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想和任何人綁定” ——解碼Z世代的文學寫作和精神圖譜
當下中國的文學界有一種最新的現象,那就是Z世代文學的興起。所謂的Z世代文學,指的是1995年以后出生的最年輕的一代人所從事的文學實踐。很多文學期刊紛紛開辟專欄或專題,集中發表他們的作品,他們的寫作,也獲得了批評界的關注,有關他們的評論與研究也見諸報刊,他們的寫作,已經成了當代文學大潮中的后浪。
Z世代文學的歷史性興起及其頗受重視的文學境遇,Z世代作家的精神特征與創作特點,值得我們關注。
長期以來,人們常常簡單地以十年為界,將中國當代作家劃分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和最新的“00后”等幾個代群,雖然省心省力,卻又顯得不夠精要。
代際劃分作為一種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通常總是以那些能夠深刻影響一代人精神性格與命運的重大歷史事件及相應的社會歷史轉型為界來劃分前后兩代人。迄止于今天,人們往往將1995年互聯網普及后出生的一代人命名為“Z世代”。以網絡的普及作為依據,恰好也符合我們中國“90后”和“00后”們的特點。他們與西方的同齡人一道成了出生伊始就伴隨著網絡數字文化,沉浸于數字化生存的“數字原住民” (Digital Natives),因此,我們對目前“90后”“00后”的寫作,稱為“Z世代文學”。
Z世代的數字化生存建構和塑造了他們不同于以往代群的主體性。相對于印刷文化對主體的建構所形成的深度注意力,Z世代的認知特點,更加具有淺表性——即快速、即興、碎片化、缺乏深度,是與深度注意力相對的淺表性的注意力。Z世代的作家與詩人,相對缺乏思想深度與精神重力,缺乏他們這個年齡所應具有的青春激情,被認為是不夠投入與執著,可以從他們“輕淺”的主體性中尋找到答案。
輕淺的主體性,使得Z世代作家迥然不同于他們前一代以郭敬明等為代表的反叛、頑劣和青春飛揚。Z世代作家相對弱化激情與歡樂、喜悅與幸福,也弱化痛苦、憤怒、反思與批判之類的具有深度與力度的精神特征,他們的精神特征,倒是更多地具有“反諷性”。無論是對自我、對他者,還是對社會現實等外部世界,抑或是在情感與價值觀等方面,他們更多地都是采取反諷性的精神姿態。
Z世代作家也常通過書寫他們的成長,建構和表達著自我和主體。像顧拜妮、蔣在、賈若萱、渡瀾、楊帆和李子麒等作家筆下的Z世代人物,很多都有反諷性。顧拜妮的小說《奇怪的人》,寫的就是典型的Z世代少年,他們深受二次元文化的影響,沉迷于網絡,雖然也很特立獨行,向往自由,試圖發出自己的獨立聲音,但在最后,卻又總是無奈地接受所面對的現實。出生于1999年的蒙古族作家渡瀾曾經以其《傻子烏尼戈消失了》《去看烏嘎跳舞》和《昧火》等小說令文壇矚目,在Z世代作家中獨具個性,具有豐沛、卓異的才華與想像力,但在她的筆下,Z世代的反諷性格仍然很突出。比如在其《壞脾氣的鄰居》中,“我”被無端地卷入鄰居美狄婭式的憤怒,并在這種非理性的憤怒中感到“可怕”和討饒——“我無法與這規模龐大的憤怒抗爭”、“我被他們的怒氣震懾,蜷縮身體”,并且在最后深深地陷入一種夢魘般的驚恐不安中,難以擺脫。
實際上,在強大的現實面前,Z世代們的這種特性,在程川、張家瑋、朱光明、范俊呈、朱天歌、陳景濤和吉云飛等Z世代詩人的作品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像吉云飛的詩作《小鎮少年》和《宿舍生活》,恰好也是寫Z世代的“成長”。在這兩首詩中,曾經時常晃蕩于街機廳與臺球房,沉湎于電子游戲的小鎮少年,也在《宿舍生活》一詩中被以自我反諷的方式想像和描寫為一個成熟的“中年男人”——“他是一個和藹的中年男人,微禿,嘴角有點小狡黠/講著大家都認為很對的話/在講壇上,人五人六/他知道讀書無法抗拒這種無聊”。反諷性的形象,異常生動與鮮明。Z世代們對現實,往往就是僅止于反諷,最終卻總是接受與順從。這樣一種精神性格,也許具有安穩或務實的一面,但是在內心里,我更希望他們青春似火,昂揚激越、堅韌頑強,富有理想,朝氣蓬勃。
Z世代作家與詩人是目前最年輕的文學代群,他們的寫作重點,自然是愛情與婚戀題材。Z世代文學中的愛情,已經不同于我們以往對愛情的理解,而是體現出一種“愛無能”的情感狀態。按照心理學的定義,“愛無能”指的是個人對于包括深刻愛情在內的深度情感難有興趣或無所適從的精神狀態,也許這也是Z世代作家淺表性的認知特點所導致的結果。
Z世代文學中的很多詩歌如阿海的《秋天》、廖承佳的《姑娘》、張小榛《世俗的愛情》和黃建東的《思念日記》《感情生活》等,寫的都是愛無能的情感狀態,不過在此方面,還是以Z世代的小說更為明顯。在顧拜妮的小說中,不僅《表哥楊日》中的“楊日”和《菩提旅館》中的“周明”等人物的所謂愛情故事無愛且荒誕,像《金魚》和《天堂給你們,我只要現在》等作品中的人物對愛情的諸多追問,更是揭示出了“愛情”的可笑;顧拜妮以反諷的方式解構著“愛情”;而蔣在則在《小茉莉》《叔叔在印度》和《舉起靈魂伸向你》等域外題材的小說中,以“我”和婭姆等Z世代留學生對愛情的“無所適從”和可笑的落空,揭示出他們的“愛無能”;至于賈若萱,除了在《事已至此》等小說中書寫婚姻的無愛或荒謬,更是在《夜行》《麥收時節》和《被折疊的光》等小說中,書寫了Z世代年輕人情感的空洞。特別是在《被折疊的光》中,主人公“桃桃”一方面在“愛情”上平靜和理性地與周博文、林茂相處或周旋;另一方面,她與徐雅璇的友情甚至與父母間的親情,也都顯示毫無波瀾的空洞與游移。小說的主要內容,寫的就是“桃桃”與異性、與朋友、與父母之間的復雜關系,但卻很少有親密性的情感內涵,這一點如“桃桃”在作品中所說的:“也許我不適合親密關系,我想到,世界上有些人就是不適合親密關系。她們不想和任何人綁定。”我以為中篇小說《被折疊的光》,不僅是賈若萱,也是Z世代作家奉獻給我們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小說對Z世代作家和Z世代青年人精神與情感狀態的表現,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青年人是我們的未來,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希望所在。Z世代的作家與詩人,往往都有很好的文學與文化素養,他們技藝嫻熟,文字與寫作水平高,又被文學界廣泛關愛,深得厚望,因此非常順利地走上了文壇,并在短時間內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文學現象,他們需要在精神和思想的深度方面不斷地加強,一定能夠真正地走向成熟,走向更加開闊的未來。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