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辛笛70年新詩創作歷程中，曾經歷了兩個沉默期。第二個沉默期與中國系列政治運動，尤其是與“第一次文代會”及其后所建立的政治化文學體制相關，但同時辛笛新詩創作的沉默又不僅僅是外界政治因素影響下的被動性行為，其沉默現象還與辛笛作為詩人對于詩的思考，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在詩歌以外的自我反省、自我實踐以及對現代社會、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思索相關。本文擬從辛笛受邀參加“第一次文代會”背景，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史實，“投筆從工”和短暫的新詩創作四個部分來考察這段歷史，并嘗試揭示蘊含在這段歷史現象背后辛笛的情感與思想流變軌跡。

關鍵詞：辛笛 “第一次文代會” “投筆從工” 短暫的新詩創作 思想探源

辛笛從1928年7月22日在天津《大公報》發表第一首新詩《蛙聲》開始，到2004年1月14日上海《文匯報》上兩首遺作——《聽著小夜曲離去》和《永遠和時間同在》發表止，他的詩歌創作歷經70年歷程。在這過程中，辛笛新詩創作經歷了兩個沉默期。1939年從英國留學歸國后到1945年抗戰勝利，辛笛經歷了其新詩創作的第一個沉默期。第一個沉默期促成了辛笛1940年代中后期思想情感以及詩風轉變，其轉變我們可以從詩集《手掌集》（1948年1月版）和書評散文集《夜讀書記》（1948年12月版）中窺見軌跡。

1949年以后辛笛新詩創作基本擱筆，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才又重新拿起詩筆創作，開啟了他晚年詩歌創作的又一道風景。辛笛新詩創作第二個沉默期（1949-1976）與中國系列政治運動相關，尤其與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會”及其后所建立的政治化文學體制相關，故本次考察以辛笛參加“第一次文代會”為開端。但辛笛的沉默又不僅僅是外界政治因素影響下的被動性行為，其沉默現象還與辛笛作為詩人對于詩的思考，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在詩歌以外的自我反省、自我實踐以及對現代社會、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文化思索相關。本文擬從四個部分來考察這段歷史，并嘗試揭示蘊含在這段歷史現象背后辛笛的情感與思想流變軌跡。

一、辛笛受邀參加“第一次文代會”背景

事實上，辛笛受邀參加“第一次文代會”是經過身份確認的。“第一次文代會”是中國共產黨團結與爭取作家，邀請他們為新中國工作的大會，是意在通過會議這樣一種形式，為新中國組建一支服務于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創作隊伍，因此對于參加大會的作家是進行了有條件擇取的。辛笛有幸成為新中國團結的對象，這背后是以他1940年代中后期思想轉變和文學活動為基礎的。

1940年代中后期，辛笛思想上顯著的變化是由“個體”向“群體”轉變，這不僅僅是視角的改變，更是視野的擴大，正是這一轉變引發了他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進一步思考。《展笑嘗新》是《夜讀書記》的重要開篇文章，是一篇介紹二戰后歐美新書出版的長篇書評。然而該文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對歐美新書的介紹，而是滲透其中的對于現代戰爭、現代文明的社會思考。文章最后一段辛笛總結了自己對現代社會未來格局的想法：

今日時代的沖擊動蕩太大了，人類的精神生活尚未能由機械文明的束縛中走入完全自主的境地。人類對工業和科學的態度最初是駭異好奇，然后是由感嘆而屈服。時至今日，與原子彈發明相配合的，世界一家的政治社會組織尚未出現。美國雖然握有最大的產業和最新武器，但它是一個建筑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對世界上新理想新生活組織仍懷有根本的矛盾和惶惑兩種心理在。所以，美國在世界上是有舉足輕重的自覺，但仍未獲有同等的自信。客金斯（Norman Cousins）撰的“近代人過時了”（Modern Man is Obsolete）（談原子能意義）和溫辛特?信（Vincent Sheean）著的“鬩墻之爭”（This house Against This House，1945）兩書均論及美國的苦悶。如人類果然不能和平相處，終會給自己帶來了毀滅。為減低第三次大戰的爆發的可能性，人類必須以遠大的眼光勇于自救。美蘇兩國不同的政治經濟體系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抵觸之處雖多，將來未必全不相容，一切須看善意的努力如何而定也。1

1930年代，辛笛就在詩歌中表達了對于現代戰爭和現代文明的思考，他認為現代社會僅靠工業和科學技術發展是不夠的，科技帶給人類社會僅僅是物質上的自由，而理想的現代社會應該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自由。辛笛認為代表高科技，建立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上的美國政治經濟體系和代表“新理想新生活組織”的蘇聯社會模式都發展到了相當成熟的階段，從世界格局來看，兩種不同政治經濟體系之間存在著矛盾和抵觸之處，如果雙方經過善意的努力和談，各自包容對方社會制度的優缺點，人類社會即能和平相處，第三次大戰也就不會爆發。這段文字代表了辛笛對于理想人類社會的構想，對世界和平相處的祈望，更重要的是表明了辛笛對于“新理想新社會組織”的認同，這成為他日后作出政治選擇的思想基礎。

