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差異化的批評格局與知識生產

汪 政

文學批評的差異一直存在。討論差異有多種維度，簡單地講起碼有兩種，一是縱向的、垂直的，二是橫向的、水平的，當然，這兩個維度也存在交叉、重疊的復雜狀態。對不同的批評主體或群體來說，這兩個維度的重要性不一樣，在不同的時間與狀態下，人們對這兩個維度的強調程度也不一樣。而它們所引發的對文學知識生產的影響更值得關注。

如果在某一個批評群體內，縱向的垂直面會更多地被關注，其中的變化也容易被群內成員敏感地注意到。知識更新的周期、代際間的生命體驗與文化差異既會形成縱向的傳承，更會形成差異，甚至沖突與對立。改革開放后文學批評的變化就是一個例子，從價值觀到方法論，甚至話語風格都與前幾十年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差別。其后，這樣的差別似乎不那么激烈，但是，細細梳理開去，代際間的區別還是存在的，只不過現在的批評家的生成與過去不一樣，高校的培養體系客觀上掩蓋了代際間的分割，師生間的傳承與學術團隊的共同選擇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這種縱向的斷裂，但是，區別依然存在，年青一代在學院之外開疆拓土，尋找學院與學術體制之外的話語空間，這一空間現在已經越來越大，自由度也越來越高，平臺也越來越多。在這些空間中，青年批評有自己的批評對象、批評立場、學術趣味、語言風格，甚至，他們的批評是超越了語言的，準確地說，是適應了當下傳播方式的批評行為。當我們去談論青年批評群體時，更多的是著眼他們的這一批評生活。也就是說，現在的青年批評實際上是生活于兩個空間中。而從知識生產的角度講，如何整合代際間的理論生產力，如何打通不同空間的生產線，如何將不同空間的產品學術化、經典化、有效化，是我們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我們已經對青年群體高度重視了，但從文學知識生產的角度，提升青年批評家的話語地位，特別是對其批評成果的推廣、轉化必須認真對待。當然，青年批評更應該有意識擔負起傳承，尤其是創新的使命，特別是理論上的創新。

文學批評的橫向差異在當今可能更為明顯，它對文學批評所帶來的影響也更大。如今文學批評的格局已經與傳統有別。正如同文學創作的情形并非過去的純文學，并非戲劇、小說、散文、詩歌四大家族一樣，現在的新興文學類型非常多，每一種文學類型理論上都有與自己的性質和特點相匹配的批評方式，加上文學批評主體也變得復雜多樣了——這與傳媒的發展變革有關——現在的文學批評已經是一個龐大而駁雜的多樣化存在。所以，從橫向的水平面看，文學批評的差異更明顯，因為在一種文學批評看來，另一種文學批評可能就不是文學批評，正如在純文學看來，許多標明是文學的寫作就不是文學一樣。就某一文學批評群體內的代際差異而言，它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是有血緣關系的。而在橫向水平面上，諸種文學批評主體在價值觀、評價標準、話語方式直到傳播途徑上的區別更本質，其間的通約性可能更小。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大眾批評的時代似乎已經到來。在一個文學民主的時代，創作與批評擁有同樣的權利與權力。對什么是文學批評以及文學批評的表現方式和發生形態的認知正在改變。大家看到，現在抱怨文學批評的基本上都是傳統文學批評自身，新的文學從業者從來不說諸如此類的話，他們并不歡迎傳統文學批評的介入，或者視之如無物，因為雞同鴨語，無從談起。真實的情形是，當傳統的文學批評對自己的表現不甚滿意的時候，新的文學批評已經在新的文學空間風生水起。他們有沙龍，有分享會，有微信、微博，有網絡跟貼，有讀書頻道。更為重要的是，文學批評不僅僅是專業人士的專業話語，它已經成為文學消費者的日常行為。有什么樣的文學就有什么樣的讀者，也就有什么樣的批評樣態，無以計數的新文學的消費者們已經與創作者們平等地互動起來，他們將自己的閱讀帶入到了日常生活與日常交際中。在他們的眼中，已經沒有權威的批評家，也不需要權威，他們既是消費者，又是評判者，在文學消費中，他們哪怕是只言片語的留言都舉足輕重，因為這與印數與點擊量密切相關。當然，更本質的在于，新的文學批評生態和批評樣態已蔚為壯觀。

