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態文學播撒“綠水青山”的種子
李青松,生態文學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第六屆魯迅文學獎評委。長期從事生態文學研究與創作,已出版專著十余部。代表作品有《開國林墾部長》《哈拉哈河》《穿山甲》《萬物筆記》《獼猴桃傳奇》《粒粒飽滿》《遙遠的虎嘯》《一種精神》《茶油時代》《大地倫理》《薇甘菊:外來物種入侵中國》等。曾獲新中國六十年全國優秀中短篇報告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北京文學獎、呀諾達生態文學獎。
這些年,生態文學發展勢頭很猛,相關題材也很多,許多人都來對生態文學進行定義、命名、概括、歸納和闡述,他們各有各的主張和論述。生態文學并非行業意義上的文學。按我的理解,生態文學是以自覺的生態意識,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強調人的責任、擔當和使命。生態文學關注的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自然背景中的人,而是人與自然的關系。
生態文學是關于人與自然、人與萬物的關系學
生態文學與自然文學幾乎就是同義詞,但不能說自然文學就是生態文學。生態文學的產生大約在1866年之后,它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文學。而自然文學更久遠一些,是一種把自然作為書寫對象的作品。生態文學與自然文學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就是看作品中是否具有自覺的生態意識。唐代的詩僧寒山是中國自然文學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多美的意境啊,但詩句中對自然的描繪應該歸于自然文學,而不是生態文學,因為里面沒有生態自覺。
如果說“文學就是人學”,那么生態文學是關于人與自然、人與萬物的關系學,所以生態文學所描述的不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怎樣的,更重要的是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蘊含了一定前瞻性和美學的內容。生態文學是追求美的文學,這種美是人和自然共生、共融的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屠格涅夫和普里什文的作品還不能算是生態文學,只能說是描繪自然的文學。因為在他們的作品中,人還是處在中心的位置,大自然不過是背景。
生態文學是隨著生態問題不斷出現而產生的一個文學門類,帶有強烈的憂患意識,甚至具有喚起人類警醒的意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生態問題日益嚴峻,甚至危及人的生存的背景下,中國涌現出了一批生態文學作品,狀如井噴:徐剛的《伐木者,醒來》、沙青的《傾斜的北京城》、陳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郭雪波的《沙狐》、烏熱爾圖的《七叉犄角公鹿》、姜戎的《狼圖騰》等。
如今,綠色發展成為了時代的主題。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國家先后實施了退耕還林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三北防護林工程、濕地保護工程、藍天保衛工程、江河治理工程,以及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建設等重大項目,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生態狀況。
“文脈與國脈相牽,文運與國運相連”。回眸和梳理新時代文學創作情況,我們欣喜地看到,此間,生態文學日漸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創作愈加活躍和興盛,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作品和代表性的作家,如:梁衡《樹梢上的中國》、何建明《那山,那水》、韓少功《山南水北》、徐剛《大森林》《守望家園》《地球傳》、劉醒龍《上上長江》、阿來《三只蟲草》、李娟《遙遠的向日葵地》、李成才《影響世界的中國植物》、王樵夫《縱馬草原》、李樂明《這般花花草草有人戀》、舒志剛《野馬風云》等。他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記錄了這個綠色發展的時代,呈現了人與自然一種新的關系,生動詮釋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
生態文學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
生態文學所持的生態整體觀——大地完整性——即不把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這并不意味生態文學蔑視或反人類。恰恰相反,生態的整體利益是人類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價值。人類只有放棄或者矯正一些糟糕的行為,不把自己作為自然的主宰,才有可能逐漸遠離生態危機。
生態文學主張,人應當過一種從容不迫的生活,同時去感受生命的教誨,在簡約中體味生活的意義。生態文學與窮奢極欲逆向而馳,它從生態問題中來,到人的靈魂里去。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抗爭與征服,而是一種融入與回歸,應該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使命和責任。文學,是人學。而生態文學,則是生命萬物之關系學。
生態文學提醒我們,永遠不要為了目的而忘了初衷,要適當慢下來,穩下來,要時常回頭看看來處,要時常想想我們為什么出發。雖然生態文學不能直接改變生態狀況,但改變人們的思維和觀念,甚至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則是完全可能的。
近些年,生態文學之所以呈現蓬勃的生長態勢,與主流媒體和相關刊物及網站的助推密不可分。《人民日報》《人民文學》《散文百家》等刊物,不吝版面傾力推出“生態文學”主題的作品,關注生態文學的作家也越來越多,如陸梅、楊海蒂、周曉楓、鶴蜚、吳穎麗、劉慧娟、凍鳳秋、劉慧春、葉淺韻、賈志紅、楊瑛、楊亞麗、哈森高娃等均有特色鮮明的生態散文作品。
同生態文學創作相比,生態文學理論研究和翻譯評介更為絢麗多姿。首都經貿大學、北京林業大學、蘇州大學、山東大學、蘭州交通大學等高校的專家學者對生態文學的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程虹、施戰軍、李炳銀、魯樞元、李朝全、丁曉原、胡穎峰、程相占、劉青漢、朱明東、劉秀娟、王麗梅等或有專著,或有撰述。還有一些學術和理論研究刊物對生態文學研究也給予了特別關注。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當代作家評論》等。各地以生態文學為主題的文學活動異常活躍。深圳市大鵬區、山西省沁源縣、浙江省常山縣專門建立了生態文學創作基地,組織作家采風創作。
