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文學的都市性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話題。1990年代以來的上海是一個由諸多不同維度的文化形態聚合而成的綜合體，它在時間上和空間上表現出豐富的差異面，刷新了人們對抽象的同質化城市概念的理解，是1990年代以來上海文學都市性發生的物質基礎。本文通過對1990年代以來上海的文學版圖進行重繪，梳理各個文學潮流或寫作樣式發生的時代背景和相互間的內在關系，表現上海文學獨特的都市性特征。

關鍵詞：1990年代 上海文學 都市性

一、“上海文學”與“都市性”

“都市性”被用來描述一種文學現象，從來都是爭議不斷的。一種聲音認為它是指區別于鄉村的那種城市所特有的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比如高密度的人口、快節奏的生活以及社會分工的細化等1，另外一種聲音卻認為這種定義忽略了“都市性”的精神內涵2。米歇爾?勞滕貝格在梳理了1970年代以來各家對“都市性”的定義后，不滿足于以往那種強調社會、政治、經濟中心的大一統的“都市性”，他指出很多城市“多為不同領土和生活方式的交織，市民互動不是在城市空間和社會框架中進行，而主要在老鄉或同社群中進行，這樣有利于與故鄉保持聯系（帕里，2012） 。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城市的概念似乎正在被難以定義的都市化空間所淡化。城市之間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建筑密集區，令人難以確定其城市功能。那里的生活與市民居住的大量小鎮沒有多大區別”3。因此，他認為“都市性”不僅代表了“城市是一種特殊制度，與農村截然不同”4的“城市的遺產和記憶表象”5，而且“涉及生活的實踐和方式”6。質言之，“都市性”所指涉的城市并不存在高度同一性和同質化的所謂唯有城市才有的獨特生活方式，而是由諸多不同時間維度的文化形態和與之對應的諸多不同物理和文化空間聚合而成的一個巨大的綜合體。城市時間和空間的豐富差異面，不僅使得抽象的同質化的城市概念變得更加具體和可以觸摸，也使得文學“都市性”的話題在理論上變得更加容易把握。

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對“都市性”的上述第二種理解。理查德?利罕的名著《文學中的城市》也同樣立足于 “都市性”的人文精神展開對各個時期文學中的城市的解讀。他認為，“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學形式和文學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續不斷的雙重建構”7。

反觀“都市”一詞的不同英文索解也許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上述分歧。在英語中， “都市”一詞分別對應三個含義不盡相同的單詞：urban、metropolitan、cosmopolitan。根據牛津詞典8的釋義，urban指“城市的；都市的；城鎮的”，強調的是有別于鄉村小農經濟的那種工業化大生產的生活和生產方式。Metropolitan指“大城市的；大都會的”，它比urban的含義更為深入和廣泛，不僅指在經濟和社會生產方式上與農業社會的不同，也強調都市是新思想和人文精神的再生之地。“是新藝術產生的環境，知識界活動的中心，以及藝術、學術和思想的活動場所”9是“現代藝術和現代創作的深刻基礎”10。Cosmopolitan則指“世界性的；全球各國的”，更強調都市的全球化特征。

也有一些學者立足于一個國家整體的文學發展脈絡，對孤立把握的文學的都市性概念提出了質疑。陳思和主編香港地區、臺灣地區、上海“三城記”小說系列上海卷的第三輯時對于這種歸類就很不認同：“所謂‘都市文學’的說法，本來就是現代都市建設尚不發達的輿論產物”11，“我覺得中國經濟發展與都市經濟的繁榮都不能也不應該簡單化地比附文學的發展軌跡，更不能預設一個‘都市文學’的模式，輕易地宣布下一輪的文學主流就非他莫屬了”。12這與其說是質疑“都市文學”的說法，不如說是反對將城市的都市化進程簡單地與“都市文學”畫等號，忽略雙方本身的多樣性、復雜性與不對等性，認為只有對一個城市同時存在的不同文學時空進行具體分析，才能更切實地把握文學的都市性特征。

