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摘 要

沈從文并非典型的“五四新青年”一代，然而在 20 世紀 40 年代，他頻繁撰文談 論“五四”運動，這一舉動異乎尋常。比較沈從文撰寫于 40 年代前期與后期的文章會發(fā)現(xiàn)：沈從 文對“五四”精神本質特征的闡釋從贊頌學生的青春之氣變?yōu)橹鲝垖W者的君子之風；對進步群體 的界定由“少數(shù)青年”改為“多數(shù)青年”；其思考立場從“批判者”轉為“自省者”。這些變化與他在 政治、生活方面的具體經歷有著密切聯(lián)系。新中國成立后，沈從文對自身價值經歷了懷疑、否定 與重估，從“沉默歸隊”到“沉默工作”，其內在動因早在 40 年代就已漸顯端倪。盡管逐步放棄了 尖銳的批判立場，部分改變了作為小眾的精英姿態(tài)，甚至退出了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然而沈從文在闡 發(fā)“五四”傳統(tǒng)中所表達的思想價值觀念仍促成了他在另一專業(yè)領域中的“鳳凰涅槃”。

關鍵詞

沈從文 “五四”運動 知識分子 思想研究

引 言

20世紀40年代是沈從文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期。此前的十余年，沈從文一直處于創(chuàng)作旺盛期，除了1934年連載并出版代表作《邊城》外，還出版了數(shù)十本小說、散文、文論集。此外，他在擔任《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期間培養(yǎng)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其中不少人日后成為文壇中堅，促成了他在文壇地位的上升。然而進入40年代后，沈從文的人生走勢呈拋物線型下跌。1940年，沈從文在西南聯(lián)大擔任教職后不久，發(fā)表了一系列不合時宜的文章，遭到左翼文壇的激烈批評；1944年，他焚毀了七冊日記與十五件文稿，從此再無成冊的日記存世；1948年，他決定不再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1949年春，他試圖自殺。

在20世紀40年代，沈從文的所思所想有何不同于以往的特點？是什么導致了他心態(tài)的巨大變化？這是研究者不應繞開的問題。在沈從文研究領域，“五四”是一個談論得不多、卻又值得談論的話題；本文嘗試以沈從文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作為切入點，以沈從文在此時期對“五四”運動的闡釋為中心，通過比較分析這些文章寫作發(fā)表的時間節(jié)點、思考角度的前后差異以及觀點內容的顯著變化，對20世紀40年代沈從文的心態(tài)變化特征及原因進行探究。

盡管在寫于1932年的《從文自傳》中，沈從文曾提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余波對他走出湘西的影響，但他并非典型的“五四新青年”知識分子。在“五四”推動下掀起的西方文學譯介浪潮中，他鄙夷那些“念了三五本關于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問題的洋裝書籍，或同時還念過一大堆古典與近代世界名作的人”，甚至宣稱自己的作品是“不為多數(shù)人而寫”的“落伍”之作。他很少直接談論與“五四”相關的話題，在偶爾提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主張與文學創(chuàng)作時，也側重于其局限性。例如在散文《燭虛》中，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的“人的文學”的主張發(fā)表過一番議論。在他看來，“人的文學”只是一個“動人的名詞”，雖然喊得響亮，實質上卻被新文化運動主持者將范圍限制于“爭自由”，并窄化為追求“性自由”，而“五四”初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僅局限于表達對兩性平等的訴求。這一評價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他此前較少談論“五四”的原因。

然而40年代初沈從文卻開始頻繁撰文談論“五四”運動，并且均以肯定“五四”歷史功績、繼承“五四”運動傳統(tǒng)作為討論的出發(fā)點。從1940年至1948年，他先后在“五四”紀念日發(fā)表了五篇談論“五四”的文章，包括《“五四”二十一年》（1940）、《文運的重建》（1940）、《五四》（1947）、《五四和五四人》（1948）、《紀念五四》（1948）等。此外，以“五四”文學運動為話題的文章還有：《白話文問題—過去當前和未來檢視》（1940）、《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1940）、《文學運動的重造》（1942）等。在“五四”運動落潮已久的40年代，圍繞“五四”進行如此頻繁的專文討論，正如學者張新穎所述，這一做法是“異于往常，也異于其他多數(shù)人”的舉動。在這些文章中，沈從文對“五四”的反思不僅直接體現(xiàn)了思想觀念的發(fā)展，也折射出心理狀態(tài)的改變。

