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經歷20余年的發展，中國網絡文學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網絡文學的經典性問題也漸次受到關注。網絡文學的經典化議題，內在于改革開放以來文學觀念變動的歷史進程之中。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方法，一方面是學院研究者的批評和文學史書寫，一方面是網絡文學生產機制所內含的評價和遴選功能。網絡文學的經典性，除了審美形式創新，還在于它對文學生產機制、文學功能的拓展。而網絡新經典的生成，與網絡時代的社會結構相關。

關鍵詞：網絡文學 經典 生產機制 社會結構 文學史

中國網絡文學在經歷20余年的發展之后，已從早期少數人的愛好發展為多數讀者的選擇，成為學界不可忽視的存在。網絡文學的發展過程，就像一個“野孩子”，在經歷20年的成長后，從早期的備受質疑變為現在的不得不被接納。隨著網絡文學體量的激增，其寫作和閱讀機制的內在嬗變，經典化議題日漸受到關注。各大門戶網站及讀者，以網絡文學20年為契機，對網絡文學進行盤點和總結，研究者也適時地推出文學史或各類選本。網絡文學的經典化之所以值得關注，還在于人們對網絡文學的經典化本身還存在疑慮。因為較之傳統的紙媒文學，網絡文學的寫作模式、傳播方式和評價機制，都較為獨特。從這個新的文學生產機制產生的文學，是否符合既有經典秩序的范式，或者說，網絡文學的經典對既有的經典秩序將構成什么挑戰。這些問題讓網絡文學的經典化議題，不僅指向網絡文學內部的評價和遴選機制，還關系著經典秩序的重構，乃至當代文學整體圖景的更新。

一、經典的意義與標準

在討論網絡文學是否有經典，以及如何經典化的問題之前，首先要回答文學為何會有普通與經典之分，以及入選經典序列需要滿足哪些條件。

對何謂經典，著名作家博爾赫斯在《論經典》中有個簡單的定義：“所謂經典著作，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在一段很長的時間決定閱讀的一本書，仿佛在這本書的書頁之中，一切都是深思熟慮的、天定的，并且是深刻的，簡直就如宇宙那樣博大，并且一切都可以引出無止境的解釋。”①經典是較大范圍的人群長時間閱讀的著作，而這些著作是能提供歷史經驗并具有新的解讀空間的。經典與人類的生存境況密切相關，它為人類面臨的諸多根本問題提供啟示，為人類的生活和發展提供經驗和智慧。因而，經典既針對特定人群而言，又具有相對的普泛性，不限于一地一時。也不僅包含文學作品，還包括歷史、哲學、地理、醫學等諸般著作，涵蓋人們生存和發展的不同領域。

至于文學經典，早期也如其他門類的著作一般，為人類提供著實用的價值，正如孔子對于《詩經》的看法，“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西方即便是在現代階段文學獲得獨立價值之后，人文主義者仍將文學與道德倫理關聯起來。如利維斯《偉大的傳統》就認為：“所謂小說大家，乃是指那些堪與大詩人相比相垺的重要小說家——他們不僅為同行和讀者改變了藝術的潛能，而且就其所促發的人性意識——對于生活潛能的意識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義。”②重在經典探索道德關懷、倫理感受與人性豐富性等問題的深度和廣度。

20世紀中后期盛行的后結構主義，對經典的經典性做出了有力的挑戰。經典在過去并非沒遭受危機，像未來主義激烈的反傳統，語言學轉向所帶來的形式主義和新批評的興起，以及中國新文化運動對古典的批判等，都一度帶來經典秩序的變動，但這只是對經典秩序的調整，對經典的經典性問題較少質疑。后結構主義去本質化、去中心化的方法，對經典性暗含的本質主義構成挑戰。在后結構主義的理論視域中，經典性就像洋蔥的心一樣，你不斷地剝，最后可能什么都沒有，也就是說并不存在天然具有經典性作品，只有被時代選定的經典，以及變動不居的經典序列。經典不再永恒地指向人類的終極關懷，而淪為具體生存語境中的價值體現，它不再是超越時代的，而是被時代限定的。不過，在經典的地位岌岌可危的時候，反而是一個解構主義大師出來大談經典，這就是哈羅德?布魯姆。這位 “耶魯四人幫”之一的解構主義大師，居然寫了一本《西方正典》。正典（Canon）這個詞，聽起來并不符合解構主義者的氣質，畢竟他剛在《影響的焦慮》中解構了莎士比亞的神圣性，為何又要通過《西方正典》重樹經典。

