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筆者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經整體性地梳理了新中國成立后，外國哲學、社會學科重要著作（以下簡稱“世界學術名著”）的規劃、翻譯與出版的歷史，厘清了我國新時期最重要的文化出版工程之一的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來龍去脈（《“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的前生今世：紀念“藍皮書”誕生60周年》，《經典與解釋》輯刊總第45輯，華夏出版社，2016年）。本文則專門談一談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期以及“文革”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參與“世界學術名著”組譯與出版的情況。

一

從1949年開始，隨著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的轉移，同中國的其他各項事業一樣，翻譯與出版事業的策源地、主陣地也轉移和集中到了北京，當時所謂的幾家“中央級”出版社都設在北京。同時，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譯局、文化部出版局等主管部門的指導下，“組織化”“計劃化”成為當時翻譯界和出版界最明確、最響亮的口號。最初，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統攬了政治類、學術類、文學類、古籍類圖書（含譯著）的出版，直到1958年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恢復獨立建制后，中宣部又確定學術譯著和古籍整理為它們各自的主體業務。

1954年，在中宣部有關領導的關照下，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三聯書店編輯部，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陳原兼任編輯部主任。根據上級指示，三聯書店編輯部的一個重要任務便是負責外國哲學、社會學科重要著作的規劃與翻譯工作，并參照科技界、社科界的“十二年遠景規劃”，編制了一份包含一千三百零三種書目的《1956年-1967年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選譯目錄（草稿）》（俗稱“藍皮書”，這份書目以古典學術著作為主，兼顧少數有定評的現代著作，也包括了一部分學術史、思想史和國際關系、時政類著作），它是“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的初始規劃。“藍皮書”由人民出版社和三聯書店、世界知識社（三聯書店和世界知識社此前已并入人民出版社）在1956年8月編印；在分發全國相關機構和人員征求意見后，依據反饋又在1957年春修訂了這份規劃，將選目類別由六類變為七類，書目擴展到一千六百三十二種，同時規劃年份由1956-1967年變成了1956-1962年（筆者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關于“藍皮書”1957年春“修訂稿”的部分說法很可能是錯誤的，特此更正）。

“藍皮書”雖然是由人民出版社的三聯書店編輯部編制，但它實際上是一個全國性的翻譯、出版規劃，所以，需要聯合其他出版社一道推進。筆者手頭持有的一份由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世界知識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當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尚未正式獨立）、人民文學出版社、科學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57年9月聯合編印的《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第一、二期選譯目錄》（以下簡稱“聯合版選譯目錄”）便是這些出版社建立起來的一項工作機制，相互通報信息，共同發布消息。“聯合版選譯目錄”第一期的信息較為詳盡，標注了有關書目擬承擔的出版社和已經約定的譯者，但第二期僅列出出版社，沒有注明譯者。

聯合版選譯目錄說明

從“聯合版選譯目錄”的實際分工來看，作為人民出版社副牌的三聯書店和世界知識出版社，以及即將獨立建制的商務印書館，承擔的最多；人民文學出版社、科學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華書局承擔的相對較少且比較專門；湖北人民出版社只承擔了一種（產寧《美國史》，即Edward Channing,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6 Vols, 1905-1925，此后未見出版）；所以，地方出版社事實上只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家真正參與其中，而且地位較為突出。這種情況倒也不難理解，作為新中國成立前的經濟中心與文化中心，上海有足夠的實力在組織翻譯與編輯出版外國學術著作（以及文學著作）方面占有一席之地；而政府出版主管部門在某種意義上也確實是把上海人民出版社視為“國家隊”的。

筆者統計了一下，“聯合版選譯目錄”共列出書目五百七十八種，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擔五十五種，占到了將近十分之一；而筆者新近獲得的一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962年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選譯目錄》（1958年3月，以下簡稱“滬版選譯目錄”）則表明，按照原計劃，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意在這項工作中承擔更為重要的角色。

這份規劃書目是作為一封公函的附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發送給人民出版社的，公函的全文如下：

人民出版社：

我們根據您社1957年5月編印的“哲學社會科學重要著作選譯目錄”選擇了第二期選題146個，茲送上目錄一份，請核收。如有重復，希望早日通知。另外，我們增加了選題8種，列入名著選題，不知是否妥當，亦請考慮欣告。新增的8種如下：