1946年，聞一多父子在昆明遇難，這一事件激起有正義感國民的憤怒。辛笛撰寫悼念文章，表達了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不滿和憤怒。他說：“這冷酷的現實明白地反映了些什么?我們可以知道時局已經臨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現狀已經踏入了何等黑暗腐爛的地步！聞先生是死而無罪的……他簡直過于相信民主和自由的諾言了。”2這一事件讓他目睹了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民主和自由思想遭到扼殺的現實。辛笛為此又作《邏輯》和《回答》兩首詩，和唐祈、陳敬容等“九葉”詩人一起表達了對獨裁統治的控訴以及對民主自由的向往。

與此同時，辛笛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政治構想充滿好感和希望。在《中國已非華夏》中他敘述道：“在歐美社會中，對中國最抱真切同情的人，還是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人……我對于歐美談中國的書開始發生興趣，還是在抗戰期間看了史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1938年刊；刻Modern Library版為增訂本），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的‘中國戰歌’（1943）以至卜屈姆（James Bertram），慕若（Edgar Mowrer）等人的新聞報道之后。因為他們暴露了中國政治動蕩的真相，描繪了歷史的轉捩點和新中國的萌芽，說明了未來中國的歷史途徑。”3《辛笛傳》記載了辛笛1938年在愛丁堡買《西行漫記》及讀后感：“一口氣把這本書讀完，才知道中國西北部延安的種種情況，才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老百姓浴血奮戰抗戰的真實情況。斯諾客觀而富有人情味的敘述在辛笛看來這就像一部中國的英雄史詩，使他從心里感到興奮：中國的希望在延安！”4而讓辛笛對于中國未來有更切近感受的是1946年秋在上海思南路“周公館”聽報告。“在茶話會上，周恩來向與會文藝界人士介紹了當時的國際形勢，分析了國內局勢……痛斥國民黨‘假和談、真內戰’的卑劣陰謀，說明了共產黨要求和平但不懼怕內戰的主張。”5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和經歷，辛笛對于抗戰以后中國內戰持如此看法：“現在即以內戰在而論，這一次的已和民國以來無數若干次的具有迥然不同的社會政治歷史上的意義。”6這是因為他的政治傾向偏向于倡導和平民主的中國共產黨。他和千千萬萬愛國知識分子一樣，把希望寄托于新中國，希望從此能擺脫封建獨裁統治，走向民主自由的新時代，這樣的思想背景使辛笛成為當時國統區的民主愛國人士。

而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參加文代會，這又與1940年代中后期辛笛創作詩風轉變及從事的詩歌活動息息相關。1945年抗戰勝利重新燃起了每一位有自覺意識的中國人的信心，辛笛也不例外。正如辛笛所說：“封建積威下的中國在抗日戰爭的反抗行動中尋見了久經失去的靈魂。”7他從歐美學者、記者、政治家論述中國抗戰的譯著中看到了一個活的有生氣的中國，一個在蛻變成長中的中國。辛笛認為“他們發掘了中國民族偉大的人性”。8寬容、安詳、良善是古老中國人的靈魂，而“勇敢從事于桎梏的解放”9讓辛笛看到了中國的希望。中國人不是1930年代他詩中那個“病了的”“蒼白了心的”“契丹人”（《RHAPSODY》1937.5），正是千千萬萬的“人民”為國難付出生命的勇氣和擔當贏得了抗戰勝利，為辛笛找回了作為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辛笛由此認識到“人民”的意義：“人民終歸是不朽的。抗戰證明了中國民族可以更生10。”那么詩人何為?1940年代中后期，辛笛在詩歌中表達愿意做“人民”的布谷鳥，為“人民”代言的思想根源即由此而來。《布谷》寫于1946年詩人節，是辛笛自己比較看重的作品，標志著其詩風的轉變。正如他在《辛笛詩稿》自序中所說：“是啼血的布谷使我領悟到古中國凡鳥在大時代中的啼鳴，必須把人民的憂患溶化于個人的體驗之中，寫詩才能有它一定的意義。”11這一意義不僅在于辛笛詩歌創作內容的拓寬：由“個體的抒發”向“群的代言”轉變，把“人民”引入其詩歌創作的內容；而且同時顯示了辛笛詩學觀的轉變，即在詩歌審美功能之外，增加了詩歌為大眾人生的功能。

1947年“五四”紀念日辛笛撰寫《雜志與新精神》，文中以“新青年”宣言中所描繪的理想新時代為藍本，責問國民黨當局：“可是民八的五四至今已二十八年，試將‘新青年’宣言中所云與目前的社會環境相較之下，敢問進步如何?”12看不到社會進步，作為嚴肅的知識分子，辛笛充滿一種重大的責任感，他認為詩人不僅要擔負起創作責任，更要擔負啟蒙思想傳播功能，因此在1940年代中后期，辛笛希望通過興辦雜志向民眾傳達時代精神。1946年8月，辛笛與上海一部分詩歌音樂工作者創辦詩刊 《民歌》，由辛笛主持辦刊事務。《民歌》辦刊宗旨明確：讓詩歌和音樂的創作朝著民歌的方向發展，目的是使詩歌貼近民眾，貼近時代。該雜志于1947年2月問世，撰稿人陣容強大，有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卞之琳、王辛笛、徐遲、杜運燮、方敬等。《民歌》上發表的詩文具有時代性、戰斗性、平民化傾向，由于它所流露的鮮明的左傾思想，只出了一期就被國民黨當局查封了。但《民歌》雜志的意義卻是辛笛作為一名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投入社會擔負己任的一次辦刊實踐。