傳統文學與生態文學最大區別就在于作品是否具有自覺的生態意識
在我看來,傳統文學與生態文學最大區別就在于作品是否具有自覺的生態意識。
比如,《水滸傳》里施耐庵可以盡情地描寫武松打虎的場面,但生態文學作品就不能那樣寫了。生態文學作者時刻要清醒的是——你作品中涉及到的野生動物,或者植物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規定保護的,是不是列入到了瀕危物種保護名錄里。如果,國家法律法規明文規定保護的,或者已經列入保護名錄中的野生動物和植物,那你下筆就要慎重了。至少你要傳遞一個信息,它們是不能隨便捕殺和食用的,要保護——這就是生態文學的功能。
我在創作《哈拉哈河》時,就遇到這樣的問題。早年間,在東北林區,家里來客人,餐桌上擺一碗飛龍(花尾榛雞)湯是很有面子的。滿漢全席也斷斷少不了這道菜。飛龍肉,的確是美味。然而,今天飛龍是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了,你就不能信馬由韁地寫了,文中一定要交代清楚。
文學有什么影響?有人說,文學是月亮倒映在湖里的影子——看著有,撈著無。但是生態文學是有用的,我們通過研究幾個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可以判斷出:生態文學不僅能看,還有巨大的影響力。
第一位作家是亨利·戴維·梭羅。梭羅《瓦爾登湖》的出版并不像現在這樣有許多個版本。
1854年這本書出版的時候總共才2000本,還賣不動,但是《瓦爾登湖》對人類生態史的貢獻是巨大的——這本書影響了世界的生態保護意識。
第二位作家是約翰·繆爾。繆爾是一位徹底的自然保護主義者,是真正意義的生態文學作家。繆爾在1869年夏天里,他一直跟羊群生活在約塞米蒂區域。4個月后,他寫出了《夏夜走過山間》這本書。之后他又寫了一本《我們的國家公園》,這本書使他成為“國家公園之父”。在書中,繆爾用文學語言闡述了國家公園,盡情呈現了國家公園的美。這本書喚醒了美國人的國家公園意識,甚至影響了美國總統。1903年,羅斯福總統與繆爾一同用4天時間在約塞米蒂考察,并就自然保護問題向他討教。羅斯福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的談話比他的文字更能打動人心”。羅斯福還說:“美國立國不是為了一時,而是為了長遠。”1905年,美國國會通過議案——在全美范圍內建立國家公園體系。至今,全世界已建國家公園6000多個,包括中國大熊貓國家公園和三江源國家公園等10個國家公園在內。
第三位作家是法利·莫厄特。莫厄特是加拿大人,二戰結束后,莫厄特被政府派往北極地區考察“狼災”,因為北極地區不斷向政府告狀:當地馴鹿急劇減少,罪魁禍首正是狼。一年半的時間里,他不僅調查信息,而且與狼接觸,親自觀察,最終認為情況并不屬實:“狼捕食馴鹿的數量十分有限,毀滅馴鹿的真正元兇是人和人進行的商業貿易。”莫厄特是地球上第一個走近狼的世界的作家,也是地球上第一個站出來為狼辯護的人。《與狼共度》的俄文版在前蘇聯出版后,引起巨大反響。前蘇聯出臺法令,禁止捕狼。這本書不僅影響了一個政府的法令,更是影響了一個物種的生存。
第四位作家是安妮·普魯。普魯85歲的時候寫了一部生態文學作品《樹民》,這本書可以說是生態文學歷史上最新的作品,它在美國的出版時間是2016年,但在中國出版是2020年7月。這本書寫的是17世紀末,兩名未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在大變革的時代中離開法國,來到加拿大的原始森林中,希冀由此改變命運,開拓未來。他們遷徙、逃亡,征服遮天蔽日的古老森林,也被森林所征服。在其后300年的歷史長河中,他們的子孫后代在這片大陸上歷盡悲歡。這本書的可貴之處是認識到了人與自然的這一切,最初的年輕人早就沒有了,但他們的后代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然、重建自然、恢復自然。
這本書讓我們看到的是希望,而不是悲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與自然是生命的共同體,這樣的認識,是人對自然的認識的一個飛躍。
青年作家要通過親歷和體驗去創作生態文學
青年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我希望在生態文學作家的隊伍中能有更多的青年作家的身影。青年作家需要認識到,生態文學在一定意義上是主題先行的文學。有人曾提出批評,認為生態文學作品還沒發表就已經知道所表達的意思,但生態文學的使命就是如此。
生態文學的主題一定是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主題先行還體現在境界,作品不只是揭示生態問題、人性的丑陋,它所追求的是“美”,這個美不是辭藻的美,而是構建人與自然共建共融、和諧共生、生命共同體的美的境界。
生態文學強調親歷性和體驗性。青年作家必須清楚,生態文學的寫作素材不能是道聽途說得來的東西,更不是悶在書房里或者酒店里生編硬造出來的東西。它的體驗性和親歷性要求把你的那種觀察,那種“置于自然中的感覺和感受”寫出來,把你的認識表達出來。
生態文學不圖熱鬧,遠離喧囂,也無意追逐物質層面的繁盛,它注重的是生命內在的豐沛和高貴。生態問題的本質是人的問題。生態文學通過獨特的視角,呈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思生態問題中人的問題。或許,人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丟失了人性。近年來,我逐漸認識到,生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不是管理問題,甚至也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深層的文化問題。這就要求,生態文學必須回到本源去——進入人的內心。我們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們對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們對于發展的巔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審視和思考,是生態文學萬萬不能忽略的。
克服現代化的輕率和功利,將生態意識和自然倫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們民族文化中,把生態文明的種子播入每個人的內心。——或許,生態文學的使命和責任就在這里。
今天,生態文學的發展勢不可當,不僅在報紙雜志中占有重要的文學位置,評論與理論也在不斷跟進,我們也有了以浙江江山市生態作家協會為代表的團體組織,還有其他如生態文學社、生態文學創作基地等,生態文學已經成為了一種文學現象,它的前景是廣闊的,大有可為的。
(祝春蕾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