然而有意思的是，就在大家對文學的“都市性”和“都市文學”的概念莫衷一是的時候，卻對上海文學的都市性達成了相當程度的共識。當一些其他城市的都市題材作品為是否表達了都市的真實面相而受到質疑時，13各種類型的上海文學卻在“都市性”概念的統轄下獲得了合理的解釋。上海文學好像天生為都市而生，文本展示文明發達、光怪陸離是它國際化的一面，紛繁繚繞是它“日常”性的一面，鄉土書寫是它“僑寓文學”的一面，與其他城市的參照是它“現代性”中“他者”的一面……回顧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這些同樣的文學元素若出現在其他城市的文本中，則早被“新文學”、鄉土文學、“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社會主義文學、“新寫實主義”、“新歷史主義”、“現代性”等等概念拆解，然而正因為與上海的相遇，它們都神奇地被闡釋為“都市文學”的正宗。于是，長久以來，上海文學的都市性成為一個極其廣博、豐富、意味深長卻也十分模糊的概念。

一直以來，學者對上海文學最為出彩的研究集中在近代到1940年代時期，但起初很多研究并非出于地域文學的視角，而是立足于文學史意義的生發。這當中，除了“新感覺派”的作品帶有濃烈的地域特征之外，其他無論是近代的《海上花列傳》、才子佳人主題的“狹邪小說”，還是現代時期魯迅的雜文、茅盾的《子夜》，丁玲、張天翼、蔣光慈以及張愛玲的作品等，大都在“國家”“啟蒙”“革命”的話語系統下顯現出獨特的文學史價值，其地域性特征始終無法彰顯。

1990年代以后，隨著社會學、媒體出版學、經濟學、文化研究等交叉學科的介入，尤其是“革命”“啟蒙”意識形態話語的淡化和市民性書寫的興起，大家在研究近、現代上海文學作品時才越來越將之與這片土地聯系在一起，上海文學的都市性于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顯。而那些現代文學的名篇名著，則被后來者以“革命小說”“狹邪小說”“市民小說”“都市化寫作”“財經小說”“女性寫作”等視角進行再次闡釋和發明，將之描述為上海文學多元都市性的題中應有之義，并延續至今。14

這種對上海文學都市性的解讀方式含混籠統卻影響至深，它一方面準確抓住了上海文學傳統的主流，但另一方面，也使1990年代以來在新時代語境中生發的社會新氣象和充滿活力的文化與思潮，遺憾地淹沒在那些過于“奪目”的主流敘述和過于堅固的話語系統背后。一個明顯的證據就是，19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意識形態”“市民寫作”和“懷舊”這些顯性的話語和思潮成為闡釋上海文學的權威話語，自然而然，“懷舊”和“日常”書寫就成為闡釋上海文學都市性最為炫目的兩支。15從這兩個角度展開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異常豐富，16但若回到“都市”一詞的英文解釋所指向的不同涵義，我們就會發現“懷舊”也好，“日常”也好，至多只是展現了1990年代以來上海文學都市性的某些側面。17正如有些研究者評價日益泛濫的“懷舊”作品時所言，這些“僅僅是真實與想象中的上海的一部分”18。

二、1990年代初上海城市發展的重新規劃

從1843年英國人搶占外灘，在上海強行割出一塊“租界”，上海的空間無論是從地理上、還是文化上來講都不再是鐵板一塊了。在租界模式的強力推動下，上海高速畸形地發展，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城一躍而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化的大都市。這種發展經驗極大地突破了當時傳統中國文化所能理解的范圍，那由“租界”開啟的上海“西化”歷史以及堪稱萬國建筑博物館的外灘，不僅是對上海空間翻天覆地的改造，更是對上海城市精神和市民素質的改寫。在之后漫長的20世紀里，無論是1930年代的多國“租界”，還是1940年代的“孤島”，抑或新中國建立后共產黨對城市文化領導權的爭奪與改造，上海上空始終彌漫著中西文化的沖突和交鋒，并隨著雙方力量的消長而占據形態不同的空間板塊，最終形成了上海獨有的空間拼盤樣式。上海就此成為了中國城市發展史上一個空前絕后、不可復制的孤例。另一方面，短短100多年的斷代史和由此綿延至今的殖民化景觀，也形成了它獨樹一幟的“傳統”。這使它有別于千年積淀而成的、純粹的“老北京”，而成為一個夾雜著各方文化交融與沖突的混合體。

