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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設想

捷克著名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apek）于1920年在其戲劇《羅素姆萬能機器人》中首次使用“機器人”（robot）一詞。一百年間，隨著科技與科幻文學的不斷發展，機器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早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部科幻倫理劇不僅沒有因此而過時，還為現代科技發展提供了倫理價值導向。

《羅素姆萬能機器人》英文版劇本[雙日出版社（Doubleday），1923年]

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來簡史》（Homo Deus：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中指出，人類很可能正從智人（Homo sapiens）轉變為“神人”（Homo deus），即人類通過生物工程、半機械人工程、非有機生物工程，逐漸消除自然界的物理限制，從而獲得“神性”，這種物理范疇的神化挑戰了人文主義的根基。而在一個世紀前，恰佩克曾設想人在精神范疇的神化，即人類發展科技時不僅不應拋棄人文主義，還應使人文主義精神永世長存。

筆者認為，恰佩克的設想是基于他對人與科技關系的兩點重要反思：首先，科技的重大突破可能會導致世界異化（world alienation）；其次，科技在帶來物質極大滿足的同時，可能會導致人喪失復數性（plurality）。這兩點不僅導致人類無法獲得物理意義上的長存，還使其面臨滅頂之災。在《羅素姆萬能機器人》一劇中，機器人的發明，即科技的重大突破，成為了世界異化和人類復數性喪失的導火索。一個小插曲使機器人獲得意識，而當人類快被機器人趕盡殺絕時，人文主義精神竟在機器人中萌芽。這一結局既讓人痛心，因人類已被物理消滅；又使人幸福，因人文精神作為人的本質得以傳承，人創造了新世界，化作了神。這個故事既有對現代性的批判，也有對科技發展的啟示。

本文先簡要介紹恰佩克的創作背景，再對科幻文學史中最早出現的“機器人”概念進行解讀，并在此基礎上，對恰佩克的兩點反思展開論述，最后闡明恰佩克所設想的神化的本質。在“機器人”概念提出一百周年之際，筆者希望本文能為學界機器人倫理相關研究帶來啟發。

二、恰佩克與現代性

有學者指出，童年恰佩克所生活的時代也是奧匈帝國處于帝國主義頂峰的時代，這深刻影響了其寫作風格。即使恰佩克的寫作生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但由于他特殊的童年經歷，加上彼時捷克斯洛伐克仍延續著奧匈帝國解體前的道德遺風，他的作品也極少體現帝國分裂前后捷克社會生活的轉變[1]。

倫敦大學捷克文學專家平森特（R. Pynsent）認為：“恰佩克之所以如此反感現代科技、政府治理與經濟制度，是因為19世紀傳統、穩固、墨守成規的老歐洲在他的內心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他還指出，恰佩克“譴責一切現代的社會組織”[2]。恰佩克對現代性的譴責和對工具理性的質疑是出于對人類命運的擔憂。現代性雖使物質極大豐富，但也使人淪為工具的奴隸，許多生活領域出現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中討論的工作的勞動化與人的復數性喪失兩種現象，20世紀初福特汽車生產流水線就是一個例子。

但是，恰佩克并不認為人類唯有擯棄數千年文明、回歸采集狩獵社群，才有望擺脫以上困境。恰佩克的英文譯者科姆拉達（N. Comrada）稱，恰佩克曾在1934年對首位獲諾貝爾獎的女科學家瑪麗·居里表達了崇敬之情，并表示，他擔憂的不是“人們已無法停止技術研發”，而是“無法應對隨之產生的不良后果”[3]。

有學者指出，恰佩克受到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為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觀的影響，他在1910年后一直向捷克文化圈傳播此種哲學觀點[4]。這不僅解釋了為何恰佩克對待現代科技的態度時而批判，時而曖昧，還解釋了為何《羅素姆萬能機器人》盡管充滿反烏托邦意味，卻仍被恰佩克定義為喜劇[5]296-305。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在評判現代性、現代科技時，應從人的感受、尊嚴和價值出發。如果科技作為工具能使人更有尊嚴地活著，更自由地發展，那么科技就是正面的；如果科技束縛了人性，那么科技就是負面的。而《羅素姆萬能機器人》之所以是喜劇，是因為劇中的人類即使面臨滅頂之災，卻仍能將錯就錯地把人類最珍貴的精神傳遞到另一形體上，從而被“新人類”奉為神。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部人類永遠不愿其成真的喜劇。