1946年，國共和談破裂，國民黨當局加強了高壓統治，不斷有刊物被查封。創刊于1947年的《詩創造》即是在當時緊張局勢下，為熱愛詩創作的同仁們創辦的一份詩刊。辛笛說：“面對現實同致不滿的讀者，對于勝利后種種停刊的雜志，殆不能自已地懷著一種追念，同時對于仍在艱難奮斗中出版的如‘觀察’、如‘文藝復興’一類的刊物，不覺更多一番維護的心。”13正是本著如此拳拳之心，辛笛不僅是該刊物的投稿者，同時倚重他任職的金城銀行給予幫助，提供貸款以維系刊物生存。此后《詩創造》因外部壓力、內部意見分歧，辛笛又和志同道合的詩友曹辛之等籌辦《中國新詩》，而該刊物出版的經濟來源又是由辛笛出面向金城銀行借支得以維系。正如唐湜執筆為《中國新詩》所寫的代序《我們的呼喚》，舊世界正在轟轟坍塌，作為熱愛生活和人民的詩人要擁抱歷史，清醒地知道自己面對一個嚴肅的工作，無論寫詩或是辦刊都承擔著一種使命，就是要為新時代的到來而呼喚。而辛笛現代詩創作實績以及創辦和資助社會進步雜志的舉動為他參加第一次文代會提供了現實基礎。

二、辛笛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史實

1949年7月2日，辛笛參加了在北平（現在的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簡稱“第一次文代會”），會議為期18天。當時獲得邀請的全國代表共計700余人，上海文藝代表團成員約80余人，辛笛在受邀之列，由夏衍帶隊北上，團員中還有巴金、靳以、李健吾、陳子展、趙景深、趙家壁等。

辛笛是欣然前去參加文代會的。這可以從辛笛1949年6月4日寄香港家信中得到印證。信中說：

綺：

解放以來，大家生活得極好，身心均甚愉快，希望上海這已往的罪惡之藪從今逐步改變成為新中國的大都市，一切向合理的生產的建設的途徑走去，中共這次在上海所表現的城市政策可說是異常的寬大，這一方面自然是安定了各階層的人心，但另一方面上海人的劣根性還不能一下就鏟除掉，也許執迷不悟，倒還想借尸還魂，那么如此下去，將來必定成為問題，譬如物價就漸漸成為一般市民生活的威脅了。為了新中國的建設，如果溫和政策不成功，那么一切現狀就得好好地整理一下不可了。但愿中共的城市政策像現在這樣正確地執行下去，而群眾也正確地向這方面努力做去，那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理想的新中國一定實現。有人為中共缺乏專門技術人才一點擔憂，中共也正為這一點謙虛著，其實以他們現在刻苦自持的精神，假以時日，會很快地造就些技術人才，或爭取了思想前進的技術專家。總之我對未來的遠景是樂觀的，只要戰爭早日終了，新中國的自我更生是指日可待的。

我打算在最近期間（乘火車）到北方去一趟。如果在月中動身，那就是和張瀾、羅隆基諸先生一道去，如果在稍后的日子去，那同行的當有靳以、巴金諸友。全國文藝協會在本月下旬在北平開大會，我大約去一個月即回滬。你們回滬一節當到那時代為安排。因為現在上海住房子仍然要頂費也。

……再談。匆匆祝好。

馨迪六月四日下午14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這封家信是辛笛當時心情和心理的真實反映。他對中共在上海實施的城市政策表示贊賞，對理想新中國的實現充滿樂觀和憧憬。因此信中提到將北上參加“文藝協會”對于辛笛來說是充滿期待的。《辛笛傳》中對此也有記錄：1949年初，“正好銀行有業務要辛笛到香港去辦理，對他來說，這也是躲避當局注意并能與家人團聚的好機會……王良材、黃錫榮（金城銀行地下黨黨員）等希望辛笛辦完事早日回上海迎接解放，辛笛把這看成是地下黨組織的囑咐。他答應一定回滬”。15“在香港……周作民要辛笛留在香港金城銀行擔任副經理……在香港的友人紛紛勸辛笛留下。一向覺得自己像羅亭般優柔寡斷的辛笛此刻卻毅然決斷，還是回上海……他要趕回上海迎接解放，他不能失信于一定回滬的承諾。”16因此作為民主愛國作家身份參加文代會同時又是辛笛的主觀愿望。

