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柳青寫作《創業史》，原本的設想就是“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著重表現這一革命中社會的、思想的和心理的變化過程”。在新中國建設初期，這不僅是一個宏偉的主題，也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柳青把他一生最好的年華都傾注在《創業史》上。他在中篇小說《狠透鐵》中有一句話：“如果世界上有享受和奮斗的分工，他負責奮斗！”這不啻是柳青自己的人生寫照！ 一生忠誠于黨、忠實于人民，篤定共產主義信仰的柳青被人們譽為“現實主義文學旗手”。柳青對陜西作家產生過難以估量的深厚影響。路遙視柳青為自己的“文學教父”。陳忠實在回顧《白鹿原》的創作歷程時說：“我從對《創業史》的喜歡到對柳青的真誠崇拜，除了《創業史》無與倫比的魅力，還有柳青獨具個性的人格魅力。我后來意識到這本書和這個作家對我的生活判斷都發生過最生動的影響，甚至毫不夸張地說是至關重要的影響。”

柳青創作照

柳青，原名劉蘊華，1916年出生于陜西省吳堡縣，1978年辭世。

柳青20世紀3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早期的短篇小說曾結集為《地雷》。1947年創作了第一部長篇小說《種谷記》，反映邊區農民生產互助合作生活。

柳青對外國文學作品較為熟知，有較高的外語水平，翻譯過英語著作。他還有較高的哲學、美學、文藝理論修養。

柳青是從邊區走向共和國的少數文化素養較高的作家之一。這個基點，為他提供了在當代文壇長足發展的可能性。然而，柳青生不逢時，在他的盛年和晚年，極左政治影響破壞了他的創作，妨礙乃至遏止了他的文學天賦的發揮。及至共和國走上正軌之后，他卻溘然長逝了！ 柳青的文學創作生涯構成了一個令人深深嘆息、也發人深思的悲劇。

《創業史》受到的爭議與關注

作為作家的柳青，其作品有多部長篇小說，有若干篇中短篇小說，還有散文、論文等，而其代表作無疑是《創業史》。這是作家后半生乃至畢生心血的凝聚，也是為他贏得千萬讀者、贏得當代文學史地位的作品。這部作品具有先天的重要性與復雜性，從而引起文學理論界對這部作品長期的關注與爭議。

《創業史》在所有反映新中國初期農業合作化的作品中，以其內涵的凝重與深厚，以其若干成功的人物形象，達到出類拔萃之境地。它一問世，立即獲得評論界的喝彩。但是，由于它自身客觀存在薄弱之處，評論界從1961年開始的一邊倒贊揚的現象不可能長久持續。1963年后半年嚴家炎發表《關于梁生寶形象》，發出了有限度的批評聲音。

嚴文對《創業史》的主人公梁生寶形象塑造提出質疑：“在土改后互助組合作事業的初期，實際生活中梁生寶式的新人還只是萌芽，而像他這樣成熟的尤其少。從好些事件和經歷看，如有些同志已經指出的，梁生寶都像作家在散文特寫中所寫的王家斌。然而較之這個生活原型，藝術形象的梁生寶有了許多變動和提高，政治上顯然成熟和堅定得多。王家斌想買地，這點在小說中被不留痕跡地刪去……除了從長安縣（今長安區）親身經歷的生活中作這些發掘、加高外，作家還研究和利用了全國各地先后涌現的大量新人新事材料……加以概括提高，突出了一些在后來歷史發展中逐漸普遍成長起來的新因素、新品質，從而塑造了梁生寶這個相當理想的正面形象。這個方向不能不說是完全正確的。然而，也正是在實踐這個方向時，方法上發生了問題：是緊緊抓住作為先進農民的王家斌那種農民的氣質，即使在加高時也不離開這個基礎呢，還是可以忽視這個基礎？ 是讓人物的先進思想和行為緊緊跟本身的個性特征相結合呢？ 還是可以忽視其個性特征？”

嚴文將梁生寶形象的藝術塑造方式的成敗得失歸納為“三多三不足”：“梁生寶形象的藝術塑造也許可以說是‘三多三不足’：寫理念活動多，性格刻畫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點離開人物的實際條件）；外圍烘托多，放在沖突中表現不足；抒情議論多，客觀描繪不足。‘三多’未必是弱點（有時還是長處），‘三不足’卻是藝術上的瑕疵。當然，這并不是指梁生寶形象藝術塑造的全部而言的……這個形象也有很多寫得好的地方，有成功的一面。”

