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母親的窗臺

——懷念我的母親

1968年10月我“初中畢業”，母親也開始了一次次地送我出門遠行。我先是下鄉，后去林場，然后到外地讀書，大學畢業后在北京和其他的城市工作。只有每年過年的時候回家看看父母。這種情況不是我一個人，應該是離家在外工作的當代人的常態。有時因事務纏身或別的什么原因，也可能就不回去了。如果不回家過年，母親一定是非常失望的。清代詩人黃景仁是宋代詩人黃庭堅的后人。他有一首《別老母》為歷代傳誦：搴帷拜母河梁去，白發愁看淚眼枯。慘慘柴門風雪夜，此時有子不如無。老家未必“柴門風雪夜”，但那時“有子不如無”倒是恰如其分。

母親第一次送我出門，是我下鄉的時候。離開學校下鄉那天，校園里很多同學都涕淚橫流哭哭啼啼，特別是女同學。我卻沒有任何難舍的情緒，早就偷了戶口本遷移到鄉下了。我非常希望早點離開家，自己出去過逍遙自在沒人管束的日子。那時母親還很年輕，一大早她送我到學校集合點，我們好像也沒說什么話。我匆匆將行李扔上汽車，人也上了車便絕塵而去。母親就像丟失了什么一樣木然地站在原地。然后我看見了她在擦拭眼睛，車漸行漸遠也就什么也看不見了。剛下鄉時不想很多事情，讀不讀書也無所謂。我們說是“初中畢業”，其實初中讀了不到一年就“文化大革命”了。還沒有思考能力的我，在流行思想的蠱惑下仿佛還很快樂。除了勞動，我們還成立毛澤東思想戰宣隊，節假日給農民演出節目，農民老鄉對我們也很好。但日子久了，就有了心事，什么心事也說不清楚。這時就想起了母親。于是，火急火燎地趕回家。看見了母親也說不出什么。倒是母親一再問起農活累不累，集體戶同學做飯能不能吃飽云云。看見母親仿佛就踏實了一些，然后就又回集體戶勞動去了。年輕時遇到問題或事情，首先想到的就是母親。其實母親也解決不了什么，但不知為什么，見到了母親事情好像就不一樣了。

1978年我考入了大學，這在家里成了一件大事。去大學報到的那一天，全家人送我到車站，就連平日不大和我們親近的父親也趕到了。他好像因為高興喝了很多酒，酒氣很重，笑呵呵地看著我上了火車。母親在弟弟妹妹的簇擁下非常幸福地向我擺手。在我印象里，這是母親送我遠行最高興的一次。不能說母親的傳統思想很重，因為母親不知道什么是傳統思想。但她知道考上大學我高興，街坊鄰居都很羨慕，于是母親就高興。她最樸素的想法就是男孩子要有出息。母親重男輕女的思想非常嚴重，她毫不掩飾對幾個兒子的偏愛。她不大考慮也從未談起妹妹們的出路，那時兩個妹妹還在農場呢。母親掛念她們，也操心，只是希望她們早日回家，能每天看見她們。

后來，我幾乎每年都要回到延吉看望父母。記得有一年我得了急性肝炎，回家休息。母親很著急，比她自己生病還著急。每天問我想吃什么，督促我吃藥。她能做的也就是這些了。那時我已經三十多歲了，母親還把我當小孩子一樣不厭其煩，這是只有母親對兒子才有的關愛吧。常年出門在外的人，大多在父母那里住不長，心里總是長草似的不踏實，住幾天我就要回北京，母親知道留也留不住。走的時候母親還是送我到車站。火車開動的那一刻，我看見母親哭了，她是太為我擔心了。深秋的晚風吹起她花白的頭發，她一邊向車上的我張望，一邊擦拭著眼淚，列車開動看不見我時才緩緩地離開站臺。那一刻，我發現母親老了，心里非常難過。但是，即便如此，我也沒有“不遠游”的想法，離家外出工作覺得理所當然。說有功名思想吧，也不全對。我們這個專業能“功名”到哪里去呢？說沒有這個思想也不對。“一為文人便無足觀”，但文人的功名思想是最嚴重的。因此，傳統的功名思想一定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無論我承認與否。現在想想，我還是不知道如何處理這個關系。功名真的那么重要嗎，或者功名真的不那么重要嗎？現在的我們，可能還會有“居于處”“進與退”的內心矛盾，但已遠不如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樣投入和誠懇，這些“宏大敘事”可能已經不再需要我們去思考，如果還抓住不放，很可能成為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但在我看來，事情可能不是這樣的。百年來，知識分子內心的期許并沒有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只是在不同的語境中，有些真實的問題被壓抑了，當語境發生變化的時候，那些被壓抑的問題還會凸顯出來。當然，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話語。更現實的問題是，如果你不努力，恐怕連體面的生活都不會屬于你，更遑論尊嚴了。