在文代會發給與會代表的紀念冊上，文友們給辛笛的題詞為我們留下了歷史的回聲。現摘錄如下，巴金的題詞：“進步，進步，不斷地進步。” 靳以的題詞：“不惜歌者苦，但恨知音稀。”意思是如果為人民而歌或者歌頌人民，那么知音就有千千萬萬了！曹禺以家寶的簽名題寫道：“不斷地以你的詩歌贊頌偉大的人民勞動，用你的筆寫出新中國的不朽英雄。以人民的詩人看待自己，人民早晚會因你的勞績這樣稱呼你。”何其芳寫的是：“歌唱人民。”臧克家題詞“與辛笛交往，在王家避難”，并寫下一段感謝辛笛的話。戴望舒題詞是兩行詩句：“我們不再像螻蟻一樣死/像牲口一樣活。”艾青的題詞：“向太陽。”卞之琳借用毛澤東的一句話：“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馮至題寫的是：“我們聽到一個響亮的聲音：人民的需要！”蘇金傘的題詞是這樣幾句：“過去我們善于歌唱自己，/今后必須善于歌唱人民。/但這種轉變并不是容易的，/首先得離開自己，/真正走到人民大眾中去。”田間“贈給人所稱熱心家辛笛先生”的題詞是：“熱心家要光明，光明也要熱心家。”馮亦代的題詞：“把你的手掌捏成一個拳頭。”趙樹理題詞：“愿與先生共同為大眾服務。”丁玲以自己的小說名作為題詞：“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其意盡在不言中。吳組緗與“辛笛學兄共勉之”的題詞是：“跳出個人主義的小圈子，把感情和思想與人民緊緊結合，以充滿樂觀的精神，歌頌新中國新世界的誕生和成長。”還有王統照、俞平伯、許杰、黃藥眠、唐弢、綠原、彭燕郊、李季等等。戲劇導演黃佐臨，畫家張樂平，音樂家馬思聰、李致也都以他們獨特方式的題詞來表達心聲。17從中我們看到作家們都懷著喜悅和興奮的心情在迎接一個偉大時代的到來。

文代會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到會并講話，周總理的政治報告從下午兩點一直講到晚上八點。會議期間辛笛和代表們學習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觀看了老解放區和新解放區的戲劇、電影、舞蹈、唱歌及展覽會等等。“當巴金發現文代會代表名單中沒有沈從文后，就約靳以、李健吾、辛笛他們一起去看他。見到他時，他仍像往常那樣微笑著，和他的夫人一起招待大家。這個時期辛笛還與巴金、靳以一起會見了從解放區來的曹葆華……”18至今在辛笛女兒王圣思處還保存著一張小照片，是開會期間參加周總理在中南海宴請時拍的，一排站著七位詩人，他們是：楚圖南、徐遲、臧克家、王辛笛、朱維基、卞之琳和戴望舒。只有辛笛和卞之琳兩位身著西裝，其他幾位都穿中山裝，衣料都很普通，預示著不僅是詩，而且是詩人都已經開始走向大眾化了。非常可惜的是，關于辛笛參加第一次文代會的更多資料如日記書信等都在“文革”中燒毀或被抄家丟失，無法更加生動地還原當時的歷史情景。

1949年8月，參加完文代會以后，辛笛（時任上海金城銀行信托部副經理）自北平回到上海。當月《金城職工》（旬刊）第2期刊出如下標題“王馨迪副理返滬十日向同人發表北行觀感”及消息具體內容：

出席全國文代會的王馨迪副理，自六月下旬北上以來，與同人分別月余。王副理向有民主副理之稱，甚得同人擁護，五日返滬后，同人紛紛趨訪，并探詢北行感想。職工會學術組為適應同人此項要求，已商請王副理定于十日公開發表北行之感想（全文將載下期本刊）。 19

在《金城職工》的第三期上發表了辛笛的觀感全文，并附編者按：

本行信托部副理王馨迪先生，為文藝工作者南方第二團代表，參加七月二日在北平召開的“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于本月五日勝利完成任務返滬，十日下午四時應職工等籌委會學術組之請，在本行七樓食堂對本行同仁舉行公開演講，歷時兩個半小時，茲錄演講全詞如次。20

辛笛演講詞的開場白非常樸實而誠懇，他說“透過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及意識，對所見所聞的了解，亦有限制”。21其中“透過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及意識”之說體現了辛笛對自我在新社會階級身份的認識。演講會上他介紹了文代會給他印象最深的是來自解放區的演出，表現了解放軍和國民黨軍隊的區別、解放區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新生活，而這些是他“對所見所聞的了解，亦有限制”的解釋。王圣思在《辛笛傳》中記載：“他一向引以為榮的，只有其中他作為代表之一的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會了。”22全國文代會到1970年代末共召開了四次，1953年第二次和1960年第三次辛笛均未參加，直到1979年第四次辛笛才重新參加，這與辛笛“投筆從工”的人生選擇有關。

三、辛笛“投筆從工”歷史探源

“第一次文代會”之后，每一位文藝界民主人士都面臨“如何走向人民”的現實選擇。而辛笛在“走向人民”的職業道路、“歌唱人民”的藝術道路上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走向人民”對于辛笛來說，就是要完成從小資產階級身份向普通大眾身份的轉變。事實上當時關于職業去向辛笛有多重選擇。在文代會期間，他謝絕了鄭振鐸先生邀他北上共事文物工作的好意。而在上海，他放棄了周煦良先生邀他去華東師范大學外語系任教的機會。此后他還婉言謝絕了周而復先生邀他到上海作協擔任辦公室主任的請求。辛笛的選擇有著自己的思想背景和現實基礎。辛笛時任上海金城銀行信托部副經理，按階級劃分當屬小資產階級，而響應政府號召“走向人民”就意味著要走向以“工農兵”為基礎的無產階級。據潘際坰在《辛笛側影》（香港《大公報》1981年4月29日）回憶：“革命勝利后，他在中南新邨的花園洋房汽車不要了，一個手藝極好的淮揚大師傅也辭掉了。”“他一身布制服，一輛單車……”23 而且他還有意將父親留下的遺產15萬美元捐贈給國家。辛笛舍棄此前優裕生活向無產者靠攏的決心可見一斑。1951年6月辛笛正式向金城銀行辭職。7月轉入上海市財委地方工業處任秘書，到1953年辛笛還先后擔任上海市工業局秘書科秘書、中央輕工業部華東辦事處秘書科科長、辦公室副主任、辦公室主任之職。工作內容是起草各種計劃報告、填寫各式報表。 1954年調任煙草工業公司公方副經理，分管每月輕工業工廠生產技術經濟指標的評比，成了一個忙忙碌碌又兢兢業業的事務工作者。