《西方正典》討論了26位西方經典作家的作品。對于何為經典，布魯姆提出了他自己的標準：“對于這二十六位作家，我試圖直陳其偉大之處，即這些作家及作品成為經典的原因何在。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這是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性，或是一種我們完全認同而不再視為異端的原創性。沃爾特?佩特曾把浪漫主義重新定義為使美感增加陌生性，但我認為他的定義并不限于浪漫主義，而是適用于所有的經典作品。從《神曲》到《終局》的成就實際上就是從陌生性到陌生性的循環。當你初次閱讀一部經典作品時，你是在接觸一個陌生人，產生一種怪異的驚訝而不是種種期望的滿足。”③從他選擇的經典作家來看，如荷馬、莎士比亞、但丁等，都是西方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與前人并無太大的差別。但他劃分經典的標準與前人有差異，主要依據的是陌生性，在他看來，一部文學作品能夠贏得經典地位的原創性標志是某種陌生性。陌生性，是形式主義和新批評的術語。但布魯姆對陌生性的解釋，不僅僅局限于形式上的原創性，還在于作品使人對熟悉環境產生陌生感的能力。從這里可以發現，布魯姆在談論經典時并沒有背離解構主義，他對經典的定義正是解構主義式的。即，我們原本對經典的期待是，經典沉淀著人類在歷史中獲得的智慧和經驗，我們通過學習經典可以讓陌生的世界變得熟悉起來，讓生活變得更為得心應手，讓歷史的前景不再迷惘。但布魯姆顛覆了經典的這重讓世界變得熟悉的功能，而是相反，經典應該激活我們對世界的陌生感，讓世界重新回到未知的狀態。經典是給人類提供熟悉的經驗，還是讓人保持對世界的陌生感，這是布魯姆帶來的經典革命。

布魯姆的說法，有著實際的對話對象。他對于經典的看法主要是從形式層面著眼，或者說他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美學的。他說，“只有審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經典，而這力量又主要是一種混合力：嫻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以及豐富的詞匯……西方經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會的綱領”④。將文學當作“拯救社會的綱領”，在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文學類型自然是革命文學。以中國的經驗來看，在1949年至改革開放之間，我們遴選文學經典的標準是革命，當時也相應地產生了一批紅色經典，如“三紅一創，青山保林”等。西方具有社會意識的知識分子在談論經典的時候，也往往將經典與民族、政治等宏大議題關聯起來，如理查德?羅蒂在《筑就我們的國家》中，就把經典視為創造、承載和延續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那些希望自己的國家有所作為的人必須告訴人們，應該以什么而自豪，為什么而恥辱。他們必須講述富有啟迪性的故事，敘說自己民族過去的歷史事件和英雄人物——任何國家都必須忠于自己的過去和歷史上的英雄人物。每個國家都要依靠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去塑造民族歷史的形象，去敘說民族過去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說，政治領導權的競爭就是自我認同的不同故事之間的競爭，或者說是代表民族偉大精神的不同形象之間的差異”⑤。與博爾赫斯將經典作為民族經驗的延續不同，在羅蒂的視野中，不同意識形態的爭斗，就是不同敘事之間的競爭，這頗類似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領導權之爭。

羅蒂和布魯姆對于經典的認識，一主張經典的社會性，一堅持經典的審美自足性，看似截然相反，但他們的最終著眼點實則相同，即，經典對人與社會/民族關系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說，即便是形式主義式的經典標準，依然難以回避經典與社會議題之間的關聯，他們的分歧只是在于經典該以何種方式（審美意識形態或文化領導權）回應時代的問題。因而，我們可以試著對文學經典的特性略作概括，即，文學經典是以文學的形式，通過對歷史經驗、倫理道德或人與世界關系的探索，為個人和（多）民族提供生存的啟迪或發展的前景。