還要注意到一個現象，新的文藝形式對文學的影響，比如直播平臺、短視頻等等，民間的以語言為載體的藝術形式也非常多，這些都迅速而深刻地影響著文學。但是，這些新文藝形式似乎還沒有自己的批評，甚至是來不及有自己的批評。或者更準確地說，這些新文藝是集創作與批評于一體的，他們創造，他們探索，他們批評，在創作的同時尋找自己的藝術標準，在與受眾的互動中摸索最受歡迎的表現內容與最有效的表現形式。這樣，從知識生產的角度講，我們的文學批評必須拓展生產渠道，起碼是資源與元素進口渠道。聯系上面的論述，一是要將新的文學業態的批評成果吸納進來；第二是要把新的文學形式包括新的文藝形式的藝術探索吸納進來，這些新文藝的生產者們一方面在生產藝術作品，同時又在不斷編制他們的生產標準；第三，要把文學消費者的立場與趣味吸納進來，也可以說，要把人民群眾不斷變化的審美需求吸納進來。這就是說，當今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知識的生產應該是多元的，是文學參與者們共同的事業。

融通古典傳統，打開文學評論的新視野

楊 輝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中，多次強調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重要性。而如何在融通中國古典傳統的基礎上打開文學評論的新視野，也是歷史賦予這一代文學評論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回顧近40年中國文學的基本傳統及其流變，不難注意到，中國古典思想及審美方式在多重意義上拓展了作家觀察和書寫現實的視域和藝術表現力。自上世紀80年代迄今，汪曾祺、孫犁、賈平凹、張煒、阿來、格非等作家在古典傳統的當代賡續上所作出的種種努力，極大地改變了當代文學的基本面向。其作品所呈現出的思想及審美資源的多元統合，使得僅局限于西方文論的評價標準漸次顯露其在釋讀此類文本時的限度。而如何在古今貫通的視域中重啟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在多種理論資源融通的意義上建構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文學及批評視域，也成為當代文論拓展的重要方式。

賡續古典傳統之要，在于有效完成中國古典思想及其所開啟之世界觀念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之能夠“恢復”對現實生活世界發言的能力。歷史地看，從廢名、沈從文到汪曾祺、孫犁，古典文脈并不似某些論者所言的“斷裂”狀態，而是在多重意義上，仍屬當代文學所可以憑之重要傳統，且在不同時期不同作家作品中開出新的境界。如阿城、張煒與道家思想的關系，余華與術數文化及老莊思想的內在關聯，以及更年輕一輩的東君作品中的佛禪意趣等等，均表明古典思想傳統作用于當下現實的解釋效力。賈平凹40余年的創作，也可被視為不斷嘗試并推進古典傳統的當代傳承的過程。自《廢都》到《古爐》《老生》和《山本》，古典思想及審美表達方式之當下可能，得到了可謂淋漓盡致的發揮。而幾乎在同樣的意義上，陳彥完成了其寫作向更具會通意義的“通三統”的思想和審美的雙重轉換。長篇小說《裝臺》以全新的視域觀照如羅家兩代人相似的現實處境和他們的生活故事。然而一改《西京故事》對人物現實問題的想象性解決，陳彥并無意于為《裝臺》中的人物提供精神和現實雙重意義上的緩解之法，而是嘗試如其所是地理解其處境，進而努力自“內”而“外”地為發現其生存之價值和尊嚴。沿此思路，則秦腔名伶憶秦娥個人命運的起廢沉浮與改革開放40年大歷史的變革互為表里。作為《主角》中的另一“主角”，“秦腔”在40年間的起落無疑與依托于秦腔的憶秦娥的命運互為表里。然而即便置身于個人命運之興衰際遇及時代之起廢沉浮，憶秦娥仍然以近乎儒家之精進態度應對外部世界之諸般變化。質言之，其內在精神的價值堅守近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態度，亦從另一層面表明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之要義所在。陳彥作品境界的拓展，充分體現出現實主義流變過程中不斷向更為寬廣的思想和審美資源敞開的基本狀態。而多重資源的會通，亦屬現實主義在新的時代環境下更具癥候意義的新的可能。