一 何為“五四”精神：從學生青春之氣到學者君子之風

從20世紀40年代初到40年代末，沈從文對“五四”精神本質特征所作的詮釋發(fā)生了值得注意的變化：從歌頌“天真勇敢”的青年銳氣轉變?yōu)橘澝馈坝兴鶠橛兴粸椤钡膶W者操守。

在1940年4月發(fā)表的《白話文問題—過去當前和未來檢視》中，沈從文提到：與“五四精神”相反的是“腐化與市儈化”，作家應該在精神上“保留‘五四’運動初期作家那點天真和勇敢”；在同年5月4日發(fā)表的《“五四”二十一年》中，他明確提出：“五四精神的特點是‘天真’和‘勇敢’。”在同一天發(fā)表的《文運的重建》中，他作了進一步闡釋：“五四精神特點是‘天真’和‘勇敢’，如就文學言，即大無畏的高談革命之外，還用天真和勇敢的熱情去嘗試。幼稚，無妨，受攻襲，也無妨，失敗，更不在乎。”40年代初，沈從文對“五四”精神的詮釋著眼于青春熱情帶來的革新力量，始終不離“天真”“勇敢”二詞。

然而時隔八年，在1948年5月4日發(fā)表的《五四和五四人》中，沈從文卻提出：對于什么是“五四”精神應該重作詮釋了。他針對“五四”學人具有的精神特質作了歸納：

照我所接觸的五四學人印象而言，他們一面思想向前，對于取予都十分謹嚴，大多數(shù)都夠得上個“君子”的稱呼。即從事政治，也有所為有所不為，永遠不失定向，決不用縱橫捭闔權譎詭祟自見。這不僅值得稱道，實在還值得后來者取法，因為這是人的根本價值。其次是對事對人的客觀性與包涵性，對于政見文論，一面不失個人信守，一面復能承認他人存在。

—沈從文：《五四和五四人》（1948年5月4日）

在發(fā)表《五四與五四人》的同一天，沈從文還發(fā)表了另一篇題為《紀念五四》②的文章，這篇文章是以1940年《文運的重建》為基礎改寫而成。該文增加了有關政治投機分子的議論，著重批評了善于鉆營牟利的“活動分子”行徑，認為這種行徑與“五四”精神相違背，與“有所為有所不為，永遠不失定向，決不用縱橫捭闔權譎詭祟自見”、“夠得上個‘君子’的稱呼”的“五四”學人相比，兩者高下立見。

無論是將“五四”精神詮釋為“天真和勇敢”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其背后都隱含著沈從文對與之相應的自我價值觀念的認同。沈從文雖早已躋身文壇，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與響應跟隨者中，卻長期處于邊緣位置。對于“五四”，他的態(tài)度一直偏于保守。反復強調自己的“鄉(xiāng)下人”身份，一再重申有異于其他人的“鄉(xiāng)下人”話語，其實也是對活躍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五四”話語的一種回避甚至是暗諷。然而，沈從文畢竟是身處現(xiàn)代語境中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對作為中國現(xiàn)代化起點的“五四”新文化精神作出闡釋乃至重新詮釋，顯示出他將自身價值觀念與現(xiàn)代思想文化進行融合的一種努力。可以說，從40年代開始，沈從文對于“五四”不再持續(xù)此前保守或旁觀的姿態(tài)，而是通過以自己認同的價值觀念詮釋“五四”精神，尋求著自身與“五四”之間的契合點。