哲學類第53 愛爾德曼《哲學史》

哲學類第54 繆爾海德《現代英國哲學》

哲學類第55 亞當士與蒙太茍《現代美國哲學》

哲學類第56 拉達克里希南主編《現代印度哲學》

政治類第12 約翰·密爾《論代議制政府》

經濟類第6 菲歇爾《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

經濟類第32 馬歇爾《工業與貿易》

經濟類第33 馬歇爾《工業經濟》

此致

敬禮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五編輯室

（1958）3.14

抄致：世界知識、三聯、商務、中華、人民文學、科學、法律、湖北人民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發送給人民出版社的公函

公函所附“滬版選譯目錄”

對照“聯合版選譯目錄”與“滬版選譯目錄”可以發現，“滬版選譯目錄”的規劃也包括第一期和第二期，但它所謂的“第一期”其實涵蓋了“聯合版選譯目錄”確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擔的品種（計五十七種，與原來規劃的五十五種互有出入），而它所謂的“第二期”則是更長遠規劃的品種（計一百五十四種）。

二

1957-1958年規劃后來的落實情況如何呢？“聯合版選譯目錄”（第一二期）與“滬版選譯目錄”（第一期）共計選定了六十種書目：到1966年“文革”爆發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中的十六種（羅威爾《英國政府》兩部算一種），已經約定修訂舊版但后來并未出版的一種（多布《資本主義發展之研究》）；（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分擔一種（《杜勃羅留波夫選集》），“文革”后上海譯文出版社補出一種（維克塞爾《國民經濟學講義》）；由商務印書館承接選題并在不同時期已經出版的十六種（含三聯書店優先出版和承接選題各一種），迄今為止仍未有中譯本的二十四種，其他出版社新出中譯本一種（威爾遜：《美國憲制政府》，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羅威爾《英國政府》

我們先來看看由上海方面出版的十九種（以下“文革”前的版本數據采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書總目（1949-1985）》，但也增補了“總目”遺漏的個別書目；書名采用出版時原書名，作者采用現今通行譯名）。這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了：按照最初的規劃，此書由曹未風依據一卷節本譯出，但后來改從索麥維爾節本譯出，并且多人參與了中冊和下冊的翻譯——徐懷啟、慶彭澤（樂群）、王國秀、周煦良、耿淡如、章克生、張師竹、徐孝通、劉玉麟、林同濟、丁彥博、王造時，都是上海學界各個領域的翹楚和資深譯者（盡管他們當中有些人并沒有獨立署名的譯著）；此書的出版完全可以看作是對上海翻譯界的一次檢閱；此書初版（1959-1964年）后多次重印再版，直到2000年才被新譯本替代。另一本頗有影響的是伏爾泰《哲學通信》（1961年），此書也是集體翻譯的成果，聚集了當時上海法語界的一些重要學者（高達觀、徐仲年、王燕生、洪潔求、宋紫棠、徐之海、藍鴻春，他們當時都任教于上海外國語學院——后來成為著名法語文學翻譯家的大學數學教師周克希就是跟藍鴻春先生學的法語）。

張師竹短箋

除了這兩種名著以及由新文藝出版社分擔的《杜勃羅留波夫選集》之外，剩下的十六種要么屬于經濟學類（含經濟史，共計十種），要么屬于政治學類（含社會主義各派學說，共計六種）。這些品種無論是分配指派的還是自愿承擔的，多少都反映了當時上海學界在經濟學和政治學這兩個領域的影響力。

在經濟學著作中，既有英國新自由主義者霍布森的作品（《財富的科學》《帝國主義》），也有奧地利學派門格爾和哈耶克的代表作（《國民經濟學原理》和《物價與生產》），還有費雪《利益理論》、漢森《經濟政策和充分就業》這樣的專題名作以及諾爾斯《英國海外帝國經濟史》、歐弗萊區《列強對華財政控制》這樣的經濟史著作。

《列強對華財政控制》

在政治學著作中，除了潘恩《理性時代》之外，其余都是當代的作品：羅素《社會改造原理》、拉斯基《美國總統制》、羅威爾《英國政府》（分為“中央政府部”和“政黨制度部”兩冊）、韋伯夫婦《資本主義文明的衰亡》和麥唐納《批評的和建設的社會主義》，偏重于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左翼）各流派。