文學的形式表明文學經典是不同于醫學或哲學的，它將以文學的特定形式回應時代的問題。經典與時代的密切關聯，讓經典具有某種時代性。也就是，經典雖然是經由長時段的歷史考驗才被認可，但經典的序列卻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的。我們當代的文學史就是經典秩序頻繁變動的歷史。1949年之后，現實主義成為經典選擇的標準，之前流行的現代主義被排除在經典之外。進入新時期以后，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下，現代主義又重新進入經典序列，頗有代表性的現象除了意識流的興起外，還有《九葉集》的產生。《九葉集》本來是現代主義詩人袁可嘉晚年將他與穆旦等九個詩人的詩作合編為一輯，學界為了敘述方便，也將這些詩人稱為九葉派，但實際上20世紀三四十年代并沒有九葉派，他們之間有些人甚至彼此沒有見過面。這是學術界急于將現代主義再經典化所產生的誤會，由此可見時代思潮對經典標準和經典序列的影響。這類現象在當代并不鮮見，如革命經典作家茅盾一度被排除在經典作家之外，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金庸等被列為“大師”，等等。如果自時代變遷與文學史秩序的變動而觀之，網絡文學進入經典之列是遲早的事。

二、文學史與網絡文學的經典化

實際上已有不少人在這方面努力了，尤其是在網絡文學“二十年”的關頭，網絡文學已成為大眾閱讀的主要選擇，網絡文學的生產機制也再度進行自我革命，網絡文學因此也似乎到了討論經典性的關口。文學研究界也適時地推出網絡文學史和網絡文學選本，并展開對網絡經典問題的討論。如歐陽友權主編的網絡文學史《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和《當代中國網絡文學批評史》，邵燕君主編的《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的“典文集”和“好文集”，以及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網絡文學名家名作導讀”系列，以及吉林大學劉帥池剛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網絡小說經典化》，等等。這些成果在對網絡文學進行整體性回望和分析的同時，對網絡文學的經典化作了討論和實踐。

文學史或選本是文學經典化的重要方式。以選本言，我們最熟悉的案例就是1935年由趙家璧策劃的《中國新文學大系》，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重要的文學經典化工程。通過篇目選擇、導言、出版、廣告等諸多方式，大系對剛發生不久的新文學進行總結，但更為重要的，他們借此向公眾展示新文學的成就。文學史敘述對文學經典秩序的調整，起著更為關鍵的作用。像新時期以來，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略》，就通過抬高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非革命作家的文學史地位，挑戰革命文學史所排定的座次。近20年來，面對當代文學的新形式，文學史在不斷自我調整，如張炯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就收錄了電影文學。不過，雖然當代文學史種類眾多，關注到網絡文學的依然少見，實際上，媒體上依然不乏網絡文學是否是文學的討論。

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問題，處于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史秩序更迭的脈絡之中。邵燕君即從該視野來討論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問題。在《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一文中，她認為網絡文學的網絡性恰恰構成挑戰既有文學史格局的潛力⑥。在《網絡文學是否可以談經論典》一文中則指出，“二次元網文”興起所帶來的網絡文學再革命，是傳統網絡文學斷代史敘述成立的前提⑦。她與薛靜、高寒凝等編選的《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典文集”和“好文集”，便是基于這個斷代的契機。

“好文集”和“典文集”兼顧學術評判與個人愛好，并精選網友評論作為補充，試圖從綜合的視野呈現網絡文學20年來的網絡性與經典性。典文在邵燕君這里有兩個意思，一是典范，二是經典。典范就是可以作為范例的，“遴選的標準首先是該類型足夠重要，然后是該作品有足夠的代表性——或者是開創性的，或者是最成熟的，或者是影響力最大、對后來作家最有示范性的”⑧。而據薛靜的后記，可知經典主要是指代表作家的代表作，“部分作家以‘類型文大神’起家，又能在創作中跨域類型、超越類型，讓創作煥發出更大的價值和意義，他們的優秀作品，可說代表了網絡文學的縱向深度”⑨。他們選擇的標準，既看重作家的市場影響，也看重作品在類型文生成中的作用、影響力，看重作品的獨創性。