王圣思說：“也許正是三四十年代寫詩時就有著對‘白手的人’的自省，辛笛在解放后心悅誠服地接受思想改造……”24確實，辛笛辭職到國家工業戰線上工作，體現了他在新政權下決心脫胎換骨，向無產者靠攏的決心和勇氣，但這背后同時蘊含了辛笛作為一名現代知識分子自我反省勇于社會實踐的思想必然性。早在1937年寫于異域的《對照》里辛笛就寫到“在時間的跳板上/白手的人/靈魂/戰栗了”（“白手的人”即指不勞動的人），是第一次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不能從事勞作，不能報效祖國的自我覺醒，因此在愛丁堡留學期間辛笛積極參加中國留學生為抗戰募捐等社會實踐活動。1940年代中期隨著思想由“個體”向“群體”方向轉變，辛笛再一次反省和批判自己作為“白手”類主人的缺點：“你不會推車搖櫓荷斧牽犁/永遠吊在半醒的夢里/你從不能懂勞作后甜酣的愉快/這完全是由于嬌縱。”而他決心要拚命地敲打自己，直到“堅定地懷抱起新理想”（《手掌》，1946）。1948年，辛笛認為“在愁苦的人間/你寫不出善頌善禱的詩”（《海上小詩》，1947年冬），他認為現實既不是可以歌頌的，而祈禱也是無濟于事的。他已經不滿足“只會寫些眼睛的災難”，而決心“寧愿忘掉讀書識字/埋頭去做一名小工” （《一念》，1948年夏），他進一步認識到作為知識分子的悲哀，即“說得太多，做得太少”（《夕語》，1948年夏），對于新時代新世界的憧憬激起了辛笛從空“說”到實“做”的強烈愿望，最終使他毅然做出到工業部門工作的人生選擇。

而到工業部門工作對于辛笛來說又是有其現實基礎的，這與他1940年代在金城銀行任職的工作經歷有關。金城銀行刊物《金聲》曾以“證券科負責人王副理馨迪”為題，從為人、政治見解、留學經歷、從業經歷及熱心文化事業等全面介紹了辛笛其人，其中兩部分內容對于我們認識辛笛尤為有價值。一是對于辛笛為人的評價：“證券科負責人王馨迪先生，他是信托部副經理，一個誠厚，熱忱，爽直而又精干的人，處事有膽識，有魄力。”25一是辛笛在金城銀行的從業簡介：

廿九年春本行聘為英文秘書，珍珠港事變后辭教職專心行務，擘劃至多。抗戰勝利前二年調信托部任襄理，卅五年創辦證券部，代表金城銀行加入華商證券交易所為經紀人，去年春再升任副理，一個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憑著他的才華和服務經驗，才獲得今日的地位。26

據《辛笛傳》記載，1940年代初辛笛進入金城銀行任總經理秘書，起初日常工作是起草文書，陪同應酬，辦理行內職員清寒子弟獎學金，教授年輕行員英文，幫助職工舉辦業余文化娛樂活動。但是為了勝任更多的工作，他利用業余時間啃了不少銀行業務、金融知識方面的書。因此，憑借深厚的英文功底、好學精神及服務精神，辛笛在1947年春升任金城銀行信托部副經理，1948年春又兼任證券科負責人。有著如此從業經歷和職業背景的辛笛在1950年代以后選擇去地方工業處任一名秘書和之后任辦公室主任等職，每天從事著繁忙的事務性工作，且不說其能力是綽綽有余，即從其簡歷介紹“處事有膽識，有魄力”而言，確實是大材小用了。半個世紀后，當年的上海財委副秘書長、后來任輕工業局局長梅洛先生在給辛笛的信中道歉說：“而我則埋頭事務，對全部外行的工業生產，忙得七葷八素，不知天方地圓，而把閣下僅當作地方工業處的辦公室主任，幫忙應付一些上層人士，根本大材小用，只是在極左思潮的誣陷下，把你保護了下來，免遭滅頂之災而已。”27是的，盡管大材小用，但辛笛內心秉承為新中國經濟建設出一份力的思想信念，他是心甘情愿的。像1940年代一樣，1950年代他對工業也是外行，但為了盡快掌握有關知識，他開始加緊業余學習，筆記本密密麻麻記著學習心得體會、上級的要求指示、開會的內容布置、工作的步驟安排等等。女兒王圣思的印象是“他每天一大早七點出門，晚上十點多才回家，忙得連照面也不打”。28而信中所提免遭極左思潮沖擊，一方面與辛笛竭盡全力的工作態度和自我努力學習有著很大關系，一方面則與他所遇到的尊重知識分子的共產黨干部顧準、梅洛的保護有關。新中國建立初期政治運動接連不斷，辛笛當時已經離開金城銀行，而銀行里比較激進的群眾要求他回去交代為什么回國等歷史問題。其任職的工業處也有人懷疑他的來歷：為什么肯放棄私人銀行那么優厚的待遇而到比較清貧的政府部門工作？一定另有企圖……但這些都被工業局的領導擋了回去或保護了下來，這里所指領導應該就是梅洛先生。29如此，他才得以繼續在工業部門工作。但辛笛在社會身份積極“走向人民”的同時，作為詩人的他，在創作上“歌唱人民”的筆卻放下了，辛笛擱筆固然是因工作繁忙所致，但更有其深層的原因在。

