引用嵌入，營造和闡釋來“肺病”意象的新語境，從而避開和拋棄傳統意蘊及其聯系。郁達夫的敘事已經不是中國古典肺病患者熟悉的空間、意境、情感及行為方式。現代青年肺病患者被安置的空間可謂流動的異域/西方療養地[30]，身處浪漫主義化了的大自然，而不是中國古典山水、園林的風格和氛圍；主人公的現代苦悶、神經衰弱、敏感激動以及性的沖動挽救了中國式肺病的消沉。郁達夫筆下的肺病沒有造就哀婉唯美的詩詞意境，而是充滿了四處突擊、盲目、不羈、無法壓抑的激情——這種充滿力量的激情拂戾了中國古典“肺病”意境。

無獨有偶，巴金于1927至1929年之間在巴黎寫就的《滅亡》，里面有一個形象更鮮明、病癥更純粹的肺病患者杜大心。但“肺病”依然沒有賦予年輕的男主人公優美的氣質神韻，而是導致主人精神躁郁變態，促使其走向自殺式的暴力革命。也就是說，作為“現代青年”的肺病患者，五四新文學使其充滿了“動”的力量，他們都是桑塔格分析19世紀后期歐洲文學所指出的“激情燃燒的人”。然而，在五四也不是找不到古典的肺病意象，這種意蘊情調有時遺留在五四作家對女性的書寫上，其實在郁達夫和巴金的筆下就可以看到與現代男青年不同的那種優美的女性肺病患者。這種性別化的疾病隱喻，其實從另一方面證明了作為社會文化符碼的現代男性肺病與傳統審美意涵的特意區隔。滯留在女性身上的古典肺病符號大約在五四落潮之后，由丁玲和茅盾對“莎菲”們和“時代女性”的塑造而大為改觀。這些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郁達夫開創的憂郁病青年的翻版和延續。進入三十年代以后，郁達夫反復提到的“神經衰弱”開始在“新感覺派”這種現代都市文學中大行其道，也流行在大眾文化中。

四、“達夫式文學”：“對青年憂郁病的解剖”與現代情感教育

將Hypochondria這種現代病翻譯為漢語“憂郁病”是郁達夫的創造。正如郁達夫遭遇的翻譯困境所顯示的，以“憂郁病”為面相的“現代”在中國還尚未到來。1920年代現代文學批評將郁達夫定位為對時代青年的現實寫照，不如說是啟蒙更符合實際。郁達夫的自白非常清醒，他說，沒有在日本居過的人未必能知這書的真價。這種強調“異時空”的閱讀要求，不僅意味著像郁達夫那樣的留學經驗，還意味著要像作品中的現代青年一樣具有文學冥思共情能力。小說所表現的新的情感和軀體經驗，必須通過異域/現代/英文文學文本的嵌入才能證明其性質和意義，而這種現代情感及其理解和表達方式，也有待通過文學教育在中國創生。《沉淪》自序是“對青年憂郁病的解剖”，“解剖”二字意味著作者與文本敘事人的間離（而不僅僅是自敘），在敘事上會有觀察、分析之效果。1920年代，郁達夫的“自敘傳”小說與茅盾、錢杏邨等人的評論共同完成了對“現代人”精神氣質的解釋和啟蒙，其實際傳播構成了對知識青年的一次現代情感教育。憂郁病，雖然是某種精神變態疾病，但并不是缺陷和恥辱，借了“現代”之名和“科學”的權威，“色情狂、暴露狂、不道德”等那些來自封建衛道士的指責顯得無比腐朽，根本沒有力量阻止郁達夫將它譯介過來。

晚清思想界曾經慚愧過國民體魄的不健康、精神萎靡，五四新文學卻給頹廢和某種精神病態以光榮之名。1890年社會學家涂爾干曾說：“今天的神經衰弱與其說是一種弱點，不如說是一種區隔的標志。在我們這個為知識著迷的優雅社會中，神經緊張的人們幾乎就成了一種高貴。”[31]1868年美國神經學家彼爾德讓神經衰弱流行起來，他也把它稱作“美國病”，因為美國更為現代化，因此對人的壓力比歐洲大。也就是說，精神的適當疾病意味著國家的現代文明程度，過于健康的神經無疑等于落后粗鄙。美國醫學人類學家凱博文在回顧神經衰弱病的歷史時，引用了德林卡對維多利亞時代男子病患者的描述：