薛靜和高寒凝的后記值得關注的地方在于，它呈現出編者對經典性本身的討論或者分歧。《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的篇目是由一個團隊選出來的，但不同人選擇的篇目與其他人往往有較大出入，為此他們之間爭議不斷，如關于小白文的分歧即是。據薛靜記述：“‘小白文’是網絡文學中的龐大存在。一方面，它滿足了大量一般讀者的閱讀需求，在對欲望簡單直接的滿足中，形成了網文特定的套路，沉淀為長期存在的類型；另一方面，文學性的欠缺始終讓它飽受詬病，不但在圈外人眼里，常常將‘小白’與‘網文’畫等號，認為‘網絡文學都是垃圾’，而且在圈內人眼里，也會有‘老白’看不起‘小白’的鄙視鏈存在。”⑩爭議的出現，是不同閱讀趣味的差異，也是不同的文學史觀在起作用。要容納小白文，就要打破傳統文學經典的標準。他們分歧的根源在于，既試圖借鑒傳統文學史的框架，又欲保留網絡文學的內在脈絡，最終不免陷于網絡性與經典性、粉絲愛好與學術研究之間的鑿枘。這些爭議來自于經典革命的不徹底性。當然，網絡性與經典性、興趣與研究并不必然矛盾，但如果將網絡文學的獨特性完全建立于網絡性，那么，如果還是要通過文學史、選本等傳統文學的研究方式予以經典化，手段與方法之間自不免鑿枘。因而，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問題，不僅在于經典標準的調整，還在于經典化方式的更新。

研究者以網絡文學20年為契機，對網絡文學經典問題的討論和實踐，可以看出學院在努力反思自己的文學史標準，試圖對網絡文學作出歷史的解釋，以遴選經典的方式為網絡文學的成就進行總結和正名。為此，他們對文學經典的標準也做出了一定的調整，像《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的選擇，就是將文學性的標準和市場化的反應結合起來。不過，在網絡文學的生產和評價機制下，學院的主動示好所帶來的效果并不明顯。或者說，文學史的權力，在網絡文學的生成和評價機制中所起的作用已經式微。網絡文學從誕生開始，就有自身的批評機制和經典化方式。

三、網絡文學自我經典化的方法

網絡文學的評價機制，在早期的BBS或論壇時代就已基本形成，這就是讀者的即時反饋。早期論壇上引起關注的作品，往往經由跟帖或轉載的方式被討論，隨之成為讀者關注的焦點。這方面，除了痞子蔡的《第一次親密接觸》外，最具代表性現象是由足球論壇上《大連金州沒有眼淚》（1997年，四通立方體育沙龍）一文所引發的。該文在論壇發表后，引起廣大球迷關注，引爆網絡，隨即被多家紙媒轉載。后來的起點付費模式，作品不能轉載，但保留了評論區，供讀者評價。近年各門戶網站又推出本章說的功能，這類似于視屏軟件的彈幕功能，讓讀者可以針對小說段落或字句進行評價，進一步細化了讀者與作者、讀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功能。讀者的評論往往成為作者寫作的參考，同時也以條目數量這個最為直觀的形式生成為作品的市場風向標。這類讀者即時評價的批評和互動方式，是紙媒所不具備的，即便是早期報紙副刊上的連載作品，讀者能通過信件與作者溝通，時效卻要滯后很多，缺乏共時感。

