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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春風文藝出版社推出的“布老虎”叢書風靡一時。5年后，它又進軍兒童文學，“小布老虎”叢書為小讀者們帶來的第一個形象是秦文君筆下的“朱多星”。

《調皮的日子》中的故事接續了秦文君《男生賈里》《女生賈梅》《小鬼魯智勝》《小丫林曉梅》這一系列的幽默特征，但僅僅幽默是不可能讓一個形象在孩子們心中保持固定位置的。甚至像后來大賣的《男生賈里》在出版伊始也并沒有很高的銷量，初印只有2000冊，《女生賈梅》則是5000冊，但如秦文君所說，“賈里有一顆勇敢的心，賈梅有一顆浪漫的心，我想或許這是賈里賈梅能夠一直被孩子們喜歡的原因。”事實上，在兒童的心目中，常常占據著最重要地位的價值恰恰是勇敢、犧牲、俠義等通俗文學所倡導的價值，金庸的武俠小說、J.K.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之所以長盛不衰也與此有關。

從80年代的“質樸凝重”到90年代的“幽默成長”，秦文君的創作并非是突然發生了轉折，幽默中依然留有一絲傷感，正如90年代的新寫實小說也總是多少流露出80年代傷痕文學的影子。在《調皮的日子》中，姑媽與姑父的形象使人想起馮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而朱多星、小沙、林第一的形象又像是把《69屆初中生》中的“雯雯”拆成了多個，這些少年在制造啼笑皆非的故事時，也顯示出自身面對現實的任性、迷惘。

在《空中友情》中，秦文君第一次寫到林第一，還寫了另一個喜歡看電視的女孩。因為一次撥錯電話，朱多星與她建立起了“空中友情”，她推薦的片子總是特別好看。如果是童年的讀者，一定會為這種友誼而歡呼，成年之后，他們才知道這種友情背后是多么深刻的孤獨。或許如日常生活中所常見的那樣，幽默常常正是一種抵抗的策略，它幫助那些在孤獨生活中感到無力的孩子擁有融入集體的能力，同時又本能地與成年世界保持距離，因為孩子的幽默通常是用戲仿的方式解構成年人的行為。

楊鵬曾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小布老虎”叢書相比較與同時期各種走時尚路線的童書不同，“‘小布老虎’叢書和它的衍生圖書‘小布頭’叢書從品牌名稱來看，就充滿了‘民族化’和 ‘老字號’的意味。‘民族化’意味著應當扎根中國本土，不能有太多洋味；‘老字號’意味著必須遵循傳統，不能有太多的花樣。”這種策略是一種在融合中發現對立的結果，如果說將文本比作一個城市空間，90年代的文本就是開發區式的空間，它為了明確的目標而存在。開發區創造出無數財富，卻流往世界各地。人們來到這個地方，顯然是為了擺脫舊的貧窮，但在克服了內在的不成熟之后，還要學會抵抗隱身在陸地之外的力量。

從《調皮的日子》到今天又過了20年，那些跟作品中的幽默少年們一同長大的人，不見得都克服了內在的不成熟，但肯定對生活的幽默有了新的理解。20世紀末，作為人生啟蒙之一環的兒童文學，教給我們這代人的是如何帶著沒有結論的問題繼續生活。就像在先前一個大風天，我們的主人公自己問自己：大風過后……會不會再刮更大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