一個具有神經緊張傾向的人被驅使去思考和工作，爭取獲得成功。他驅趕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力達到極限，繃緊了他的電路。就像一個超負荷的電池，或者就像普羅米修斯為盜神火而攀登導致精疲力竭，最后，這個可憐的家伙的電路系統終于崩潰，火星四濺，各種癥狀迸發，導致了神經衰弱。[32]

“神經衰弱”不是萎靡和脆弱，反而是生命無限向上之力。梁啟超曾對西人的超強體力和堅毅精神做過夸張的形容，神經衰弱對五四一代意味著現代文明的吸引力也毫不奇怪。對魯迅影響頗大的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也譯為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中便專門有“神經麻木”一章。史密斯說“神經質的”這個詞的本義是“神經健全的；堅韌的；強壯的；有力的”，現代形態的文明越來越表現為過分的神經激動，因而在西方社會神經疾病比較多，這對諸如盎格魯—撒克遜民族這樣的人來說已經是很自然平常的事情，然而中國人與之構成了鮮明的對比。接下來，史密斯從病痛、睡覺、勞作、學習各個方面描述了中國人的神經粗大、遲鈍冷漠。[33]“神經衰弱”背后的文明優越感當然更會成為西方殖民者觀察東方的一個視角。比較具有蠱惑力和隱蔽性的是，種族主義歧視也會以各種科學的知識的面目出現。凱博文提到一個歷史細節：

在西方向非洲和亞洲進行殖民擴張的時期，……那個時代的種族主義觀念主觀地認為神經衰弱和精神疾病在土著人群中是不存在的，他們原始的生活環境和思維過程被認為是沒有憂慮和精神沖突的，而后者是西方文明培育的敏感性才會產生的。舉個例子，1871年，約翰·達震（John Dudgeon）博士向帝國海關年度《醫學報告》提交的有關北京的健康問題的報告指出神經和精神疾病對中國人來說并不是問題，因為他們缺乏那種西方式生活的壓力，他們“無憂無慮”。[34]

這些論述非常“東方主義”，充滿了西方的傲慢。魯迅在《隨感錄·四十二》曾談及一位英國醫生在醫書中稱中國人為土人，即野蠻人。魯迅說，“但我們現在，卻除承受這個名號以外，實是別無方法。因為這類是非，都憑事實，并非單用口舌可以爭得的”[35]。在19、20世紀之交的歷史境遇中，西方的眼光、知識和話語，幾乎不可能，也不得不構成中國認識自我的鏡像，繼而建構“現代”中國。

中國人“無憂無慮”顯然是荒謬之談。但如史密斯所說，雖然沒有解剖學上的證據說明“黑發民族”的神經與白種人的神經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但中國人神經麻木的狀態在他們眼中“依然是一個謎”[36]。史密斯1872—1926年受美國公理會派遣來華，差不多同一時代，（上面引文中提到的）英國傳教士約翰·達震John Dudgeon（1837—1901也叫約翰·道吉昂、德貞）長期居住于北京和天津，與同時代的其他許多將中國人“不易激動的天性”歸結為神經內在遲鈍的評論者不同，道吉昂認為，中國人在不使用麻醉劑的手術中“遲鈍”、淡泊并不如通常所認為的神經系統欠發達，而是道德訓練的結果[37]。排除社會不發達的因素，約翰·道吉昂的觀點獨具慧眼，難得地具有社會歷史性眼光。人類學家施威德（Shweder）的研究或可從理論上補充闡釋道吉昂的觀察。施威德認為情感的認知和發展并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是從簡單到復雜，而是另有途徑，幼兒缺乏的不是復雜分化的心理結構，而是談論并且有意使用這一結構所需的知識和表達技術。在施威德的模型里，文化提供了知識和表達技術，因而把普遍性的和文化特殊性的含義賦予體驗的構成和表達。那么，按施威德和道吉昂的說法，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人所缺乏的未必是敏感的神經、豐富的體驗和情感觀念，而是談論情感的現代知識話語和表達技術。凱博文對中國抑郁病的歷史研究亦發現，中國文化關于苦痛的習慣用語以及流行癥狀術語傾向于強調有關生理而非情緒的諸多不適[38]。在這個意義上，郁達夫的寫作進行的不僅是現代人精神特征的啟蒙，更是以疾病之名對中國人現代情感“方式”的教育。每一種疾病的命名，背后都帶有特定的病痛的解釋模式，這種模式本身就會“指引人在痛苦和不適的時候，如何與人交流苦痛、如何診斷治療、如何考慮和管理病痛造成的生活問題、如何與社會現實交涉、如何向我們自己和他人解釋病痛的含義”[39]。郁達夫在此“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更傾向于將疾病表述泛化、文學化。