其根本原因是詩歌創作外部環境的沖擊。“第一次文代會”后，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隨著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從“解放區”的文藝精神進而成為新中國的文學路線、方針和政策出發點以及“綱領性”文件。《講話》精神從新政治和新文化創建大局出發，主張文學是政治力量為達到其目標的手段，這一主張限定了新文化和新文學發展的多元可能性。而伴隨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路走來的辛笛，在1940年代中后期不僅主張采用“自由民主”多元文化意識來建設政治文化，同時主張以“自由民主”文化來營造文學的外部環境。“第一次文代會”意在通過大會將文藝知識分子以組織化方式納入國家單位統一管理，這是國家完成文學政治體制化的一個重要步驟，更是進一步完成對作家思想改造，把作家思想和創作意識統一于國家政治意識形態之下的組織鋪墊。因此在會議期間及會后相繼成立了中國“文聯”和 “作協”。雖然中國作協章程標明這一組織的性質是“中國作家自愿結合的群眾團體”，但其實是黨對作家文學活動進行政治、藝術上領導的機構，中國作協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30隨著“文聯”“作協”的成立，辛笛也成為中國作家協會第一批成員，但與大多數進入中國作協各地方分會，納入國家經濟保障的專業編制管理，把主要精力專門用來從事寫作的“專業作家”不同；與一部分進入大學科研機構，成為具有固定薪金收入的國家“干部”，把寫作作為“第二職業”的作家也不同；他們共同特點是屬于從事文學創作或學術思想研究的知識分子階層。辛笛選擇了去財貿工業部門，工作重點是為國家搞經濟建設，而把寫作當成業余的“第二職業”，即如晚年他的一枚閑章所記是所謂“馀事做詩人”。這樣的選擇是經過思考的，從1930年代初到1940年代辛笛一直是作為自由撰稿人寫作并發表詩歌，并不歸屬于什么組織，他的詩人身份是自由的。即在1946年辛笛和上海文藝界人士袁水拍、夏白、李麗蓮等成立“詩歌音樂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該組織也屬于自愿組合的同人結社、同人辦刊性質。對創作者而言，身份組織化意味著身份的受限，意味著創作者自由創作的權利將受到極大的限制，而這與1940年代以來辛笛秉承的“自由民主”詩學觀念存在根本沖突。

毛澤東認為要完成文學為政治服務的目的，必須要完成對知識分子，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使他們真正服務于新中國的政治文化建設。1940年代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已經為小資產階級文人思想改造提供了一次成功經驗，因此1950年以后毛澤東出于其文化戰略考慮，在中國文藝界繼續發動了一系列針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運動。王圣思說：“每次運動來臨，辛笛總是很緊張，盡管他歷史清白，但他有一種知識分子的原罪感，總覺得自己的出身是資產階級，有階級烙印，自己又算小資產階級，加上受到國外教育的影響，因此也擔心什么時候因什么事情會搞到他。”31 1950年代初到中后期在政治運動中受打擊或罹難的就有俞平伯、胡風、綠原、艾青、蕭乾、丁玲、馮雪峰、傅雷、唐湜等，這些熟悉的人遭受打擊對辛笛在思想心理方面的威懾作用可想而知。《辛笛傳》記載：“因辛笛在工業部門工作，與文學關系不大，他與胡風沒有什么來往……所以辛笛沒有受到牽連。但心中仍不免感到恐懼：沒想到寫寫信發表不同的文藝觀都會獲罪，今后還是要小心謹慎為好。”女兒王圣思說：“……只見他在外面忙忙碌碌，回到家里則因一些小事大發脾氣……母親說，他的脾氣在解放后變壞了。”32確實，“脾氣”是一種情緒，而“發脾氣”正是辛笛在那一時期心情和感受的一種宣泄方式。出于對家人和自我的保護，辛笛以沉默來表示自己的不解，擱筆噤聲是在情理之中。在當時政治文學一體化背景下，“自我否定”幾乎成為作家們尤其是國統區民主作家的一個共同選擇，辛笛卻從沒有迫于政治壓力發表所謂“悔其少作”的檢討文章，否定自己之前的作品。

辛笛擱筆第二個原因來自于詩的內部——詩創作本身。其中包含了他轉變的努力和失敗的嘗試。對辛笛來說，其創作的艱難正在于從“小我”到“大我”的轉變。從創作內容來說，1940年代辛笛詩歌已經開始了“為人民”的轉向，這一時期辛笛讀到何其芳的新詩集《夜歌》，并于1946年2月寫成《何其芳的〈夜歌〉》一文，這對不常寫詩歌評論的辛笛來說饒有深意，他希望借何其芳《夜歌》榜樣來促成自己詩風轉變。《布谷》一詩表明他創作轉向的決心，自此之后辛笛寫下如《夏夜的和平》《“邏輯”》《回答》《警句》《阿Q答問》《風景》等現實批判詩歌。但盡管辛笛把“人民”引入其詩歌創作中，辛笛詩歌中的“人民”內涵與《講話》及“第一次文代會”中“人民”內涵要求還是存在區別的。“人民大眾的文學”的創作內容要求歌唱人民大眾的生活，而辛笛1940年代表達“人民”的憂患顯然已經不合時宜。對照新文學規范，去反映和歌頌以工農兵為主體的“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這對辛笛來說是個新挑戰，他需要時間去熟悉“工農兵”生活，而正如“第一次文代會”閉幕之際，大會向文藝工作者發出的“預告”中所說：“……為工農服務，是需要經過一個相當艱苦相當長期的努力過程才能真正做到，或者說真正做好的。”33從1951年辛笛到工業部門工作史實來看，一定程度也是他出于創作準備的考慮，希望通過時間的醞釀以促成詩風的轉變。