沈從文在40年代初與40年代末對“五四”精神的闡釋存在著明顯區(qū)別：1940年以“天真和勇敢”詮釋“五四”精神，側重于描述知識分子自身人格的理想狀態(tài)，表達了對個人精神境界的追求；而在1948年的《五四和五四人》中對“能承認他人存在”的包容性的呼吁、《紀念五四》中反映的具有理想人格者反而遭受多方面迫害的現(xiàn)象，則側重于反觀知識分子身處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帶有沉重的社會批評意味。

沈從文對“五四”精神的詮釋何以發(fā)生如此顯著的差異？他為何要在八年后提出重新詮釋“五四”精神？比較他對早前文章所作的修改，可以找到個中緣由。在評價行事原則截然相反的兩種文人時，與1940年的原作《文運的重建》相比，沈從文在1948年的《紀念五四》中作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增補，前后文比較如下：

作家成名的便成“御用物”，新起的便求為“御用物”，照流行語說來，這種情形名為“有思想”。不能隨波逐流的，就名為“無思想”。

——沈從文：《文運的重建》（1940年5月4日）

作家成名的便成御用物，新起的便求為御用物，照流行語說來，這種情形名為“有思想，有信仰”。不能隨波逐流的，具有真正獨立自主見解和工作精神的，反而名為“無中心思想的個人主義者”，遭受多方面迫害。

——沈從文：《紀念五四》（1948年5月4日）

增補文字反映了沈從文當時的個人處境：“個人主義者”正是沈從文當時被批判的名目之一；“具有真正獨立自主見解和工作精神”是沈從文對自身價值觀念的表達，可視為他對加諸自己的批判名目的反駁；“遭受多方面迫害”顯然反映了他的現(xiàn)實處境以及對此的憤懣與擔憂。若進一步考察相關史料則不難發(fā)現(xiàn)，沈從文對“五四”精神的重新詮釋與其個人生活、政治經歷之間具有內在相關性。

在現(xiàn)實利益面前，沈從文執(zhí)著恪守“有所為有所不為”，致力于教書育人，有意與黨派、官場、財團保持距離。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他拋妻別子離開北平到了武漢，從事教科書編寫工作。當時延安方面歡迎他去，他沒有去。1938年他轉移到昆明，隨后任教于西南聯(lián)大國文系，遭遇過經濟貧困、住所炸毀等磨難。盡管貧困纏身，他仍婉拒了地方士紳請他當掛名股東、酬以回扣的建議。

在政治觀點方面，沈從文堅持表達“獨立自主見解”，多篇文章因不合時宜而遭受批評。抗戰(zhàn)時期，他的《一般或特殊》被指責為宣傳“與抗戰(zhàn)無關論；《文運的重建》《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又被指為“反對作家從政論”。內戰(zhàn)時期，他撰寫時評“我們要個第四黨，文章被禁；發(fā)表《從現(xiàn)實學習》，受到左翼作家激烈批評；發(fā)表《一種新希望》，因鼓吹中間路線和“第四組織”而受到批評。

雖然他在《北平五大學一百九十二人響應十三教授保障人權宣言》上簽過名，也曾拒絕國民黨政府搶運北平學者教授的通知而選擇留下，但由于發(fā)表了種種不合時宜的文字，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他被批判為“地主階級的弄臣”，“直接作為反動統(tǒng)治的代言人”，成了時代的棄兒。1948年“五四”青年節(jié)，沈從文借《紀念五四》為自己進行辯護，然而這種辯解終究敵不過洶涌而來的時代浪潮。1949年1月上旬，北京大學貼出大標語和壁報批判沈從文，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一文被傳抄，該文將沈從文名列“反動文藝”榜首，指其為“一直是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的“桃紅小生”。1月中旬，飽受攻擊的沈從文陷入了精神失常。3月28日，沈從文病中自殺未遂，被送入精神病院。

二 何為進步群體：從“少數(shù)青年”到“多數(shù)青年”

沈從文對進步群體的界定也在40年代發(fā)生了值得注意的變化。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前期，沈從文曾在文章中多次表達對“多數(shù)青年”的否定。

