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曉哲:拍照的朋友們
十余年前,一個拍照的朋友找上我,想和我合作一個專題,他拍,我寫。這個計劃很快夭折。談得上完成的只有“打鐵的父與子”。當時我們在多個熹微的清晨走進一個老巷的打鐵鋪(老巷現已拆除)。之后我們跟蹤過一個拉板車的八十歲老人,由于他子女的反對半途而廢(老人其實住在六層新樓,拉板車完全是出于個人愛好),以及一個五十歲未婚的牽馬單身漢,介紹認識的女孩后來成了我的妻子。我們還探訪過兩個養鴨戶。第一戶,聊了一個下午,幾天之后他向我咨詢開辦賭場的審批程序。第二戶,我們當夜就走進了她的鴨棚,去看鴨子生蛋。我們一致認為,通過看鴨子生蛋,可以更好地了解鴨子,而更好地了解了鴨子,就可以更好地了解養鴨戶的生活。邏輯上似乎不成問題。問題是那年夏天太熱了。我們打算推遲一陣子,這事居然就這樣完了。唯一留下的是一篇叫《睡鴨》的游戲文章。《鴨子與先知》里有關鴨子生蛋的細節,就來自于這篇文章。
這次失敗的合作倒沒有影響我和朋友的友情。之后我通過他認識了一群拍照的朋友。起初,我沒打算跟他們一起拍照。我聲明照片只是依賴于機械的可復制品,但事實是我對后期處理發憷。朋友們告訴我,拍照可以吸引女性。那時我單身,婚姻問題一直困擾著我,于是就買了一臺照相機。沒過多久,我就帶著這個沒拍幾張的照相機,參與討論恢復了一個垂死的攝影論壇,還成了某版塊的版主。但論壇恢復沒多久又關閉了,因為主事者之間出了矛盾。朋友們分分合合,之后固定下來的,連同我在內一共七人。其中一人是職業攝影師,經營著一家慘淡的沖印店,我曾在那里接受過一期攝影培訓,技術沒學會,觀念卻入心了,這讓我一開始就陷入了眼高手低的窘境。其余五人,分別是:一個資深電視臺記者,一個市府里的老單身秘書,一個坐禪的佛系中年,一個八〇后億萬富翁,一個樂于調和的國企干部。我們成立了基金,組建了一個QQ群(名曰“照相”),時常在某個茶館里聚會聊天,看照片,談攝影,當然,喝酒居多。我酒量極差,一喝即醉,但依舊常常大放厥詞。我現在叫得出名字的大部分攝影家,如森山大道、荒木經惟、細江英公等,都是從聚會上聽來的。偶爾我也會問一下他們提及的人名如何書寫,更多時候,我只是佯裝知曉,點頭稱是,事后通過發音搜尋百度。
現在回想起來,有一陣子我大概對拍照十分投入。比如,經常帶照相機出行,購買價格昂貴的攝影集,入手尼康旁軸膠片機,且多次設想在老家配置暗房,設想攢夠錢去買一臺大畫幅相機,等等。我曾幾度在上班期間,帶著旁軸膠片機和資深記者一起街拍,當時我工作忙碌,隨時可能被領導叫喚,也因此出過差錯。我和朋友們曾在一個深夜走進延綿的勝利塘,當時那里一片荒蕪(現已成為公園),附近唯有一個叫“上海花園”的別墅區,在更久之前出過攔車搶劫的命案。我們也曾在一個雪夜驅車到旭陽路的盡頭擺酷拍照,去一個山村的荷塘拍照差點被一個醉酒的村民毆打,在一個山間野味館的酒后走進大山深處,迎接一陣陣土狗的狂吠。在我結婚的那個晚上,數臺照相機齊齊對準我和我的妻子,那場景就跟明星出場似的。在被我稱為本世紀最大的光棍節(2011年)的那天深夜,我們在露天排擋里吃夜宵,又和鄰座的陌生女人喝酒,對她們狂拍一氣,之后乘著酒興一路掃街,資深記者又差點被揍了一頓,當著對方(一個壯漢)的面刪掉了照片。我記得那天我起得很早,在小區附近的城中村轉悠了一圈,拍下幾個上學的孩子,還去了趟老家,又趕回市府加班,在幽深的走廊和絢麗的窗口發呆,最后,才和拍照的朋友們聚到一起。我很喜歡那一天拍下的照片。那是我最后一個光棍節。幾天之后,我就訂婚了。
接著我很快結婚,很快當上爸爸,很快對爸爸的角色樂此不疲。我的鏡頭不再涉及外部,而是只對準家庭。我和朋友們的聯絡由此漸漸變少。這期間我們的聚會轉移到佛系中年騰空的老家。我們似乎不再談攝影,而是只喝酒。也是在喝酒中,我漸漸地知道,朋友們的生活也在變化。職業攝影師關閉了那家慘淡的沖印店,他去了杭州,一年之后,又只身回來。老單身秘書依然單身,但轉型為健身愛好者,活得越來越像個明星。八〇后富翁越來越富,直到財富的增長超出他的心臟負荷能力(我建議他把錢轉給我代管)。佛系中年升級為爺爺,面目愈發慈祥,也愈發像一尊彌勒佛。國企干部依然古道衷腸,以張口就來的情色笑話調和著生活氣氛。資深記者辭去了單位的中層職務,把寶馬小轎車換成了長城越野車,一路游走新疆、西藏、甘肅等地,還追隨阮義忠、駱丹研習攝影。即使在疫情期間,他都在一日不落地拍攝他的“圍城記”。有一回,我從老家返回市區,看到一個人在一塊工地上拍防疫橫幅,馬上掉頭確認,果然是資深記者。那時,樂清尚在“封城”。
我們七人終于很少再聚到一起。最近的一次,還是因為其中一人家里的白喜事。我們送了人情,一起在一家茶館喝了一會兒茶(酒),約定某個時間再聚,之后又都忘了此事。因為確實,我們中的幾個人,都離拍照很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