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網絡文學已成為我國文娛產業的源頭和核心動力，而網絡作家的異化勞動長期被忽略。基于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和業內對于數字勞動的討論和相關成果，本研究聚焦于我國網絡文學行業的發展實際和網絡作家從“文藝青年”到“數字勞工”身份的轉變，考察探討在社會發展、技術進步、消費需求、資本偏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網絡作家在勞動動因、勞動產品、勞動行為和生產關系中異化的具體表現。歸納指出，網絡作家數字勞動異化是主體地位逐漸弱化的過程，也是在生產機制和商業模式創新推動下不斷從屬于雇傭勞動關系的過程，更是在技術升級換代的作用下主體地位慢慢被蠶食分化的過程。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問題的提出

隨著網絡技術的日益進步和社會形態的數字化轉型，網絡文學不斷發展成熟，已逐漸成為我國文娛產業的源頭和核心動力，影響著影視、游戲、動漫等文娛產品的類型和風格，在無形中對當下青年人的文化生活和審美趣味起著重要的塑造作用。而有關數據也表明，90后已經成為網絡文學內容生產和消費的主力軍。數字化場域內運作流程的變革不僅打破了文學作品生產、流通、傳播和消費的既有范式，瓦解了傳統文學領域中的生產秩序和生產關系，也消解了傳統體制內作家的精英身份。在網絡寫作這種以文化和技術為本質特征的數字勞動模式中，隨著網絡文學產業鏈的不斷完善，網絡作家從最初愛好文學的“文藝青年”演變成為典型意義上的“數字勞工”，那么網絡作家的身份是如何轉變的?文學網站平臺化發展戰略又是如何影響網絡作家的勞動過程以及生產關系的?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機器寫作又將給網絡作家帶來什么樣的挑戰和機會?這一系列的問題值得深思和研究。

異化勞動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論斷。從外在表現上看，“異化不僅表現在生產的結果上，而且也表現在生產行為本身中，表現在生產活動本身中”[1]。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和雇傭關系為前提的工業化大生產中，異化勞動導致出現“人的類的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他的精神的、類的能力—變成與人異類的本質，變成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人從自己的勞動產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的本質異化出去這一事實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從人那里的異化”[2]。也就是說，異化勞動改變了勞動的本質，勞動不再是一種自由自覺的活動，而是被迫的、強制的行為;同時也改變了人的本質，人在勞動中并不能肯定自己的價值，最終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對抗和對立。

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的迅猛發展和應用領域的不斷擴大，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成為推動社會經濟變革的重要力量，在全球范圍內，工業經濟正在逐漸向數字經濟轉型，勞動方式也從工業時代封閉式、集體化、工廠制朝著數字時代開放式、原子化、協作制變遷。其中，勞動者作為生產力中的活躍因素，依托互聯網平臺和通信新技術所派生的勞動工具所進行的數字勞動成為政治經濟學領域特別值得關注的議題。

加拿大傳播學者達拉斯·斯麥茲首先認識到傳播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盲點，他認為，“大眾媒介生產的消息、思想、形象、娛樂、言論和信息，卻不是它最重要的產品，他們只是‘免費午餐’，其目的是引誘受眾來到生產現場——電視機前。真正的商品是受眾。媒介則根據受眾的多寡和質量的高低向廣告客戶收取費用”[3]，受眾的閑暇時間成為勞動時間，受眾勞動創造的價值最終通過廣告費用來體現。