上海的“空間”形態和“傳統”給后人帶來了評說的成見。人們習慣以1949年為界，將殖民地和“孤島”時期的上海與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上海相對照，隨著時間的推移，前者身上的殖民印記成為另類現代性的象征，其熠熠生輝的殖民遺跡，往往使已然融入“社會主義”話語的后者黯然失色。在這樣的思維背景下，人們對1949年到1980年代上海的發展是失望的，而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這種失望的情緒在達到高潮的同時終于出現了轉機。

從1980年代末的統計數據來看，“七五”（1986-1990年）期間上海經濟“持續滑坡”19“地方財政困難加劇”20，再加上其他沿海城市強勁發展勢頭的挑戰，21使整個上海充滿著焦慮、質疑、反思和療救的聲音。1980年代末，上海政界和學界掀起了共同為上海把脈的高潮。1986年出臺了《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這是經國家批復的第一個上海的城市發展規劃，從批復中可見，當時國家已將上海置于國際發展的大環境中進行定位，確定為“我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之一，也是我國最大的港口和重要的經濟、科技、貿易、信息和文化中心，同時，還應當把上海建設成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經濟和貿易中心之一”。22同樣在這一年，召開了“上海文化發展戰略討論會”。這個會議較為集中地對上海文化發展戰略設想進行討論，被譽為“超出了地區性文化發展戰略研討的意義”，23是“繼‘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24，“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在精神文明方面的第一個藍圖”25。

更具代表性的是1988年5月《上海文學》刊發的“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病“老大”——關于上海的討論》。這是針對國務院“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的批復展開的討論。“前篇：上海膨脹病的診斷書”認為，盡管租界時期上海的繁榮是“畸形”的，但它與西方社會和文化的接軌則是值得肯定的，它是“一個陰陽兩面的城市”，既先進發達、充滿機會，又五毒俱全、充滿屈辱，“但它的心臟和世界的經濟脈搏一起跳動”26。

與此相對照，在描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上海時，文章的語氣卻變得痛心疾首。“中國只需要上海當一個安分守業的大兒子……不需要它出去闖天下。在這種‘需要’與‘不需要’的思想支配下，上海成了我國最大的工業基地，但把它原有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優勢喪失了。這是一種自我毀滅。”27在“后篇：朦朧希望中的上海”中，作者的目的則是希望將來的浦東變成“上海的曼哈頓區”。28其中提到對陸家嘴“金融、貿易、銀財、黃金市場、股票、信息、會議中心……”29等的規劃與設想，其實就是在重繪租界時期上海的金融版圖。這篇報告文學堪稱當時對上海發難的代表聲音。

1988年，上海作家俞天白的小說《大上海沉沒》在《當代》第五、六期發表后引起強烈反響，北京和上海各界紛紛召開作品研討會。30然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會上專家對這部“文學作品”的興趣卻不在其文學價值，而在其社會意義，也就是它所揭示的社會現象，鮮明地反映了上海人落后的文化心態。在1989年1月21日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和《文學報》聯合舉辦的研討會中，參與者既有文學評論界的人，也有“社會科學界、金融界的著名人士”31，大家將這部作品視為一份上海文化痼疾的診斷書，而對作品本身文學性的缺失則保留了極大的寬容。時任上海作協書記處書記的趙長天說：“這部作品不僅有文學價值，而且，社會學價值更會超過文學價值。’”32