從譯者來看，這兩類著作的譯者除了滕維藻（南開大學）、朱宗風（滕維藻的岳父和合作者）、袁績藩（云南大學）之外，都來自上海。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這些譯者除了來自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之外，還有一些是自由職業譯者。比如，張師竹、何子恒、于樹生：他們在民國時代就有多種譯著，舊時代曾是律師、報人，現在都成了職業譯者。1949年之后在上海還有一批這樣的職業譯者，這種現象在其他地方是罕見的；他們的生平雖然不是完全不可考，卻也是長期不為人所知。（筆者將在“上海譯界往事系列”中對他們繼續進行追索，此處不贅。）

這些著作的譯者有兩位使用了筆名，一位署名“紀明”（《帝國主義》），一位署名“秋水”（《資本主義文明的衰亡》和《英國政府》）。“紀明”比較容易確定，因為“聯合版選譯目錄”第一期標注了《帝國主義》約定的譯者是著名經濟學家壽進文，而他自己在回憶文字中也確認“紀明”是他的筆名（他以這個筆名發表過數部譯著）。但是，“秋水”就不那么容易確定了。“聯合版選譯目錄”標注《英國政府》的譯者是著名政治學家張慰慈，但此前關于他的生平介紹都沒有提到他翻譯過這兩本書；考慮到“聯合版選譯目錄”標注的譯者到實際出版時有變動的情況（比如，《理性時代》一開始約定的譯者是著名翻譯家方重，但后來卻改由張師竹翻譯），所以，要想確定“秋水”就是張慰慈還需要進一步的證據。好在筆者很快就檢索到上海市文史館沈飛德先生的一篇文章《張慰慈與文史館》（《文匯報》2014年05月26日第8版），此文對張慰慈晚年的境況多有披露，文中恰好提到：“張慰慈進文史館后主要從事翻譯工作。他翻譯的羅威爾的《英國政府》（兩大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譯稿蒲萊斯的《現代民主政治》（兩大冊）在1963年交北京商務印書館。”由此，“秋水”是張慰慈的筆名得以確定。

張慰慈捐贈圖書章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一看其余的四十一種。布賴斯（蒲萊斯）《亞美利加共和國》屬于其中至今還沒有中譯本的二十四種之一，“聯合版選譯目錄”標注此書約定的譯者是南開大學的楊敬年。楊先生晚年回憶說：“我原來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訂有合同，翻譯［英］蒲萊斯的《亞美利加共和國》一書，因我被劃為右派，該社獨自撕毀合同，借口可以讓我專心改造，并追繳預支稿費五百元，我只得以商務的稿費去償還”（《期頤述懷》，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年，90-91頁）。事實上，前文提到的張慰慈已經交稿的布賴斯《現代民主政治》重校本——他在民國時代領銜翻譯過此書（《現代民治政體》）——后來也沒有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曾經與布賴斯此書齊名的另外兩本關于美國政治的巨著拉斯基《美國的民主》和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也出現在了“聯合版”和“滬版”選譯目錄上：前者已經約定譯者浦允南（畢業于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當時任教于上海外國語學院），卻始終沒有完成；后者（目錄上的名稱是：端德克維《民主政治在亞美利加》）則要到1988年才有商務印書館推出董果良譯本，至今行銷不衰。