后來，母親真的老了。我再回家看望他們，離家的時候，母親因為關節炎走路開始困難了，她只好讓弟弟妹妹送我去車站或機場。臨行她總會問一句“還什么時候回來？”然后她和父親就站在窗臺后面看我們走向車站，向我不斷地擺手，看著我再次遠行。每次回到北京，留在我印象中的，就是窗臺前的母親。再后來，父親去世了。再離家的時候，窗臺里就只有母親形單影只的一個人了，她還是那樣地向我擺手。母親的眼睛已經不大好了，傍晚時分，她應該是看不清我們兄妹幾個的，可她還是不住地在擺手，我們向她擺手她其實也看不見。

她就那樣一直站在窗臺前。母親最后有幾個月的時間臥床不起，我再回去看望她，離家時，她站在窗前看我遠去的氣力也沒有了。我知道，母親可能一病不起了，我也知道，母親的目光一定還在窗臺后面，看我漸行漸遠的身影。

母親的身體一直不好，從四十多歲就開始不停地吃藥。心臟病、頭疼病、關節炎等滿身是病，經常感冒。一感冒就有多種并發癥，且難以痊愈。有時感冒幾個月才康復。回去看她時，她會說一些年輕時的事情。她讀過六年小學，粗通文墨。但年輕時其實就是為了生存奔波，養育我們五個兄弟姊妹，她的艱辛怎樣想象都不過分。母親還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人，她喜歡熱鬧，喜歡孩子們圍著她轉，喜歡過年全家人圍在一起吃飯；后來我每次回家，帶著她和全家人出去吃飯時，是她最高興的時候。八十多歲以后，她經常說氣悶。弟弟妹妹帶她去醫院治療時被告知，是間質性肺炎晚期，這是一種不可逆的疾病，沒有根治的辦法。肺部的纖維化使病人呼吸越來越困難，氧氣需要量越來越大，后來母親一天多就要一瓶氧氣。呼吸的困難把她折磨得死去活來，實在是太痛苦了。2019年2月25日，享年八十六歲的母親去世了。前一天，弟弟告知母親不好，我們心急如焚，以最快的方式往家趕。飛機還沒起飛，弟弟電話說母親走了，我們還是沒能見到母親最后一面。聊以自慰的是，二十天前的除夕夜，我幾經輾轉趕到了延吉，陪母親過了她人生中最后一個除夕。下飛機我們直接趕到殯儀館，看到母親羸弱的身軀安靜地躺在冰冷的棺木里，她顯得很平靜。她再也不用為兒女操心，再也不受病痛的折磨了。