在1935年《青年運動》一文中，沈從文認為在民國建立之后，面對軍閥混戰(zhàn)、政治腐敗，“多數(shù)老年人全視為命運注定，消極的只知念佛吃齋，積極的就參加胡鬧。多數(shù)青年人呢，無書可讀，無事可作，便只是唉聲嘆氣過日子。”沈從文認為，“多數(shù)青年”和“多數(shù)老年人”一樣，消極頹廢，沒有改變社會的志氣；只有“少數(shù)人卻以為那不成”，而實現(xiàn)國家重造只能依靠這作為少數(shù)的青年。

在1936年發(fā)表的《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中，沈從文進一步批評了只會寫作“差不多”的新式八股文章的“大多數(shù)青年”作家。1941年，在臨近“五四”紀念日的講演中，沈從文提出：“‘得到多數(shù)’雖已成為一種社會習慣，在文學發(fā)展中，倒也許正要借重‘時間’，把那個平庸無用的多數(shù)作家淘汰掉，讓那個真有作為誠敬從事的少數(shù)，在極困難挫折中受試驗，慢慢的有所表現(xiàn)，反而可望見出一點成績。（三五個有好作品的作家，事實上比三五百掛名作家更為明日社會所需要，原是顯然明白的。）”在1942年的《文學運動的重造》中，沈從文甚至提醒政治家：“與其收容一百八十嘴大頭小的空頭文人，還遠不如對國內三五特有成就的優(yōu)秀作家，給他一點應有尊重。”很明顯，從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前期，沈從文只將異于大多數(shù)人的“少數(shù)青年”視為真正促進社會進步的群體，并為包括自己在內的“少數(shù)作家”在現(xiàn)實中難獲理解尊重而感到不平。

然而1947年“五四”紀念日，沈從文卻在《五四》一文中寫道：改造社會重造國家應該“寄托希望于多數(shù)青年”，并在文中提出：“我們盼望有這種更健康堅實的青年作家，在國內各地普遍生長，一支筆貼近土地人民，寫出有生氣有理想的新時代頌歌。”從只信賴“少數(shù)青年”到希望依靠“多數(shù)青年”，從以“少數(shù)作者”自居到呼喚“多數(shù)作家”的產生，沈從文對進步群體范圍作了重新界定。

這一變化背后的原因，應該與沈從文作為“少數(shù)”且自稱“少數(shù)”后，在40年代后期遭遇的來自左翼文學陣營的猛烈批評有關。1946年11月，沈從文的自傳性文章《從現(xiàn)實學習》一經刊出就遭到了異常激烈的批判。12月21日至25日，上海《文匯報》連載長文《沈從文批判》，指責沈從文“一天一天和自己出身的階級遠離”，“為同時代的同道者所遺棄。12月29日，中華全國文藝協(xié)會上海分會舉行辭年晚會，檢討文藝界“產生了一種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的人。脫離現(xiàn)實在清高的地位上說風涼話，這種人的代表是沈從文。”1947年1月10日，郭沫若發(fā)表《新繆司九神禮贊》，批判“把文藝的圈子畫得很緊”的“搞小說的少數(shù)溫室作家”，矛頭直指沈從文。在這一背景下，1947年5月4日，沈從文轉而將“多數(shù)青年”稱為改造社會的先進力量，與其說是出自他對“少數(shù)青年”群體發(fā)展壯大的期盼，不如說是他試圖規(guī)避沖突與指責，在進步群體范圍界定上所作的刻意調整。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透露出，沈從文對自己作為“少數(shù)”獨立知識分子的價值自信發(fā)生了動搖。這種動搖在他思考立場的轉變上有著更為明顯的體現(xiàn)。

三 轉變思考立場：從“批判者”到“自省者”

