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今年是中央文學研究所創建七十周年，站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回望其最初的創建，我們會清晰看到“如果把文學研究所作為一種文學體制的發端和建設來看，就會看到它的創辦正是共和國文學體制形成的一個合乎邏輯的重要現象?！比魏问挛锏陌l展都有其承續性，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產生發展也是如此，而研究中央文學研究所必須要回到延安時期的大背景下，通過對延安時期的文化單位與教育、研究機構的梳理，便會發現兩者一脈相承的內在關聯。中央文學研究所在傳承的基礎上，在不同的時代背景與政體考量下完成了嶄新自我的建構，從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留下了復雜而深刻的歷史印記。

學院化培養機制的確立

李潔非與楊劼對延安1936-1942年間的文化機構、藝術團體、文學刊物進行過一次系統的統計，此時期延安的文化機構和文學刊物竟達到五十余家（種）之多。原因是“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成為一個合法政黨，邊區政府成為合法政權。贏得這樣一個空間后，加上大量文化人從各地投奔而來，黨在文化上的建設可以有序開展。”據統計，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期間，僅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就有2288人之多。大量文化人才的涌入，讓延安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其中比較重要的團體和刊物分別是：中國文藝協會、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魯迅研究會、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魯迅藝術學院、部隊藝術學院、《大眾文藝》、《詩刊》等。在這些文化機構與單位中，與以后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存在明顯關聯的是部隊藝術學院與魯迅藝術學院。

部隊藝術學院（簡稱“部藝”），于1941年4月10日成立，是由八路軍后方留守兵團政治部所領導的，其職責便是專門培養部隊藝術人才的機構。從1941年的創辦，到1943年底的停辦，兩年多的時間內部隊藝術學院先后培養了800余人的學員。這些部隊學員在學習期間，使“自己的文化程度和寫作水平明顯地提高了。這種在難以靜心讀書的時代相對系統地閱讀文學名著，使得不少文化程度不高又有文藝潛能的學員，如饑似渴，如魚得水，為他們后來的文藝創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奠定了最初的基石?！辈⑶也筷犓囆g學院也為各個部隊輸送出許多優秀的藝術人才，其中比較著名的是“美術隊出了馬烽，戲劇隊出了西戎、胡正，音樂隊出了彥克、高田，文學隊出了紀葉、孟冰。全國各地、各軍兵種，哪里沒有當年‘部藝’的學員？” 其中像馬烽、西戎、胡正等“部藝”學員，正是通過“部藝”的啟蒙與精心打造，才有了寫作水平的提高，促使他們創作出比較優秀的作品，像《呂梁英雄傳》（馬烽、西戎）、《三年早知道》（馬烽）、《我們村里的年輕人》（馬烽），《宋老大進城》（西戎）、《賴大嫂》（西戎）、《汾水長流》（胡正）等。這些經過部隊藝術學院培養的人才后來也獲得了進入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的機會。如果將“部藝”與后來的中央文學研究所進行比較，其差異方面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培養對象的不同，部隊藝術學院的學員身份都是軍人，其文化水準也相對較低，而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學員除了工農兵學員外，還有部分已經具有一定名氣的作家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二是 “部藝”對學員的培養更偏重于戲劇、音樂、美術等在當時更能發揮政治宣傳作用的專業，而文學系的力量則顯得相對薄弱，而中央文學研究所則強調文學創作的重要性，大力培養學員的文學創作水準，希望為國家輸送出優秀的作家人才。

相較于“部藝”，魯迅藝術學院與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內在關聯更緊密些?！熬褪挛锏难永m性來說，文講所是延安魯藝的繼續；新時期的魯迅文學院，是文講所的繼續?！泵绲糜甑倪@段論述也是學界的共識。魯迅藝術學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它的成立頗具偶然性。當時，在慶祝四幕話劇《血祭上?！吩谘影驳难莩龀晒ρ鐣?，有人提出，“咱們延安已經有了培養軍事干部和政治干部的抗大（抗日軍政大學）、陜公（陜北公學），但還沒有專門的藝術學校。藝術是宣傳和發動以及組織群眾的有力武器，藝術工作者也是一支在當前抗戰中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延安已經匯集了相當一批文藝干部，又有許多愛好文藝的青年，應當創辦一所藝術學院。這個建議博得了一陣熱烈的掌聲，也得到了毛澤東以及其他領導人的稱許。毛澤東認為，文化藝術的隊伍正是革命所需要的，而且應該擴大，他建議成立一個類似抗大、陜公式的專門藝術學校，并表示愿意以最大的力量幫助藝術學校的創立。就是在這次宴會上，決定了魯迅藝術學院的成立。”