“受眾商品論”的觀點一經提出，便在批判傳播學界引發了激烈辯論，也成為西方學界研究數字勞動的原點。之后，研究的觸角逐漸轉向互聯網領域。意大利學者蒂茲納·特拉諾瓦較早對網民的“免費勞動”及其異化進行了研究，他借用意大利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學派的“非物質勞動”理論，將網民在互聯網平臺上進行的各種信息瀏覽、發布和互動活動都視作數字勞動，在這個過程中，網民的自愿勞動和零報酬并存，以隱形的方式受到平臺資本的剝削而成為“網奴”。而“網奴也不僅僅是互聯網的一種勞工形式，他們更是一種復雜的勞動關系”[4]。而德國學者尤里安·庫克里奇關注到游戲產業中的“玩工”群體，這些游戲模組愛好者是“通過玩耍的形式，在其閑暇時間內創造價值的用戶”[5]，他們出于興趣自發修改和創作的游戲內容成為游戲公司賺取利潤的創新點，所進行的“無酬數字勞動”被隱藏在休閑娛樂活動的表象之下。2010年前后，圍繞“數字勞動”和“數字勞工”的學術會議相繼召開，學術成果也不斷豐富，其中英國學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和系統性，他認為“數字勞動是生產性勞動，包括信息通信技術產業鏈條上涵蓋各種勞動”[6]。他通過具體的實例分析了不同類型的“數字勞工”，既包含了生產計算機硬件設備的富士康工人，也包括開發軟件的印度工程師和谷歌工程師，還包括呼叫中心的信息服務人員，更包括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中進行“內容產銷合一”的用戶，“數字勞工是電子媒介生存，使用以及應用這樣集體勞動力中的一部分，他們不是一個確定的職業，他們服務的產業定義了他們，在這個產業中，他們受資本的剝削”[7]。并指出數字勞動是以對勞動主體、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勞動產品的異化為基礎的。近年來，西方學界針對“數字勞工”的研究范圍主要集中于“制造和服務業中的數字勞工、媒介產業中的數字勞工、產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數字經濟中的勞工組織”[8]。研究內容側重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考察勞動過程、勞資關系發生的新變化和對新出現問題的批判性思考。

具體到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實際，學術界也對不同類型的“數字勞工”進行了關注和研究，如新興數字平臺中出現的字幕組、微博明星粉絲數據組、網絡主播、網絡文學簽約寫手、網絡水軍、淘寶村店主和微商小業主、網約車司機等群體，也涉及對制造服務業中的網絡勞工抵抗、游戲產業中“玩工”的勞動化及平臺資本主義的剝削邏輯、青年社交媒介使用異化等問題的深度解析。這其中，盡管有學者“以網絡作家為例對知識勞工的彈性化勞動”和“數字文化工作者的勞動境遇”進行了探討[9][10]，但對網絡作家異化勞動的形成路徑和內在機理還鮮有研究，更遑論過程分析。

當前，我國網絡作家的數量年年攀升，“2019年，網絡文學注冊作者達1755萬人，簽約作者超過100萬人，其中活躍的簽約作者超過60萬人”[11]。讀者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絡文學用戶數量已達4.55億，網民使用率達到53.2%。網文活躍用戶中，95后讀者占54.5%;付費用戶中，90后占比已超過用戶總量的66%”[12]。網絡作家以生產性為主的“數字勞動”和讀者以消費性為主的“數字勞動”互為表里、相輔相成，創造了網絡文學產業龐大的市場容量。但與此同時，青年網絡作家因疲勞而猝死、因抑郁而精神失常的新聞不時見諸報端，與數字平臺、影視公司之間的勞動爭議、作品版權、合同糾紛更是不斷，這些現象的出現，揭示出被互聯網開放、自由、共享精神遮蔽的網絡作家數字勞動的異化問題。數字技術作為原動力，改變了網絡作家的勞動方式、勞動場景和勞動產品的形態，重塑了網絡作家在生產關系中的地位，卻沒有改變數字資本通過剝削獲取剩余價值的基本邏輯。本文將以馬克思異化勞動理論為基點，聚焦于我國網絡文學行業的發展實際和網絡作家從“文藝青年”到“數字勞工”身份的轉變，考察探討在社會發展、技術進步、消費需求、資本偏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網絡作家異化勞動的發展演變和具體表現，進而從一個側面把握當下青年群體的數字勞動和文化實踐。

二、勞動動因的異化:從抒發個人情感到追逐符號化的商業價值

與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語境下的“工人”相對應，“數字勞工”的稱謂強調了數字化場域內的勞動者被剝削、被異化的實質。而在各種類型的“數字勞工”中，網絡作家更是一類比較特殊的存在，按照馬克思對勞動過程包括的“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三要素的界定[13]，網絡作家的數字勞動是一種混合了體力和腦力的活動，以個體精神層面的知識儲備、生活經歷、情感體驗和思想認知為勞動對象，以物質層面的身體、互聯網以及電腦、手機等設備作為勞動資料，最終生產出精神文化產品。從我國網絡文學產業自發形成、自主發展、自行探索的發展歷程來看，網絡作家的勞動動因具有復雜性和流變性，在網絡文學發展的不同階段，網絡作家的心理動機和勞動目的發生了轉向和異化，“數字勞工”身份的確定是一個逐漸明朗化的過程，是技術進步和資本運作相互建構的歷史產物。