很多評論文章對嚴文提出批評，認為梁生寶是成功的個性與共性統一的藝術典型。不只評論家們為梁生寶形象做出辯護，而且一貫對自己作品評論持沉默態度的《創業史》作者也一反常態，急迫發表文章駁斥嚴文，并且把這種藝術討論提高到了政治“原則”的高度。這難免偏激，招致物議，但在當時文壇的極“左”氣候下，也不難理解。其時，所謂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形象是文藝的根本任務這一教條尚未正式出籠，但在藝術實踐上，藝術家們已在執行這個教條了。似乎批評作品中“頭號”英雄人物就是批評作品整體。這是特殊歷史時期所發生的特殊文藝現象。

時至當今，人們已不難接受嚴文的批評。事實上，梁生寶作為藝術形象，在真實性上存在不足，其形象的豐富性、獨特性不足，典型化程度不高。

梁生寶形象塑造上的缺失，其形成原因，主要不在于作家的才力，而在于作家文藝觀上的局限。盡管柳青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作家，他也難免受到俗套的束縛。

柳青在創作中受到極“左”時風的影響，最顯著者莫過于“文化大革命”后，他在《創業史》再版時加上了批判劉少奇的內容：“土地改革以后，劉少奇等人散布的所謂‘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呀，‘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呀，‘四大自由’呀，‘確保私有財產’呀，等等，等等，造成干部思想上的混亂，社會上資本主義思想的泛濫，到1953年冬天才剎住了這股逆流。”

人們很難理解，一貫沉穩持重的老作家柳青為什么要緊跟這個“形勢”，趕這個浪潮呢？ 不久，劉少奇的冤案平反了，《創業史》又不得不刪掉這些內容。

其實，柳青修改《創業史》插入批劉內容的這一戲劇性情節的發生，并非偶然，是他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觀的某種反映。

柳青曾宣稱，《創業史》“寫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誕生”，也就是說，寫的是私有制的滅亡，公有制的誕生。這正是《創業史》的題旨所在。由柳青審定的《創業史》“出版說明”寫道：“《創業史》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長篇小說，著重表現這一革命中社會的、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

無疑，《創業史》和其他反映農業合作化的小說之為政治服務有所不同，前者深刻一些，后者膚淺一些。后者往往墮入寫“問題”、寫“政治事件”之中，前者寫了社會變遷中的“思想”和“心理”，這已進入較深層次。

《創業史》以主人公梁生寶的命運為軸心構思，這比起以理念、以事件為軸心構思小說顯然高明得多，但是，僅僅如此還不夠。《靜靜的頓河》也以主人公葛利高里的命運為軸心構思作品，但這二者又有區別。《創業史》關注的是梁生寶的政治命運，而《靜靜的頓河》關注的是葛利高里的人生命運或人性、人道主義命運。因之，文學意義上，前者顯得片面，而后者顯得深刻。在《創業史》里，直接表現政治斗爭，而《靜靜的頓河》則將政治斗爭作為背景處理，寫政治生活中人性、人道主義的扭曲與堅持。

誠然，蘇聯的社會、文壇與中國不同。要求柳青的文學觀與肖洛霍夫一致是荒謬的。柳青的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文學觀的形成有其歷史條件，我們不能苛求柳青。但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也有突破這種文學觀的嘗試，例如《小巷深處》《在懸崖上》及《陶淵明寫〈挽歌〉》等。

由此可見，柳青文學觀的局限，既是時代的，也是個人的。從柳青的知識結構而言，他閱讀最多、消化吸收最多的還是外國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他的理論素養也高出一般作家。他本來有希望取得更大的文學成就。然而，歷史的遺憾在于，他沒有突破這個局限。

舉家遷到皇甫村，一住14年

柳青在20世紀60年代及70年代，多次向文學工作者提出“三個學校”“六十年一個單元”的主張。這事實上也是他個人創作行為的規范和創作經驗的總結。

所謂“三個學校”，即是從事文學創作的人要終生置身于“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和藝術的學校”。在這三個“學校”里，一直學習到老，工作至死。所謂“六十年一個單元”，就是要把文學創作當作終生的事業，絕不可見異思遷。柳青本人正是這樣身體力行的。