1963年商務印書館復函張慰慈，譯稿不發排

“聯合版選譯目錄”還有五本書也約定了譯者，其中何子恒譯希爾《英國革命》已交稿，但因為三聯書店優先推出了舒貽上譯本而作罷；其余四本是：丁彥博譯魯本《印度哲學史》、李季谷譯《日本書記》、李青崖譯米什萊《法國革命史》和胡煥庸譯斯丹普《亞洲區域與經濟地理》。李青崖是著名翻譯家，此時已年過古稀，而且精力主要放在修訂《莫泊桑全集》上，很難完成那么大部頭的《法國革命史》（米什萊卷帙更浩繁的《法蘭西史》也在“選譯目錄”之列）。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的胡煥庸是著名地理學家，大概教學和研究任務比較繁重，一時無暇他顧（商務印書館在1962年推出了荷夫譯《亞洲區域與經濟地理》，可以排除“荷夫”是胡煥庸的筆名，但其人到底是誰待考）。同樣任教于華東師范大學的李季谷則因曾擔任過國民政府浙江省的教育廳長而在1955年“肅反”中受到審查，被定為不戴帽子的歷史反革命份子，1968年投河自盡。譯有《古印度哲學中的唯物主義流派》的丁彥博在1949年后的具體情況不詳，但可以推知他的日子也不好過；錢春綺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說他精通英文和德文，“文化浩劫中抄家，掃地出門……后來，不知怎么，他突然逮捕，不久就瘐死獄中，家人也未去收尸，可謂慘矣”（《梵文學者丁彥博瘐死獄中》，《文壇雜憶》全編六，上海書店，2015年，174頁）。

商務印書館與上海人民出版社關于《亞洲區域與經濟地理》事宜的往來登記

“選譯目錄”余下的選題要么至今還沒有中譯本（有些書今天已經過時，沒有翻譯的必要），要么被商務印書館（以及三聯書店）承接出版（大多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經典）；有跡象表明，商務印書館承接的不只是選題，可能還有部分譯稿，但詳情不得而知。商務印書館承接的這些選題，1950-1970年代出版的有七種，1980年代出版的有五種，其余四種則是1990年代以后出版的（最新的兩種是2017出版的庇古《就業與均衡》和2019年出版的霍布斯《論物體》）。

三

以上是“滬版選譯目錄”第一期的情況，那么，第二期的情況又如何呢？第二期的一百五十四種（主要來自于“藍皮書”選目；個別有重復，比如，霍爾巴赫《自然政治》在哲學類和政治類中都有出現）同樣有相當一部分選題被商務印書館承接，但仍然有不少至今沒有中譯本。比如，第二期歷史類列入了頗有名聲的“劍橋三史”中的《劍橋古代史》和《劍橋中世紀史》——這兩部多卷本的“劍橋史”后來都有了“新編”，而這兩部“新編”的中譯本直到今年在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資助多年后才開始陸續出版，可謂姍姍來遲。

就此而言，我們不得不承認，1958年編制的、預計到1962年完成翻譯和出版的這項譯著規劃，是一場“大躍進”，一項至今也談不上完全實現的“愿景”。

1950-196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還出版過數種并未見之于“聯合版”和“滬版”兩種選譯目錄的同類別學術譯著，它們甚至在裝幀設計方面都與上述品種大體一致（類似于后來商務印書館的“四菜一湯”封面式樣，但設計要素不是很穩定），顯然屬于隨機增加的“重要著作”：比如，斯特拉徹《現代資本主義》（姚曾廙等譯，1960年——筆者懷疑這是對“藍皮書”和“滬版選譯目錄”第一期中塞伊《現代資本主義》的替代）、卡爾納普《哲學和邏輯句法》（傅季重譯，1962年）、皮朗《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藍皮書”列有此書；1964年，此書的譯者“樂文”，不知何許人也）。

除了上述意義的“世界學術名著”之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文革”前也參與了部分“灰皮書”的出版（出版時間是1963.12-1966.6）。這批哲學和社會學類“反帝、反修資料選輯”由《哲學研究》編輯部編，共計五十七種：“老修正主義哲學資料選輯”（第一、三輯，第二輯未見出版；第一輯考茨基《唯物主義歷史觀》共計六冊，第三分冊直到1984年才出版補齊）兩種；“蘇聯哲學資料選輯”（第一至二十六輯，第十三輯未見出版）二十五種；“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一至二十輯，第三、四、七輯未見出版；重點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流派）十七種；“外國自然科學哲學資料選輯”（第一至八輯）八種；“資產階級社會學資料選輯”（第一至五輯）五種。這其中有一些屬于“世界學術名著”的范疇（比如，“藍皮書”列出的詹姆斯《徹底的經驗主義》、杜威《確定性的尋求》、席勒《人文主義研究》，前二者也出現在“滬版選譯目錄”第二期上），它們連同其他一些品種（比如，胡克《歷史中的英雄》和《理性、社會神話和民主》、莫里斯《開放的自我》）后來曾被收入“西方學術譯叢”“世紀文庫”。

