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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作品來自中央電視臺的紀錄片《花城》訪談實錄，是小說家畢飛宇和央視導演溫晨的文學對話。訪談以畢飛宇的處女作在《花城》刊發談起，將作者與文學期刊的命運相連，挖掘文學作品背后的故事。難忘的投稿經歷、獨特的文學主張和一代人對印刷體的崇敬之情，構成了一篇優秀文學訪談實錄的精神內核。

從《花城》開啟的文學生涯

導演：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作為一位著名作家，您的許多作品都非常值得借鑒。您能講一講您最初的文學路以及跟《花城》結緣的故事嗎？

畢飛宇：說起《花城》，我是充滿感恩的。對任何一個作家來講，他都有一個處女作，處女作的作用極為巨大，它是你的出生證，一個作家有沒有出生證至關重要。

我的寫作是從全民文學的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從傷痕文學開始，中國的大地上興起了一股巨大的閱讀浪潮，這股浪潮同時也伴隨著漢語小說的現代化。這對我們這一代作家來說，文學和漢語是全新的，真的是摸著石頭過河。在那個時候，一個年輕人要想破土極其困難，千軍萬馬都積壓在文學期刊上面。

作為一個文學青年，我到處投稿，也沒人搭理，很灰心。其實當時的刊物很多，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可是我也挑，我的心里有一個尺子的，我就是喜歡那五六家刊物，作家的出身其實也是可以挑的。1990年，我的耐心得到了回報，《花城》編輯部的朱燕玲給我寄來了一封信，我把信拿在手上的時候，其實就知道了結果。我故作鎮定，把那封信帶去了足球場，圍著操場不停地走，我知道我全新的人生開始了。后來遇到朱燕玲，她說，有一天她蹲在地板上，旁邊是像一座小山的稿件，她就拿著大信封，撕一個、看一個，這就看到我的稿子了。我的處女作寫于1989年，為什么到了1990年才被朱燕玲看到呢？它在編輯部里已經放了一年了，不要說沒人看，信封都沒打開過。如果我的處女作能夠在1989年被看到，被刊發，我的情況可能又不一樣了。當然，我沒有抱怨，能夠遇上朱燕玲，我的運氣已經很好了。我就是驕傲，我不想讓朋友推薦，我就是要用我的肩膀把它撞開，有點死心眼。所以我感謝朱燕玲，感謝她給了我嶄新的人生。實際上，如果我被錯過了，那是完全可能的。當然，也不是什么大事，我的意思是，什么也擋不住我對《花城》的感激之情。

紀錄片截圖

導演：您講得特別真實，您的摸索經歷了各種艱難，甚至有過壓抑和失落。在您心目中，《花城》是怎樣的一家刊物？

畢飛宇：《花城》在廣州，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廣州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每個人都知道，雖然改革開放的號令是從北京發出的，但它的步伐，它的雙腳，它的起始階段是在廣州。那時候有一個非常時髦的詞，叫“南風”，南風不是大自然里面的南風，南風是改革的風，是變革的風，南風的內容不是南方、東方和西方，南風的內容是世界，雖然它被命名為南風。可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經歷過自己的南風，南風改變了我的命運，給了我不同的人生。我的南風就是《花城》，它給了我不一樣的血液，還有敲門的聲音。在我們這一代作家當中，從《花城》起步的有好幾個呢。

在我們的當代文學史上，刊物非常多，但是，真正參與到當代文學進程的，對當代文學起到推動作用的，其實也就是那幾家。我不會把《花城》捧到天上去，那等于是自夸了，但是，它的開放性激勵了許許多多的年輕作家，許多年輕人喜歡去《花城》試一試，這里頭就有我。《花城》是年輕作家慈祥的姑奶奶，雖說它自己也很年輕。