三、“機器人”概念的誕生

在西方科幻文學史上，是恰佩克在《羅素姆萬能機器人》中首次引入“機器人”（robot）的概念。該詞本義接近于“人造人”（與“神造人”形成對比），經英文譯介后，其詞義早已脫離文本。當我們討論百年前的“機器人”時，會發現它既非機械化的人，亦非人形的機器，更非尋常的科技產品（如掃地機器人），而是人類科技突躍的象征。與18世紀歐洲的各類觀賞鐘表、自動機械人偶不同，羅素姆的機器人更像神創論中由超自然永恒精神力量注入自然物質后產生的人。恰佩克曾強調他不希望“機器人”被套用到由機械構成的“機械人”身上[5]296–305。恰佩克從沒有也不打算對這種機器人的技術可行性展開討論，僅將其歸因于理性。因此，當《羅素姆萬能機器人》1921年在布拉格、1922年在紐約演出時，機器人的打扮與大工廠里的工人無異（見圖2），直到1924年在巴黎演出時，機器人的打扮才體現了未來主義美學[6]。

回歸劇作，羅素姆萬能機器人公司坐落于孤島之上，偌大的工廠中僅有以多明為首的六名人類高管。第一幕中，總統之女海倫前來工廠為機器人們爭取人權。這些機器人可謂最理想的勞動者，它們無欲無求，人權對它們而言簡直是無稽之談。機器人的外觀讓海倫心生憐憫，它們實在太像人了，仿佛上帝同時造了兩群人，一群人擁有靈魂，另一群人則虛有其表。

恰佩克筆下的機器人在外觀上與人如此相似，是因為它們本來就被設定為“低配版”的人或生物工程的產品。在恰佩克的年代，基因領域仍是一片空白，因此劇中機器人的制造過程更接近于福特汽車裝配流程，我們只需把汽車配件想象成人工培養的肢體與器官。劇中，根據多明的闡述，1920年，生理學家老羅素姆（Rossum）來到島上做研究，意外發現了一種類似原生質的特殊物質。1932年（恰逢哥倫布發現美洲440周年），他在合成該物質后，掌握了創造任意生物的能力。但老羅素姆只對造人感興趣，他先造出人體部位，再把它們拼成像人一樣的“生物”。多明向海倫解釋道：“……他想用科學的力量將上帝趕下神壇。他是一個可怕的物質主義者……他這么做，其實是為了證明人已經不需要上帝了，因此他決心造出一個像你我一樣的人……”[7]9-10確實，老羅素姆造人的方式與世界各地創世神話中造人的方式如出一轍。雖然他成功造出擁有人類結構的生物，甚至細微到連對它而言實屬多余的生殖器也制造出來了，但它僅存活三天便夭折了。老羅素姆失敗后，其侄子小羅素姆聞訊趕來。他和老羅素姆大不相同，根本不關心神存在與否，更不會想著要取代神。他從現代工程學的角度出發，摒棄造人空想，對人類的生理結構進行了優化。他認為“人會感到開心，會彈鋼琴，還會享受散步，但其實這些能力一點用處也沒有”[7]10，需求最少的工人才是最優秀的工人。

小羅素姆在制造機器人時，其實是對人體生理結構進行了工程學簡化，剔除對提高生產率無益的“靈魂”，只保留理想勞動者的生物基礎，而老羅素姆合成的“類原生質”是其培養原料。歸根結底，老羅素姆和小羅素姆的目的都是造人，只是小羅素姆認為人不應該搶了神的工作，只需用神提供的工具使自己幸福即可。殊不知，他所信奉的工具理性能夠給予人的只是短暫的幸福，而不是實現個人自由發展的長久幸福，而且這還造就了一種隱形的現代無產階級。