母親的一生實在不容易。她十幾歲隨父母從山東臨沂闖關東。我沒見過我的姥爺，他早早就去世了；姥姥我也只見過一面，她也早早就去世了。母親很早就是一個孤苦伶仃的人。和父親結婚后，由于父親是林業建筑工人，常年工作在長白山深處，只有年節休假回家。父親調到延吉多年后的1976年，父親母親才算在延吉安定下來。父親不到六十歲就退休了，不到七十歲就去世了。雖然有弟弟妹妹在身邊照顧母親，但現在的生活方式和子女處理與父母關系的方式，無論我們怎樣理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與母親的期待和想象可能是太遙遠了。父親去世后的二十年來，母親內心的寂寞或悲涼，我們做兒女的是難以體察的。父親去世后，母親先是住在弟弟家。后來她執意要回自己家一個人住。從那時起我們為他請了保姆，但她用不長時間就將保姆辭退，有的則是保姆主動辭職。實事求是地說，母親的性格有偏執的一面，母親是一個不大好相處的人，弟弟妹妹可能給她換過十幾個保姆，也真是難為他們了。我非常感念我的弟弟妹妹們，他們對母親真是盡職盡責盡孝道了。當然，兒女為父母做什么都是應該的。但是，長久地服侍在身邊而沒有怨言，在今天真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其實，母親辭退保姆或不用保姆也許另有隱情，那就是她還是希望子女更多地在她身邊吧。

料理完母親的后事，我想這次是我送母親遠行了，是母親永遠不會歸來的遠行，世界上最疼愛我的人去了。人世間，母親飽嘗艱辛，天堂里，愿母親一切安好。我返程去機場的路上，又路過母親住了四十多年的樓房，臨街三樓的窗臺依舊在，但窗臺前永遠不會再有母親的身影和目光了。

2019年清明節

后湖邊的季先生

季羨林先生生前住北大后湖13公寓，我在北大讀書期間與同學散步到后湖，經常看到季先生抱一只貓在湖邊溜達。夕陽西下，垂柳倒影，季先生悠閑地踱步，神態淡然從容，和普通老人沒有什么區別。走近的我們問一聲“季先生好”，季先生便回一句“你們好”。然后依然從容地散步，我們依舊漫無邊際地閑逛去了。季先生不認識我們，我們也不好主動攀談。像我們這樣的學生應該有很多，敬仰季先生，也因敬仰生出敬畏，問一聲好已經覺得十分榮幸了。

有機會和季先生接觸、談話，是1995年春，我的延吉同鄉、也是知青時代的老朋友王文宏到北大做季先生的訪問學者，她就住在季先生家里。我去看王文宏，就一定會見到季先生。王文宏告訴季先生我是謝冕先生的博士生，然后他用濃重的山東聊城口音問我：“謝冕干什么呢？”后來幾次見到季先生，他都是問我同樣的話。他不是隨便問問，他問謝先生最近發表了什么文章，給我們上課講了什么內容。他對謝冕先生的關心是認真的。那時文學界都在討論賈平凹的《廢都》，季先生說“《廢都》可能會在文學史上留下來。”那時我們正在憤然地批判《廢都》，聽到季先生的話不免愕然。他又問：“謝冕怎么看《廢都》？”我說還不清楚謝先生對《廢都》的態度。季先生笑呵呵地點著頭，不再說什么。那時不懂“學”和“問”，居然沒有請教季先生關于《廢都》會寫進文學史的緣由。現在想起真是后悔不迭。許多年過去之后，再想想季先生對《廢都》的評價，才深切地體會到什么是大學者的眼光。

和季先生有限的幾次接觸，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一件是延吉的作家朋友徐振清來北大看我和王文宏。中午我在后湖的“北招餐廳”、也就是留學生餐廳請他和王文宏吃便飯。剛剛坐定，徐振清對王文宏說：“我能不能見見季先生？”徐振清的想法比較簡單也可以理解，到北大來了，見見享譽世界的大學者，也算是不虛此行。但王文宏頗感為難，王文宏是設身處地，每天住在季先生家，目睹了季先生的忙碌。著書立說、教書育人、接待來訪、社會活動等，讓一個耄耋老人幾乎沒有閑暇時間。但王文宏還是去13公寓請季先生去了。我提心吊膽不知結果如何。沒想到的是，也就一刻鐘，王文宏陪著季先生來了。我們都受寵若驚語無倫次。季先生坐下，和我們聊天，還喝了一杯啤酒。季先生說1992年他去過延吉，延邊大學副校長鄭判龍請他去講學。延邊人民非常熱情好客，回來后他還寫了幾篇散文發表。因為下午還要開會，季先生坐了一會兒，我們便送季先生回去休息了。王文宏說，她請季先生時，家里已經開始吃飯了，聽說有遠道來的客人要見他，他沉吟片刻就答應了。還說，人家從很遠的地方來想看看我，應該感謝人家。那次我們都非常感慨，我們見識了大學者是怎樣待人接物的。