共和國成立后，柳青創作了反映保衛延安戰爭的長篇小說《銅墻鐵壁》。這部小說，無論思想或藝術，都沒有達到作家預期的目的，也未能很好滿足讀者的需要。個中主要原因在于，作家并未親身經歷這場戰爭，他主要是依賴采訪記錄創作的，寫成長篇先天不足。柳青堅信，生活是創作的基礎。為了反映共和國的革命與建設，柳青決定深入生活。

1952年，柳青完成《銅墻鐵壁》后，任《中國青年報》文藝副刊部主編。為了深入生活，他毅然辭別京華的現代都市生活，舉家遷到陜西省長安縣皇甫村。他對神禾塬崖畔的一座破寺略做修葺，作為住宅。他身兼長安縣縣委副書記。為了和農民打成一片，便于工作和生活，他穿起農民的服裝，全家過著農民的清貧生活。

由于他的農民服飾裝束，曾幾次被省、縣機關的門衛視為農民而盤查。往往是碰到認識他的干部，才為他解脫尷尬。

柳青在皇甫村定居14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擾，他很可能終老于斯。

他在這里，以一個社員的標準要求自己，他以自己農民化而自豪。他屏絕了城市生活的享受，住農家院落，穿農民的衣服，吃農民一樣的伙食，以步當車，挎個小籃上集鎮打醬油、醋，買食鹽，和農民一起排隊購物，不認識的人，總把他當作一個農民老漢。

他扎根農村生活，不止個人付出了代價，連全家人也為之付出代價。柳青的妻子馬葳曾對《創業史》的責任編輯說：“我們家有兩個灶。小灶，專門給柳青的；大灶，我和孩子們的。客人們來了，都和柳青吃小灶……”這位編輯吃完飯到院中散步，無意間走進廚房，看見馬葳和孩子們“團團圍在一個大鍋旁，滿滿一鍋菜粥，沒有干糧，也沒有炒菜，每人捧著碗，就這么吃著……”這位編輯傻眼了：這就是著名作家柳青的妻兒所吃的伙食！

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緒，問柳青：“你生活這樣緊迫，為什么還要將《創業史》的全部稿費，都捐獻給皇甫村人民公社呢？ 一萬多元，你留下一部分不好嗎？ 你做得太過分了！”

柳青望著這位編輯，深沉而嚴肅地說：“我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變動，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我在這里，只想做好三件事：一是同基層干部和群眾搞好關系；二是寫好《創業史》；三是教育好子女。你想想，我身在農村，生活在人民群眾之中，誰都知道我寫書，宣傳和私有制、私有觀念徹底決裂。今天出書了，拿了巨額稿費，全部揣進自己的腰包，改善個人的生活，農民會怎么看呢？ 他們會說：‘這老漢住在這里寫我們，原來也是為他個人發家呀！’如果這樣，我還怎么在皇甫村住下去！《創業史》還能寫下去嗎？”編輯聽得心服，但仍激動地說：“你說得對！ 但是你們生活在農村，除了供應口糧外，吃菜和用具都在自由市場買，費用高于過去好幾倍。你也要考慮一下目前你們生活的實際狀況呀！”柳青說：“我是從實際出發的，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和我的家庭，只能吃苦、節儉，不能向生活在大城市的作家看齊。如果顧慮多端，只圖眼前利益，為自己打算，勢必影響我今后的生活和寫作，將來后果一明顯，懊悔不及。我以為凡是從實際出發的事情，即使做的時候，不那么令人愉快，也不得不做；相反的，不從實際出發的后果，可能更不愉快！”

柳青的中篇小說《狠透鐵》中有句話：“如果世界上有享受和奮斗的分工，他負責奮斗！”這不正是柳青人生的寫照嗎！

柳青的創作態度非常嚴肅，也特別能吃苦。他把創作稱為“爬坡”。為了寫《創業史》，他從1954年至1956年整整“爬”了三年“坡”。最苦，也是最關鍵的是1956年，這一年，他幾乎忘記了妻子，忘記了孩子，忘記了自己的身體，忘記了一切。他食不香，睡不寧，身體衰弱，長滿一身黃水瘡。事后他說：“那才真是‘脫胎換骨’，狼狽極了。終于闖過了這一關，吃飯，飯香了；喝茶，有味了；人也胖了。”