從老羅素姆造機器人的初衷來看，“robot”一詞最初的含義為“人造人”，但小羅素姆卻使“robot”添上了一層“奴隸”的含義。從詞源學來看，“robot”源自捷克語單詞“robota”，含義為農奴制時代的勞役。有學者指出，“它（即‘robot’）翻譯成中文似乎更應該是‘機器工’或‘機器奴’，而非‘機器人’——即便是‘人形機器’的譯法都比‘機器人’更接近‘robot’一詞的詞源本義。”[8]22這一觀點是基于對整個機器人文化史的觀察。如果僅具體觀察《羅素姆的萬能機器人》中的“robot”一詞，筆者認為，更符合詞源和文本的譯法是“人造奴”。“人造”與“神造”的對立是恰佩克締造此詞的初衷，而“人”到“奴”的轉變則揭示了機器人的屬性發生了從先進生產資料到隱形的無產階級的轉變。當然，當今機器人學話語體系已不容許我們摒棄“機器人”的譯法，而且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機器人”只是“人造人（奴）”的轉喻（metonymy），即用“機械構造”來借代一切可能的構造方式（包括生物工程構造），用“人形”借代一切可能的形態（如掃地機器人長得并不像人）。

同樣地，許多歐洲語言中的“robot”一詞亦由英文轉譯，其母語者一般不會將“robot”與捷克語的“robota”聯想到一起。但理清“robot”與波西米亞地區農奴制的關系，有助對上文中隱形無產階級的理解。波西米亞地區的農奴制直到1848年歐洲革命（即“人民之春”）后才被正式廢除。在恰佩克的年代，相較歐洲其他國家的同類階層，捷克農民階層擁有較自由的政治權。1899年捷克農民黨（?eská strana agrární）成立，該黨甚至在1907年和1911年選舉中分別獲得28和36個席位，1914年該黨已有9萬多名黨員[9]。這一史實表明，“機器人”是走向自由道路的無產階級勞動者的象征。

值得一提的是恰佩克本想將劇中人造人形象命名為“labor”（源自拉丁詞“labor”，意為勞動），但他擔心此詞太過書面化，于是，他采納了哥哥尤瑟夫·恰佩克的提議，即“robot”。該詞直接源于捷克語的“robota”，即上文所說的農奴制勞役。該詞的派生詞有：“robotit”（累死累活地干；服勞役），“robotník”（徭役制的農奴；勞工）和“robotovat”（服勞役）。這些捷克語詞均源自古教會斯拉夫語“rabota”（苦役）、“rabu”（奴隸）。有趣的是，“robota”一詞僅在捷克語中表示神圣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和后來奧匈帝國統治下的農奴制勞役，而在其他斯拉夫語中，“robota”指廣義的勞動。捷克語“robota”勞役的含義也傳入匈牙利和德國的某些地區，這在匈牙利語詞“robot”和德語巴伐利亞方言詞“Robath”中有所體現（均有勞役之義）。

總而言之，無論是“人造人”還是“人造奴”，恰佩克講述的是崇尚工具理性的人類企圖充當上帝，炮制人造生命，通過此途徑擺脫勞動，從而神化的故事。

四、世界異化

“羅素姆”（Rossum）在捷克語里有理性（rozum）的含義。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IvanKlima）指出，從老羅素姆到小羅素姆的轉變，其實也是從啟蒙運動時期充滿普羅米修斯式熱情的自然科學家向現代以效用為導向的工程師的轉變[10]，即從舊理性轉向新理性。老羅素姆，即舊理性，代表的是恰佩克童年時代的工藝人、科學家、藝術家。在福特式標準化大生產之前，他們所制造的工具凝結著每個個體不同于動物的復數性，建立了一個獨立于自然世界的、持續存在的人的世界，這些工具具有世界性（worldliness）。工具的產生源自勞動的需求，同時它又獨立于勞動本身，他們是阿倫特說的工作的人（HomoFaber）。小羅素姆則是現代性下的新理性的代表，即馬克斯·韋伯所說的工具理性，它強調有用才是真理，一切與達到既定（生產）目標無關的非理性因素都應被剔除。然而，在追求效率和再生產的過程中，工具理性由解放人類苦役的工具搖身一變成為統治人類的工具。自19世紀起，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迅猛發展，物質利益不斷膨脹，人也逐漸進入異化狀態。