在網絡文學萌芽和起步時期，網絡作家是純粹的“文藝青年”，勞動動因是在興趣觸發下的自我表達和情感釋放。1998年，臺灣網絡寫手痞子蔡(蔡智恒)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的出現被認為是我國網絡文學的開端，初期網絡文學的陣地以個人主頁和網絡論壇為主，榕樹下、臥虎居、龍的天空、黃金書屋、幻劍書盟、西陸論壇等紛至沓來，并涌現出被譽為“三駕馬車”的李尋歡、寧財神、邢育森，安妮寶貝，今何在和慕容雪村等最早的一批網絡作家。他們熱愛文學藝術，基本沒有接受過系統的寫作訓練，甚至是金融學、理工科的專業背景，還在大學讀書期間或者剛剛進入職場，就以“文藝青年”的姿態，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利用業余時間匿名兼職寫作，同時從事著銀行職員、游戲策劃、期貨交易員等各種與文學無關的工作，依托互聯網低門檻、自由寬松的創作環境，用文字表達自我、抒發情感成為最初的驅動力，身份的虛擬性和寫作的隨意性使得他們的數字勞動沒有功利目的，既不涉及勞動雇傭關系，也不創造商業利潤。

“在早期的虛擬社區里，這些勞工是免費的，他們建設一個網絡社區，勞動是沒有大量經濟作為補償的，作為交換的是交流的快樂”[14]。在免費的數字勞動中，網絡作家不僅生產了個人擁有版權數字形態化的勞動產品，還生產了思想觀念、情感體悟等屬于人類主體性范疇的意識形態，在與讀者的交流互動中，獲得了“他人的承認、感激、關注、信任等能反映個人吸引力、可以給自身帶來愉悅感受的內在報酬”[15]。這一時期的網絡作家以數字勞動作為體現個人價值的存在方式，勞動過程是愉快而充實的。而文學網絡論壇則依靠有限的原創作品聚集人氣，并以掃描上傳武俠、言情類實體書作為補充來吸引讀者，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盈利模式，很多網絡論壇在繁盛一時后便很快隕落。

在網絡文學“付費閱讀模式”時期，網絡作家演變為文學網站的“計件工”，勞動動因轉向對讀者喜好的關注和迎合。2002年開始，隨著互聯網帶寬的增加、網速的提高，網絡文學論壇經過市場的兼并重組之后逐漸轉型為具有一定規模的原創文學網站，并開始了商業化的探索。其中，由吳文輝創立的起點中文網成功實施了VIP付費閱讀制，即讀者可以免費閱讀文學作品的開頭幾個章節，然后按照每千字兩三分錢的價格付費，網站根據利潤按照一定的比例支付給網絡作家相應的稿酬。這種“付費閱讀模式”隨即成為文學網站通行的盈利規則，為了獲取讀者的關注度，也為了得到更多的金錢回報，網絡作家開始越寫越長，寫作不再是自由的、個性化的自我呈現，勞動者的主體性被部分擱置，迎合讀者和市場需要、維持讀者的閱讀快感和引發閱讀欲望成為網絡文學作品生產的內在邏輯。“文藝青年”逐漸演變為沒有固定勞動合同、按照單件作品的文字量獲取報酬的“計件工”，在經濟收益的誘惑下，很多網絡寫手逐漸放棄掉原來的本職工作，演變成為全職的文學網站流水線作業生產上的“碼字工”，網絡文學作品突破了傳統長篇小說幾十萬字的體量，100萬字到二三百萬字的網絡小說比比皆是，也涌現出了一批有著市場號召力的寫作能手。隨著“付費閱讀模式”的全面推行，文學網站出現盈利，于是資本開始進場，2004年10月，網絡游戲運營商盛大網絡公司以現金形式收購了起點中文網，之后又相繼收購了晉江原創網、女性文學網站紅袖添香等。2008年，占據網絡文學市場份額70%以上的盛大文學集團組建成立，網絡文學進入到規模化、集中化的全產業鏈條發展的布局之中。這期間，文學網站以其強大的資本實力開始了對網絡作家的收編，2004年底，以起點中文網百萬年薪簽約網絡寫手血紅為標志，開啟了網絡文學作家的簽約制度，也表明了網絡作家與文學網站之間正式確立了雇傭關系，這個時期的雇傭關系還是建立在協商基礎之上的，更多地體現了資本對于人才的招攬，網絡作家們還具有較強的主動性和話語權。2006年，起點中文網又啟動了“起點白金作家計劃”，給予我愛西紅柿、唐家三少、天蠶土豆等29位名氣大、讀者多、吸金能力強的網絡作家以重點扶持，著力提升其作品在閱讀市場中的變現能力。