除了即時性的評論，門戶網站還制定了各類排行榜，如月票榜、收藏榜、點擊榜、新書榜，等等。這些榜單由讀者/粉絲投票產生。能否登陸月票榜等榜單，初步決定著一部作品的命運。網絡文學因為體量過大，沒有人能全部閱讀，那么，這類由一線讀者投票產生的榜單，就成為大眾最為重要的閱讀參考。可以說，這類榜單是網絡文學走向經典化的第一道門檻，如果不能登陸這些榜單，作品就很可能泯然于眾人。排行榜是消費市場對作品的反饋，但近些年，隨著資本的大量注入，網絡文學的生產和評價往往被資本裹挾。比如IP的運作，就可說是資本市場與消費市場合謀的結果。

無論是讀者的評論，還是門戶網站的排行榜，這都是網絡文學生產機制自身攜帶的經典化方法，是有別于文學史敘事的評價機制。

讀者評價除門戶網站提供的空間外，還有其他的網絡空間，如各類論壇、貼吧或自媒體等，形式也極為多樣，如論壇的推薦帖、書單，或自媒體的推送、問答等。對那些遇到書荒的讀者來說，除了到各門戶網站的排行榜尋找心儀的作品外，往往會到各大論壇搜尋感興趣的作品。知名度較高的論壇有龍空、優書網等。優書網以推薦書單知名，這些書單大多來自龍空論壇的討論。網絡書單是由讀者總結的某一文體類型的作品，并附有相應的評價，包括總體分值和內容分析等。書單是網絡文學最早的選本，是網絡文學自我經典化的重要方式。有些書單公信度非常高，可能會獲得數十萬的點擊量。這是相當龐大的數量，我們知道，一般的學術期刊，能有上千的訂閱量已經很不錯了。

這些論壇是網絡空間自我生成的評價機制，它帶有更強的民間色彩，與各大運營商的門戶網站有所不同。文學論壇的成員，很多都是網絡文學的資深讀者。他們熟悉網絡文學的脈絡和現狀，常用行話進行交流。很多特定的批評術語和概念就誕生于此，如屠版文，就特指那些在論壇得到大量討論的作品。很多時候，讀者是先從這些論壇了解某部作品，然后按圖索驥，去門戶網站閱讀。以現在網絡文學的評價機制而言，可以說是網絡評價引領著學院批評。更有意思的是，這些評價會受到讀者的二次評價，其他讀者并不全然被動接受這些評價，而是可以贊同或反駁，形成贊同與反對的直觀數據。這是與傳統文學批評截然不同的方式，現在的嚴肅文學，往往是書出版前后，由出版社開發布會，制造輿論，或由學者撰寫評論，普通讀者的反饋很難看到，基本上只能通過發行量來衡量。

網絡文學評價機制的即時性和開放性，是傳統紙媒文學所不具備的。網絡讀者對網絡文學的評價機制也有一定的自覺認識，很多具有象征意義的事件，就發生在評價環節。如與榜單相關的兩件事就值得一提。一是近年來逐漸興起的爭榜現象，讀者或粉絲會為了心儀的作品發起投票以爭奪月票榜或其他榜單的排位。如《贅婿》2018年5月的爭榜，粉絲群對《贅婿》的月票排行不太滿意，于是號召爭榜，最終投18萬多票，爭榜成功。《詭秘之主》在創作周年之際也曾發起爭榜，并取得成功。二是早已被人遺忘的一件事，就是2011年左右的《異天途》事件。該事件現在已少有人提及，但它是一個有意味的事件。《異天途》的產生很偶然，在龍空論壇上，有人質疑起點編輯的水平，認為無論質量如何低劣的小說，只要有點擊量就能通過審查、發表甚至被推上排行榜。為了印證這個判斷，網友就以滾鍵盤的方式，寫了一部完全沒有意義的作品，網友稱之為“天書”。但就是這部天書，居然真的通過了審查，于是眾人憤怒，繼而通過投票將這部小說推到了推薦榜。