在哥倫布意外發現美洲440年后，老羅素姆也意外發現了“原生質”，可見恰佩克故意把兩者進行類比。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闡述了世界異化的概念，即人逃離地球進入宇宙和逃離世界返回自我的雙重過程，它包括內外兩個維度。她認為，發現美洲大陸、路德宗教改革、伽利略發明望遠鏡是世界異化的三個標志性事件，其中科技發展是世界異化的重要推力，并導致了世界異化的辯證轉換[11]248-256。美洲大陸對于舊世界來說是憑空出現的“金礦”，而萬能機器人的發明則代表著科技在短期內的突飛猛進。能取代人類勞動、中斷人類與世界唯一聯結的機器人，也就充當了世界異化的導火索。恰佩克所描繪的人類，就好比美國電影《機器人瓦力》（WALL · E）中乘坐大型宇宙飛船遨游星際的未來人類，船上充足的物資把乘客養成了大胖子，他們看似在尋覓另一個地球，實則世世代代在太空漫無目的地漂流。由于人類因工作而形成的世界性早已達成最大化，這些太空移民只需依附于人造的世界（飛船）即可，何必尋找第二個地球呢？此即世界異化。

阿倫特認為，面對日益嚴重的世界異化，唯有采取積極生活的方式，即走向公共領域的、政治性的行動，才能消解世界異化和地球異化。因為行動就是人的一種創造奇跡的能力，行動是新人的出生和新的開始[11]248-256。世界異化是科技突進的結果，這種突進往往能為人類帶來極大的物質豐富，在恰佩克的劇中，人類甚至不再需要勞動。勞動力的解放似乎意味著人類能釋放內心，從而使得人的自由達到最大化，然而可惜的是，這部機器人劇里的世界并非烏托邦。

五、人復數性的喪失

世界異化的一個副產品便是人復數性的喪失，而更諷刺的是，人對此全然不知。復數性是人與動物最根本的區別。在阿倫特看來，動物與本能的人都是勞動物（Animal Laborans），兩者都必須承受生命的重擔，被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所奴役。此外，人還是工作的人（Homo Faber）和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這兩種境況是決定人的復數性的關鍵。在恰佩克描述的世界里，人類得益于機器人，在短時間內擺脫了生命的重擔，即擺脫了勞動物境況，殊不知，獨立于自然世界的人的世界也逐漸消失。人與人間的差異逐漸被抹去，變得像動物一樣難分彼此。然而，比起建立人的世界和采取積極的生活方式，人類更愿意維持著衣食無憂的永恒狀態，人復數性因此而喪失。復數性的喪失，使得人們不再追求人口增長，因為無論人口多寡，無論是否有新人出生，都不會對人類的永恒（脫離世界）狀態有任何影響。此時的人類已經邁出了神化的第一步。

《羅素姆萬能機器人》2017年在英國國家青年劇院演出時的舞臺劇照

人復數性的喪失，在劇中得到多處體現。總經理多明（Domin）的名字源于拉丁語的“dominus”，意為主人，引申為上帝①。他在劇中的任務是制止所有想采取行動的人。阿倫特認為，行動是人特有的一種開端啟新的能力，它存在于復數的人之間，和言語一同構成人類的公共領域。在第一幕中，海倫在表示造訪意圖時，多次被多明打斷，多明如同一位先知準確預測了海倫要說的每一句話。第一幕尾聲，多明擅自代表全體管理人員，依仗總經理的身份與海倫完婚。第三幕中，多明一直阻撓海倫獲取關于人類停止生育的消息。在多明的領導下，每個人都逐漸失去了復數性，他繼承了小羅素姆的衣缽，其所作所為只為追求物質最大化、勞動最小化，使人類進入永恒不變的狀態的同時，也將人類推向懸崖的邊緣。

在多明的掌控下，分管各部的管理人幾乎毫無啟新能力，在機器人叛變時，即使能做出行動，也往往讓人難堪與無奈。如在第三幕中，當機器人即將越過電柵欄時，財務主管布斯曼竟想核算公司多年的利潤。而總工程師和技術員法布里盡管掌握著小羅素姆研發機器人的方法，但讓人無奈的是，他作為公司唯一的工程師，竟然從沒想過要記住配方，導致在海倫燒毀文件后，公司失去了與機器人談判的最后籌碼。法布里代表的是現代性下失去工匠精神、淪為工具奴隸的人。