在網絡文學平臺化運作時期，網絡作家淪為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勞工”，勞動動因異化為對高額商業利益的追逐。隨著網絡文學作品和作家數量的不斷提高，文學網站的產業化運營程度也在不斷加深，逐步建立起從上游的內容生產、中游的付費閱讀、下游的版權分銷和衍生品開發的全產業鏈運營機制，網絡文學的商業價值更是在原創IP的影視改編、游戲改編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顯現。于是，資本力量又開始新一輪的對于網絡文學版圖的爭奪。2013年，盛大文學集團出現人事變動，吳文輝帶領一批高層管理者和部分“白金作家”與大型互聯網企業騰訊合作，成立了騰訊文學，阿里、百度也相繼涉足網絡文學領域。2015年，騰訊文學與原盛大文學合并，更名為閱文集團，成為國內最大的網絡文學平臺，擁有1340萬部作品儲備，890萬名創作者，覆蓋60%的讀者群體，占有了國內網絡文學行業80%的市場份額，以涵蓋多種形式的IP運營矩陣，推進文娛產品的多元化開發。在網絡文學平臺獲得市場壟斷地位之后，大量的處于分散狀態的網絡作家不得不順從于數字平臺確定的以IP為中心的生態系統，打造IP、實現IP的商業價值轉換成為網絡作家數字勞動的新動力。一方面，網絡文學平臺制定了各種數字化的評價指標，總字數、更新頻率、點擊率、訂閱數、點贊數、推薦票數、打賞次數、排行榜等直接決定了作品是否具備IP的潛質;另一方面，當網絡作家因一部作品成名以后，個人的名字也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IP符號，在大量的讀者和粉絲擁躉之下，成為可供開發和利用的商品。在IP開發獲利的驅使下，網絡作家寫作的心態發生了進一步的傾斜，不僅更加有意識地去迎合讀者的口味，更要考慮能否影視化、游戲化的可能性，為了獲得影視資本的青睞，部分網絡作家會直接參照成功案例采用劇本化的寫作風格。“受到當下IP影視化和游戲化的大勢所趨，越來越多的網文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影視化、游戲化，并且半數人表示希望自己有機會能嘗試擔任編劇”[16]。在資本的影響和支配下，網絡作家成為網絡文學平臺商業齒輪運轉中的一顆顆大大小小的螺絲釘，雇傭關系出現逆轉，網絡作家數字勞動的主體地位正在逐漸淪陷。