從20世紀30年代起，沈從文就不斷撰文闡述“國家重造”這一命題。然而1948年底，沈從文在給一個文學青年的信中寫道：“手中一支筆，很需要作一回嚴重檢討了，如檢討結果，有對于自己過去作完全否定情形，也應分擔當這個否定過去的痛苦，來重新邁步。……試為重造自己來作一點努力吧。”有關“重造”的話題從“重造國家”轉變?yōu)椤爸卦熳约骸保渲凶兓腿藢の丁Ｉ驈奈氖窃鯓訌囊粋€指點江山、鋒芒畢露的批判者轉變?yōu)闄z討自己、否定過去的自省者的？比較分析沈從文在40年代發(fā)表的關于文學運動的系列文章，可以發(fā)現(xiàn)其思考立場在40年代前期就已發(fā)生了悄然轉變。

1940年4月，沈從文發(fā)表《白話文問題——過去當前和未來檢視》，針對40年代初語體文在商業(yè)領域被誤用濫用的現(xiàn)象，向高等教育主持者提出關于語體文建設的一系列建議；同年5月4日，發(fā)表《文運的重建》，進一步批評造成文學運動墮落的兩大因素：文學與商業(yè)和政治的結合；同年8月，發(fā)表《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將政治與文學相結合而產生的問題作為批評重點，將由政客蓄養(yǎng)的作家斥為“打手”，批判其“望風承旨”“趨時討功”的丑陋嘴臉。1940年發(fā)表的這三篇文章，從對學校教育的意見建議逐漸偏向了對社會現(xiàn)象的文化批判。

然而時隔兩年，這種批判越來越尖銳的趨勢發(fā)生了變化。1942年10月，沈從文以1940年《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為基礎，修改后發(fā)表了《文學運動的重造》。該文對前文的增補之處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對商業(yè)因素的批評重心有變化。在1940年的《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中，沈從文雖然批評了出版商迎合讀者導致出版內容趣味低下，但肯定了作品商品化在催生職業(yè)作家上的積極作用；而在1942年的《文學運動的重造》中，他增加了對出版商不履行版稅合約的批評，表達了對“商業(yè)上關系不大正常，作家難于用收入維持生活”現(xiàn)象的不滿。在幾個月前寫給大哥沈云麓的信中，沈從文就曾提到自己遭遇“與商人辦交涉”的挫敗，發(fā)過“惟社會待我似不大公平”的牢騷。作為具有莊嚴使命感的作家，沈從文選擇了繼續(xù)堅持寫作，但在他評論文學發(fā)展現(xiàn)狀時，難免會聯(lián)想到自己遭遇商業(yè)不公與經濟困窘的切身體會。

二是對政治因素的批評增加了正面對照。在《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1940）中，沈從文僅描述了幫政客作“打手”的作家嘴臉；而在《文學運動的重造》（1942）中，他增加了有關理想作家的大量表述，以此作為與批評對象“空頭作家”的對照。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對于理想作家形象的描繪，顯然是以沈從文自身為原型的：

凡自信心強，而又能用作品有以自見，尚保留一點農人沉靜與固持性情的，便儼然與“文壇”熱鬧游離，不相粘附。到后來，有那么一種情形：真在努力寫“作品”的，是一群人。裝模作樣用政術充“作家”的，又是一群人。拿筆的照例素樸而誠懇，生活相當艱苦，行為態(tài)度還保留些村漢氣或書生氣，除作品外社會上很少他們露面的機會。（有些人不善于活動，在抗戰(zhàn)后并個人生活也不能維持。）至于作空頭作家的，卻活活跳跳，或如官僚，或如丑角，又或兼有兩種人風格而為一，在都市中十分活動。

——沈從文：《文學運動的重造》（1942年10月）

一方是誠懇努力的作家，生活艱苦；另一方是善于活動的空頭作家，神氣活現(xiàn)。文中對前者的表述，如“保留一點農人沉靜與固持性情”、“行為態(tài)度還保留些村漢氣或書生氣”、創(chuàng)作了“真能得到百萬讀者愛好的作品”卻又因“不善于活動”而只能“獨自支撐”等，顯然是沈從文對性格境遇的自我寫照。將對自身的書寫納入政治批評的范疇，沈從文借此表明了不愿與“吃官飯的文化人”“同流合污混成一氣”的價值取向。