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辦學期間，共設置了戲劇、美術、音樂、文學四個專業，其中文學系是第二期才設置的。從成立到一九四四年被延安大學合并，魯藝前后共開辦了五期（文學系四期），總計培養學生685名，教師和工作人員則有二三百人之多。

從魯迅藝術學院的辦學設想來看，《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宣言》中明確指出：“藝術不僅能喚起民眾，而且可以組織民眾，武裝民眾的頭腦”；魯藝的成立是“為了服務于抗戰，服務于這艱苦的長期的民族解放戰爭”；魯藝的目標“就是要培養抗戰藝術干部，提高抗戰藝術的技術水平，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使得藝術這武器在抗戰中發揮它最大的效能”。后來，尤其是一九四零年之后，魯藝曾進行過教學改革，偏于正規化與專門化的訓練，以期培養專門的文學寫作者。但是這一教學改革遭到了中共領導人的反對，胡喬木回憶到，“在當時那種環境下，毛主席很反對魯藝的文學課一講就是契訶夫的小說，也許還有莫泊桑的小說。他對這種作法很不滿意。但講文學。講寫作，又必須有一些典型作品教育學生。毛主席力圖找到一個途徑，解決普及和提高問題。”“‘魯藝’的正規化、專門化的嘗試和實踐所受到的責難，反映出在文藝的服務對象、文藝的作用和功能、文藝的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以及大學的教育體制等問題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和前方軍事將領與魯藝的文化人之間的存在著某些分歧”。而毛澤東的這些觀念一直未曾改變，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建立的中央文學研究所也受此觀念的影響，中央文學研究所逐漸地由一所專門培養青年專業文學人才的機構演變成了一所“文藝黨?！?，培養對象也有作家偏向了對文藝干部的養成。

當然，從專業性與影響性方面來看，魯迅藝術學院是無法與中央文學研究所相提并論的，通過翻閱魯藝相關的資料可以很明顯的發現這一點。畢紅霞認為：“魯藝的文學系直到第二期才開始招生，而且單從藝術成果的角度講，真正造成影響的也并不多。但是作為黨培養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早期探索，它的辦學方式、理念，比如：招生方式、規模，授課方式，課程設置等，都對建國后的中央文學研究所一文學講習所一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產生影響。”同時她也認為魯藝對以后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影響主要在人事與制度的延續性方面，“在具體的藝術人才培養中，由于培養‘無產階級文藝工作者’畢竟是新任務，在世界范圍內也只有蘇聯有一些經驗，但蘇聯的影響在延安時期又主要體現在《講話》這種政策層面，實際操作上還得靠自己摸索，所以‘延安魯藝’的辦學經驗實際上后來會對新中國創辦的‘中央文學研究所’這些機構產生很復雜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人事方面，因為一部分在‘延安魯藝’學習和工作過的人日后會參與甚至主持‘文學講習所’的工作。更主要的影響還在于它們在制度上的延續性。這就使得‘延安魯藝’對于共和國‘作家培養體制’來說，不能不是一個無法忽視的‘傳統’?！碑吋t霞的觀點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魯迅藝術學院在人事方面對后來的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實在很難清晰地呈現出來。而且魯藝的師資隊伍大部分并未進入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師資隊伍中，而且前者的負責人是周揚，后者的負責人則是丁玲。他們二人在文學理念和辦學方針方面都不盡相同，一直存在著較大的分歧和矛盾。從整體的辦學思路、辦學設計來看，中央文學研究所向高爾基文學院學習和借鑒的地方更多一些，甚至說是模仿也不足為過。但剖開來看，中央文學研究所與魯迅藝術學院之間的傳承關系是存在的，這是一種內在的思想傳承，那就是：“可以說，要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深入工農兵，轉變政治立場，改造思想感情，是毛澤東當時對文藝界提出的最重要、最獨特的觀點，是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真正的思想核心所在。在延安進行思想改造的經歷，恐怕是每一位魯藝師生都難以忘懷的。他們帶著這一份政治和精神的遺產，進入了新中國的文藝事業之中，并且在各自的人生旅程和文藝道路上留下了清晰的足跡。”無論是革命戰爭年代的魯迅藝術學院，還是和平建設年代的中央文學研究所，在改造文藝工作者的舊有思想，培養符合新政權需要的文藝人才方面是一脈相承的。