古典資源當代賡續的另一可能，是作品審美表現力的拓展。具體而言，即是作品文體和筆法的變化。汪曾祺上世紀80年代之后作品的古典意趣，及其與明清筆記小說內在韻致之間的關系無需多言。孫犁《蕓齋小說》思想及筆法庶幾近之，歷經世事滄桑巨變之后，其作品表層的沖淡逸遠，卻內涵著根本性的精神之痛。即如東君《子虛先生在烏有鄉》諸篇，表面因佛禪意趣而生之淡然終究難掩其內在的“奇崛”——對城市化進程中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深層關切。如是作品表現力的拓展，在散文隨筆創作中表現為對中國古典“文章學”的重啟，此種重啟主要表現為對作為“抒情”的散文觀念的拓展，嘗試重申散文的世界關切。基于對“純文學”回應現實的“無力”的認識，蔡翔曾提出一種“大文學”的概念，希望藉此“恢復中國古代的‘文章’的活力”，以充分作用于歷史和現實，發揮文學作品的經世功能。《美文》關于“大散文”觀的提倡，以及25年來對此種觀念落實的種種努力，即是在恢復中國古典文章所具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尤其是其作用于現實的效力。即如賈平凹所論，文章乃是個人體驗天人宇宙之法門，因之并不拘于抒情一路。也正因有對天人宇宙的宏大關切，方能體現出文章作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之重要作用。因之，古典傳統現代轉換的要義之一，是古代文人的天下意識和濟世情懷如何有效轉化為當下文學的現實責任感，其二才是文體與筆法的轉換。已有論者注意到賡續古典傳統之于當代文學審美表現力的拓展價值。無論阿來的《空山》、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還是陳彥的《裝臺》《主角》，因與中國古典審美傳統關聯甚深，其作品筆法和意趣，較之單純在現代小說傳統流脈之中書寫現實的作品，要多一些古典的韻致。其筆法也更為自由，這種筆法，恰正說明其文體的“駁雜”（如其所言之雜文學），乃是融通多種傳統而開出的新的文章境界。

與文學資源的拓展相應的，是批評視域的轉換。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即有論者嘗試以中國古典文論所開啟之思想和審美視域，闡釋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中最具革新意義的作品。其研究無疑表明，即便在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觀念影響之下成長的先鋒文學作品，亦不乏與中國古典傳統相通之處。置身中國文化的連續性氛圍之中，寫作者似乎難以完全超脫此種傳統巨大的影響力而徹底改弦更張。汪曾祺并不贊同古典與現代簡單斷裂之說，以為古典即便偶或處于潛流，仍屬當下文學所能依憑之傳統之一。自更為宏闊的視域觀之，則可知論者的如下判斷的重要價值：“中國需要一場真正的文藝復興，承接從禪宗到《紅樓夢》的偉大啟示，回到河圖洛書，回到《山海經》人物所呈示的文化心理原型；重新審視先秦諸子，重新書寫中國歷史。這完全符合相對論時間倒流的高維時空原理，也是老子生命需要復返嬰兒的真諦所在。”對其所論及之古典文脈當代賡續之要略，當然可以展開進一步討論，但其所呈示之返本開新的思想路徑，卻包含著有待深入反思的重要意義。當下文學評論視野的拓展，此亦為路徑之重要一種。