我們這一代人對印刷體充滿崇敬

導演：您的處女作《孤島》，還有《青衣》等都刊在《花城》上。這是兩部什么樣的作品，您當時要講述什么，它們又是如何產生的？

畢飛宇小說《孤島》內文頁

畢飛宇：一個作家把作品寫完之后，首要的事情是社會化，是吧，否則就成日記了。對于我們來說，社會化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變成印刷體。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對印刷體充滿了崇敬。我先來說現在，在今天，一個孩子發一條短信，幾乎在同時，它就是鉛字了，一發出去，瞬間就可以社會化。我們這一代不同啊，是手寫的，經過了編輯，符合要求了，然后才能變成鉛字，也就是社會化。我的處女作《孤島》動筆于1988年，24歲，依照次序，下面就是1989年了，25歲。二十四五歲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干大事。我特別想寫一部我的《百年孤獨》，那當然是激情澎湃的。雖然我一部作品都沒有發表，可內心雄偉，毫無半點猥瑣。我所欠缺的僅僅是一個機遇，或者說，舞臺。你得讓我上去。《孤島》毫無疑問是一個仿制品，我一點也不臉紅，它就是模仿魔幻現實主義，它的使命就是打撈我們100年的歷史。回過頭來看，《孤島》就是一頭野牛，能量巨大，你能挑出幾百個毛病來，可對我來說，它非常珍貴，可以這樣說，我再也沒有體驗過那樣的寫作狀態，幾乎不可控制。它讓我明白了一件事，對我來說，所謂的寫作，就是和自己的能量做抗爭。差不多到了1999年，這種抗爭才慢慢趨向于平衡，這就是《青衣》了。《青衣》的價值就是1999年的價值，《青衣》的意義就是1999年的意義。1999年，世紀末了，世紀末的焦慮與疼痛一起襲來，我還能體會到什么？就是疼痛。疼痛來了，我必須喊一嗓子，對吧，我必須做出我的反應，我要把我的疼叫出來，這就是《青衣》。《青衣》后來的影響力是我沒有估計到的，回過頭來想想，也對，大家都疼，都沒來得及尖叫，你叫出來了，這就叫心有戚戚焉。它可以共情共鳴。是的，從1978年到1999年，我們是多么亢奮，它是希望，是汗流浹背，是沒有盡頭的未來，是懷疑，是期待、華美、憂傷、撕裂、撲空、不甘和疼痛。似乎是2000年的元旦，我一下子虛空了，好像明天能不能活著都成了一個問題，這是一個過于虛假的感受，根本不存在，可是，對我來說，這個虛假是多么真實，就在我的身體里頭。筱燕秋這個人物是在剎那之間來到我的書房的，我一口氣就拉出了一萬多字。后來我遭到了打擊，一個戲劇的業內人士要求我放棄，她讓我“不要丟人現眼”。可我不擔心丟人現眼，年輕啊，年輕的好處就在這里，不擔心，不恐懼。《青衣》到底寫了什么？我一句話就可以告訴你，在1999年，站在世紀末的交匯點上，我想表達無限華美的撕裂。為什么一定要華美呢？我至今也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想來世紀末就應該是華美的吧。至于我要寫什么事，寫什么人，使用什么樣的語言，那是我的事情，你不用管。寫好了是我的，寫不好也是我的，不用你負責。

畢飛宇小說《青衣》內文頁

導演：您講得非常精彩。從1994年到1998年，您集中寫了一些中篇和短篇，包括《明天遙遙無期》《楚水》《賣胡琴的鄉下人》《武松打虎》《生活在天上》等。從題目來看《武松打虎》《楚水》和《生活在天上》感覺意境高遠，思想的波瀾也是清澈可見，非常自我。請您介紹一下？

畢飛宇：這個有點難，1994年，我寫了《哺乳期的女人》，因為它得了魯迅文學獎，人們很容易把它歸類為我的“成名作”，下一個高潮就是《青衣》了，讀者們談論得也非常多。你剛才所說的一堆作品，正是介于《哺乳期的女人》和《青衣》之間的，這一部分作品大多刊發在《花城》。可是很奇怪，這一部分作品被談論得不多，專業的研究者們談論得也比較少，可能被《青衣》遮蔽了吧。這一部分作品我個人說的也比較少，說多了有點像叫屈，這就不好看了。這一波作品都有一個顯著的特征，那就是開始注重人物。——先鋒小說是不怎么在意人物的，對吧，我要改變自己，就必須有一個落腳點，那就是小說人物。

