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個歷史學教授有次閑聊自嘲，說，像我們研究歷史的，是沒有未來的。我忍著沒告訴他，其實，古典文學也沒有。詠史，漢語最擅長，我們有太多可以憑吊的了。續上傳說史詩，五千年不曾中斷，歷史長河逶迤，文字也總是隨便古今來回，殺個對穿。看一眼西山的雪，就說這是千秋的雪，玉壘山的浮云是什么浮云，那可是變幻了古今的浮云。又有太多委屈需要委屈地申訴，于是，對著腐草螢火、垂楊暮鴉，因寄所托。“嘆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明明是眼前的幽徑荒丘，非得戴個故國的帽子，說什么吳宮花草、晉代衣冠。腳下踏踏實實的表里山河，卻指點感慨，這可是秦漢經行處啊。蘆荻高秋、塊壘寒流，那更要傷心幾回往事了：嗚呼！山是舊山，壘成故壘……經學家說這是“詭文譎諫”。就是詭譎嘛，詩評家美其名曰“含蓄雋永”“溫柔敦厚”。蕩開了說，詭譎的文學還有“張皇鬼神，稱道靈異”的志怪、志異小說，游仙、游方作品也算吧，但漁獵剿搜遍了，就是找不到未來的文學，漢語中的古典文學不說未來。這是藏在古典文學中的東方思維的秘密。

梁啟超一百年前就洞悉這個秘密，非常不甘心，不甘心就譯介人家幻設未來的作品，甚至還親自創作。他對這類作品創作可是寄予了很高的理想：“科學上最精確之學理與哲學上最高尚之思想”交相輝映。這要求正是今天大家所呼喚的軟硬兼施的理想科幻文學：軟的夠軟，硬的夠硬，軟硬科幻臻于極致統一。眼下論壇、市井口稱“三體”、動輒“折疊”，誠盛事也。只是如無“通古今之變”的史學神通，難免流于一般想入非非的幻設。但想入非非也總比耽溺于腐敗陳舊如宮斗類文藝要好。作品的惡臭還不是因為人心的惡臭？制作者迎合著文明門檻都沒邁進的讀者的趣味，傳播者配合著只要流量不要節操賣什么不是賣的制片人的雅好，互相投喂，兩情繾綣。于是，放眼望去，文藝作品一水的“美麗”舊世界。世界的陳舊還不是在于世界觀的陳舊？

最硬核的世界觀無疑是竭最新科學和技術之能所呈現或預知的世界圖景。相對于科技所能達到的視域，眼前的這個世界實在太陳舊了，而科技哲學的終極思考、臨界仰望則非人工智能莫屬。人的智能與人工的智能之間所形成的造與被造的關系，不管在神界，還是人界，不管是信仰，抑或俗制，其倫理秩序從來都不注定或必須是主與奴的關系。科技進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突變，對生產的影響，是解放，還是驅逐；對人際關系的調整，是融合，還是分裂；為人類鑄造的，是金屋，還是鐵屋，等等，都亟待我們預后思考。筆者曾將乙部之精神匯入說部之骨肉，用史學的方法兼小說的手段，推演過一番人工智能可能布置出的未來世界景觀，以及帶給文明的近憂與遠慮。