重構有溫度的批評場域

傅逸塵

21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批評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場域，“批評”自然也就沒能展開。場域的核心是其中有內含力量的、有生氣的、有潛力的存在。上世紀80年代的批評環境與氛圍，至今仍被批評界津津樂道與懷想。關于傷痕文學、人道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還有朦朧詩、先鋒文學，以及各種思潮等等，爭論之激烈為近40年來所少有。批評場域便是在對話、討論，甚至論爭中構建起來的，真正意義上的批評也一定是在這樣的場域里產生的。19世紀40年代是俄羅斯一批文學巨匠們最后閃耀星空的時刻，其中一段發生在別林斯基和果戈理之間的“齟齬”讓我唏噓不已。別林斯基是讓果戈理聲名鵲起的批評家，僅1842年就寫了5篇關于《死魂靈》的文字。然而，在寫作《死魂靈》第二部的時候，果戈理找不到靈感，便于1847年出版了《與友人書信選》，試圖讓讀者能接受他要在《死魂靈》第二部中所表達的思想。在這本書信選里，果戈理竟然鼓吹農奴制度為神義所授，甚至教導地主如何對待農奴，這引起了別林斯基的憤怒。病重的別林斯基用三個上午寫了一封致果戈理的公開信。在信的結尾，別林斯基寫道：“您曾經不幸帶著一種驕傲的謙遜否定了您那些真正偉大的作品，那么，現在您應當帶著真誠的謙遜否定您最近的這本書，用一些能使人想起您以前的作品的新作，來贖取讓那本書出版問世所帶來的沉重罪過。”赫爾岑如此評價這封信：“這是天才之作。我想，這也是他的遺囑兼最后證言。”別林斯基憑著堅毅的性格、誠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理想，成為他那一時代影響力最大、聲音最激越火熱的道德家和批評家，成為“俄國知識階層的良心”；而果戈理則在臨死前將《死魂靈》第二部付之一炬。這才叫真正的批評，大師的批評。

批評是在文學的前沿，不僅要介入創作，對作家、文學思潮產生影響，還要積極介入時代精神的建構，用道德理想影響作家和讀者，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存在。別林斯基對果戈理的批評帶著生命的溫度，甚至是在燃燒生命。魯迅在上海的最后十年又何嘗不是如此。魯迅純粹的文學批評并不多，多的是雜文，論說的是歷史、社會、文化等等，更為直接的與論敵們的論戰。“正如自命不凡的才子所嘲笑的那樣，這時，他寫作的惟是不能進‘藝術之宮’——自然也不能進‘學術殿堂’——的雜文。”（林賢治語）這恰恰是我在這里提及魯迅的關鍵所在，他放棄了有論者為之惋惜的長篇小說的創作，而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論爭里去，以至于過早地耗盡了自己的心血，包括生命。面對殘酷的現實和歷史文化的困境，他畢其一生致力于社會與文化的自省與批判，他的思想與精神成為了20世紀中國的“民族魂”。而這不正是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批評所匱乏的嗎？不正是我們要從魯迅處汲取的精神嗎？當下的中國文學批評多數是書齋里的批評，對話的是文本，并不能真正地觸及更廣泛的社會。批評家更看重批評本身在文學場域中的價值與意義，學術性、學理性成為評價文學批評的標準，而文學批評與國家、民族、時代、社會、現實、生活等文本之外的存在則越發遙遠與隔膜。批評家對理論、對知識、對文本的興趣遠遠超出對人、對人與人的關系，以及對復雜社會現實與繁復日常生活的探究和體認。如此冷冰冰、內循環的批評場域，無需批評主體生命熱力的灌注，更遑論獨特與深刻。長此以往，文學視野的窄化、思想能力的退化和審美趣味的僵化使得批評家們對更為宏闊的民族國家、時代精神喪失了正面闡釋的興趣和整體概括的能力。