三、勞動產品的異化:題材的類型化和內容的套路化

馬克思指出:“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17]。在網絡作家的數字勞動中，勞動動因異化的直接后果也表現為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者在網絡世界中產生和創造的信息、數據、經驗等都為資本家所占有”[18]，而且勞動產品的生產原則也被規定在統一的標準之下。無論是網絡文學作品的類型還是敘事手法，都與作家充滿靈韻的個性化表達相去甚遠，呈現出趨同化、商品化的特征。“在文化工業中，個性就是一種幻象，這就是因為生產方式已經被標準化了”[19]。首先，網絡文學作品的題材呈現出類型化、同質化的傾向。得益于網絡文學發展初期階段的自由寬松的創作氛圍，涌現出了大量的具有創新題材和風格的作品，但在網絡文學生產機制和逐漸成熟的商業模式的規制下，網絡文學作品更多地被限定在了玄幻、仙俠類型之中，當同一類型的作品得到市場的檢驗獲得收益之后，就會帶來更多的效仿，如此形成的惡性循環嚴重損害了網絡作家的創作個性，使得網絡文學在類型上陷入了同質化的怪圈。其次，內容的敘事手法有著明顯的套路化的痕跡。與傳統文學作品完全寫成后發表出版的封閉式運作流程不同，網絡作家大都采用每天或者間隔幾天更新作品的動態方式發布，讀者能夠同步閱讀、即時反饋。在數字平臺構建的寫作-閱讀的扁平化結構中，作者與讀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強互動關系，讀者的反饋意見會對作者后續的寫作方向產生暗示作用，為了留住并吸引更多讀者，網絡作家大多會通過增強故事性、設置起伏不斷的情節、留下更多懸念等手段，制造“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閱讀期待，這也是網絡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埋梗”“挖坑”的套路。這種追求快感、隨意散漫的碎片式寫作方式不僅造成了網絡文學作品篇幅的冗長和內容上的胡編亂造，并在IP開發改編之后，減損了影視劇等其他文娛產品的水準，同時還產生了大量的半成品和文字垃圾，在資本主宰下的激烈競爭中，讀者數量的多寡和偏好、平臺中的排名，還有大量新進入的“小白”們急功近利的創作心態都會直接影響網絡文學作品的完成度。第三，網絡文學作品普遍存在著缺乏深度、格調不高的弊病。當網絡作家臣服于商業資本確定的目標指向后，多運用簡單、輕松的文字進行淺表化的描述，拋棄了對于社會現實的深度思考，在虛幻的時空中無病呻吟、升級打怪，在浮夸的故事情節中消解了社會意義，也矮化了以青年一代為主要讀者群體的審美趣味。“網絡文學的世俗化和商品化不僅遠離精英文學，對文學詩性也是一種嚴重消解。文學本體精神的逃逸，導致文學的崇高精神被世俗的感性愉悅和消費性表達所遮蔽;終極價值的追問被泛情的世俗關懷所取代，同時也助長了文化消費主義與后現代享樂主義”[20]。網絡文學作品的異化以一種隱形的方式，也在拉低社會大眾整體的文化層次和審美水準，這種不良傾向更值得警惕。

四、勞動行為的異化:現實與虛擬時空中的雙重規訓和反噬效應

從表象上看，網絡作家的勞動行為和勞動過程轉移到了互聯網搭建的數字平臺上，實現了物理時間和空間上的自我掌控和自由流動，但相比傳統工業化大生產中的實體工廠，虛擬場域內的隱形數字勞動依然是一種異己性、強制性勞動，而且是在現實和虛擬時空中對個人身體和精神進行的一種無形的壓迫和盤剝。“勞動者在自己的勞動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而使自己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殘”[21]。在現實時空中，數字勞動盡管突破了物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但同時也模糊了工作時間和自由時間的劃分，合并了工作場所和生活空間，在勞動形式上貌似給予網絡作家們獨立創作、自行安排的自由度，但在實質上則是通過盡可能地占用他們的剩余勞動時間來提高生產率。“資本的趨勢始終是:一方面創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另一方面把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變為剩余勞動”[22]。網絡作家們每天大都需要花費超長時間寫作才能完成工作量，能否在激烈的同行競爭中脫穎而出，核心指標就是每天的更新字數，正如網上流行的一個段子所說，“日更三千，半死不活，日更六千，勉強維持，日更一萬，大紅大紫”[23]。而多次榮登中國網絡作家富豪榜的唐家三少更是以連續100多個月不斷更、每天平均七八千字的勞動量申請了吉尼斯世界紀錄。

在虛擬時空中，不管是瀏覽信息還是更新發布作品，抑或是與讀者互動，網絡作家的任何行為都成為數字勞動的一部分，網絡文學平臺成為信息時代的數字工廠，以網絡作家的數字勞動為基礎積累財富，“定時更新、及時發布”的生產機制成為新的奴役手段，以一種精確隱蔽的方式對網絡作家的勞動行為進行著操縱和控制。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將既與學科、知識技能體系相關又與訓練、紀律懲罰體系相關的特殊權力形式定義為“規訓”，“規訓權力的成功無疑應歸因于使用了簡單的手段: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以及它們在該權力特有的程序—檢查—中的組合”[24]。如果說傳統作家是基于精英本位、以生產為主導進行精神產品創作的話，那么網絡作家則是源于大眾本位、以消費為主導進行娛樂商品的制作，作家個人的生產性權力讓渡給讀者集群的消費性權力，讀者閱讀作品的同時也在以一種圍觀的方式對作家形成監視，監視著作家更新的頻率和內容的好看程度。而平臺方根據讀者評價推出的各種數字榜單則是對網絡作家的勞動行為進行規范化的裁決，決定其層級的高低和收入的多寡。如同圓形全景敞視監獄成為現代社會特征的隱喻一樣，網絡文學數字平臺作為現實時空的延伸和補充，更是成為一個“超級全景監獄”，網絡作家難以逃脫資本和技術所建構的權力系統無時無刻、無處不在的監視和規訓中。