柳青的創作速度很慢，每天寫一張稿紙，有時還寫不滿一張。有人勸他，不可以寫得快些嗎？ 他笑笑，用手指指著他那光亮的前額，說：“不行啊！ 我是一個字一個字往出摳哩！”

柳青曾說：“人家都是坐著寫書，我是站著寫的。”他寫小說的時候，總是在房子里踱過來踱過去，他想好一段，覺得滿意了，停下來，站在桌邊，急急記下。之后，又踱步……他在創作上的毅力，令人驚嘆。

所以，1958年各行各業大放“衛星”時，他在有關會議上總是沉默不語。會議主持人一再動員他表態時，他為難地說：“我不會，我放不了……”他沒有趕時髦、趕潮流，回到家里，仍然靜心一字一字地寫作《創業史》第二部。

柳青把自己視為皇甫村的一戶社員，他曾幽默地向他人說，皇甫村有幾十戶人家都是農業人口，只有三戶非農業人口，一戶是鐵匠，一戶是修自行車的，一戶就是他——寫書的。1959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給柳青寄來16000元的稿費，柳青拿到公社，要求全部捐獻。有關人士勸他留一點補貼家用，他也拒絕了。他說：“公社正在發動社員籌資搞社辦工業，我也是個社員，為什么不要？ 其他社員都把自己每年的收獲交給集體，為啥不要我的？”后來，公社用這筆錢辦了個農械廠。分社時，公社領導征求柳青的意見。他說：“我已經投資公社了，怎樣處理，我不加干涉。”公社研究后，把這筆錢蓋的房子全部撥給了王曲醫院。

柳青原本打算在皇甫村終老，用畢生的心血完成四部《創業史》的創作。然而，天有不測風云，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風暴打亂了柳青的人生安排。十四年的皇甫生活結束了，造反派把他及家人揪回西安作協機關，他開始了接受批斗的非人生活。

柳青離開皇甫村，是切斷了他和生活的血肉相連的關系，也就是破壞了他創作《創業史》的特殊環境，這就注定了《創業史》夭折的悲劇。

柳青的晚年，有著龐大計劃

精明如柳青者，也無法安排自己的一生，或者說，受時勢所左右，他難以實現自己“六十年一個單元”，終生居住皇甫村完成《創業史》四部的理想。

柳青扶著拐杖、抱著哮喘噴霧瓶，挪動著艱難的步履邁進“牛棚”。但是，他仍高昂著瘦小的頭顱，眼里有著不屈的光芒。

每當造反派把他們揪出去示眾或批斗時，總是喝令“自報家門”。一般人都不敢對抗，而柳青與眾不同、獨樹一幟，他昂首挺胸，一字一字地清晰回答：“柳青，受審查的共產黨員！”

“四人幫”的追隨者暗示要“結合”柳青，他卻嗤之以鼻：“我不能和他們在一起，我不能拿我三十年的黨齡同歷史開玩笑！”他的高風亮節令人們敬仰。

在牛棚里，柳青的病殘之軀受到種種折磨，人格更是蒙受屈辱。1968年，他曾自殺過一次。事后，他如此回憶這件事：

那時，我確實想自殺，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反抗和自衛的形式。我在觸電時，心里很坦然，很從容，很清楚。電把我的手心擊黑了，燒焦了，我昏死過去，什么也不知道了。這是真的！ 肉體上是很痛苦的……當時，我的對手，想干什么？ 要干什么？ 等待我的是什么？ 我清清楚楚！ 我主動采取自己處置自己的手段，這是對付他們和改變我的處境唯一能采取的手段。我這樣做，是他們萬萬也沒有料到的！ 他們驚慌了！ 害怕了！不知所措，怕承擔歷史的罪責！ 正是這樣，我生還了。你不要從現象上看問題，盡管我主動采取自己處置自己的手段，但我可以告訴你，我對自己的信仰沒有動搖，我的精神支柱沒有垮！ 我在任何情況下，也不會消沉的！ 盡管我自己，我的親人，我的孩子，都付出了重大代價，但是，我們都有一顆純潔的革命良心，都有一顆隨時準備為我們的信念犧牲的決心！ 給我戴上了好幾頂反革命帽子，強迫我下跪彎腰，無休止地游斗；讓我挨餓受凍，不準我外出看病……這一切為了什么？ 不都是為了讓我屈服嗎！我不屈服，他們最終只能毀滅我的身體，卻毀滅不了我的思想、我的精神，我的信念！ 所以我沒有悲觀、沒有感傷，沒有卑賤的舉動，沒有損害別人的行為！ 我一樁樁，一件件回憶了我在“牛棚”中的所作所為，問心無愧，沒有任何可以指責的！ 我一生寫下了好幾部書，人民從來沒有否定過它，我能違心地把自己臭罵一頓，全部否定嗎？ 我不能！ 我尊重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決不糟蹋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決不人云亦云，決不出賣靈魂！ 我對我從事的事業，從來沒有懷疑過、動搖過，沒有這樣一個信念，我的精神支柱就垮了。有了這樣一個信念，我就敢于犧牲自己的一切！

