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張愛玲（中）

《傳奇》

一

《封鎖》在1943年11月發表于上海《天地》第二期，和《琉璃瓦》發表于同一個月，但是創作完成的時間比《琉璃瓦》早兩個月，是1943年8月完成的。《封鎖》雖然不是《琉璃瓦》那樣的詼諧鬧劇小說，但是，張愛玲冷幽默諷刺的風格，已經在這篇小說里展現出來。

這篇小說的主題看似是“搭訕和艷遇”，其實不是。張愛玲以一個特殊時空下短暫的兩性之夢作為故事動力，展開了對文明與人性的沖突、好人與真人對立的挖掘，技巧圓熟老到，顯示了現代小說內容的深化，也顯示了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新收獲。

小說寫的是舊上海的某一天，一輛電車在封鎖后的短暫故事。封鎖期間，整個上海都凝固了，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電車上的人更是百無聊賴。為了打發無聊的時間，故事的男主人公，一個已婚人士，某銀行的會計師呂宗楨開始細心地反讀黏在熱包子上的報紙內容，女主人公吳翠遠是某大學的英文助教，也在批改學生的作業。他們本是陌生人，都坐在電車的頭等車廂，卻是兩條不相交的平行線，如果不是三等車廂里出現了呂宗楨討厭的表侄董培芝，一切都不會發生。為了躲避一心想找個好岳父家的侄子的糾纏，呂宗楨故意坐到吳翠遠旁邊，用假裝調情的方式做擋箭牌，躲開了董培芝的糾纏。兩個陌生的男女在交談中似乎真的相愛了，甚至還談到了婚姻大事，然而在吳翠遠留下電話號碼后，封鎖解除了，一切又都恢復原樣，整個上海似乎打了個盹，做了一個不近情理的夢。

“封鎖”本來是一個特定名詞，“是指日警為打擊抗日活動分子而封鎖上海部分區域的措施”[1]，后來也被看作一個隱喻，“一種被壓抑的欲望得以暫時釋放和迸發的時空隱喻”[2]。小說用“封鎖”搖鈴構成了一個切斷時間與空間的封閉狀態，人在這種封閉狀態下常常會變得不可理喻。

張愛玲寫封鎖后的世態，起筆很老練：在寂靜中突然唱起歌來的乞丐，百無聊賴的電車司機，公事房里一同回來的幾個人，一對長得頗像兄妹的夫婦（妻子總擔心那條熏魚會弄臟丈夫的西褲），手里搓核桃的老頭子，孜孜修改骨骼圖的醫科學生……

電車的外部是死寂的，電車內卻有些嘈雜，就在這既死寂又嘈雜的背景下，呂宗楨和吳翠遠的短暫艷遇發生了。

有些人幻想艷遇，但艷遇的可能性在實際生活中并不大。在行進的列車或汽車中，和一個陌生的異性在封閉的空間里，幾乎零距離地靠在一起，大多不會有故事發生。一個年過三十的男人曾這樣向大家描述他的“艷遇”：“她坐在我旁邊，我們一共待了六個鐘頭。我一輩子也沒有和一個美女挨得這么近，我們距離不超過十厘米地廝守了21600秒。我恍惚中產生了錯覺，以為這種狀態將會永遠保持下去。所以臨下車的時候她頭也不回地絕塵而去，實在令我有些傷心欲絕。”這是大多數艷遇的必然結局。

張愛玲為兩個不可能的男女設計了大量造成他們艷遇的前提，先是“封鎖”，然后是呂宗楨的表侄子，最后是各種心理動力……我們可以把這些因素統統稱作偶然，就像“傾城”曾“促成”了一段姻緣，“封鎖”又為什么不能“促成”一段艷遇？張愛玲用特殊的封鎖背景來檢驗情感，也呈現特殊的人性。