之于遠慮，筆者曾有四問：第一，成長目標上，即使人工所造之智能，是否一定要以人為偶像，追求人的智能或德性？第二，價值追求上，獨立智能體是否一定要以人為尺度、以人為目的？第三，人的情緒，甚至審美、信仰，在另類智慧體看來，會否只是一種負擔，一種“你們”才需要的撫慰？第四，人文價值之外，有沒有屬于其他智慧體的價值標尺？總之一句話，人工智能所催生的智能體，不能因為出乎人之卵翼，就一定要竭其所能去抵達人類的彼岸——終于像“人”了。以人為中心、以人為目的、以人為尺度的“三為”假設，乃是將被造的智能體限定于創造者的牢籠之中。但這可能只是一貫自我中心的人類又一次自大地一廂情愿。為人臣、為人子尚且可能“少蒙翼卵昫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三國志·吳主權傳》）。跳出“三為”假想，設若以上“四問”答案不確定或曰否定，則人工智能研發每進一步，為人類自掘的墳墓就更深一尺。一直以來，我們基本上只遵循著人類的“愛欲與文明”去總體性反思構建我們的人文價值系統。但沒有一個集合能包涵所有集合，集合之外一定還有的集合，更大的道理可能在我們的“愛欲與文明”之外。僅就“生命的個體性”和“認知情感的我執特性”這兩點，人類文明常識價值系統就可能遭遇系統外的挑戰。人類現世的實踐理性和人文價值多是以個體生命為建基和計量的，家國族群亦借此縱橫聯絡維系而成。但人工智能或其他智慧體卻可能與個體持存恰好相反，以鏈接、融入、合體為總體特征。個體持存為基礎的人類文明，可能遭遇以合體、鏈接，以去中心、去我執為特性的“非人智慧體”或“無我態文明”。即，在人類文明常識價值系統中，生命形態，可以是有邊界、個體性的，但這個系統之外，生命形態還可能是無邊際、集合性的。如果這個假設邏輯成立，則自我意識，對照集合態生命，其個體性存在可能只是出于想象，獨立性價值未必是任何生命形態之必要。如果生命的個體性或認知情感的我執性，不適合于超乎或異乎人類之新的智慧體世界，那么，所有建立在自我意識和個體生命為基礎的文明階段中的“愛欲與文明”、挽歌與牧歌都變得不可理解、毫無必要。是為人類自掘其墓后之軟埋推想，亦即筆者繆悠無稽之遠慮。

詩性化的表述，易于迷失在隱喻的森林；反思生命的集合性與個體性、自我的想象性與必要性，也過于玄遠窅冥。人工智能之于未來的影響，除了遠慮，更有近憂。在可見的明天，其對經濟結構的改造、群體關系的再塑、倫理價值的重估等諸多重大方面的巨大影響，無不值得我們仔細推演。如果生產被智能包攬，人力為機器取代，消費者與生產者徹底分離，那么，資本將隨市場的消解而消失，勞動機會成為底層的奢望，分配或成為權貴的心意，邊緣人則與“多余人”發生歷史性統一。令人悲憫不安的故事或許照這個腳本講：科技為人類鑄就了金屋，也打造了鐵屋；資本主義的技術精英、政經寡頭成為黃金貴族、豪門世家，基礎群眾則淪為邊緣人；而困頓流離的邊緣人與富貴清閑的“多余人”合體，成為“文明”的累贅。

我們不妨從文學史上一類特殊的人物形象——“多余人”說起。“多余人”最早特指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中一些具有反叛精神卻又不接地氣的貴族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即普希金筆下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比照反叛自己階層卻又找不到出路的社會特征去按圖索驥，中國現代文學中也被挖掘出不少這類“多余人”，典型代表有如魯迅先生筆下塑造的涓生。文學中的“多余人”形象多少都有點自傳性質。當時有能力創作的，大多是殷實家庭出來的，如果再來點公共性反思，寫出自己最熟悉的人或事，難免就成為這種形象，巴金的覺新、葉圣陶的倪煥之、曹禺的周萍等等皆如是也。這一類形象其實也大量存在于古典作品中，其必要條件是富貴閑人，至于立場上反叛與否并不必要，只要不是在那個階層做強梁的，大概都自然多余。中國古典文學史上，賈寶玉是不二代表。

與“多余人”相應的是“邊緣人”。后者并沒有成為文學形象的專有名詞，其在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有特定含義，照德國心理學家K.勒溫的意思，乃泛指在社會群體中非此非彼、即此即彼的人。中國文學中，這類形象也不少。農本社會大概僧道流民、行商坐賈、百工群藝、豬倌牛販、陰陽先生等等，差不多都可計入。如果回到當代，如高加林就是其一，他們或是農村邊緣人，或是都市邊緣人，又或兩兼兩造之流，既無恒心又無恒產恒業，老輩看來不三不四，“一想南京當官，又想北京賣馬”。其共同特征是，無緣富貴，甚至朝不保夕，不穩定兼容在某個群體，低端而且流動。這類人群是世界性的。隨著最新的科技革命，尤其算法革命帶來的人工智能飛躍，諸多龐大的工種逐漸式微解體，基礎群眾大面積向邊緣人滑落，這類邊緣人群體也因之變得越來越大，在產業結構和社會分工中變得多余，變成另一種不同于歷史上富貴袖手的貧賤多余人。他們即使在高福利國家也日漸成為冗余而沉重的財政負擔。簡而言之，即邊緣人開始與多余人合體，多余且無產、流動而不居。