這些表述也反映了他在思考立場上發(fā)生的重要變化。40年代初，無論是建議教育部門發(fā)展語體文，還是批評導致文運墮落的因素，沈從文的審視角度是外指的、宏觀的、俯視的，其論述論證帶有旁觀式的批評指導的意味。然而很快，他的審視角度就加入了對自身的反觀、體認與對照，其思考側重于對自我期許的表達與對自身處境的憂慮。從置身事外的批判者到身處其中的自省者，文章中發(fā)生的立場變化，反映出經濟困境與政治挫折等現(xiàn)實因素帶來的潛在影響。從1940年到1942年出現(xiàn)的由“向外批判”轉變?yōu)椤跋騼茸允　钡内呄颍谏驈奈暮髞淼奈恼轮杏辛烁黠@的體現(xiàn)，并進一步表現(xiàn)為對文學創(chuàng)作與自身價值的懷疑、否定與重估。

四 重估自身價值：從“沉默歸隊”到“沉默工作”

作為30年代文壇中的高產作者與暢銷作者，沈從文的文學創(chuàng)作事業(yè)在40年代遭遇了嚴重挫折。他的長篇小說《長河》被大量刪改，《蕓廬紀事》的書稿也因“文字違礙”被國民黨當局長期查扣。1943年初，他給三弟沈荃寫信訴說作品出版之難。但是，出版的受阻并沒有澆滅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熱情，1944年9月，他致信胡適，希望通過其幫助將作品翻譯介紹到國外，實現(xiàn)“不僅有益于外國人，也有益于中國”的價值。可以說，直到40年代前半期，沈從文對自己文學創(chuàng)作的價值仍然是充滿信心的。

然而1946年末，沈從文卻在一封復信中稱：“我的作品也游離于現(xiàn)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于此，我工作也成為一種無益之業(yè)了”，“本可以帶著更年青的一群形成一種健康風氣，結果卻必然在一種厭倦情緒中，一切萎縮。事到末后，寂寞死去。身與名沒，草草完事。”寥寥數(shù)語，流露出對文學創(chuàng)作事業(yè)的悲觀苦悶情緒。

沈從文的悲觀心態(tài)與他在抗戰(zhàn)、內戰(zhàn)期間連續(xù)遭遇的批判密切相關。抗戰(zhàn)期間，沈從文就多次因不合時宜的議論而被批判；抗戰(zhàn)結束后，他繼續(xù)發(fā)表文章，把內戰(zhàn)雙方比作“玩火”，批評“用武力推銷主義”“作成民族自殺的悲劇。這些議論立刻遭到了左翼陣營作家的激烈批評。

如果指向外界、直接批判現(xiàn)實容易招來反對，那么從自身做起、提出建設性意見行不行呢？隨后，在1947年“五四”紀念日發(fā)表的《五四》中，沈從文提出“我們要從戰(zhàn)爭以外想辦法，用愛與合作來代替仇恨”，他主張通過文學詩歌運動，“一支筆貼近土地人民，寫出有生氣有理想的新時代頌歌”。盡管磨鈍了尖銳的批判立場，表達了有關自身建設的建議，然而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靠“一支筆”是無法解決復雜尖銳的社會、階級、政黨矛盾的。沈從文提出的寫“新時代頌歌”的主張，既與自己此前撰寫的一系列批評性文章存在著內在沖突，也缺乏實現(xiàn)該目標的現(xiàn)實基礎。這樣的文章既沒有真正解決他對于時代及自身的精神困惑，也沒有最終得到批評者的寬容諒解。迎面撲來的疾風暴雨，讓沈從文茫然而無所適從。