這兩件事合而觀之，可有多種解讀。比如說歷史性的變化，《異天途》事件表明網絡文學內部，對完全以市場為導向的榜單存在不滿，但《贅婿》《詭秘之主》爭榜則是讀者利用榜單為自己喜歡的作品正名，讀者對榜單的態度是從抵觸變為接受。但這兩件事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網絡群體可以通過網絡行為，表達他們的不滿或認同。如近期的“五五斷更節”亦是如此，因閱文集團調整合同，增加諸多對作者不利的條款，引發網絡寫手于5月5日集體斷更，予以抗議，一時引發熱議。這都是值得注意的現象，它表明網絡作者和讀者是權利意識很強的群體，網絡社會并不因其虛擬性而減少其社會性。麥克盧漢曾說，媒介可以帶來世界的再社群化。網絡是虛擬社區，網絡小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虛擬社群的文學。不少論者稱其為“趣緣社區”，但僅從興趣著眼，一定程度上簡化了網絡社區的內涵，它除了情感或審美視域的趣緣之外，還蘊含著特定的歷史想象力和社會想象力，而這正是網絡文學具備經典化潛力的關鍵。

所謂的歷史想象力和社會想象力，是指網絡文學在以特定的方式探索人與歷史、人與社會的關系，開啟人們重新思考歷史未來向度、人在社會結構中位置等問題。網絡小說對歷史有著獨特的熱情，這不僅體現為蔚為壯觀的穿越歷史文，還在于其他文類如異界類、都市類等，也都有著強烈的“創世”沖動。在傳統文學的烏托邦視景已經衰微的情境下，網絡文學卻充斥著大量改造世界的理想，從這個角度而言，網絡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烏托邦沖動最活躍的領域。無論是穿越歷史文、異界文，還是援共類作品，都試圖利用網絡文學的形式重新想象并搭建人類社會的構造，它們通過拆解我們熟悉的社會關系，扭轉我們熟悉的歷史走向，讓人與歷史、人與社會的關系得以按照某種理想的或更糟糕的方案重建。網絡小說創造的不單是審美視域中的語言形式，也是歷史與社會視域中的世界圖景。

因此，網絡文學是一個試驗場。這方面，《臨高啟明》頗具代表性。該小說的寫作方案、材料搜集、世界架構都非一人之力能夠完成，而是類似有些革命文學的集體創作模式。在這個過程中，有各行業專家提供技術支持，他們從無到有地建造一個基于工業技術的烏托邦。參與者關注的問題多在技術的細節，程序的合法性，而非美學的細節。《臨高啟明》提供了一個大型的虛擬實驗室，讓網絡時代的人們通過這個試驗場，驗證他們關于人與人、人與世界關系的設想，開啟他們關于歷史未來向度的想象。

此外，網絡文學雖然是虛擬社區的產物，但并非永遠自限于虛空。實際上，它是網絡社會的上層建筑，這不僅是指它在虛擬社會的位置，也是其在現實社會結構之中的位置。它與現實社會不僅沒有絕緣，還會以各種方式反作用于社會生活。這種影響不限于文化結構主義式的，通過文化形塑一個時代的情感結構和社會結構，還具體地參與到現實社會生產力的再生產。其中最直觀的一點，就是網絡文學為我們時代的勞動者提供了紓解精神壓力、救贖情感的最為便捷的方式。如較有代表性的爽文，它之所以擁有大量讀者，主要原因并非是它能提供審美層面的愉悅，而是它能帶來情感或精神上的刺激，甚至生理上的享受，如甜文類或虐文類所帶來的舒壓與緊張、二次元輕小說等所帶來的笑謔等，均是如此。這些直接的心理或生理刺激，是中產階級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環節。

從這些方面來看，網絡文學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封閉，或不足輕重，似乎只是圈子化的文化現象，而是與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和社會結構密切相連，是這個時代的有機組成。因而，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問題，不僅僅在于純文學視域的新的美學形式，還在于它所帶來的新的生產、評價機制，它對文學功能的拓展，它回應現時代問題的能力等方面。