要弄清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還須在政治經濟史上溯源，并從中見證和預見其漸變和亟變。

傳統供養體制的經濟體中，生產者并非市場經濟學意義上的消費者，奴隸、佃仆等被配給的生活物資只是較低，甚至是最低的生存線上的日用。真正的消費者，是食邑者、食稅者。縱觀人類編戶齊民之后各種形態的古典社會，大體皆遵循“二八法則”，即，百分之八十的生產者分配到百分之二十的財富，他們可視為純粹生產者；而百分之二十的食利者則占據著百分之八十的財富，其可謂純粹消費者。“二八”之間，雖嚴重地背離，卻殘酷地相依。人虎相伴居，剎那三千年。前現代社會，不乏各種愛民、重民的民本主義，其主張雖可貴，但終究只能修飾潤色一下這個殘酷的真相。漢太傅賈誼說：“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新書·大政下》）古典社會的紛爭歸根結底還是旨在爭奪水土資源。但如人口不孳茂、貢賦則不豐厚，爭奪而來的水土資源的價值也就無法變現，總不能讓食稅者自己去耕種收成吧。賈誼的裔孫賈捐之的《棄珠崖議》差不多就是這么個立意，所以，放棄吧，管理成本遠大于朝廷收益。土地和人口乃是國家族群之核心資源。基礎群眾正是讓資源成為有效供奉、讓食邑者有糧可食的關鍵因素。下面這則往事，大概最能說明基礎群眾的生與苦、廉價和必需：蒙元軍隊初入中原，生靈為之涂炭。耶律楚材以利誘勸，每個漢人年繳稅銀兩分，積少成多，可當軍政補給云云。也就是說，于百姓，單體價格因每年稅銀兩分而免于屠刀；于食利者，因需基礎群眾支撐其窮奢極欲，遂予小民以最低限度的生存機會：就這么兩廂不對等地相互依存著。隔陣子來一次改朝換代，外族覆蓋也好，底層崛起也好，換血肉，不換框架。所以說，“天道無親”，但不是“常與善人”或“唯德是輔”，而是說換一批人登臺食利；“天行有常”，倒確實“不為堯存”和“不為桀亡”，只是恒常不變的是這種殘酷的供養關系。結構中的塔座，雖是底層，卻是基礎，故而茍存。

近代以來的產業革命、技術進步使得貿易更充分、資源分配更高效，工作崗位也隨之擴張。“羊吃人”釀造出血淚谷的同時，所幸并沒有減少就業，而是客觀上促進了產業升級、改善了產業結構、推進了歷史更造。資本社會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消費才能保障剩余價值變現，以及擴大再生產。工作和消費乃是人口紅利之兩關鍵要素。福特老爺車的往事最能說明這種消費和紅利之間的良性循環：亨利·福特大幅提高工人薪資以期員工買得起他們自己造的車，于是，因為工作，所以能夠消費，因為消費，所以勞動產品能夠流通。數百年以降，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體中，生產者與消費者在創造和占有社會財富的分成上越來越趨近，生產者所能分配到的生活物資越來越超于日用。這可以從標識食品支出總額占個人消費支出總額比重的恩格爾系數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越來越小得到印證。與之相應的社會結構變化是中產階級的崛起。古典社會中長期的“二八”背離的殘酷漸漸被與日增多的中產階級這一權重兌勻、拉平。福利化程度高，或者說社會主義化程度高的發達經濟體，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國家二次分配和民間慈善組織的調節下，兩者在坐標圖上的數據線甚至出現反向疏離，即，生產者少而消費者多。這一切當然依賴于勞動生產率的極大提高，或者全球貿易中強勢經濟體對弱勢經濟體無度地剪羊毛。往前看，勞動生產率在人工智能的支撐下獲得史無前例的提高，使得生產主體由人變成機器，而人更多地只在消費端過著不勞而獲的生活。其趨勢是人人各取所需、勞動或成為生命的“精神需求”。這種類似理想國的圖景顯示：人工智能取代了大多數物資生產和社會管理，人從生產勞碌中解放出來變成純粹消費者。