在過去，沈從文雖然體驗著不被理解的孤獨，但能夠保持清醒的思考狀態(tài)與獨立的批判姿態(tài)；而到了40年代，強烈到令人窒息的孤獨感讓沈從文動搖了。他竭力擺脫現(xiàn)實困境與精神困境，一再反省自己，不僅否定現(xiàn)在的自身狀態(tài)，甚至否定過去的一切觀念，最終陷入了徹底的自我否定中。1949年3月28日，沈從文因精神崩潰而自殺。遇救后，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間，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始終不明白我應擱在什么位置上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這個選擇力，又似乎根本還對于自己和環(huán)境缺少認識。過年以前，我是什么，能做什么，對于一個新的時代還可有點貢獻，仿佛都還清清楚楚。置身于目前情況中，似乎什么都混亂了。……我過去對于文學觀點完全摧毀了。無保留的摧毀了。擱筆是必然的，必須的。”這些內容反映了他對自身價值瓦解的無助與痛苦。

1949年4月出院后，原單位北京大學國文系已沒有他的課程，8月，他的人事關系被轉到北平歷史博物館。1950年3月，沈從文被送入華北大學，不久隨建制轉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成為一名48歲的學員。同年6月12日，他在《光明日報》發(fā)表短文《參加北京市文代會籌備會以后：我的感想——我的檢討》，這是他1949年后首次公開發(fā)表文章，他檢討自己“二十年來用筆”“內容與現(xiàn)實社會既脫離，自然無助無益于時代”，表示要“學會沉默歸隊”。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報》刊載了沈從文的長篇檢查《我的學習》，他作了更徹底的自我批判：“二十年來大部分作品”“無助于人民革命，對年青人前進意志，更容易形成麻痹和毒害效果”，自己“糊涂舞文弄墨了幾十年，生命為無多意義。經過痛苦的自我反思，他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乃至生命價值。

從自信作品能“有益于中國”到自嘆創(chuàng)作屬于“無益之業(yè)”，從不被接受的“從現(xiàn)實中學習”到難以自洽的“新時代頌歌”，沈從文在與時代主潮的矛盾沖突中左奔右突，卻始終無法掙脫言說的困境。對于作家沈從文而言，否定文學創(chuàng)作的價值等同于否定自身存在的意義，他為此陷入精神崩潰乃至一度放棄生命。當人處于絕境之中，求生的本能與尋求群體歸屬的本能必然會前所未有地爆發(fā)出來；而想要生存，想要歸隊，唯有停下“手中一支筆”，唯有“學會沉默”。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沈從文曾多次表示要放棄文學寫作，盡管如此，他還是掙扎了好幾次：他曾在病中寫過一些傾訴痛苦情緒的新詩，但隨后將多數(shù)詩作撕毀；他也曾零星寫了一些紀實類作品——以在革命大學學習期間結識的食堂老炊事員為原型，創(chuàng)作紀實性小說《老同志》，多次修改后投稿，卻遭遇了退稿；以土改工作隊生活為素材，創(chuàng)作紀實性速寫《中隊部》，然而也未獲發(fā)表。與許多傳統(tǒng)知識分子當時遭遇的尷尬與無奈類似，盡管沈從文主觀上也希望跟上時代，腳下的步子卻是力不從心。組織上曾表示希望他從革命大學結業(yè)后回到作家隊伍繼續(xù)從事創(chuàng)作，然而他感到自己“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頭腦經常還在混亂痛苦中，恐怕出差錯，最終決定仍回歷史博物館工作。于是，人們熟悉的作家沈從文從此淡出了。

一方面，在文學創(chuàng)作領域內，沈從文不得不“沉默歸隊”；另一方面，在文物研究領域中，沈從文選擇了“沉默工作”。

沈從文長期喜好文玩鑒賞，積淀了深厚的文物考古學知識。在被調離北大、轉到北平歷史博物館工作后，他從文學創(chuàng)作轉向了物質文化史研究。在條件極為有限的環(huán)境中，他克服重重困難撰寫了一系列文物研究專題文章。盡管這些研究成果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未獲發(fā)表，但他仍以驚人的毅力堅持著這項沉默的工作。1981年9月，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終于出版了沈從文從事文物研究的學術結晶之一《中國古代服飾研究》。這部劃時代的著作成為中國文物研究領域的學術經典。它的面世，讓人們驚異地發(fā)現(xiàn)了一個在離開文學創(chuàng)作之后實現(xiàn)了“鳳凰涅槃”的沈從文。

