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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概念群的研究實踐 ——評方維規《概念的歷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

《概念的歷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方維規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探索近代中國思想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轉型軌跡，一直都是人文學界重要的研究議題。前人已從諸多不同研究取徑，諸如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日常史等面相切入。近十年來，學界開始從概念史這一發展不滿百年的新研究路徑出發，嘗試通過概念史方法，勾勒描摹近代中國思想發展歷程。以概念史方法作為視角探索近代中國思想轉型是個好方法嗎？相對過去的思想史方法有著什么特殊視野與優勢？以概念史方法進行探索能得出什么與眾不同的觀察結果？對于上述幾個問題，方維規的《概念的歷史分量：近代中國思想的概念史研究》（以下簡稱《概念的歷史分量》）一書顯然給出了自己的方向、方法與答案。

在《概念的歷史分量》一書中，作者運用來自德國概念史學派的概念史理論方法，對數個雖然具體而微但對于揭示近代中國思想發展脈絡具有代表性的特定概念進行了討論，包含“夷”“洋”“西”“外”（第一章）、“文明”與“文化”（第二章）、“民族”（第三章）、“政黨”（第四章）、“自主之理”（第五章）、“經濟”（第六章）、“智識者”（第七章）等，展示了基于概念史理論的實際研究成果。綜觀全書，筆者認為此書與前人相比，可喜的重大成果可歸納為兩點：第一點是從單一概念的研究拓展到了概念群體的考察；第二點是關注到近代中國之際，為了描述與指涉前所未見的新事物，會通過組合單音節詞匯，形成諸多具有同一詞綴的新的多音節詞匯概念，而要理解新造的多音節詞匯概念，則須同時考慮到組成多音節詞匯的單音節詞在傳統文言語境中的意涵，如此才能確切與整體地理解新興概念的內涵。

熟悉概念史研究法的朋友們都知道，過去已有眾多學者運用概念史方法進行中國近代思想的研究，例如，書中第一章提到的王宏志，就曾研究過“夷”的概念；岸本美緒亦研究過“中國/外國”概念；陳旭麓則辨析過“夷”與“洋”的概念。而本書與前人研究最大的不同之處，即在于從“概念群”或“意義群”的角度進行思考，把某類型概念聚攏在一起討論，得以全面揭示中國近代對外關系與思想的整體變化。作者提出的“概念群”或“意義群”的考察視野，別開生面地整體解決了研究單一概念時容易流于靜態，因而喪失揭示概念形成時的能動性意涵的問題。唯有同時考察概念群，才能動態地勾勒出概念形成的全局。例如，作者在第一章不僅探究“夷”“洋”“西”“外”等單一概念，還擴張到與這些對外概念相關的概念群，如“公法”“外交”“世界”“國際”等（第一章）；在討論“文明”概念時一并考察“進步”“野蠻”“停滯”等概念（第二章）；在討論“民族”概念時則同步討論“國家”“國民”“人種”等概念（第三章）……正因作者除了考察單一概念的歷史發展外，還關注到圍繞特定概念的概念群，這才揭示了思想發展的復雜性與能動性，從而更為敏銳地通過系統與結構性的語言證據，證明諸如近代中國有從“夷夏”之辨向“國際”話語的轉型；或是中國近代民族概念的形成時刻。從概念群出發進行概念體系（概念網絡）的整體表述，正是此書與眾不同、超越前人的亮點所在。正如書中序言指出：“真正的概念史從來不只是概念的歷史。根究概念嬗變而外，更在于提煉歷史語義的內在結構；除了透過語境來理解文本，更重要的是考證和解析那些富有‘整合力’的特定概念。這就是本書取名《概念的歷史分量》的用意所在。”（第7頁）當研究者不僅關注單一概念，更是關注整個概念群時，就能宏觀整體地考察概念在整體思想系統結構中位置的新陳代謝、交互錯位與挪移變化，從而掌握概念內涵在長時段的歷史語境中復雜的多重轉變，不至于僅因研究單一概念而自我遮蔽與其他概念互動的歷史現象與意義。