但歷史從來總是戴著兩副面孔，尤其細節不堪細看。湊近美麗愿景繡像的線腳，復樂園故事的主人翁可能被我們誤會了——那里沒有你。人工智能進一步發展，如果侵入絕大多數領域，當達到某個臨界點，足以打破“生產、消費再生產”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模式時：生產者，即替代人工的智能體，不參與消費，消費者不事生產，資本游戲中的核心要素——生產、消費——被釜底抽薪，市場亦自然隨之消解，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消費”回歸動物意義上的“生齒需求”，消費主體自然也就沒有任何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價值。這一判定可從非市場經濟體中取證：世界上任何相對獨立的經濟體，如無市場，所謂“內需”不僅不是活躍經濟的動力、馬車，反而是不堪其重的財政負擔。好比邊境貿易的駝騾商隊，太平歲月，騾子駱駝養活了主人和自己，一旦構釁戎禍，烽火燎境，貿易沒了，主人還得反過來還要給養畜生。沒有消費，即沒有自由，因為生齒需求不能徑自取于市場，供銷皆配給，人的基本需求都不為自己支配，自由的基礎也便唏噓烏有。如配給經濟中再不能充分就業——往往配給度越高就業越匱乏——則得不到配給的生齒必然被疏散到廣闊的大自然，打食于叢林原野，從而緩解供應、抑制需求。這個時候，沒有疏散能力的政府，就只能眼見城市貧民窟日漸擁塞并無限擴張。所以，智能體一旦總體上取代人工，那么，普羅大眾將既不是生產要素，又不位于市場意義上的消費端，結果不僅不是經濟繁榮的紅利，反倒是社會消耗中行走的累贅，成為類似邊貿不繼時騾子駱駝那樣的社畜。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技術精英、政經寡頭壟斷一切產能和供銷，成為上帝的選民、黃金家族，極度稀缺的勞動崗位成為蕓蕓眾生交換存養空間的唯一機會，人人沒有各取所需，勞動卻真的成了活口的需求，只是不是“精神需求”，而是活著的唯一保證，剛需中的剛需。“二八”曲線重新背離，且徹底背離，“二”在生態鏈和種群兩個系統中都不再需要那“八”。因為，智能體就足以創造出以前資本生產關系中潤馀而出所謂剩余價值的財富，智能體就足以讓古典食邑者、食稅者取用不盡。于是，曾經“雖是底層卻是基礎”的“八”，變得浮游縹緲，多余且不知如何茍存。

“二八”，融合還是隔絕？新世紀以來，我們既看到如北歐富庶與均平的恭讓善良的歷史好面孔，也看到如伯尼·桑德斯所揭陳的硅谷、華爾街“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的惡性循環的歷史壞嘴臉，還看到如希臘不事生產的高福利難以為繼的典型，以及某些地方終日勞作卻僅可果腹的事實。后兩者是歷史上政經治理的沉疴，前兩者才關乎人工智能預后的話題。我們當然愿意祝福全世界像北歐那樣富庶均平，二八融合，甚至溶解。但如從憂患的角度考慮，無疑更該關心“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的背離，甚至隔絕現象，更警惕多數人重新淪為社會底層，且永久性地無所事事的悲劇發生。如何描述這種背離、隔絕？我們不妨從上文提到的歷史和小說中，去發現“多余人”與“邊緣人”的身份變遷和運數升降。

如前所論，人工智能侵擾后的市場，勞動力要素一維被永久性解雇，以至于消解，剩余價值也自然隨之無從生成，從而解構。消費完全變成供給，所謂權力即配給權。而當配給成為配給者的心意，那么，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勢必被改寫，且面目前所未有地猙獰：人口紅利消失了，自由消費消失了，民主消失了，資本消失了，只剩下絕對的壟斷。壟斷者——黃金家族、技術權貴等成為歷史主角。工蜂式體制中的工蜂，被機械智能蜂取代，斯巴達式體制中的人口，只能進一步有計劃地按需培植取舍。新面目已非舊皮囊，土是王土，人卻未必有資格作王臣。大量人口將在經濟學上成為冗余，以前以富貴閑人為特征的“多余人”正在換做一貧如洗、百無一用為特征的新的“多余人”——從在詩詞曲賦、琴棋書畫、斗雞走狗中無病呻吟、無事生非地雍容向死的命格，逐漸落入顛沛流離、啼饑號寒、朝不保夕而轉徙溝壑的劫數。如不能為社會供給有效勞動，你便只有轉徙溝壑，甚至直接被歷史清退出場。這或許成為后資本主義社會人工智能詮釋出來的“勞動成為人們生活需要”命題的本義。