從創作主體意識來說，按照新文學規范，從“小我”到“大我”轉變對當時的辛笛來說，則意味著一個作為詩人創作“主體意識”的出讓。辛笛創作一貫是從“我”的感覺出發，即使寫“人民”，也是經過“我思”而發聲。1940年后，在《詩之魅》中辛笛總結說：“我一向是憑感覺寫詩的……大凡能感覺到的東西最真實，因為感覺存在的一瞬間最為親切，詩把一瞬間的感覺寫出來最真實，最新鮮。但是到中年時，知性融合進詩中，把知性和感情結合起來……”341940年代辛笛創作上的改變是在1930年代“我感覺”基礎上增加了“我思”成分，詩歌中融合了知性的思考。直如1948年1月出版的《手掌集》介紹辛笛其詩：“他把感覺的真與藝術的真統一成一個至高至純的境界，使人沉湎其中，低徊而忘返。”35可見，詩歌創作要達到“藝術的真”必須和詩人“感覺的真”結合在一起。如果按照新文學規范所設定的“大我”要求去寫作，寫詩不需要發揚個性，詩人個體的“我感覺”和“我思”都應該退場，寫詩已經由個體行為演變成集體性創作，詩只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圖解和配合政治宣傳的傳聲筒，詩已經不是詩了。1990年代，辛笛回憶說：“步入中年，我追求‘我信我在’，毅然拋棄小我的世界，相信大我的豪情……但我很難找到表達大我的感覺與手段，只有自我放逐出詩園。”36正是堅持有實感的“我”，忠誠于自己的實感經驗，而不想受政治思想驅使去制造出空洞的“大我”，辛笛選擇了擱筆。

從詩創作手法來說，從“小我”到“大我”轉變則意味著對他追求的現代詩藝的放棄。辛笛是一個以“抒情”氣質見長的詩人，正如《手掌集》的出版介紹：“……憑著他對人生體味的深切入微，憑著他湛深的修養和熟練的表現手法，使他的詩有一個獨特的風格。他的詩里沒有浮面的東西，沒有不耐咀嚼的糟粕……他那柔和清新的筆調，對于遣辭使字和內在的節奏都是十分完美的……”37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辛笛擅于把詩歌意象和其傳達的情緒完美地糅合，就全詩來說，其意象的推衍和情緒的節奏以及語言的節奏達到了流暢的結合，詩的整體結構謹嚴，詩意蘊藉含蓄。在參加完“第一次文代會”以后，辛笛感覺以前熟悉的詩藝在新社會不適用了。他按照新要求試寫過一首《保衛和平，保衛文化》（發表于《文匯報》1949年9月30日），然后又寫過《游行》和《怕和平，卻也無法戰爭》二首（發表于《文匯報》1950年8月23日）。但和所有曾具有獨特風格的詩人一樣，這幾首詩屬于個人的詩歌特點蕩然無存，展示的是新時代新社會新詩歌的集體性特點。辛笛認為寫這類詩不需要反復推敲，只要平白直露，激情宣泄，直抒胸臆，人人看得懂，人人都能寫。他感到不太習慣，左看右看不像詩，而像口號。而以這樣的方式寫詩對他個人而言，有時是要響應號召，有時成為表態，有時為了應景。一旦詩寫得勉強、無味，也就失去寫作的興趣。所以自此之后到1957年，辛笛幾乎擱筆。38

四、短暫的新詩創作

正如王圣思所說：“辛笛的新詩創作與共和國氣氛的寬松和收緊似乎緊密相關，只有在比較寬松自由的環境中他才能相對自在地創作。”391956年5月初，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文藝界受此鼓舞開始活躍起來，辛笛也萌發了創作沖動。

1957年5月，辛笛按照解放以來提倡的“新題材、新人物、新方法”寫了一首新詩《喜悅和感謝》，從題目看這是一首頌詩，但詩歌表現手法比較含蓄間接，保有辛笛一貫的詩風，詩中借“泉水”象征暗示當時“雙百”方針時代氛圍下人們普遍歡快的心態。這首詩被收入《上海十年文學選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60年版），在1980年代出版的《辛笛詩稿》中，改詩題為《呵，泉水來了》，體現了辛笛對含蓄詩風的堅持。

除了相對寬松的“百花”時代，“文革”前另一個相對寬松的時代是1960年代初，1962年3月，周恩來在廣州會議上作了《論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取消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肯定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我們國家勞動人民中的三個組成部分。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作為上海市民盟成員，辛笛參加了上海市統戰部組織的大西北參觀團，前去延安等老革命根據地參觀。此次西北之行辛笛創作了兩首新詩。一首是《在延安棗園》，其中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指著革命的方向”等詩句留下了明顯的時代印跡，不過“桃花紅來梨花白/棗園正是好春天”兩句詩又保留了辛笛一貫的語言風格。另一首《陜北道情》則采用1958年倡導的民歌風格創作，采納了民歌質樸清新特點，全詩直白易懂，比較流暢，但是幾乎看不出他過去詩歌的特點了。