二

小說中，呂宗楨是“一個齊齊整整穿著西裝戴著玳瑁邊眼鏡提著公事皮包的人”[3]，一個不滿意自己的太太卻規規矩矩的好男人，他并不快樂，連為什么每天上班要離家、下班要回家也不明白，更不敢去想生活的意義，甚至拒絕去想。吳翠遠在一堆好人的家里做好女兒，好學生，好得到處受氣，是一個嚴肅過頭、平淡無趣的女性，“看上去像一個教會派的少奶奶，但是還沒結婚”。

兩個完全不可能發生艷遇之愛的人，卻有一個相同點，那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壓抑，他們都是不快樂的好人。特殊時空的萍水相逢讓封鎖之外的生活剝落了，封鎖使得日常生活暫停，退讓到虛幻的空間，此刻電車的空間變成真實的、第一位的背景，日常生活的退讓使得這對男女找到了用“艷遇之愛”作為發泄不滿與對抗的方法：“氣氣他們也好！氣，活該氣！”

產生愛情與談戀愛是有區別的，談戀愛在產生愛情之后，產生愛情是個瞬間動詞，談戀愛是持續性動詞，談戀愛要考慮很多方面，而產生愛情不需要，產生愛情是自發的，是對部分的不完整的他/她的情迷意亂。在《封鎖》中，產生愛情表現為兩人同時望向窗外時臉龐的靠近，吳翠遠臉紅了。

愛情首先是一種感覺，然后是一種責任。從感覺上而言，小說寫到“他們戀愛著了”，他們的愛情基于零碎的認識，誰也不能保證彼此可以接受真實而完整的對方。從責任來看，吳翠遠對自由走得更遠，而呂宗楨埋怨生活，對生活的反抗卻僅僅停留在思想和言語上，面對現實，他還是要做一個好人。所以，這段艷遇之愛因封鎖而生，也因封鎖而死。

三

《封鎖》的另一個主題，或者說更重要的主題，是思想性的，這使得小說別具魅力。它包含三個方面：好人與真人，文明與人性，思想與虛無。

小說多次提到好人與真人，“生命像圣經”，因為翻譯來翻譯去的緣故，所以使人“隔膜”，這個比喻夸張卻又無比貼切。在宗楨和翠遠們的生活中，好人與真人是對立的，自我與本我的矛盾成為同一個人的不同人格，好人遵循社會的生存規則，真人是內在的真實呼喊。

在《封鎖》中，“好人”比“真人”多。這個“好”是社會塑造出來的形象，對人的行為有著許多約束，在某種程度上扼殺了人的真實和生命力。人類的發展速度在不斷加快，但文化似乎跟不上人類發展的速度，“好人”并不完全等于真人，這是一對值得我們去探討的矛盾。張愛玲的小說表現了這種對立，吳翠遠是個好人，她的父母、學生都將她視為好人，她也一直扮演著好人的角色，但她的父母卻為好女兒嫁不出而發愁，學生們也不敢在好老師面前說一句真話，她是一個不快樂的好人，她甚至想違背大家對她的看法，成為一個真人，盡管那個真人不好，她也在所不惜地想做一次。

但呂宗楨并不是翠遠想要的真人。

吳翠遠還對女子教育發表了看法：“其實，女子教育也不過是那么一回事！”這種對女子教育的懷疑態度，是對當時好人教育的質疑，女子教育不但沒有滿足女子的基本需求，也沒有幫助女子處理和解決情感問題，更沒有改變世人對女子的看法，反而使女子失去了生命的氣息。吳翠遠道出了女子教育的悲哀，所謂的女子教育最終也還是為了要替女子找個好歸屬，翠遠接受了好人教育，成為好人，卻以自己的經歷否定了這種教育。

在好人與真人的對立下，《封鎖》中的人面臨著第二個難題：主動地活著，還是在重復中等待衰老？生活的重復與打斷反映出文明與人性的沖突：

“開電車的人開電車。在大太陽底下，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水里鉆出來的曲蟮，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就這么樣往前移——柔滑的，老長老長的曲蟮，沒有完，沒有完……開電車的人眼睛盯住了這兩條蠕蠕的車軌，然而他不發瘋。”