其次，目前在概念史學界中，可以看見大部分研究者所研究的概念詞都是雙音節乃至多音節詞組成的概念，但本書作者別開生面，意識到在漢語的構詞特殊性下，一個重要的特定概念，會圍繞其自身作為詞綴，衍生出諸多復合的前后綴概念。例如，第一章中討論“夷”的概念時指出，中國有從“東夷”到“四夷”再到“西夷”的變化過程，從“夷”字前詞綴的不同變化中，得以見出近代中國對于“夷”的認知對象的改變；而“夷務”到“洋務”到“外務”的變化，則揭示了中國對于外在他者的態度有逐漸走向平等對待與中性發展的趨勢；又如提到“國”（NATION-STATE）的概念時指出，“國地”“國權”“國民”“國教”“國學”“國粹”“國文”“國語”“國故”等復合詞綴概念的出現，反映的正是對于“國”（NATION-STATE）的概念的認識已然成熟（第126頁）；又如提到“族”字在中國也有從本土走向世界的趨勢，因此近代出現了如“土耳其族”“蒙古族”“以色列族”“法蘭西族”“西洋族”等詞（第136頁）；又及第四章討論“政黨”這一由雙音節詞組成的概念時，作者便追本溯源地討論“黨”這一單音節詞代表的概念，并從“黨”出發，考察了“君黨”“民黨”“朝黨”“野黨”“君主之黨”“保黨”“公黨”“左黨”“右黨”等復合詞綴概念群，從中揭示近代中國“黨”的意涵的轉移過程（第204-205頁）；在第五章討論到“議會”概念時也指出，通過“議會政府”“議會形態”“議會原則”“議會多數”“議會制度”“議會斗爭”“議會策略”“議會觀念”“議會風格”乃至“議會優勢”“議會全權”“議會之民治”等“議會”概念的復合詞綴概念，能夠發現近代中國正是通過這些新的“議會”詞綴概念群，描述與表達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新規制與統治方式內涵（第247頁）。以“黨”的概念研究為例，假使作者只研究單一“政黨”概念，很難清楚掌握“黨”的概念在中國的復雜動態生成過程，這里面包含著“政黨”概念由何而來，以及如何與其他概念互動，進而成為一種話語等重要問題。唯有回到漢字構造是通過結合兩個或多個單音節詞，方能創造出新詞匯，借以表達新的、前所未見的現象與概念的構詞形式思考邏輯中，方能更為整體與根本地考察“黨”的概念發展，才能知道“黨”在結合多種詞綴之際，所拼貼迸生的多重概念，以及通過這些詞綴概念群確立“黨”之概念的發展過程。假使未意識到漢字構詞原理，徑自研究由雙或多音節詞組成的概念，那么就可能因為未能顧慮到在中國古代文言系統中“黨”字原來存有的負面意義，到了近代即使跟“政”結合后成為“政黨”概念時，負面意義仍保留于其中的現象。換言之，漢語世界的概念史研究，必須關注到每個單音節詞的概念意義，方能夠掌握各種近代出現的雙音節詞概念的完整意涵，這個角度正是過去概念史研究者較為忽略之處，亦是本書第二個特點所在。