1957年全國掀起了“反右”運動，在運動中罹難的知識分子達55萬余人，文藝界很多熟悉的友人被打成“右派”。所幸辛笛在工業部門工作，因本職工作不在文藝界，幸免遇難，但受時勢所迫，他剛拿起的詩筆又放下了，因為禍從口出，哪怕是頌詩，也不能隨便寫。1958年，上海輕工業系統內部調整，煙草工業公司并入食品工業公司，辛笛擔任了上海食品工業公司副經理，分管建設農業原料基地。從此一直到1960年代他不斷到農村去聯系落實種植基地，下鄉和出差成為他的主要工作。而作為作協會員，時代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歌頌新社會，刻畫工農兵形象。一方面為了跟上時代，一方面則是他內心一直懷著1940年代以來詩歌創作轉向初衷，辛笛總是很積極地參加作協、文聯組織的每一次活動。1959年5月，他到外岡人民公社參觀，到蘇州東山洞庭公社訪問，但是他沒有留下任何文字。1959年9月，上海作協安排作家到新安江水電站工地訪問。辛笛沒有把這一巨大工程的建設情況升華為現代詩，卻以舊體詩形式作了七首七絕組成《新安江竹枝詞》，發表在《文匯報》（1959年7月23日）上。40

1960年代初，辛笛開始寫舊體詩， 1962年對于辛笛詩歌創作來說具有重要意義。辛笛新詩創作在這一年之后至1976年“文革”結束幾乎終止（其間1969年寫有兩首新詩《花夢》和《梨花心理》；1970年代寫過《掛起來嘛?》；1975年初寫、1983年改定的《致門前的槐樹》都未曾發表）。而這一年以后，辛笛所寫幾乎都是舊體詩，而且都是不準備發表的。放棄發表對于辛笛來說意味著其真實的思想情感不再公開，而辛笛通過舊體詩創作完成了其思想和情感的又一次轉變和回歸。

1990年代，辛笛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在從理想主義到實驗主義這條途徑中我是懷有不少甘苦的體會的。”41如果把辛笛的“理想主義”分為“社會實踐理想”和“詩歌創作理想”，辛笛去工業部門工作可算是他“社會實踐理想”的成功踐行。而在詩歌創作方面，盡管1940年代以來辛笛已經開始認同文學為人生的功能，但要他認同并接受文學的政治化功能并非易事，誠如臺灣詩人痖弦評價：“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辛笛仍能秉持一己的文學信仰不為政治流行病所惑……卓然獨立，誠屬可貴。”42“第一次文代會”后辛笛新詩創作走向沉默，一方面是由于詩歌創作外部環境的沖擊，一方面是他內心秉承的詩學觀念與政治化文學觀念的矛盾在創作中始終找不到化解辦法，最終辛笛并沒有達到他曾期望的“何其芳式”轉變，但卻因此保留了自己獨特的創作風格。

注釋：

1 辛笛：《展笑嘗新》，初刊于上海《大公報》1946年12月22日，后收入《夜讀書記》，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4—25頁。

2 辛笛：《敬悼聞一多先生——為詩歌音樂工作者協會上海分會作》，初刊于上海《文藝復興》第2卷第1期，后收入《夜讀書記》，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137—138頁。

3 辛笛：《中國已非華夏》， 初刊于上海《大公報》1947年1月19日、2月9日、3月2日、3月9日，后收入《夜讀書記》，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28頁。

4 5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4 27 28 29 31 32 38 39 40王圣思：《智慧是用水寫成的——辛笛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43、176、179、183-184、182、185、185、185、486、193、191、192、191、194、194、186、212、206頁。

6 7 8 9 10 辛笛：《中國已非華夏》，《夜讀書記》，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41、29、29、30、41頁。

11 辛笛：《辛笛詩稿?自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頁。

12 辛笛：《雜志與新精神》，初刊于上海《大公報》1947年6月22日，后收入《夜讀書記》，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69頁。

13 辛笛：《雜志與新精神》，《夜讀書記》，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77頁。

14 辛笛1949年6月4日寄香港家信資料由辛笛之女王圣思提供。

23 唐瓊（筆名潘際炯）：《辛笛側影》，香港《大公報》1981年4月29日。

25 26 《金聲》，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三日出版，即1948年2月3日版。

30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概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頁。

33 新華社社論：《我們的希望——祝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新華書店1950年版，第541頁。

34 辛笛：《詩之魅》，初刊于《詩探索》1994年第2期，后收入《嫏嬛偶拾》，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頁。

35 37 《詩創造》（第8輯）1948年2月。

36 辛笛：《斷想》，初刊于《收獲》1994年第4期，后收入《嫏嬛偶拾》，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頁。

41辛笛：《我和西方詩歌的因緣》，初刊于《外國文學評論》1995年第3期，后收入《嫏嬛偶拾》，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頁。

42 痖弦：《開頂風船的人》，《創世紀》（詩刊）第31期。

[作者單位：浙江工商大學國際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