1947年陳翔鶴在回憶郁達夫的文章中這樣寫到：

有一次，他遞給我一本剛才出版的《沉淪》說：“你拿去讀讀看，讀完以后，告訴我你的意見。中國人還沒有象我這樣寫小說的。有些人是淺薄無聊，但我卻是淺薄有聊。中國人此刻還沒有人懂得什么是Sentimental。

……

如果說“五四”運動是剝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腐朽的外衣，“文學研究會”是將西洋文學“廣泛”的介紹到中國來，給中國腐朽的舊文學一個強烈的打擊和對比，那“創造社”諸人的功績，便是在對已經將舊的外形被剝落得赤裸裸的，而且已經有著初步覺醒的中國青年們，教他們怎樣地徹底“自我解放”，怎樣地反抗黑暗現實，怎樣將自己心中所感覺到的苦悶，大無畏地叫了出來。……他們確確實實地將Sentimental一字介紹到中國來了。[40]

陳翔鶴所言切中肯綮：創造社諸人的功績是對已經有著初步覺醒的中國青年們，教他們怎樣地徹底“自我解放”；怎樣地反抗黑暗現實；怎樣將自己心中所感覺到的苦悶，大無畏地叫了出來。其實，郁達夫筆下的主人公又何嘗不是通過西洋文學來學習情感行為方式。小說中那些嵌入的浪漫主義文學文本最根本、深刻的意義即在此。無論是“他”、“伊人”還是“于質夫”，文學時空和現實生活通過主人公的遐想和閱讀互相交叉穿梭，在關鍵的情感時刻，青年主人公向文學求教，通過文學模仿確立自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沉淪》中：

他覺得學校里助教科書，真同嚼蠟一魅毫無半點生理。天氣晴朗的時侯，他每捧了一本受讀的文學書，跑到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萬筋懼寂的瞬間，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蟲魚，看看白云碧落，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有時在山中遇著一個農夫，他便把自己當作了Zarathustra，把Zarathustra所說的話，也在心里對那農夫講了。他的megalomania也同他的hypochondria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

王爾德有言，藝術指導生活，是生活模仿藝術而不是藝術模仿生活。在《生活與藝術》一文中，郁達夫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偉大的藝術將為人提供新的道德模式和行為模式。在《集中于<黃面志>（The Yellow Book）的人物》一文中，郁達夫深情款款地介紹來“黃面志”詩人藝術家的生活和行為方式，隨后模仿再現到了小說《南遷》中。

陳平原在小說現代轉型研究中發現，對晚清新小說影響最大的是政治學，對五四小說影響最深的則是心理學知識[41]。郭沫若也曾說，如今寫小說，不懂醫學知識是不行的。從郭沫若早年的“身邊小說”以及其他五四作家的創作來看，那些直接影響、頻繁體現在文學寫作層面上，依此來進行敘述和描寫的醫學知識多是歇斯底里、梅蘭刻烈、神經衰弱等現代心理學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放在整個精神醫學發展史中來看，這些都是第一代精神疾病的診治知識和術語，隨后“神經衰弱”等便慢慢被拋棄使用，替換為其他術語。就郁達夫當時的創作而言，與其說進行的是描寫心理情緒，不如說是已經完成了精神分析的“解剖”文本，是對“內在自我”如何進行觀察和言說的展示。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現代心理學、精神分析教會了人一套自我觀察和表達的話語方式，帶來了“深度”。郁達夫曾經在自傳中（他的自傳和小說經常互文）將兒童經驗和成年的精神創傷聯系起來敘述，這正是柄谷行人所指出的：“現代作家向人類的幼年期追溯，就好像那里有真正的起源似的，這不過是在創造關于‘自我’的故事而已。有時這甚至是一個精神分析式的故事，而在幼年期里其實并沒有隱藏什么‘真實’。所隱藏的乃是使包括精神分析學得以誕生的制度”，神經癥正是由精神分析而制造出來的疾病，這是為弗洛伊德所不曾想到的[42]。