在別林斯基看來，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都服務于促進社會自覺這一共同目的。文學批評不能局限于分析作品本身的美和不足，而必須進一步從歷史的、時代的觀點進行考察，進行與其內容相應的社會的、政治的、哲學的、道德的分析。從更廣闊的時代的、社會歷史的角度，考察藝術家及其創作與時代、社會和民族歷史文化的關系，進而提出作品的社會作用和意義；置批評于個性化的生命困境和有溫度的批評場域之中，才能真正表現出批評家的思想能力和批判氣質，偉大的批評或許才會不期而至。

與時代同行的文學評論

李松睿

文藝作品關注現實生活，保持對社會問題的介入姿態，自19世紀以來，就被認為是創作者堅持人民性的重要表現。因此，在今天這樣一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將人民的根本需求與根本利益視為文藝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時代，“反映時代新氣象”“謳歌人民新創造”自然是文藝創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此前評論界已經對文學創作如何呼應時代的要求做了非常多的探討，有種偏頗的看法認為，一些評論文章只有作家本人和恰好讀過或想讀那部作品的讀者愿意看，受眾相對來說非常有限，不如將版面讓給更有理論深度、更有學術史價值的論文。這種觀點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因為這一看法背后是非常流行的對文學評論的定位，即評論要分析文學作品的藝術風格、把握作家的創作特色、總結文藝發展的內在規律，并在有可能、有意愿的情況下，對不斷涌現的新作品進行價值判斷，鼓勵其中優秀的創作傾向，抨擊不良的創作苗頭。這一系列工作是文學評論的分內之事，是文學這一學科給文學評論規定的常規位置。如果評論家不對這樣的位置進行反思，而是滿足于在文學內部占據這樣一個位置，那么文學評論自然會有只能尾隨在文學創作后面的嫌疑。在這種情況下，評論家不斷鼓勵作家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作品去反映時代新氣象、謳歌人民新創造，卻也使得創作者成了一支面對現實生活獨自進行前沿探索的孤軍。而評論家就成了待在后方的援軍，只能根據創作者探索的最終成果，把握風格特色、總結相關經驗、評判其表現現實生活的優劣得失。

對文學評論只能追隨創作的不滿，有兩種解決思路。第一種思路，我們今天已經非常熟悉，就是20世紀歐美文學研究界不斷流行的包括精神分析、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東方主義等在內的各類理論話語。這些形形色色的理論在誕生之初，當然都各自有其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并以對文藝作品的獨特解讀讓人耳目一新。但在學術體制內部輾轉更替的過程中，它們逐漸與生活脫節，甚至也與文學本身脫鉤，使文學理論雖然真的突破了文學學科的限制，但也冷落了文學，演化成了理論本身，讓評論成了理論術語內部循環、自我增殖的文字游戲。我們越來越看到這一趨勢在中國文學研究界的流行，但文學評論工作如果止步于此，則把自己封閉在某個特定的空間中，并沒有真正通過沖破文學獲得更廣闊的思想空間。

而另一種使文學評論超越文學學科限制的思路，典型地體現在19世紀中葉俄國文學界著名的《現代人》雜志身上。這份刊物1836年由普希金創辦，經過普列特尼奧夫、特別是涅克拉索夫的發展，最終在先后成為刊物主筆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手中達到影響力的頂點。普希金在為這份刊物取名時，選用了“современник”一詞，這在俄語中是一個雙關語，既指時間性的概念，翻譯過來就是通行譯法的“現代人”，意思是在時間維度上最新的人；同時這個詞也可以翻譯成“同時代人”，更強調在空間和時間維度上共同面臨相似處境的一批人。從刊物的名稱可以看出普希金以及這份刊物不僅僅關心文學本身，而且是要與俄國的作家、刊物的讀者乃至全體俄國人民站在一起，思考他們共同面對的時代與社會，并始終保持著充沛的精力、足夠的敏感以及難以窮盡的好奇心，關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現代人》雜志上的文學評論的最大特點，是從來沒有將自己的思考限定在文學的疆域之內，這種探索的視野是如此的廣闊，以至于在探討文學創作的時候，也會穿插當時醫學領域的進步、最新的農業機械以及歐洲科學家新發現的化學元素等內容。從中可以看出，《現代人》雜志上的評論家希望與俄國作家、人民一起努力認識他們共同身處的世界，發現新的現象和新的問題，并不斷探索俄國社會前進的方向。因此，這些評論家不是僅僅讓作家去探索現實生活，自己則單純地評判作家作品的風格特色，他們對現實生活的表現是否準確、是否作出了新的藝術貢獻，而是與作家攜手前行，共同探索。這些作家日后在創作中表現出的明顯的思辨色彩，在作品中對社會問題的持續關注與思考，恰恰都是通過小說創作與評論家繼續進行隔空辯論。因此，是作家與評論家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共同探索、相互辯難，鍛造了19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輝煌成就。