還有一次，王文宏神色慌張地找到我，說把季先生家里的鑰匙丟了，她非常著急。我們一起到了季先生家時，季先生已經回家了。然后他請我們進房間和他聊天，聊的什么早已忘記，但季先生喜歡和年輕人聊天，聊日常和當下——因為我們沒有資格和他老人家聊專業，比如他懂的吐火羅語，世界上已經沒有幾個人懂了，那真是絕學了。丟了鑰匙對王文宏來說是個了不起的大事，對季先生來說那算什么呢？好像他再也沒有說起關于丟鑰匙的事情。現在，季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十年多了，但幾個熟悉的朋友還經常提起當年在北大后湖經歷的這些事。

2020年6月30日

布衣本色與貴族魂靈

——我所知道的王富仁先生

很早就認識富仁先生，但直接接觸卻很晚。大約是1995年4月，我去北師大家屬宿舍富仁老師的家，給他送畢業論文，請他出任我的答辯委員會主席。到富仁老師家時，小廳堂里煙霧繚繞，富仁老師就那樣坦然地坐在他自己吞吐的煙霧中，笑呵呵地接待了我。當時他正在看一本博士論文，很多地方都畫了橫線，是用蘸水鋼筆畫。那時富仁老師還在用蘸水鋼筆，不可思議卻也是一景了。他說，我現在也就是這個時候讀一些年輕學者的東西，是學習過程。他強調說，我說的是真的。這從一個方面反映了富仁老師的胸襟。

富仁老師大名鼎鼎。知道他是因為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鏡子》，讀過之后受到極大的震動。文章超越了陳涌先生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論的角度看待《吶喊》《彷徨》的思想框架，而是從思想革命、啟蒙主義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魯迅。這篇文章讓富仁老師名滿天下，成為魯迅研究最前沿的學者。嚴家炎先生、王信先生等，都曾贊不絕口。富仁老師雖然是當代最著名的現代文學特別是魯迅研究的大學者，但是，富仁老師的言談舉止、待人接物以及生活方式，一直保持著布衣本色。在文學所時聽趙園老師說過，他們這個專業之所以風氣比較好，主要是有幾位好的“帶頭大哥”，比如錢理群、王富仁等。趙園老師是何等人物，能入她法眼的肯定是大人物無疑。趙園老師在《送別富仁》的文章中說：“最初見到的富仁，穿了當時鄉鎮干部的那種劣質西服，秋褲褲腳露在西褲下，有十足的鄉氣。這種鄉氣在他，至死未變。無論在京城，還是在汕頭，生活上都習于粗糲。這一代人生長在匱乏年代，無論家世如何，都與‘貴族氣’無緣。富仁的以不變應萬變，自然不是什么生存策略，本性如此而已。較之其他朋友，富仁更能‘和光同塵’，古人所謂的‘不立崖岸’、與人‘無町畦’。倘生當古代，或許會是那種藏身陋巷或田夫野老間的高人的吧。”

然后，富仁老師如約來到了北大，在五院主持我的答辯。我和師弟兩個人答辯，整整一個上午。然后中午請答辯老師便飯。那時的富仁老師吸煙喝酒兩不誤，他常常是一手拿煙，一手端酒，就像用煙下酒一樣，氣勢不凡。在大學者中，有難得一見的親和力，與我這種知青出身的人，真是一見如故。這時，只見他倒了滿滿一大碗孔府家酒說：“繁華你一口氣把它喝了。”我就真的一口氣把一碗酒全喝了下去了。他說：“好！”他非常高興。結果可以想象，那天我是真喝多了，以至于答辯拍的三卷柯達膠卷全都不知散落何處了。我也因此沒有答辯時的任何圖片資料。畢業后，經常和富仁老師一起參加不同的文學會議，在山東大學還曾和富仁老師同臺講座過，他講上半場，我講下半場。那時無知無畏，竟然敢和富仁老師同臺講座，現在想起仍心有余悸。