柳青雖活了下來，他的妻子馬葳卻于1969年舍身于長安農村水井。柳青說：“她承受了來自各方面她所不能承受的壓力。她受到比我更大的痛苦與折磨。她在丈夫、孩子的生命全無保障，一家人的衣食住行全都走投無路的狀況下，最后選擇了這條路。她是想以自己的犧牲，揭露殘暴，喚起人們的同情，讓孩子們活下去！ 她走這條路，是她進行反抗、斗爭唯一能使用的武器！”

家破人亡的柳青失去了相濡以沫的生活伴侶，失去了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柳青從實踐中認識了“文化大革命”運動。他曾悄悄對“牛棚”的難友說：“這并不是真正的群眾運動，更談不上‘革命’二字。”他的心情也漸漸平靜下來。

柳青剛剛獲得“解放”，便設法到北京去看病。在運動中，他的身體已被折磨得變了相。在北京依靠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朋友的幫忙治病，得不到組織的安排，畢竟不是長法。無奈中，他給周恩來總理寫了封信。在信發出后的第七天，中央衛生部辦公廳奉命安排柳青去阜外醫院檢查身體。

周恩來總理生前曾囑咐柳青：“把身體搞好，把四部寫完。”柳青也抓緊治病，同時開始做修改《創業史》第二部的準備工作。

得知“四人幫”垮臺的消息后，在醫院的柳青，興奮異常，一向不大寫詩的柳青，也難以抑制內心的喜悅，盡情歌吟：

遙傳京中除四害，未悉曲折淚滿腮。兒女拍手競相告，病夫下床走去來。憂憤經年無吉日，歡聚一夕新春開。問訊醫師期何遠？ 創業史稿久在懷。

柳青一方面治病，一方面抓緊一切時間，修訂《創業史》第一部，加工《創業史》第二部。第二部的手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造反派抄走不知下落，柳青對抄家中的一切損失均不在乎，連抄家清單也不看一眼，唯獨對心血凝結的第二部手稿視為至寶，視為命根，憂心如焚。后來終于在一位熱愛文學的大學生的辛勞追尋中失而復得。柳青一時難以完成第二部的全部加工任務，只好先出版其上卷。雖然那是一個單薄的小冊子，但已是柳青于病中傾其心血所為，委實不易。

柳青的晚年，雖身體衰病，仍胸懷大志，有著龐大的工作計劃。他不只想完成《創業史》，想寫幾個中短篇，還想完成《藝術論》理論著作。當他后來發現自己身體難以支持時，只好改變計劃，傾其全力加工《創業史》第二部。然而，這個計劃也不曾完成。

柳青是一個聰明人，在他病情加重后，他已預感到時日無多，但他又是理智剛強者，能克制自己，不在孩子和朋友面前有所流露。一次，大夫剛剛查完房，孩子正好不在身邊，他悄悄地乞求大夫，說：“你讓我再活上兩年，有兩年的時間，我就可以把《創業史》寫完了！”有經驗的醫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忍著淚安慰柳青：“不要多想，不要多想！ ……”

在陜西省文藝界為柳青所召開的追悼會上，有一位老作家送了這樣一副挽聯：創業未竟身先死，千古文苑恨難平！

對于《創業史》，盡管人們一直在爭議，它也還要經受歷史的檢驗，但無論如何，它的四部如能全部完成、構成完璧總是幸事，而中途輟筆終究是一個令文壇無盡嘆息的憾事。

（本文作者趙俊賢，摘自《宅茲中國：文化自信與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徐曄主編，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12月第一版，定價：128.00元）

(文字由燕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