當網絡作家從行為和心理上接受并逐漸適應了規訓后，勞動成果、勞動過程、勞動收入、排行數據等因素都有可能成為異己力量帶來反噬反應。首先，精神產品創作引發的情緒波動。網絡文學作品的本質屬性是精神產品，其中蘊含著作家的知識、智力和情感，當寫作進入到忘我狀態之中時，作家會被自己作品的故事和情節所牽引，有時會沉浸其中難以自拔，對個人情緒和心理產生影響。網絡作家南派三叔就曾經因為精神狀態出現問題而導致邏輯混亂和妄想，并通過個人微博宣布封筆:“我決定，以后不再進行任何文學創作活動......抱歉，我扛不住了。”這種長時間、高強度、高情感投入的數字勞動容易引發極端情緒，存在出現心理問題的隱憂。其次，勞動過程對于身心的全面禁錮。《2016網絡文學原創作者生存報告》顯示:“8成作者認為寫文影響了身體健康，6成坦陳寫文影響了日常的社交生活”[25]。網絡寫作的勞動模式不是通過硬性的、外化的強制方式，而是借助軟性的、內化的控制技術，將潛在的經濟收益、讀者的關注還有自我實現的內在需求等因素糅合在一起，調動和煽動作家們對自我施加肯定性力量，當寫作成為一種習慣以后，每天的更新數量不再是外力制定的指標，而成為自己設定的目標。再次，收入不均造成的心態失衡。很多作家都曾有擔心失業的焦慮感，還有一夜暴富、一舉成名的強大吸引力，網絡作家富豪榜更是作為成功的標桿，刺激著從業者的神經，也吸引著更多的青年人投入到寫作的行列中來。第四，對于排行數據的認同和順從。五花八門的數據性指標本是平臺方設計出來用以提高產量和效率的工具，但在運行中也逐漸成為網絡作家們判斷寫作水平和獲得認可度的重要指標，網絡作家們以進入榜單為榮，各種數據量和排名位置也成為他們自我認可的標準。另外，通過微博、微信公眾號等社交媒體，網絡作家們的私生活越來越多地映入大眾視野中，尤其是在IP的開發、推廣活動中，網絡作家也頻頻現身，成為捆綁銷售、吸引眼球的一個環節。但當讀者越過了作品而關注作家們的私生活的時候，作家們已經異化為可供消費的談資和符號，不僅作家們的勞動產品已被資本占有，包括作家自身也被裹挾其中，被異化為資本攫取利潤的工具。

五、生產關系的異化:IP粉絲文化權力成為市場主導，勞資矛盾日益凸顯

在包括文學寫作、發布、閱讀、互動、IP開發等環節在內的生產消費體系中，讀者、資本與網絡作家三者之間形成一種合作對立的生產關系。其中，IP開發的本質是內容和粉絲，因為在網絡文學特有的生產機制中蘊含有社交屬性，網絡作家的勞動產品不僅包括了數字化的文學作品，同時包括了與讀者建立起來的帶有情感因素的社交關系，以及讀者粉絲群體中表達出來的具有共性特征的閱讀需求和審美偏好。隨著讀者粉絲群體規模的擴大和代際迭代，網生代粉絲主動參與網絡文學內容生產、內容分發和消費能力的增強，在資本逐利本性的驅使下，網絡作家和粉絲主客體地位發生逆轉，網絡文學的盈利模式也超越了閱讀付費、實體書出版的固有路徑，更多地轉向了以組建粉絲社群、社交閱讀、基于粉絲需求的IP矩陣式開發的文化生態體系中，點擊率、下載量等數據呈現出來的粉絲文化權力成為網絡文學產業的決定性力量。