中央文學研究所的歷史意義

在全國文協給文化部的《關于創辦文學研究院的建議書》中建議創辦文學研究院，但是文化部對名稱的最后批復改為了中央文學研究所。丁玲對此是持有反對意見的，她認為中央文學研究所并非是文協創作部的簡單擴大，應該是具有更大規模的系統培養文藝工作者的搖籃。至于文化部為何不同意將名稱定為文學研究院，目前流行三種說法，一種說法是當時的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的意見；另一種說法是因為周揚不同意叫“院”，才改為叫“所”的；還有一種說法說是胡喬木的意見，據梁斌的說法是“1953年田間要改成文學院，胡喬木不同意，他說叫講習所，毛主席在廣州主持過農民運動講習所，改了性質就變了?！庇捎谏形床殚喌较嚓P的文獻資料，究竟這三種說法哪一個更接近歷史真相也就無從查考。總之，從文學院改為文學所這一批復，丁玲是不滿意的，這甚至成了她的一塊心病，久久不能釋懷。直到新時期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她回到魯迅文學院授課時依然表達出自己的不滿：“按我的意思，是希望叫個‘什么什么院’的，但上面不批，只準叫‘所’?！醚?，你看，‘衛生所’，‘托兒所’，‘派出所’，還有‘廁所’，都是‘所’啊……”如此糾結名稱的問題，背后隱藏的是對中央文學研究所不同的定位，顯露出他們在辦學理念的分歧。

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創辦，最大的作用就是“解決了共產黨培養自己作家的問題”，邢小群在對一位老同志的訪談中，他在不經意間說了這樣一句話：“丁玲創辦文學研究所，解決了共產黨培養自己作家的問題。”這句話頗有意味，這不僅說明了創辦文學研究所的一種主觀動機，同時里面起碼還包含這樣幾層意思：其一，在此之前中國有沒有一定規模的作家群？其二，這個作家群是不是適應新政權的需要？其三，新政權需要建立什么樣的培養作家的機制？從丁玲的角度，她當時未必想到這么多，但是黨的領導人能夠支持她去創辦文學研究所，不能說沒有考慮過這些原因。與其說是共產黨培養了自己的作家，不如說是培養了自己的文學干部，達到了中共高層設立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培養目的?！皬?984年統計的文學研究所第一期到第四期（1957年停辦止）學員的情況看，在全國作協、文聯的干部有18人，占總人數（264人）的7%；任省文聯、作協主席副主席的有61人，占23%；任全國刊物、出版社正副主編的有19人，占7%；任省級刊物主編、副主編的有38人，占14%；專業創作人員36人，占11%；教授研究員11人，占4%；其余編輯、教授、記者、離休干部、工人、農民等28人?！?/p>

中央文學研究所是時代的產物，它的存在自有其獨特和合法性。郭沫若在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學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專門集中一批文藝工作者有系統、有步驟的進行文學的研究工作，在中國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钡粌H區別于延安時期的文學機構，同時，它與高校的文學系同樣也存在很大的區別，王景山談到“中央文學研究所名為‘研究所’，實際是教學為主。不過和一般高校不同，當時采用的是階段性單元教學的方式。我入學的時候，正進行中國現代文學單元的教學。文學史部分以一九四二年為界，前面由李何林主講，后面的由楊晦主講。中間穿插本時期重要作家作品的專題講座，分請有關專家學者教授擔任。”

但不容否認的是，中央文學研究所并不只是教育機構，它在創作也取得了一定的實績。學員們創作的豐富作品，客觀上見證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歷程，保留了社會主義文學從萌芽到相對繁盛的過程。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學員自一九五零年十月開學以來，截止一九五二年五月底為止，發表的作品情況統計如下：

按報刊分類統計，總計發表在四十一種報刊上。地域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沈陽、哈爾濱、大連、武漢等大城市，以及華北、華東、東北、中南、西北等遍布全國，印成集子的有二十二種。

按照作品類別統計：第一期學員共發表作品、論文等193篇，結集13種，字數達到一百六十一萬三千一百字；發表詩歌68首，結集8種，共計一萬零一百一十八行。從統計中我們可以看出學員們創作的熱情和良好發展的勢頭。