在青年讀者這一方，通過對郁達夫式文學作品的閱讀，現代青年敏感細膩的想象力、自我體察和表述能力亦得以培育。文學閱讀產生現代特有的內心生活樣式，可以說，在作為讀者的經驗中誕生了自我認識。同時，閱讀者也將學會自白的技藝和修辭。柄谷行人說“應該表現的‘內面’或者自我不是先驗地存在著的，而是通過一種物質性的制度其存在才得以成為可能”[43]。現代文學書寫創造出了敏感的、有內在深度的現代人。從文學閱讀的社會學角度來看，經由文學所培育出來的現代自我表達形式與敘述能力，將改變和重新塑造人們的感情世界和感覺空間，以及交往形式，最終重塑社會[44]。

余論：在事實和意義之間

郁達夫將《沉淪》主人公的憂郁苦悶歸結為弱國子民的身份和國內現實的黑暗落后，主人公自殺前呼吁祖國快強大起來。也可以說，其憂郁病乃因祖國不夠“現代”而導致。Hypochondria也被翻譯為“疑病癥”“臆想癥”，意味著“想象出來的疾病”。這或許又像是一個隱喻，借著對疾病隱喻的“反寫”和“逆寫”，中國的“現代”得以創生。不過郁達夫《沉淪》的故事，也不能僅僅在柄谷行人對精神分析的批判意義上來理解。抑郁、憂郁以及很多疾患都隱藏著個人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具有社會性原因，尤其像抑郁這種情感障礙和痛苦，社會的巨大變遷或者某種頑固的不公正，會降落和轉化為個人的挫折和失敗。因而抑郁這種疾病，最好將之視為是一種個人與社會、情感與病痛之間的關系。而不同的談論病痛的方式，會讓他人和社會作出不同的反應。就抑郁癥這個“現代瘟疫”而言，尤其應當鼓勵人們從個人的生活史和社會中探求病痛的隱喻，使用病痛來創造故事。郁達夫的書寫證明了，那個流浪在異國他鄉，遭受著歧視和磨難的弱國子民憂郁癥患者，其失敗的處境和不道德的行為有個人之外深遠的原因，其癥狀也并不只是個體的不適表達，而是成為一種表達集體性不適的合法語言，由此也將產生不同的社會性后果[45]。

在疾病及其隱喻的問題上，“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義的科學性思維，一方面是竭力尋找意義的隱喻性思維：前者試圖創造一個只有事實的世界，后者卻試圖以一個意義世界（宗教、道德、文學等）來取代這個事實世界”[46]。郁達夫所展現的現代文學書寫表明（或者叫“達夫式文學”），有關人們身體或精神的疾患和磨難，其書寫既需要事實的世界，也需要意義世界。相比之下，弋舟的小說《劉曉東》正是我們時代的精神和表達的典型癥候。作家以抑郁癥為主題，但又處處克制，不讓疾病的事實陳述卷入人物的遭遇和故事構造，這種形式當然是一種沉默的控訴。在我們的時代，似乎有某種東西把個體的精神病患牢牢囚禁在事實世界和個人空間，用各種話語言說/禁止其散發出意義。精神的失能導致個體的失敗，個體的失敗源自精神失能，已經成為封閉的闡釋。多巴胺之類的生物醫學解釋并不能安慰和解脫如此多的人們的痛苦，反而帶來個體的“病罪感”。詹姆遜有第三世界的文學“民族寓言”一說，“甚至那些看起來好像是關于個人和力比多趨力的文本，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現實：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三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沖擊的寓言”[47]。民族寓言的文學傳統和精神應該成為“社會寓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是文學青睞疾病書寫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李音，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西部項目“書寫民族國家——以1920年代鄉土文學為話語中心的文學思想史考察”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7XJC751004；海南大學教改項目《研究型教學與創新性人才培養——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改革與課程優化》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hdjy1718）

注釋：

[1]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譯者卷首語），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1頁。

[2]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34頁。

[3]羅伯特?惠特克在《精神病大流行》一書中說到，目前每一天都有850位成人于250位兒童因此病而失能，2007年，美國在抗抑郁劑和抗精神病劑上一共花費250億美元；250億美元已經超過了喀麥隆的國內生產毛額，而喀麥隆可是人口總數1800萬的國家。他認為，這樣的數據只是現代瘟疫的冰山一角，因為這些數字通常只計算和統計到那些病況嚴重到需要社會機構介入的患者。《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著，王湘瑋、廖偉翔譯，臺灣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第25-26頁。