之后的1992年1月，《解放日報》組織開展關于“九十年代上海人”的討論，希望各方獻言獻策，提高上海人的整體素質。同年，俞天白出版紀實文學《上海：性格即命運》，對1987年上海陸家嘴踩踏事件有感而發：“大上海早已成為窮家的長子……于是，‘上海綜合征’這個特殊名詞和現象出現了……”33他系統梳理了上海的發展歷史，考鏡源流，從根本上追溯上海人性格的形成原因。以上種種說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上海的城市上空彌漫著普遍的焦慮情緒。

打翻身仗始于浦東開發的契機。1992年浦東開發進入“全面啟動”34階段后，這個城市成為了舉全國之力打造的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各大報紙和統計數據開始出現振奮人心的數字。19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的各種大事件都與上海有關，浦東大開發、GDP連續多年的高速增長、各種中心地位的確立、各種騰飛的標志、遙遙領先的經濟數據和不斷涌現的城市地標……這讓全國人民都相信上海已經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發達城市。

三、重繪上海文學的時空版圖

1990年代上海文學興奮地參與了上海城市大轉型的文化重塑，并逐漸因此從“新時期文學”全國大一統的格局中分離出來，一步步彰顯上海城市文化獨特的時間性與空間性的特質。

然而對于1990年代以來的上海文學來說，它和上海的都市性的重新擁抱，并非一蹴而就，乃是經歷了一個異常曲折迂回的過程。這不僅因為上海文學本身的歷史慣性有以致之，也是上海都市化進程的復雜性給予上海文學的影響。

1990年代初，上海文學并非一聲令下，全體擁抱加速度展開的都市化進程。最初的跟進與介入，如俞天白、殷慧芬、李春平等人的創作，乃是在高度的社會責任心和社會主義文學慣性的驅使下，努力捕捉都市變革中那些浮在表面的重大事件，如城市特大建設工程、汽車城、上海證券市場等等。這樣的跟進和介入所依賴的文學資源相當薄弱，基本仍然是傳統社會主義文學敘事所習慣的那種單純反映論的模式，往往圍繞上層政策、社會輿論和“重大題材”展開，難以發現和落實到體現城市靈魂的城市居民生活本身的細部。經過“新時期文學”的洗禮，這種模式（多半的報告文學或寫實虛構難以區分的長篇紀實文學）已經顯得相當陳舊，在全國的文學界自然無法產生什么實質性的影響。

或許是對這種趕任務式的簡單反映論的不滿，1990年代中期上海文學對都市化進程的回應漸漸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其中，真正引起世人矚目的，并非一哄而上卻無法見出上海特性的都市新寫實和新市民小說，盡管這兩股文學新潮的代表作，池莉的《煩惱人生》和張欣的《掘金時代》都在上海發表，盡管唐穎等作家介入這股小說新潮也不可謂不力，但與北京、南京、武漢、廣州、深圳等地的同類寫作相比，仍然明顯遜色許多。

在這種尷尬的文學情勢下，程乃珊、王安憶寫舊租界時期上海都市的“懷舊”書寫異軍突起，她們回避上海城市重新定位初期作家在當下寫實這條道路上跋涉的艱難，另辟蹊徑，將她們所理解的上海“應有”的都市氣派，巧妙地也是無可奈何地嫁接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曾有”的輝煌——當然是極其復雜多樣、蘊含了豐富歷史記憶的所謂昔日的輝煌。

質言之，這一時期的上海都市文學既然不能跟中國其他地區的都市新寫實文學一爭高下，只能炫耀其他城市所沒有的往日的都市輝煌。當然，程乃珊、王安憶等率先吹來的租界上海的懷舊之風，也不僅僅是懷舊，其中也包含了對當下曖昧不明的新上海文化的潛在對話。這場曠日持久的潛在對話，與其說是懷舊，不如說是作家們對于1990年代上海城市發展頂層設計中文化發展規劃缺位的質疑。當下的上海城市日新月異，天翻地覆，但城市文化的發展卻并無明確目標，這后者明顯是缺位和滯后的。文學如果不想簡單地“擁抱”當下煙塵斗亂的城市改建，文學如果想更深地逼近都市人的靈魂，它當然只能轉過頭去，尋覓這個城市曾經熱烈綻放過的靈魂的花朵，因此在其他城市作家正醉心于當下的城市生活新內容的同時，上海的一些優秀作家卻掉過頭去懷舊，這除了無奈，也不失為一種進取的策略。