重點說一下《武松打虎》吧。《武松打虎》寫的可不是武松，而是武松的作者，他是施耐庵。我寫施耐庵當然有原因，因為施耐庵是我們興化人。這個說法即使史學上來講有疑問，可我們興化人不會去疑問。我想做一次施耐庵，這就是動機。事實上，我的這個動機并沒有完成，《武松打虎》被我寫成了傳說中的李白，這也是寫作中經常發生的事。《武松打虎》的關鍵詞是說書人、英雄、酒、月光、水里的月亮。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個小說里的說書人有一個特點，他必須喝多了酒之后才能把“武松打虎”的故事說好，可是，等他喝了很多酒之后，他已經分不清月亮和倒影的關系了，他飛向了月亮，也就是縱身一跳，死了，歷史戛然而止。每一個作家都有他的來處，這個來處很復雜，可以是家庭，可以是閱讀，也可以是他人生的際遇。可是不管怎么說，一個作家和他故鄉的關系總是特殊的。我從不承認我有故鄉，但是，你總有出生地，還有你長大的地方。對我來說，故鄉是什么？就是傳說，那些遠古的虛構。我在童年時代不懂得虛構這個詞，也不知道如何去虛構。等你長大了，你突然會發現，你所經歷的那些東西很可能被時光推到很遠的地方去了，越來越虛妄，而虛構卻永垂不朽。——我遇到過一個專門講述《武松打虎》的說書人么？當然沒有。可是，換一個說法，我認識的每一個人都在講述自己的《武松打虎》。我只借鑒一下索緒爾的說法，在我的想法里頭，故鄉性就是語言的共時性，故鄉就是這么一個話語體系，就是這么一個邏輯線索，一個作家能做的是什么呢？其實就是參與到語言的歷時性當中去，它能帶來不可思議的滿足感。在許多時候，所謂的作家就是一廂情愿，我就是歷史，我就在這個進程里頭，說書人死了，我來了。

導演：您憑借《推拿》獲得了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那么《推拿》取決于你對人的什么樣的認知，或者說揭示了怎樣的人性？這部作品反映了人性的哪些方面？

畢飛宇：《推拿》是死角里的人生，那些仿佛不存在的存在。許多人愿意把《推拿》看成一部為殘疾人鳴冤的書，這挺好，我不會反對。

《推拿》，畢飛宇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5月

導演：《蘇北少年“堂吉訶德”》在 2013年出版，取得了非常高的文學成就。您寫作這部作品的時候，時代已經發生了轉型，您能講講這部作品與時代轉型的關系嗎？

畢飛宇：《蘇北少年“堂吉訶德”》是部非虛構作品。非虛構，對我來講必須面臨一個挑戰，那就是你不能虛構。這本書對我來說不是一個美學之旅，是道德之旅。道德之旅總是艱難的，最大的困難是如何處理你的情感，你知道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你的判斷，抒情從來都是危險的，尤其是應急性的情感，它太虛妄了。情感本身就有立場性，情感的立場性時常會替代道德的立場性。所以啊，這本書我寫得非常糾結。別人是怎樣的我不知道，我寫得不爽，每天都小心翼翼地。這本書寫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這本書對我來說意義重大，對一個以追求真實、表達真實為使命的小說家來說，如何面對自己的情感，它起到了一個非常好的實踐作用。說白了，我提倡“信”言，當語言一旦走到了“信”的反面，語言只能是災難。老實說，作為一個作家，一個以語言為生的人，我現在一點也不樂觀，我們的語言現在到底是一個什么東西？到底在表達什么，我很悲觀。我們都會死去，后來的人只能通過我們留下來的語言來判斷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他們會得到什么？在得到真相之前，他們要處理多少數量的垃圾？作為一個父親，我覺得對不起孩子，我只想閉嘴。

導演：您講得非常精彩，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