在粉絲文化權力的主導下，作家隊伍內部人與人之間不平等關系和異化更加突出。在網絡作家隊伍內部，由于天賦和數字勞動能力的差異，以作品的文字數量和創收能力為標準，形成了金字塔結構的數字等級，處于塔底的是初級入門的“小白”和數量眾多的普通作家，然后上部是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大神作家”，塔尖處是最高等級、具有品牌影響力的“白金作家”。初級“小白”每月只有幾百元收入，甚至沒有收入，與“白金作家”的百萬年薪和上千萬的版稅收入形成強烈反差。為了在數字等級中占據高位，處于塔底的“小白”和普通作家不僅要通過努力加強數字勞動的技能，提升寫作水平，更需要把精力投入到如何增加粉絲數量、獲得更高的關注度上。另外，圍繞不同作家形成的粉絲群體之間的觀點對立也會引發輿論混戰，進而造成作家之間關系的分化。

隨著付費閱讀市場的飽和，占據網絡文學半壁江山的閱文集團推行免費閱讀制度，以“流量廣告”購買讀者閱讀時間成為新的盈利模式。與此同時，在網絡文學IP開發的泛娛樂產業戰略的引領下，更加重視粉絲對于作品的參與和介入程度，根據青年粉絲群體對于新興社交媒介的使用喜好，推出打賞、投票、具有彈幕功能的“段評/章評”，利用微博“超級話題”，在視頻彈幕網站推出粉絲們創作的歌曲、手書、互動視頻及其他同人作品，以“興趣社交”為核心形成書友圈和角色圈，讓粉絲可以直接參與到作品的創作和完善中，并且為了順利實現網絡文學作品IP的影視化、游戲化改編，還有意識地將粉絲的參與行為從閱讀場景轉移至影視場景和游戲場景中。附著在網絡文學作品中的粉絲反饋及二次傳播成為IP開發的核心要素，網絡作家和網絡文學作品重要性退居其次。2020年初，閱文集團推出的新合同引發的爭議進一步說明了網絡作家“數字勞工”化的勞動境遇，部分簽約作者通過微博抗議閱文集團“吃人血饅頭”“把作者變成奴隸”“奴隸合同擴大化”。無論是流量廣告的導入還是IP開發的主營業務，都是以平臺方為主導，基于粉絲中心主義而對產業模式進行的深度開掘，網絡作家在雇傭關系中的話語權日益弱化，并一步步損害到他們的切身利益。而網絡作家們發起的“5月5日斷更節”則將激化的勞資矛盾公之于眾，提出“創作者不是資本增殖的工具和任意踐踏的奴隸”的呼聲[26]，要求徹底改善創作環境。此事件以閱文集團與網絡作家代表舉行懇談會、強調平臺與作家的合作關系、提供多種福利權益、推出多份新合同模板供作家選擇等舉措得到平息，但其中反映出來的勞資關系的對抗將會長期存在。

六、勞動主體的異化：人工智能和機器寫作引發新一輪的變革

伴隨人工智能和5G技術的普及，作者-平臺-讀者三方的權力關系將會更加復雜，網絡文學領域也會迎來新的變革。一方面，平臺方在新技術的加持下，對現有網絡文學作品IP開發的深度和廣度還將進一步提高，網絡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情節、場景都可轉換為數據，以碎片化的方式被重新拼貼組合加工，從而為平臺資本帶來新的利潤增長點。例如，2019年，閱文集團與微軟合作，啟動AI賦能網絡文學的“IP喚醒計劃”，人工智能機器人“微軟小冰”通過建立含有大量的人物、實體、各種知識之間相關聯的知識圖譜，生成虛擬人物的對話、聲音、視覺和其他技能，并制作可以進行實時交互的3D人物模型，打造具有完整情感計算能力的人工智能助手、社交對話機器人，讀者粉絲不僅能夠獲得虛擬人物的智能陪伴，還可以對IP人物角色進行二次創作。在這個過程中，人工智能機器人和讀者粉絲完全取代了網絡作家的勞動主體地位，強化了數字資本的控制作用。另一方面，在5G高速率、大容量、低延時等特性帶來的新技術環境中，網絡文學的文本面貌將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圖像、音頻、視頻和文字會形成復合型的網絡語言，網生代讀者對于蘊含了科技元素的主題和內容也有著旺盛的消費需求，這些變化對于網絡作家的數字勞動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不能跟隨技術的進步與時俱進，就會面臨被淘汰的生存危機。另外，隨著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新技術的逐步升級，人們對新技術的依賴程度將會不斷加深，網絡作家的主體性地位也在不斷受到強人工智能帶來的挑戰。甚至有文化研究學者提出“人已成為了幫助工具實現其功能的客體，而設備則使人類機器化”[27]。尤其是機器寫作正在演化出新的勞動主體，這其中不僅包括了“人機協作主體”也包括“機器智能主體”，一旦智能機器人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勞動主體，具有類似于人類的“自我意識”，完全的自動化寫作就成為可能，那么將會重新定義網絡文學的本質和寫作的意義，重塑網絡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消費的形態和邊界，網絡作家將會面臨退場或缺位的嚴峻考驗，因為智能機器人的數字勞動也不涉及雇傭關系，又不用支付勞動報酬，又能促進生產效率提升，創造出更多的剩余價值，為平臺資本帶來更加豐厚的利潤，平臺資本將會在網絡文學場域結構中占據更加重要的位置。