[4]弋舟：《劉曉東》（之《而黑夜已至》），作家出版社2014年。

[5]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王湘瑋、廖偉翔譯，臺灣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第342頁。

[6]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王湘瑋、廖偉翔譯，臺灣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第346-347頁。

[7]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譯者卷首語），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2頁。

[8]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5頁。

[9]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譯者卷首語），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4頁。

[10]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王湘瑋、廖偉翔譯，臺灣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第34頁。

[11]羅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精神病大流行：歷史、統計數字，用藥與患者》（導讀：打開潘多拉之盒，彭榮邦撰寫），王湘瑋、廖偉翔譯，臺灣新北市：左岸文化出版2016年，第10頁。

[12]弋舟：《劉曉東》（之《而黑夜已至》），作家出版社2014年。

[13]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譯者卷首語），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7頁。

[14]凱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郭金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頁。

[15]參考凱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郭金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

[16]參見郁達夫《最近五六年的創作——《過去集》代序》，1927年11月15日上海開明書店初版。

[17]郭沫若：《論郁達夫》，1946年9月30日《人物雜志》第3期。收入《郁達夫研究資料》，王自立，陳子善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郁達夫：《文藝鑒賞上之偏愛價值》，《達夫全集》第五卷《敝帚集》，1928年上海現代書局版。參見《郁達夫文論集》，浙江文藝出版社編，1985年版。

[19]華漢：《中國新文藝運動》，1930年4月10日神州國光社初版《文藝講座》第1冊。

[20]錢杏邨在《<達夫代表作>后序》文中說郁達夫小說的主人公前途黯淡，“只有仿照現代人的生活的慣例，去尋求刺激——沉醉于醇酒婦人的生活了！”。

[21]關于郁達夫的這段評論研究史，詳見李音：《郁達夫、憂郁癥與現代情感教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2年05期。

[22]郁達夫：《沉淪》，上海，泰東書局，1921年版。

[23]李歐梵：《引來的浪漫主義：重讀郁達夫<沉淪>中的三篇小說》，《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1月1期。

[24]參見鄭堅：《吊詭的新人——新文學中的小資產階級形象研究》（第一章：“五四”以來新文學中的小資產階級“新青年”形象），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5年。

[25]參見凱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郭金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5—37頁。

[26]劉禾：《跨語際實踐》，宋偉杰譯，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18、3頁。

[27]參看劉禾在《跨語際實踐》一書中的外來詞語附錄表B，宋偉杰譯，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86頁。

[28]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頁。

[29]魯迅：《病后雜談》，《且介亭雜文》，最初發表于1935年2月《文學》月刊第四卷第二號。

[30]雖然郁達夫的小說敘事地理空間多為日本，但是通過歐洲文學文本的嵌入，對日本風景的描述在想象和觀看方式上是和歐洲浪漫主義筆下的風景銜接的。另外，肺結核更是與歐洲浪漫主義文學有不解之緣，成為重要主題之一。比如浪漫主義文學巨著托馬斯?曼的《魔山》，堪稱對肺病療養地最經典的描述。

[31]轉引自凱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郭金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8頁。

[32]凱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郭金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5頁。

[33]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第十一章神經麻木），劉文飛、劉曉旸譯，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

[34]凱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郭金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9頁。

[35]魯迅：《隨感錄?四十二》，《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43頁。

[36]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第十一章神經麻木），劉文飛、劉曉旸譯，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

[37]羅芙蕓：《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向磊譯，江蘇人民出版社版2007年版，第108頁。該書將John Dudgeon 譯名約翰?道吉昂。

[38]凱博文對中國抑郁病的歷史研究指出，中國文化關于苦痛的習慣用語以及流行癥狀術語傾向于強調有關生理而非情緒的諸多不適。參見（美）凱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郭金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7頁。

[39]凱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郭金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46頁。

[40]陳翔鶴：《郁達夫回憶瑣記》，1947年1—3月《文藝春秋副刊》第1卷第1—3期。參見參見《郁達夫研究資料》，王自立，陳子善編，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1]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頁。

[42]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三聯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頁。

[43]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三聯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頁。

[44]耿占春：《閱讀的社會學》，《書的挽歌與閱讀禮贊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45]本文關于抑郁癥的社會根源的部分思考和論述參考了凱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會根源》，郭金華譯，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

[46]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譯者卷首語），程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4頁。

[47]弗雷德里克?杰姆遜：《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張京媛譯，《當代電影》198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