上述三位機器人公司高管與蓋爾、哈勒邁爾和阿爾奎斯特一同構成微型的男性社會，他們就像古希臘城邦自由自在的男性公民，支配大量財富與時間，共同統治著機器人，無須參與苦役，有個人自由發展所需的一切條件。但擁有這些條件并不能挽回他們的復數性，海倫一開始與除多明以外的五個人聊天時，甚至一度誤以為他們是機器人，可見他們已在世界異化的進程中變得與機器人無異。

無獨有偶，劇中的海倫猶如古希臘引發特洛伊戰爭的海倫，預示著這個無生育能力、無法接受任何啟新事物、缺乏復數性的男性微型社會將迎來一名行動者。在第一幕尾聲，海倫接受多明的求婚，但并非出于對多明的愛慕（兩人素未謀面），而是出于對機器人的同情。她認為，如果人的勞動是上帝把亞當和夏娃逐出伊甸園時附帶的懲罰，那替人勞動的機器人是對神的褻瀆。如果機器人承擔了人類的全部勞動，那么機器人理應與勞動的人一樣，獲得相應的權利。上文提到，機器人并無靈魂，那如果有辦法能讓機器人獲得靈魂，是否就能賦予機器人權利呢？海倫的想法打動了生理實驗部門的主管蓋爾，后者研究出能讓機器人擁有感知與情感的方法（恰佩克沒有透露其細節），殊不知，當機器人擁有感情后，它們要求的不僅是權利，更是自由。于是，機器人最終像1848年“人民之春”的農奴一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零生育危機是全劇最重要的轉折。上文提到，復數性的喪失，使得人口增長失去意義。與動物不同的是，現代人早已具備控制生育的能力，這更使得生育成為人一種自主啟新的能力，屬于阿倫特所說的行動的范疇。生育賦予公共領域既熟悉又陌生、既潛藏風險又充滿機遇的新個體。人的生育不同于上帝造人，生育是行動，而造人是上帝帶有目的性的、遵循藍圖的工作。亞當和夏娃被神逐出伊甸園后，人類才開啟自主生育的時代。對于海倫來說，人完全放棄生育能力，等同于放棄挽救復數性的最后機會（雖在世者不再啟新，但新生兒仍有無限潛能），從而重返伊甸園。因此，零生育危機可謂人復數性喪失的極端案例。這些機器人叛軍有了感情后，也想繁衍后代，但生產機器人的唯一方法被法布里掌握著，海倫卻偷偷將文件燒毀，而法布里沒能回憶起配方，這一連串事件最終將人類送上斷頭臺。海倫的邏輯很簡單：神在造人后，對人而言，神是永恒的存在，那么人在造機器人并賦予它們人性后，亦可化作神，即化作永恒的存在。

六、新的神

隨著戲劇進入尾聲，在人類毫無希望之時，恰佩克為這部看似無法挽回的悲劇賦予了喜劇的圓滿結局——人在被消滅后，卻成為了新的神。

在機器人叛變中，除了建筑師阿爾奎斯特，所有人都無一幸免，但只因機器人認為他曾像機器人一樣用雙手在工地里勞動。阿爾奎斯特雖然大難不死，但他必須在機器人監視下重構制造機器人的方法。最后，阿爾奎斯特偶然發現了機器人普利姆斯（Primus，意為“初代”）和機器人海倫（蓋爾生前造的有意識的機器人）之間竟然擦出了愛情的火花。為了驗證這一猜測，阿爾奎斯特假裝要把他們送進解剖室，這兩個機器人竟愿意為了對方而舍生忘死。他們與其他有意識的機器人最大的區別在于，比起自己要承受的痛苦，他們倆更懼怕對方要承受痛苦：