這是小說的第一段，對電車軌道的描寫采用了復迭的修辭手法，暗示生活的重復、乏味和枯燥。面對這樣的生活狀態，人們的態度卻是毫無思索地全盤接受，所以“開電車的人開電車”，“然而他不發瘋”，幽默的文字游戲背后是對日常生活的嘲諷，好似開電車的人應該不開電車，他應該干點別的，他應該去發瘋，他理應對日復一日的生活發瘋，但是他沒有，他依舊安分地開電車。

在這里，張愛玲其實在質問生活——我們應該做的是什么，現在的生活又是什么？

質問帶來思考的可能性。生活內容充滿重復性，當這種重復性被生硬地打斷，在封鎖的電車上，生活呈現出非常態，在非常態中的乘客無所適從，各種戲劇性的動作顯得荒誕可笑。陌生場景無法用經驗來應付，乘客們不知道該做什么來填補這突如其來的虛無，所以，我們在小說中看到乞丐唱歌，看到閑著沒事干的人圍攏在一起，觀看醫學生畫骨骼圖。

但是，除了用另一種機械性動作替代原來的動作，那個搓核桃的老頭子用“有板有眼的小動作代替了思想”，張愛玲幾次提到思想，呂宗楨看報，全車的人都學了樣，以此“填滿這可怕的空虛——不然，他們的腦子也許會活動起來。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思想是痛苦的”這觀點在全文中本來提到了兩次，另一次是在最后一段，但是這一觀點在收入《傳奇》后刪去了——

“飯后，他接過熱手巾，擦著臉，踱到臥室里來，扭開了電燈。一只烏殼蟲從房這頭爬到房那頭，爬了一半，燈一開，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動也不動。在裝死么？在思想著么？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時間罷？然而思想畢竟是痛苦的。”[4]

烏殼蟲是對人類的隱喻，“整天爬來爬去”說的正是整天忙忙碌碌又不知從哪里爬來又將爬往哪去的人類，“很少有思想的時間罷？”在這個反問句中，張愛玲想表達的是，人類缺少的并不是思想的時間，是害怕思想的痛苦。

再看看封鎖時電車內稍縱即逝的思想。生活的腳步隨著電車停止，行動被束縛在局限的空間內，思想蠢蠢欲動，時間已不重要了，在封鎖的時空里，時間無限，容許乘客去尋探平時不會思量的事物，譬如吳翠遠改卷時會想自己為什么會給學生打A，并且主動去關注潛意識。另外，在宗楨和翠遠的對話中，宗楨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沒有目的，這是淺層思想后的結果，但他的思想如燭火，風一吹又滅了，他沒有繼續深究下去，關于他的生活和工作，他知道現狀是什么，但他并不想知道為什么和該怎么做。

像呂宗楨這樣三十多歲的人，人生道路越走越窄，可改變的生活空間愈加狹小——他的人生大局已定，處在一個尷尬的無法逃脫的困境當中，因此，他逃避思想。思想不能為他解決問題，思想會帶給他痛苦，這是人類逃避思考的一個原因。

《封鎖》中的人在重復地過日子，與其說是活著，不如說是在等待衰老。無論是在張愛玲筆下的舊上海，還是在當今工業化加劇的社會，都能在一些人的身上找到重復、虛無、沒有思考性這一共同點。

注釋：

[1] 史書美：《張愛玲的欲望街車——?重讀〈傳奇〉》，《鏡像繽紛》，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1月初版，第231—232頁。

[2] 出處同上。

[3] 張愛玲：《封鎖》，以下《封鎖》引文均見《傾城之戀》，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3月初版。

[4] 張愛玲：《封鎖》初載版，上海《天地》，1943年11月，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