不過，“懷舊”與當下畢竟隔了一層，何況“懷舊”畢竟是當下尷尬所催逼，它不可能走得太遠。有趣的是，這時候上海文學的改弦易轍，除了直面當下，與其他城市的作家的都市寫作真正一決高下之外，又悄悄展開了另一種“懷舊”，這就是金宇澄《繁花》對1970-1980年代特殊的“上海人”的特殊生活記憶的修復，以及程小瑩、路內對1970-1990年代工廠生活的回憶——王安憶對“文革軼事”的追懷也屬于這個系列。

就是說，當衛慧、棉棉、葛紅兵等“新上海人”不甘心唐穎等上海作家在當下都市新寫實潮流中落后于外地都市作家這一尷尬局面，紛紛記錄他們作為新一代上海移民在這個迅速崛起的東方魔都的各種新奇的經歷，甚至鬧得風生水起、頗有聲勢之際，真正熟悉上海的本地作家還是沿著程乃珊、王安憶的租界上海的“懷舊”路線，繼續往下走，只不過將懷舊的重心從1930-1940年代下移到1960-1990年代，由此填補了原來的租界懷舊和正在如火如荼展開的新上海人的欲望敘事和上海敘事所忽略的1960-1990年代上海城市生活的豐富時空場景與舊人舊事——這其實也是《長恨歌》后半部所開啟而未能深描細寫的內容。

在上述上海文學都市化版圖急速重繪的過程中，一開始也是基于懷舊但又深深切入當下的夏商的《東岸紀事》真可謂一個創舉，把歷來上海都市敘事一律忽略而又恰恰是上海當下城市發展龍頭的浦東，它的今夕巨變，收入眼簾。夏商和金宇澄在當下寫實與另一種懷舊這兩方面同時作業，似乎有望真正打通上海都市文化以往彼此隔膜的諸多時空板塊。

但與此同時，上海文學也許是慣性使然，懷舊與當下寫實仍然難以真正合攏，另一股“尋根”的寫作比當年的懷舊走得更遠，而正面當下的寫實也并非一帆風順。隨著衛慧、棉棉、葛紅兵、丁麗英等最初的尖叫和喧囂沉寂下來之后，人們發現，上海都市時空仍然像黑夜里的大海，只有個別島嶼和行進中的巨輪，偶爾發出零星而微弱的光亮。

質言之，上海都市時空在當下上海文學的呈現，只能采取碎片化和模糊化的方式。于是就有李肇正的底層市民空間的艱難呈現；有葉辛、王安憶、楊劍龍等“歸來者”的知青敘事；有周嘉寧、張怡微、王宏圖等畸形的家庭倫理劇（這些以往曾經有趙長天等作家用現實主義的方式描寫過）；有談瀛洲、廖梅等的高校教師情感生活和職業危機；有西飏、張旻、張生等描寫的都市邊緣人和游蕩者；有甫躍輝等對新上海人欲望和創傷虛實的賡續，也有眾多“他者”眼光的匆匆一瞥和滿腹狐疑的打量。

相對于最初的簡單反映論式的跟進和介入，相對于集體性的各種“懷舊”和“尋根”，真正的上海都市當下生活時空的繪制，只能依靠上述這些在夜晚的黑魆魆的海面繼續航行的文學的孤舟。

注釋：

1 參見米歇爾?勞滕貝格《作為城市遺產的都市性》中對1970年代學者關于“都市性”的描述。《作為城市遺產的都市性》，馬勝利譯，《第歐根尼》2017年第6期。

2 “20 世紀90 年代初，城市研究和記憶與遺產研究中同時出現了轉向。根據地理學家阿什?阿明和城市設計家斯蒂芬?格雷厄姆的說法（1997） ，這個時期的主要問題是堅持多樣性的概念。他們發現，西方國家出現都市時尚后，城市研究開始蓬勃發展。作家、社會學家、地理學家、哲學家都開始重新觀察城市，并將重點放在其特殊性方面。”參見[法]米歇爾?勞滕貝格《作為城市遺產的都市性》，馬勝利譯，《第歐根尼》2017年第6期。