普利姆斯：海倫，你別進去！

海倫：如果你進去，我不進去，我就不想活了。

普利姆斯：（握著她的手）我絕不允許！（向阿爾奎斯特）人類，你不能殺了我們兩個！

阿爾奎斯特：為什么？

普利姆斯：我們……我們……屬于彼此。

阿爾奎斯特：（熱淚盈眶）走吧，亞當，走吧，夏娃。這個世界屬于你們。[7]78

如果我們認同《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所提出的觀點，那么這部劇的確可以被看作喜劇，因為人類成功地把文明信息通過機器人永遠傳遞下去。既然人類已無啟新能力（停止生育），那擁有靈魂的機器人豈不是人類最佳的繼承者？直至劇終，我們仍不知道這些獲得意識和靈魂的機器人能否繼續繁衍下去，但是普利姆斯和海倫愛情的萌芽，暗示著他們已經完成了由機器人向人的轉變，老羅素姆的遺愿也因此實現，人真的取代了神。阿爾奎斯特將他們比作亞當和夏娃，似乎認定他們就是閃耀著人性光輝的新人類，他們也許在今后會為人類（新神）書寫神諭與贊歌。而阿爾奎斯特作為舊人類最后的幸存者，目睹了人類的神化，他將滿懷希望，繼續用人的智慧創造獨立于自然的世界，研究出機器人繁衍的方法，直至生命終結。正如恰佩克本人所說的，人類科技發展的歷史車輪已經勢不可擋，但是對現代科技的小心謹慎乃至無力抗議，不是要讓每個人都成為悲觀主義者，而是應該對人性抱有希望，相信人與人、人與萬物之間的情感不會因科技而幻滅。

總而言之，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所說的“神人”與恰佩克所設想的人的神化雖然都以高度發展的科技為前提，但其本質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指的是人類能憑借科技打破各種所謂神設計的物理限制，扯下人性的神秘面紗，把人類的感覺、感情、意識視為雖復雜，但可操控和篡改的生物算法。這是對人文主義的挑戰，因為當人們真正掌握了人性的設計圖后，人性就會失去光輝，大多數人類個體都會失去其獨特的復數性，淪為可有可無的工具。而后者指的是人文主義精神的永世長存，恰佩克認為科技的發展非但不能脫離人文主義，還應服務于人文主義。即使人類已被物理方法消滅，只要人類信奉的人文主義尚在，人類就可以作為一種永恒價值而存在。恰佩克在劇作尾聲呼應了《圣經》的《創世紀》，似乎在暗示人類可能就是某個已滅絕了的科技文明的產物和永恒的人文主義價值的結合體。當然，對人文主義精神的珍視，應該貫穿于科技發展的始終，畢竟如同劇作尾聲的豪賭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而且，對于阿爾奎斯特來說，這也是個遲到的幸福。

七、余論

《羅素姆萬能機器人》這部作品的意義不僅在于它讓“robot”一詞進入大眾視野，還在于它對后世科幻作品，甚至機器人學產生的影響。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我，機器人》（I， Robot）中提出的機器人三定律是為了保證機器人能造福人類，永遠不踏上反抗之路。而我國也在2014年創立“恰佩克獎”（The Capek Prize），目前該獎項已是中國機器人行業最具公信力和影響力的獎項。

當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發展日益成熟時，恰佩克百年前的科幻設想也許能讓我們仔細思考前進的方向。科技飛躍造成世界異化的現象在科技發展史上并不鮮見。在恰佩克的年代，互聯網是難以想象的事物，但現代的互聯網世界就是世界異化的例子。此外，人類社會也正在經歷復數性的喪失。有跡象表明，科技迅猛發展帶來物質的極大滿足，不僅沒有讓人變得更具創新能力和更積極地參與到公共領域，反而使得人與人趨同，讓人在行動上變得消極。人類科技也正在逐一實現世界各宗教中神所擁有的超能力。實際上，人類發展科技，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都在逐漸把神趕下神壇。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老羅素姆的一項意外發現使得人類從勞動中解放，而百年后的今天，人類社會的許多勞動領域也已被機器人所取代，我們也只能衷心希望羅素姆機器人公司的悲劇不會假戲成真。

注：

①捷克作家克里瑪曾指出劇中每個人物名字的含義：布斯曼（Busman）意為商人（英語businessman），可能是一個猶太姓；法布里（Fabry）意為制造、建造（法語fabrique）；蓋爾（Gall）取自古希臘名醫加侖（Galen）；哈勒邁爾（Hallemeier）意為市場大廳管理者（德語）；阿爾奎斯特（Alquist）意為某人（拉丁語aliquis）或最受青睞的（西班牙語elquisto）。

作者簡介

林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西方語言文化學院波蘭語教師。主要興趣為中東歐文學、認知語言學等領域。

本文轉載自《科普創作》2020年第3期，轉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