通過考察我國網絡作家數字勞動的發展演變和現實表現，我們不難發現:網絡作家數字勞動的異化是主體地位逐漸弱化的過程，也是在生產機制和商業模式創新推動下不斷從屬于雇傭勞動關系的過程，更是在技術升級換代的作用下主體地位慢慢被蠶食分化的過程。數字勞動的異化不僅僅表現在勞動動因、勞動產品、勞動行為和生產關系中，更表現為商品化、工具化的自我定位。在數字技術還將不斷繼續深化發展的趨勢下，有必要對于網絡作家的異化勞動保持清醒認識和長期關注，在實踐和理論層面探索如何合理利用技術而不是被技術反噬的有效手段，在網絡文學場域內構筑良性循環、互補共生的健康生態系統，充分發揮數字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人類個體的全面解放。

[基金項目:本文系網絡系統與網絡文化北京市重點實驗室2020年課題“人工智能語境下網絡文學IP開發的現實轉向研究”(課題編號:NSNC-2020A07)的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2][21][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劉丕坤，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姚建華，徐偲骕.全球數字勞工研究與中國語境:批判性的述評[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5):142.

[9]胡慧，任焰.制造夢想:平臺經濟下眾包生產體制與大眾知識勞工的彈性化勞動實踐—以網絡作家為例[J].開放時代，2018(6):178-195.

[3]DALLAS SMYTHE. Communications: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J].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977 ( 3 ) :1 - 2 7 .

[4][14] Terranova T. Free Labo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J]. Social Text，2000，18(2):33-58.

[5]Ku?cklich J. Precarious Playbour: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Industry[J].Fibreculture Journal，2005(5):1.

[6][7]FUCHS C. 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 [M]. New York:Routledge，2014:25-76，4.

[10]張錚，吳福仲.數字文化生產者的勞動境遇考察—以網絡文學簽約寫手為例[J].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6):35-44.

[11]2019中國網絡文學藍皮書[EB/OL].http://www.donkey-robot.com/n1/2020/0619/c404023-31752579.html.

[12]社科院發布《2019年度網絡文學發展報告》，95后讀者占54.5%[EB/OL].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hk/2020-02-18/doc-iimxxstf2390944.shtml.

[13][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8.

[15][美]彼得·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與權力[M].李國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165-175.

[16][25]2016網絡文學原創作者生存報告[EB/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464032.html.[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1.

[18]Fuchs C.“Whatis Digital Labour，whatis Digital Work，what’stheir Difference，andwhydothesequestions[J].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triple C，2013，11(2):237-293.

[19][德]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道爾諾.啟蒙辯證法:哲學斷片[M].渠敬東，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0.

[20]馬建梅.網絡時代:文化的消解與突圍[J].名作欣賞，2010(21):52-54.

[2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1.

[23]從小白到大神—百川篇網文初窺[EB/OL].https://dy.163.com/article/D62EGGIP0523RHM2.html?referFrom=360.

[24][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193-194.[26]5月5日斷更節活動方案[EB/OL].http://www.lkong.net/thread-2565016-1-1.html.

[27][巴西]威廉·弗盧塞爾.攝影的哲學思考[M].毛衛東，丁君君，譯.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17: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