2008年5月，由北京市文聯、廈門大學文學院、北京魯迅博物館聯合舉辦的北京文藝論壇——《魯迅·新文化傳統·當代文藝》理論研討會在廈門舉行。富仁老師參加了會議。晚飯后，郜元寶、謝泳和我等，陪富仁老師在大廳聊天。那天大家喝得都有點高，談話肆無忌憚，不僅高聲喧嘩，而且一直聊到很晚。謝泳聊到興奮處，立即到酒店商場給富仁老師買了兩條煙。那時富仁老師的名言是“戒酒保煙”，他已經不喝酒了，但吸煙變本加厲，如果是在會下，他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吸煙。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參加華僑出版社研討張煒的會。會上大家說了什么我都忘記了。只記得會議休息時，富仁老師一次燃起了兩支煙，同時放在嘴里吸，我吃驚得張大了嘴巴，傻傻地看了半天。富仁老師邊吸邊說：“這煙太不過癮了”，他的煙癮可見一斑。富仁老師喜歡和年輕人在一起，高興時他哈哈大笑毫不顧忌，針砭時弊口無遮攔。因此，富仁老師雖然是布衣本色，但他是貴族魂靈。這一點，趙園老師也感受到了。在同一篇文章中趙園老師說：“富仁不孔武剽悍，卻是個有血性、重情義的山東漢子，能為朋友兩肋插刀。有血性者會有富仁所說的那種‘脾氣’。無論理群還是我，都曾感受過富仁剛烈的一面，甚至犟，拗。我曾親見富仁的盛怒，拂袖而去，令周圍的人不知所措。他有自己的原則，為此并不遷就朋友。盡管那一次發作，事后看來，并不值得。但這也是富仁，即使發脾氣也非干一己之私。犟之外，或許還有些許霸氣，陳獨秀所說‘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 的那種。徑情直行，不左顧右盼，不介意他人的眼光，也不在意自己的‘身份’，即使為此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我自知屬庸常之輩，對富仁的決定不敢妄評。對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孤行己意的勇氣，毋寧說有幾分敬畏。凡此不便都歸之于地域，或只是他個人的性情。‘性情中人’已被說濫。所謂的‘真性情’幾人能有！”

我想，無論是布衣本色還是貴族魂靈，大概是富仁老師最有魅力的品性吧。也只有具有這一品性的人，才會有那樣果決堅毅的選擇，他是知識分子中的大勇者。富仁老師的離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學術時代的漸行漸遠。他和他的那一代學者，以他們的才華和思想，塑造或創造了一個學術時代，他們的學術氣質和學術抱負是不可復制的。2017年5月2日，富仁先生去世了。5月6日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了追悼會。我看到，富仁先生生前好友、同事和學生數百人為他送行。如今，三年多過去了，但富仁先生笑呵呵的身影還經常浮現在眼前。

“我愛中國，也愛社會主義”

——我所知道的釜屋修先生

釜屋修先生是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創會代表。也是日本當代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最優秀的學者，他在日本駒澤大學教書。因為專業關系，他經常來中國。那時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經常在國內各種中國當代文學的會議上看到釜屋修先生。釜屋修先生總是溫文爾雅沖淡平和，頭發花白，衣著整潔，戴著金絲眼鏡，一個典型的日本教授形象。每次見面他都會說：“有機會到日本看看吧。”友善又不失分寸。