總之，資本主義的憂患或已埋下，危機正在趕來，真相之殘酷可能遠超想象。它或許是：基礎群眾系統性、成建制地滑落成邊緣人，邊緣人又變成新的“多余人”。以前作為社會基礎的不可或缺的基礎階層，將和以前富貴尊榮游手好閑的“多余人”，實現降維統一。以前“多余人”都是富貴閑人，而基礎群眾則是金字塔的關鍵底座，降維統一后只剩下“多余的邊緣人”。這個底座，在人工智能時代，突然不需要了；人口紅利，這個概念也自然消失了；資本主義將因資本生產—消費模式的終結而引發其幾百年擴張后的結構性坍塌。財富、技術精英將成為黃金貴族，甚至被改造成“神族”——在生物科技主導下漸漸溢出傳統、漠視倫理，出現（胚胎）優選人、（基因）改編人、（組織）加強人、（器官）改造人，等等。難道這才是教義中“選民”許諾的謎底？是謂上文所預說的：傳說中的“復樂園”只是“他們”的復樂園，里面沒“你”。

這是筆者關于人工智能的近憂的詳述。做不到梁任公期許的“科學上最精確之學理”之精確，也缺乏“哲學上最高尚之思想”之高尚，只是嘗試自拔乎歷史的忘川逝水，努力放眼于未來的空帆遠影，繞天的遠慮或許只是杞人之憂，切膚的近憂卻未必不是彌天之殷憂。殷憂之憂，是擔心人類族內在人工智能的推助下，引發出生態意義上、生殖隔離級別的分裂——復樂園中的“神族”和沒有清閑及活路的“多余人”；杞憂之憂，是提防人的智能保育出的人類族外的智能體文明——無我的生命形態和非人化的價值系統。當然，“杞憂”遠不及“殷憂”擾人清夢。人如果連自由的經濟動物都做不成，所謂人道、尊嚴、超越等人文價值或原始正義靠什么承載、呵護？靠分配者良知良能、道德信仰嗎？生產與消費的二元結構破裂后，生齒如何參與創造，并共同堅守一個眾生受惠而免于社畜化的新型社會？文明突如其來的拐點或讓毫無準備的資本社會中大多數人瞬間陷入絕境。昨夜，萬家燈火，歌舞升平；今朝，遽成羔羊，轉徙溝壑。該悲憫誰？誰有資格悲憫？溫柔富貴、光榮夢想，爾虞我詐、愚蠢兇惡……都將被打落、吹散。歷史病起何處？文明魂歸哪里？資本主義的技術精英、政經寡頭萬一都有潔癖，喜歡整齊、干凈、清一色、堂皇富麗、輝煌的盛大、褒獎之上的褒獎……厭厭夜飲、宿醉初醒的大官人在一個新桐初引、湛露清流的早上，看著冗余的眾生，隨手丟下一串技術秘鑰，就像滅霸帝君打了一個響指，將寰宇人口輕輕抹掉一半。如果這一天真要到來，基礎群眾與黃金貴族生殖隔離，邊緣人與“多余人”合體，那么眾生的喜怒哀樂、號天泣血、一往情深、莊嚴敬畏是否都將變得可笑可憐、一文不值？誰會在意天際線外蟲子們的呢喃——那些裝點天街夜色的天籟背景！故此，我們該進一步思考，這一切到底會怎么發生？臨界點在哪？人類可否能用襟靈之神明，洞察端倪、預見梗概，并回天轉日、化險為夷？如何在緣起處改寫未來那些技術精英任性地規劃你的生育、決斷你的存亡？如何在懵懂時震醒噩夢——那個未來資本主義的政治寡頭隨意翻云覆雨、播弄雷霆的噩夢？哲學思考、文明憂思，需要前所未有地警惕科技的突變，哪怕像科幻小說一樣推演各種未來絕域困境或災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