3 4 5 6[法]米歇爾?勞滕貝格：《作為城市遺產的都市性》，馬勝利譯，《第歐根尼》2017年第6期。

7 [美]理查德?利罕：《文學中的城市：知識與文化的歷史》，吳子楓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頁。

8 [英]霍恩比：《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七版）》，李旭影等譯，商務印書館、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9 10 [英]馬爾科姆?布雷德伯里：《現代主義的城市》，胡家巒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6、76頁。

11 12 陳思和：《關于“都市文學”的議論兼談“三城記”之上海小說卷序》，《都市文學》，楊劍龍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115頁。

13 張鴻聲總結趙稀方《小說香港》的觀點，說作者認為存在著英國人的殖民敘述、中國大陸的國族敘述以及香港人的香港敘述三種香港小說的文本。“在英國人的殖民敘述中，香港地區充當了西方人‘東方主義’的一個想象范本，以此印證歐洲白人的‘啟蒙’事業；而中國大陸的國族敘事則以中原心態的中心/邊緣構架出發，進行‘母親！我要回來’式的香港想象。兩者都忽略了香港在文化意義上的主體性。直至1970 年代, 一種源于中國大陸價值觀卻又與之不同的香港地區意識開始出現，才逐漸產生了文學中香港的香港敘述。”參見張鴻聲《“文學中的城市”與“城市想象”研究》，《文學評論》2007年第1期。此外，陳平原在談到北京時也提出必須把“記憶”與“想像”帶進來，才能真正進入這座城市。參見陳平原《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

14 對現代時期的上海文學進行了多個面相的考察，展現出那一時期上海文學都市性的紛繁復雜。參見吳福輝《多棱鏡下有關現代上海的想象》，《都市文學》，楊劍龍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頁。

15 已有不少學者提出應將1949-1976年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文本納入上海文學傳統的范疇并做了相關研究，因此，199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上海也逐漸成為上海文學都市性的一個面相。

16 “由80年代末開啟的關于舊上海的懷舊，至90 年代已經成為一種世界性文化景觀，并伴隨著港臺地區、中國大陸三地的熱播影視作品，以及各種關于舊上海的書籍、畫冊、影視等，漸至峰巔。”參見張鴻聲《“文學中的城市”與“城市想象”研究》，《文學評論》2007年第1期。

17 “在對30、40 年代上海與90 年代對上海以及其文化的研究當中, 某些研究者倒是犯了一個與其研究對象(即這兩個時代的文學文本) 同樣的錯誤。文學創作者基于中國全球化的想象構筑了文學中的上海，而研究者同樣也如此。”參見張鴻聲《“文學中的城市”與“城市想象”研究》，《文學評論》2007年第1期。

18 郜元寶：《空間?時代?主體?語言——論〈東岸紀事 〉對上海文學的改寫》，《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4期。

19 20 21 上海統計局：《上海統計年鑒（1991）》，上海統計出版社1992年版，第6頁。

22 《國務院關于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國函[1986]145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

23 24 25 黃安國、魏承思、吳修藝、朱紅：《寬松氣氛下的“文化熱”——上海文化發展研討會述評》，《社會科學》1986年第6期。

26 27 28 29 “中國潮”報告文學征文：《病“老大”——關于上海的討論》，《上海文學》1988年第5期。

30 江河：《文化小說與現實生活相溝通的巨制——首都文學界舉行〈大上海沉沒得失研討會 〉》，《當代》1989年第4期。

31 32 雨露：《大上海沉沒引起強烈反響——上海舉行“關注大上海興衰，表現上海人心態”的作品研討會》，《當代》1989年第2期。

33 俞天白：《上海：性格即命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頁。

34 上海市統計局：《上海統計年鑒（1993）》，上海統計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

[作者單位：上海海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