早在1983年5月，釜屋修先生就創立了“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那時，中國也剛剛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當作一個獨立的學科，出版的當代文學史著作屈指可數。國外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困難可想而知。“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是最早也是唯一成立于外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他們每月定期舉行討論例會，不定期出版研究會刊。會刊有對中國當代作家的研究和評論，也有思潮和現象研究，甚至有中國文學近期的大事記。日本青年學者鹽旗申一郎、加藤三由紀等，都是研究會的骨干成員。他們的討論會不定期，但每年大約開五到七次，會址也不確定，有時在學校，有時在咖啡館。如有中國作家或學者到日本，可能的情況下，釜屋先生總是想辦法見到他們，交流他感興趣的話題或問題。釜屋先生的著作《玉米地里的作家——趙樹理評傳》，2000年梅娘翻譯的漢譯本，由北岳出版社出版了。這本199頁，十多萬字的書，是釜屋修先生眼中的趙樹理，他結構和提供了另外一個趙樹理的形象。因此是趙樹理研究的一件大事。

其實，這本書的部分章節，1976年就曾發表過，1979年1月日本出版了全書，書名是《中國的光榮和悲慘——趙樹理評傳》。釜屋先生還主編過中國當代作品集《同時代的文學》，收有魏微的《大老鄭的女人》等作品。

1997年8月20—22日，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首都師大中文系，清華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的“中國新時期文學中日學者對話會”在京舉行。與會的三十位日本學者和四十位中國學者，就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的進程與影響，九十年代文學的現狀與走向等問題，展開了集中而深入的研討。釜屋先生作為重要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后來白燁在當年第五期的《南方文壇》，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新時期文學 中日學者對話會在京舉行》文章，報道了會議的盛況。那次會上，我和釜屋先生經常交流和聊天，就算熟悉了。一年多以后，釜屋先生寄來了一封信——

孟繁華先生：

北京一別已有半年，一直沒有給您寫信，這是不好意思。八月回來，休息一會兒就是新學期，工作太忙，而且也有人事方面的工作很緊張。十月在日本中國學會年會前夜，按照每年的慣例開了“現代文學研究者集會”做報告，當然也報告北京新時期文學對話會的情況。另外，家里兩個女兒都離巢出飛。一個結婚，一個獨立，雖然還有一個男孩在大學讀書，但我們老兩口才能得到三分之二的“解放”了！

對話會的成果，在十一月我們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上做了一些總結，確認我們所獲得的成果的同時也研究過我們不足的地方。

所有與會者對對話的印象很深，一見到就談到對話會和會上認識的各位朋友的事兒。今年，我們的活動可以說獲得了一個劃期性的成就。

二十世紀快完了，二十一世紀快來臨了。以往的一百年是什么樣的一百年，將來的一百年又是什么樣的一百年，我們可愛而愚蠢的人類能不能將一百年的暴力和浪費拋棄、重新恢復世界的和平環境、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間的民主環境，改善被人類污染的地球環境，是一個很有困難而避不開的嚴重問題。

對話會經驗告訴我，我們的交流也已經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單說“友好萬歲”的日子已過去，今后，以更多的、更有現實價值的理解為基礎，進行真正的友好、坦率的學術交流。

當新年佳節之際，致以衷心的祝賀

并遙望你您一切如愿！

1998年正月

駒澤大學外國語部教授

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代表?釜屋修（簽字）

此將對話會的照片寄上?請收下

望今后還有許多機會交談（此行為手寫）

從信的內容看，釜屋先生是一位正直、誠懇的師友，也是一位心懷天下的學者。他談個人的家庭生活，也對世界和人類抱有熱切的關懷。

2000年，我受文學所委派，在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資助下去日本學術訪問。國學院大學的蘆田肇教授駕車到機場接我入住學校的校友會館。蘆田肇教授是經同事孫歌介紹認識的，他在國學院大學研究教授中國現代文學，曾編撰《中國現代小說珠玉選》。坐下后寒暄幾句，他就問我：“老舍小說中關于鞋上的云邊是什么意思”，這是他翻譯老舍小說遇到的問題。我說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這得問老北京人，一般人都不會知道。然后他問我要見哪些人，我脫口而出“釜屋修老師”。