“西方學術譯叢”

這批“反帝反修”資料的譯者陣容非常強大，因為這是中宣部乃至更高層布置的政治任務（《哲學研究》編輯部只是一個名義，盡管據悉陳修齋先生當年從武漢大學被借調到北京參與編選書目），所以還是以北京的譯者為主——清河翻譯組、北京編譯社這樣特殊的翻譯機構悉數上陣，而且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譯者署名；不過，仔細翻檢可以發現，上海的譯者仍然占據了一定比例，并且以上各個系列都有參與（因為過于復雜，此處不列）。

“文革”前上海人民出版社還零星出版過其他幾種“灰皮書”——這幾種“灰皮書”未必是像以上幾個系列那樣由上級分派，而很可能是自行組稿。比如，文集《中東歐與世界——斯大林以后時代的發展》（1963年，此書封面即標注“供內部參考”）、加爾布雷思《豐裕社會》（1965年），等等。筆者注意到，從1959年底開始，像《社會改造原理》《美國總統制》這些學術名著就已經改為“內部發行”，而1966年出版的《英國海外帝國經濟史》（第一卷）則在裝幀設計上都已經“灰皮書化”。

《英國海外帝國經濟史》

到了“文革”后期，由于特殊的歷史機緣與政治氣候，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擔了大量國際關系、時政類著作的組譯和出版工作，但也出版了一些像伽利略《關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1974年，曾經出現在“滬版選譯目錄”第二期上）、《牛頓自然哲學著作選》（1974年）、康德《宇宙發展史概論》（1972年）、《愛因斯坦論著選編》（1973年）、薛定諤《生命是什么》這樣的自然哲學譯著（大多見之于“藍皮書”）。毫不奇怪，此類著作的譯者都來自上海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比如，復旦大學的全增嘏教授就幾乎參加了所有這幾本書的翻譯。

這批書中有一種頗為引人注目，那就是海克爾《宇宙之謎》（1974年），此書當時發行了四十七萬冊。參與此書翻譯的袁志英先生曾撰文說，“一夜之間，一個‘名、洋、古（人）’的一部大書進駐紅光閃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陣地’，這背后有什么玄機，作為該書譯者之一的我也不明就里”，“只知任務是上頭來的”；他推測，這與早年曾經閱讀過此書的毛澤東有關，1975年毛澤東在會見訪華的西德總理施密特時花了十分鐘的時間討論了“海克爾那部粗糙的唯物主義著作《宇宙之謎》”（《關于達爾文主義者海克爾在中國的影響》，《中華讀書報》2009年10月14日）。聯想到1967年1月毛澤東與劉少奇最后一次會面和談話時，曾向劉推薦了幾本書，其中之一便是“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也就是《宇宙之謎》），這種推測自然不無道理（鄧偉志先生關于此書的一些說法，參見《鄧偉志口述歷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58頁）。但我們可以補充的是，譯介海克爾的著作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股風潮（1916-1917年《新青年》連載過馬君武譯《宇宙之謎》，1920年《新中國》連載過劉文典譯《宇宙之謎》前五章），受其思想影響的可不只有毛澤東；所以，不但“藍皮書”上有《宇宙之謎》，而且“滬版選譯目錄”第二期還列出了他的另外兩本書《自然創造史》和《人類發展史》。

上述不同時期、不同范疇的學術譯著為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改革開放后推出“西方學術譯叢”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就像這套書的“出版絮語”所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經翻譯出版了近百種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著作。現在來看，其中一部分屬于西方學術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價值和文化價值。因此，我們決定從中選擇一部分進行重印，編輯這套《西方學術譯叢》奉獻給廣大讀者（1986.8；有趣的是，“譯叢”有一冊霍利切爾《科學世界圖景中的自然界》，版權頁注明是1965年版，1987年第二次印刷，但筆者相信它此前從未出版發行過，1987年不過是用舊紙型重印而已）。”當然，隨著中國學術和出版事業的繁榮，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等出版機構也隨即加入此行列，在新時期中國學術譯著的出版熱潮中，上海再次占據了突出地位。即便如此，在新世紀之初開始匯編的“世紀文庫”乃至更為晚近的“學術譯叢”中，仍然可以看到上述品種的身影——是為后話，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