然而，上述這兩個角度的實踐是有難度的，因為研究者很難憑一己之力同時考察大量“概念群”與“詞綴概念”的長時段發展。作者作為概念史研究的權威學者，仍能身體力行地爬梳和處理大量文獻，可以想見其用力之勤、用心之苦。如能借助當下的數字方法，便可收集更為巨量和全面的中國近代文獻中所有“夷”或“黨”的詞綴概念，也可更客觀地避免“夷”“政黨”等相關概念群研究中易于產生“幸存者偏差”問題的可能性。正因如此，筆者從自己粗淺的研究經歷出發，對新興的數字概念史方法在這一領域的應用抱以樂觀的態度。誠如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在1996年擔任哥廷根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時，德國就已有人開始建置數據庫并開展學術研究，然而當時僅是運用數據庫進行歷史文獻的檢索工作，而后由研究者對檢索得出的龐大文獻進行閱讀、整理與考證工作；時過二十余年后，計算機技術大幅推進，現在研究者們不僅得以運用數據庫收集到更多的歷史文獻，還能使用更為先進的計算機技術與統計方法，全面且客觀地計算出圍繞特定概念的“概念群”以及圍繞特定單音節詞的“詞綴概念群”。例如，筆者就曾計算并窮舉包含一億二千萬字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中圍繞“美”這個單音節詞的“詞綴概念群”，包含著美術、美德、美麗、美觀、美名、美善、美學、美談、美術家、美滿、美妙、美感、美好、美術品、美事、美景、美言、美俗、美育、美術學等，并發現“美”的概念在近代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衍生軌跡，指出“美”的概念與“善”“術”“育”結合為“美善”“美術”“美育”等概念，正是中國近代“美”之思想現代轉型的重要節點。一旦概念史研究者能利用數字概念史研究法，當可更為客觀與整體地驗證與增益此書對于諸多特定概念的精彩研究。

這部著作試圖通過概念史理論方法回答近代中國思想發展的問題，特別強調關注重要的特定概念，并通過多個研究案例，揭示一條從文字、詞語、話語中深挖歷史思想與社會發展的研究路徑。作者匠心獨運，依序從涉外指稱概念的變化討論中，揭示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的心態與思想變化；而后又論及文明與文化概念，揭示當時中國以及外在他國如何運用文明與文化概念去進行自我認同與殖民他人的過程；其后則關注民族概念、政黨概念、自主之理概念、經濟概念、智識者概念等，循序漸進并由外而內地描繪勾勒出近代中國思想的核心發展結構。作者基于過去在形象史、翻譯史、概念史的理論訓練與積累，以及多元紛繁的近代史料文獻，對過去前人所提出的諸多結論進行了四處精彩的商榷：其一，對于劉禾關于《天津條約》迫使漢字“夷”用英文的barbarian表義，是排除“夷”字原有含義的驅逐行為、是翻譯造成的事實這一主張，作者敏銳地從文化翻譯角度發現值得商榷之處：“無限夸大‘虛擬對等’和‘不可譯性’，很符合后現代思潮及其論說邏輯，但肯定不符合事實，并必然導致文化翻譯中的虛無主義。”（第5頁）其二，對于石川禎浩僅從梁啟超著述出發，考察“文明”與“文化”概念在近代中國傳播后，提出這兩個概念主要是受到來自日本的和制漢語的影響的主張，作者指出：“以‘文明’‘文化’作為civilization和culture的譯詞，來自日本的影響肯定無法忽視。然而，近現代文明概念最早‘從何舶來’等問題，恐怕比想象的要復雜一些，或者復雜得多。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它來自‘東洋’，最早卻來自‘西洋’。并且，從某種意義上說，來自本土的因素對西方文明概念在中國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我們在此常能見到中西日的文化互動……其實，早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1838）中，已經出現直接用‘文明’移譯‘civilization’的地方。”（第66頁）其三，對于前人主張中國最早使用“民族”一詞的文章多譯自日本的說法，作者亦提出商榷：“《救世主耶穌基督行論之要略傳》以及《東西洋考》告訴我們，此論不能成立；二者所言，厥為真正的‘民族’。”（第115頁）其四，就費約翰提出“中國不知有國說”的主張，作者指出那是由于“西方從現代民族主義觀念出發，以朝代編史及中華民國之前沒有國名來論證20世紀前中國沒有nation之觀點的大概思路，或曰西方政治學詮釋民族主義的衍生品”。（第161頁）以上這些商榷皆是基于對近代中國諸多重要特定概念深刻辯證后的研究結果，對未來的中國近代思想研究者必將有所裨益。方先生立基于“探討語言概念嬗變的大勢……闡釋傳統價值觀和與之相關精神狀態的動搖，以及對概念體系之社會心理狀態的觀察”（第41頁）的概念史方法，從新方法與新視角出發，打開了一片新的研究視野，值得諸位有興趣的師友們進一步去閱讀、探索與思考，亦將對中國思想研究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