第二天，釜屋修先生從相模野的家里乘電車到了澀谷，在一家咖啡店落座后，釜屋先生說，你終于到了東京。你看看我這樣安排你幾天可以嗎……。然后，他便帶我參觀日本民俗館，看美國橫街，到住友大廈頂層看東京全景；然后安排我在駒澤大學的講座，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成員見面，晚上在居酒屋痛飲啤酒等。記得鹽旗申一郎、加藤三由紀等青年學者都參加了。那時我不知道，釜屋先生已經患了嚴重的疝氣，走路很困難，那年他已經是六十三歲了，年齡不很大，但他是病人。他堅持陪我盡可能多走走看看，實在堅持不住了就到小店喝點冰水。七月的天氣，無論東京還是橫濱，包括相模野，實在是太熱了。釜屋先生大汗淋漓，衣服都濕透了，還帶我走街串巷。更讓我感動的是，釜屋先生請我到他相模野的家里住一夜。相模野離東京四十分鐘車程，是一個小鎮，街道整潔，有綠色的參天大樹，釜屋先生的府邸緊挨著一條小路。到府上后，釜屋先生的太太已經備好了晚飯。晚飯是“水炊”，類似中國的火鍋，但準備起來非常麻煩，釜屋太太大概忙了一天吧。吃飯時釜屋太太不斷地關照著。釜屋先生說：他喜歡中國，喜歡社會主義，但不喜歡中國的菜，中國菜油太多。當晚，就在釜屋先生家的二樓休息。房間并不大，簡潔又整潔。第二天，釜屋先生為我記了日記——

與孟繁華先生在一起（第二天）?釜屋修

7月23日（星期天）

早上7點40分左右起床，洗臉，吃早飯。坐9點07分的公共汽車走向JR橫濱線的“故淵”站。坐橫濱線到“櫻木町”。經過Landmark Tower 走到Inter-Continental飯店2樓咖啡廳休息。從飯店下面人工島坐上開往“山下公園”的小艇。經“法國山”走到“能看望港灣的公園”。公園有一對臺灣年輕情侶問我們“人形（娃娃）博物館在哪？”走到“大佛次郎紀念館”不進去，去“縣立神奈川近代文學館”，在館里一家小咖啡店吃三明治后看“近代文學與神奈川（4）——昭和文學（2）：從敗戰到現代”展示。又去看“橫濱外國人墓地”。回路經中華街，關帝廟，橫濱棒球場到關內站。坐“京濱東北線”，在橫濱換“橫濱線”回“淵野邊”，打的回“釜府”。今天不住“府上”，就到離府上3分鐘的老人年金基金會的福祉宿舍“相模野（SAGAMINO）”報到。休息一會兒，7點在食堂吃晚飯，7點50告別，約明天9點釜屋來接。今天也太熱，肯定有34-35度吧！

釜屋先生待人接物的周到和細致，從這份“日志”中一覽無余。

第二天，我要趕回東京，蘆田肇先生要帶我參觀NHK節目的錄制和播出。釜屋先生和太太步行送我到車站，說，如果有時間可以再到家里來。我鞠躬感謝兩位老人的盛情。

回北京后，釜屋先生總是把新出的會刊寄給我。他還在會刊上報道了我在日本訪問和講座的消息。釜屋先生對人的誠懇、耐心和周到，讓人非常感動難以忘記。釜屋修先生是2013年2月2日因病逝世的，享年七十六歲。后來，通過報道我得知，釜屋先生委托加藤三由紀女士，將其生前珍藏的兩大箱研究趙樹理的書箱贈送給了中國趙樹理研究會。作為一名日本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釜屋修先生堅持研究趙樹理幾十年，又將自己珍藏的研究趙樹理的書籍贈送給中國趙樹理研究會，更是令人感佩不已。釜屋先生去世七年了，但每每想起與釜屋先生相處的日子，他的身影便猶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