經過在中央文學研究所的系統學習，許多學員由此奠定了堅實的文學基礎，吉學沛講“無論在認識問題、理解生活、開闊眼界以及創作手法上，都給我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對我以后的創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毙靹傄缘谒钠诘膶W員龐嘉季來信舉例，說“今年他來信說:‘我在文講所學習不足一年，但這一段時間是我從事文藝工作五十多年中最美好的日子，那時真是蓬勃向上，崢嶸歲月。文講所學風至好，自學為主，老師作輔導報告，敞開思想，自由討論?！敃r講習所真有點‘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風氣，當然是以馬列主義為基礎的前提下。這段時間的短暫學習，我打下了從事編輯工作的基礎，能夠在以后的工作中作點有益的工作。’”也有許多人真正開始了自己的創作，如和谷巖講：“回顧幾十年走過的道路，可以看出，雖然我從事寫作起步較早，但真正的文學創作還是從1953年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開始的，是從短篇小說《楓》的寫作開始的。撫今憶昔，可以說文學研究所是我的母校，是我文學創作的搖籃，是她引導我走上了真正的文學創作之路，并在之后的三十年，激勵我完成了自己肩負的使命?！?敖德斯爾說“文學講習所就是我文學的搖籃，它打開了我的眼界，滿足了我如饑似渴的學習愿望，還點燃了隱藏在心靈深處的來自生活的創作火花。我的電影文學劇本《騎士的榮譽》就是那時候完成初稿的。后來根據這個故事寫的長篇小說《騎兵之歌》在第一節全國少數民族文學評獎中獲了獎。”

正如徐剛、王劍清、王景山、古鑒茲、朱靖華等人在一九七九年四月給中宣部建議恢復文學講習所的報告中寫到的那樣：回顧二十年前文學講習所的工作，對培訓和壯大文學創作隊伍，是做出了貢獻的。它自一九五零年秋開始創辦，到一九五七年底，共辦了六期訓練班，約培訓了青年作家、理論批評工作者和編輯人員三百余人。那時，社會主義新中國剛剛成立，大批青年作者和文學工作者，亟待尋求讀書、提高的機會，以適應當時蓬勃發展的文藝工作的需要。文學講習所的創立，適時地滿足了這部分青年文學工作者的迫切要求。由于他們在所內得到了專門學習和提高的機會，攻讀了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著作，學習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黨的文藝政策，學習了中外古今文學名著和老作家的創作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并進行了有益的生活實踐和寫作實踐，都在創作思想和業務技巧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據了解，當前國內較知名的中年以上作家、批評家如馬烽、李納、陳登科、徐光耀、張志民、瑪拉沁夫、白刃、劉真、李若冰、胡正、苗得雨、董曉華、郭梁信、韋丘、鄧友梅、胡萬春、謝璞……都曾在文學研究所或文學講習所學習過，而他們中間的一大批優秀作品，也多是在所學習期間創作或修改出來的，如梁斌（曾任專職支部書記）的《紅旗譜》、陳登科的《淮河邊上的兒女》、徐光耀的《小兵張嘎》、胡正的《汾水長流》、馬烽的《第一個上級》、邢也的《平原游擊隊》、劉真的《我和小榮》、董曉華的《董存瑞》、郭梁信的《紅色娘子軍》……至今仍是國內較受群眾歡迎的優秀著作。更何況，在各省市的文藝領導如各省市文聯、作協分會的主席、副主席，文藝刊物、出版社的主編、副主編、編輯部主任等，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文學講習所學習過的學員。

雖然中央文學研究所到一九五七年便停辦了，但是它又在一九七九年恢復辦學，并在一九八五年改名為魯迅文學院，繼續為中國當代文學貢獻著自己的力量。鄧友梅在魯迅文學院成立六十周年的紀念采訪中說：“新中國成立六十年來，在培養中國的作家，特別是一代又一代中青年作家，魯院起到了其他的任何教育單位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因為作家不像別的行業，別的行業里面，搞研究的可以進大學，學工程的可以進大學，但大學不能培養作家；魯院專門培養一些曾經有過寫作表現、證明有寫作能力，但沒有受過正規的系統教育的這樣一批青年作者，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提高他們的文學修養?！?/p>

客觀而言，中央文學研究所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作用不容小覷。它開創性地建立了全國性的、專門培養作家的機構。系統性、理論化的集中學習提升了文藝工作者的理論修養，提升了他們的創作水平。并且，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建立為共和國的文藝發展培育了大批專業人才，客觀上也為新時期文學藝術的恢復蓄積了后備力量，中央文學研究所的辦學方式，激發了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熱情，他們中的大部分作家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一定程度上豐富和繁榮了當代文學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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