“涅槃”的起因是被動的，過程是痛苦的，而其結果又存在著某種必然性。當無法再提起曾握了二十多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筆，身處的專業(yè)陣地發(fā)生了滄桑變遷，沈從文對新的工作領域投入了巨大熱情。在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時期，沈從文表現(xiàn)出了超越常人的勤奮精進；當進入文物研究領域后，他一如既往地保持著踏實肯干的工作態(tài)度。只是比起當年在文壇上的揮斥方遒，轉換行業(yè)后的沈從文顯得極其低調，長期處于埋頭苦干的沉默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究其原因，自然與時代政治環(huán)境的無形約束有關，也與文物研究專業(yè)的特殊要求有關，但又似乎不止于此。從他對“五四”傳統(tǒng)的解讀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工作狀態(tài)同時也出自他的自覺選擇。1948年底，沈從文在給一個文學青年的信中寫道：

從五四起始，北方文運傳統(tǒng)有個一貫性，即沉默工作。這個傳統(tǒng)長處或美德，有一時會為時代風雨所摧毀，見得寂寞而黯淡，且大可嘲笑。然而這點素樸態(tài)度，事實上卻必定將是明日產生種種有分量作品的動力來源。不要擔心沉默，真正的偉大工程，進行時都完全沉默！

——沈從文：《致吉六—給一個寫文章的青年》（1948年12月7日）

正如他曾對“五四”精神進行詮釋與重新詮釋，以此表達自己的價值立場，實現(xiàn)作為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自我認同；在信中，他繼續(xù)通過對“五四”運動傳統(tǒng)的界定與闡發(fā)，向有可能理解他的人傳達著自己的人生信念。這種埋頭苦干、不怕嘲笑的工作態(tài)度不僅是沈從文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以來的自身寫照，更是其價值觀念中始終未變的精神根柢。盡管隨著時代的變遷，沈從文不得不放棄了創(chuàng)作“有分量作品”的文學志向，他的工作乃至他的人生都越來越“寂寞而黯淡”，令世人喟嘆；然而他仍以貫穿一生的“素樸態(tài)度”繼續(xù)從事著“完全沉默”的文物研究工作，并最終完成了一項有益于人類文明傳承與發(fā)展的“真正的偉大工程”，令世人驚嘆。

結 語

20世紀30年代，沈從文主要以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就與報刊編輯的功勞而聞名文壇；20世紀40年代，他頻繁地撰寫文論時評表達所思所想。作為自覺處于主流話語邊緣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沈從文通過對“五四”精神、進步群體乃至“五四”傳統(tǒng)的獨特闡發(fā)，試圖尋求自身思想觀念與中國現(xiàn)代文化思潮起源之間的契合點。這些文章一方面顯現(xiàn)出他與主流政黨尖銳對立的批判性立場，另一方面漸次融入了他對自身現(xiàn)實處境與文學終極價值的嚴肅思考。由于其個性思考與主流話語之間始終存在難以彌合的裂縫，在政治輿論與生存困境的現(xiàn)實壓力下，經過一番痛苦的自我反省與自我否定，沈從文逐步放棄了尖銳的批判立場，部分改變了作為小眾的精英姿態(tài)，最終成為了默默耕耘在文物研究領域的專業(yè)學者。

沈從文在20世紀40年代反思“五四”的系列文章，既反映了他思想價值觀念中變化與恒定的因素，折射出個體觀念與時代浪潮之間的復雜關系，可作為分析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在特定歷史時期心態(tài)變化特征的研究樣本；也為當代詮釋“五四”精神、解讀“五四”傳統(tǒng)提供了重要參考，為深刻認識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的歷史源流、發(fā)掘繼承“五四”文化的時代價值提供了有益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