在“十四五”期間以及未來遠景中，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模式、組織形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人的心理狀態以及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都將發生重大改變。這是一個全新的、有待探索的未來，蘊涵著機遇和挑戰，充滿了未知與可能性，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樣一個時代去加強文學評論工作，就不能繼續固守學院中的學科建制、學術傳統給文學評論預留的那個特定、狹小的位置，滿足于單純地探討藝術特征、風格流變、創作規律以及作品的優劣成敗等文學的內部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聯組會時，提了幾點要求，其中第一點就是“堅持與時代同步伐”。在評論家鼓勵文學家去書寫和反映新時代的同時，也不能讓作家成為深入生活的一支孤軍，獨自肩負起在瞬息萬變的現實生活中捕捉新現象、思考新問題的任務。評論家應該真正與作家、文學愛好者乃至人民成為“同時代人”，共同探索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中國社會。

這樣的期待，自然會對評論家提出更高的要求。當然，這不是說藝術風格的辨析、創作特色的梳理、文藝發展規律的總結以及藝術價值的判定等傳統文學評論工作的內容不重要或者需要放棄，而只是把這些看作是文學評論家的基本功、文學評論的切入口，評論家必須由此出發，把目光和思想的觸角投射到更加廣闊的天地中去。如果我們理想中的文學是反映現實、包羅萬象、恢弘壯闊的，那么評論家同樣不能放松對自己的要求，必須觀察、思考、探索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相應的，在知識層面上，僅僅是文學理論與文學史方面的修養和知識儲備，或許不足以幫助文學評論家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相關知識，也應該納入評論家的閱讀視野。畢竟，在文學作品已經在挑戰現代科技的邊界、探索人類倫理的疆域的時代，在影響作家創作的因素早已不僅僅局限在文學內部的時代，評論家如果只能在文學的層面上討論相關創作，給出的注定只能是蒼白、無力的答卷。人不能選擇自己生活的時代，評論家不能一邊抱怨或批評現代性進程造成的科層制和專業分工對完整的人性與生活的分割，一邊卻心安理得地把文學囚禁在現代學科制度所給定的狹小范圍里。文學評論與其他學科不一樣之處在于，它的研究對象非常特殊，那是一種復雜、靈活多變、充滿想象力、作用于情感、具有共情能力的知識形態，恰恰可以作為文學評論家的有效工具，幫助他們穿越現代性的學科體制建構起來的深厚的知識壁壘，溝通現代社會不同社會層級彼此之間的階級隔閡，使文學與文學評論成為有穿透力、包容力的思想空間，真正回應和思考“同時代人”共同關心的話題。這樣的文學評論未必能夠給出關于生活的答案，卻能夠讓文學評論擺脫只有作家本人和想讀或讀過作品的人愿意看的窘境，創造出有吸引力和引領性的思維形式，為“同時代人”思考和探索現實生活提供參考和幫助。這樣的努力自然會非常困難，但也值得。因為對于文學評論家來說，如果眼中只有單純的文學，那么他可能會錯失身邊那個波瀾壯闊的現實生活；而如果選擇與同時代的作家、人民攜手前進，共同去思考和探索正處在不斷變化中的中國社會，那么他或許正在塑造一個可以孕育偉大作品的文學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