四、網絡新經典生成的困境與可能

雖然文學研究者已自覺調整舊有的文學史評價體系，積極遴選網絡的經典，網絡文學的諸多評價機制也早已開啟自我經典化的進程。但如果我們忽略網絡文學在網絡社會中的位置，或缺乏對網絡時代的社會或思想等問題的自覺，僅從文學史的視域談論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可能常有詞不達意之感，而且也為時過早。不過，即便是在網絡時代剛開啟的階段，部分相伴而生的網絡作品已然具備叩擊經典性問題的潛力。這些具有經典潛力的作品，大多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呼應網絡時代的社會和精神需要，曾得到讀者的認可，是從網絡文學評價機制中篩選出來的代表性作品。二是以獨特的形式回應了我們的時代問題，即，對經典之作必然觸及的諸問題如歷史經驗、道德倫理、人與世界關系等有新的探索，開啟了時代的新的可能性。

首先，作為網絡文學乃至當代文學的經典，在文學形式上應該是有所創新的。這個標準是“典文集”的標準，從傳統文學史的脈絡中延續而來，也符合這個過渡時代的特性。網絡文學并不需要討論是不是文學的問題，因為網絡文學就是在挑戰文學性的基礎上產生的，網絡社區的綜合性也要求我們激活文學的社會性。同時，網絡文學內部有著清晰的發展脈絡，網絡作家不乏求新求變、與經典對話的訴求。網絡文學大多是類型化寫作，網上曾流傳類似《史上最全網絡小說流派、標簽總結大行動》一類的文章，總結網絡小說的各種文類，包括重生、異界、網游、穿越歷史等近百種。這些文類看起來名目繁多，并日漸成為模式和套路。但從文類衍變的角度而言，每一種新文類的產生并趨于完善，都是網絡文學自我革新的結果。因而，每一種文類或模式的開創者或集大成者都是網絡文學史的重要一環，有成為經典之作的潛力。如凡人流的集大成者《凡人修仙傳》即是如此，此外如網游類《全職高手》、贅婿類《贅婿》、無限流《無限恐怖》或《一世之尊》、穿越歷史類《新宋》《秦吏》、三國類《三國之最風流》，等等，均具備經典化的素質。隨著網絡小說數量的日漸龐大，以及網絡小說與生俱來的求新求變，小說的類型會越來越多，分類也會越來越細化，只有真正創造形式而非模仿套路，并回應讀者情感和精神需求的作品，才有資格進入網絡經典化的序列。

其次，網絡小說對我們的歷史，尤其是20世紀的歷史經驗不無省思。20世紀有兩大主題，一是啟蒙問題，二是革命問題。經歷后現代的解構思潮，啟蒙或革命這類宏大話語，對于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來說，往往并不太討喜。但如果從歷史連續性的一面來看，“80后”“90后”乃至“00后”實際上都是20世紀的后代，我們都未走出啟蒙或革命的時代。網絡小說多自覺貼上爽文或其他類型文的標簽，但對于歷史并非全持虛無態度，很多小說實際上無意識地繼承著這些遺產。像貓膩的小說，對消極自由的強調，實際上可說是啟蒙的傳統。很多小說也對革命遺產有所致意，如國術流《龍蛇演義》的主角在武術走到瓶頸之后，通過重走長征路突破極限，抵達另一重境界。類似的小說不少，且不提援共類小說如《赤色黎明》，可以舉更極端的例子——《秦吏》，這是一部穿越歷史的小說。穿越歷史類小說有很多引發關注的作品，像阿越的《新宋》、Cuslaa的《宰執天下》、趙子曰的《蟻賊》等均是。《秦吏》的特殊之處在于，這部歷史小說讓人看到了歷史。這不僅在于作者的史學背景，讓小說擁有很多歷史的細節——如小說對最新考古成果的借鑒讓小說具備“硬歷史”的素質，而且在于小說本身貫穿著作者的史觀，有他對歷史的思考。《秦吏》寫秦朝一個普通人，如何從亭長逐漸成長，最終拜將封侯的過程。該小說與其他歷史穿越小說有所不同。其他穿越歷史或架空歷史的小說，多借助現代的商業知識在古代發家致富，或利用科技或管理知識等統一世界。相對而言，《秦吏》可以說寫得低調而隱忍，但它有一個核心的線索貫穿始終，這就是平民與貴族之間的矛盾。小說最后寫在秦末紛爭中，主角黑夫聯合黔首對抗貴族，最終卻沒有登上帝位，走上帝制老路，而是通過建立現代制度，將“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付諸實踐。這不僅是立足于歷史變革之際的選擇，更是20世紀革命遺產中的庶民精神在歷史文中的實踐。《贅婿》與之異曲同工，將啟蒙與革命的精神慢慢傳達給周邊的世界。

第三，網絡小說以獨特的形式回應著我們的時代問題。王國維說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即是說不同的時代會生產屬于該時代的文學。從經典的角度而言，這并不是說各個時代的經典都不一樣，而是說各個時代都會生產出新的經典，加入到經典的整體序列之中。艾略特、布魯姆所強調的文學傳統也是類似的意思。如果從未來回望現在，這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形式可能就是網絡文學。因為網絡文學之所以具有經典化的可能，并不在于其量有多大，而在于它用特定的形式記錄、表達了這個時代的社會和文化心理。

網絡文學以獨特的方式為社會賦形，對時代的急速變化做出幾乎是即時性反映，也揭示了這個時代的文化心理。即以數量最多的爽文而言，網絡文學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實用主義思潮影響下，在現實欲望取代理想情懷的驅動下，以一種狂歡式的敘事形式演繹著這個時代主旋律。典型的爽文往往是底層、受挫、逆襲、成功等元素的糅合。小說的升級模式可以說是市場邏輯的文學寓言，這類小說，寫出了我們時代的社會結構和感覺結構。網絡小說常見的升級模式，將社會的等級化以極端的形式展現出來，人物升級之際的垂直上升，猶如利刃一般，將社會的等級結構剖開，露出其橫斷面。社會的科層化和等級化，既是網絡小說反映的社會現象也是網絡小說產生的原因，它與網絡小說內涵的烏托邦沖動，對歷史想象力和社會想象力的探索是相輔相成的。可以說，網絡小說確實帶有強烈的寓言色彩。學術界對這類網絡文學的研究，需要借助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思想史和社會學的視角，將網絡文學與當代的思想變遷和社會轉型結合起來考察。

網絡文學以開放的文學觀挑戰著1980年代以來的純文學觀，相應地，網絡文學的經典，也不應該僅僅提供純文學的網絡版本，而應該是從網絡文學機制中生長出來的獨特形式。網絡文學的形式生產性在于它是網絡社會的內在構件之一，也就是說，網絡文學既是網絡社群衍生出的文化形式，也是維系網絡社群的文化結構，其經典性應該部分地基于它與社會的內在關聯性及其內涵的文化實踐性，而不僅僅是傳統文學史視域中的審美創新性。網絡文學對當代諸多問題如人與社會關系等做出的新探索，讓我們重新以陌生的眼光打量周邊的世界，也重新想象或組織我們與世界的關系。這種新形式或功能，是網絡文學的前景，也是網絡文學走向經典的潛質。網絡文學的經典化，將主要倚靠網絡文學的生產和評價機制，學術研究只會起著補充作用。

注釋：

①[阿根廷]博爾赫斯：《作家們的作家》，倪華迪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頁。

②[英]利維斯：《偉大的傳統》，袁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3-4頁。

③④[美]布魯姆：《西方正典》，江寧康譯，譯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1頁。

⑤[美]羅蒂：《筑就我們的國家》，黃宗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2頁。

⑥邵燕君：《網絡文學的“網絡性”與“經典性”》，《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⑦邵燕君：《網絡文學是否可以談經論典》，《中國文化報》2019年2月27日。

⑧邵燕君：《序言：網絡文學的“斷代史”與“傳統網文”的經典化》，《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典文集》，邵燕君、薛靜主編，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頁。

⑨⑩薛靜：《后記：為我們熱愛的事物樹碑立傳》，《中國網絡文學二十年?典文集》，邵燕君、薛靜主編，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341、340頁。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