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 關于“科學幻想小說”內部科學性與文學性的關系，學界大多在理論層面展開辯駁，而在歷史語境中考察科幻概念的生成與影響，則是更具開拓性的嘗試。以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爆發的“姓‘科’姓‘文’之爭”為“觀測點”，便會發現彼時倡導科學性的觀點在今日敘述中庶幾缺席。在補足這些觀點的基礎上，科幻概念的生成過程可以被理解為一場在“原則”與“自由度”之間的博弈戰。社會主義文化轉軌時期科幻作者們爭取“自由度”的人文主義方案，深刻地影響了此后的科幻發展。這一個案研究既有助于清理當代中國科幻的若干本土議題與經驗教訓，同時也意味著科幻足以成為理解當代中國文化狀況的重要入口之一。

關鍵詞 科幻概念；科文之爭；生成研究；自由度；社會主義文化

1983年香山會議后，眾科幻作家聚于鄭文光家中，左起為葉永烈、肖建亨、鄭文光、王曉達、徐唯果。彼時中國科幻正處飄搖之際

一部科幻發展史［1］，同時也是概念的變遷史。僅就20世紀來看，五十年代中后期、七八十年代之交與九十年代以降的三大繁榮期，孕育出風格各異的創作實踐，并持續刷新科幻概念的實際所指。這也就為界定科幻概念的核心與邊界，帶來了相當的難度。本文并非致力于總結其“靜態”內涵，而是強調概念與其所依存的社會歷史語境具有密切的互動關系。正如概念史學者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提示，概念本身便是以語言形式貯藏的歷史經驗。概念的生成體現了特定時刻的集體需求，而概念的使用反過來也對社會歷史產生影響［2］。循此思路，本文嘗試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歷史語境中審視科幻概念的生成過程，同時也以其作為探索工具去穿刺社會歷史的深層問題。這并非一項純粹的“考古”工作，回顧特定歷史情境下的反應方式，正是在為探勘未來之路積蓄資源。

在此思路下，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這個歷史節點被凸顯了出來。正是在這一時期爆發了“科幻究竟屬于科學還是文學”的激烈爭鳴，簡稱“科文之爭”。這場論爭標志著科幻作者對該文類有了更自覺的思考與實踐，科幻群體也在壓力面前更加團結。下文將細致論述，這場論爭如何深刻影響了日后中國科幻的自身定位與路徑選擇，同時又是如何形塑了今日讀者的文類常識與閱讀期待。“科文之爭”實乃當代中國科幻概念生成的關鍵事件。

然而，對于這場論爭的理解卻很不充分。目前的相關史論，大都基于當前的科幻觀來裁決其意義與價值。回溯之舉，往往會漏掉諸多歷史的生成環節，“科文之爭”中那些不同于今日“常識”的部分，也就變得有些難以理解，故而形成了把握當代中國科幻時的一個模糊地帶。而本文的討論，正是從廓清當前的認知狀況開始。

一、三種敘述模式與再考察的必要性

“科文之爭”的前提，乃是科幻長期以來是姓“科”的。20世紀30年代，科學文藝自蘇聯傳入中國，希望利用各種文藝形式向青少年讀者傳播科學知識，科幻便是其中的子類別［3］。“文革”結束初期，伴隨科學技術現代化的明確提出，背負科普使命的科幻再次迎來繁榮。彼時的科幻仍未脫離此前的模式，從管理體制看，科幻作家隸屬于中國科普創作協會下的科學文藝委員會，而中國科普創作協會又是中國科學技術協會而非中國作家協會的分支機構。至于發表平臺，主要包括各級“科協”主管的報刊、各級科學技術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與人民出版社。也就是說，當代中國科幻至此仍是姓“科”的。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科幻界影響最大的“四刊一報”，這些報刊彰顯了其時科學與文學的密切關聯

“科文之爭”的直接動力，正是向姓“科”的“血統”發起挑戰。一般認為，起點是童恩正發表于《人民文學》1979年第6期的《談談我對科學文藝的認識》。此前一年，童恩正發表《珊瑚島上的死光》并于年末摘得全國第一屆優秀短篇小說獎，這象征著來自文學界最高權力的認可，它既為這一尚不獨立的邊緣文類贏得殊榮，同時也招致非議。《談談我對科學文藝的認識》一文便帶有為這篇小說以及科幻的文學性辯護的目的，即便它涉及的是對整個科學文藝的看法。該文明確宣告了科幻的文學性與相對獨立性，將蓄積已久的創作困惑擺上臺面。后續爭議主要圍繞科幻的“科學性”、科幻的商品化與自由化、科幻評論的粗暴性、是否以及如何發展科幻等問題展開［4］。而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簡稱“清污”）中對科幻的打擊和否定，也被視作順延了這場論爭邏輯的激進結果。“清污”后科幻發表平臺大幅萎縮，創作隊伍流失，這一爭論也隨之煙消云散。

關于這場論爭，學界主要存有三種敘述模式。其一，“中斷說”。此種最常見的說法將1978年至1983年視為科幻的短暫繁榮期，而肇自1979年的“科文之爭”是其中的破壞力量，因為它干擾了這一文類的獨立進程，摧殘了剛剛萌發的生命力。由此升級出的“精神污染”論，更是直接打斷了科幻的發展。葉永烈的《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為這一創傷記憶提供了完整詳細的個人記錄。而這類創傷敘述也構成了科幻史的主流書寫模式。以2017年底在中文世界出版的兩部中國科幻文學通史——董仁威的《中國百年科幻史話》（清華大學出版社）與日本學者武田雅哉、林久之合著的《中國科學幻想文學史》兩卷本（浙江大學出版社）——為例，均對此持有“中斷說”的態度。同樣是2017年出版的《追夢人——四川科幻口述史》（侯大偉、楊楓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中，親歷者談及“科文之爭”時，也大多認為它打斷了彼時科幻的上升勢頭。

其二，“起點說”。與“中斷說”相反，一些研究者認為這場爭論具有突破禁區的起點意義。吳巖便認為從這些爭論開始，科幻小說逐漸走出科普范疇，“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運動。它為中國科幻文學松綁，并找到了具有本質意義的生長點”［5］。他強調中國科幻至此擺脫功利時代，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而且至今仍在這一延長線上［6］。吳巖的這一論斷直接針對宋明煒的“中國科幻新浪潮”相關論述而發。宋明煒認為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的中國科幻已發展出新的文學想象模式［7］。詹玲也與吳巖持有類似的觀點，認為爭論啟動了對于“文學性”的探索，邁出了文類轉型的關鍵一步［8］。

以上兩種看似相反的敘述模式，實則都以“文學性”與“獨立性”為準則，強調擺脫少兒科普模式及其管理體制的重要性。在“科”與“文”坐標系上朝向“文”的擺動，無疑深刻地塑造了今日的科幻觀，被落實到創作、研究與閱讀等多個領域。在創作上，中國科幻最終卸下了工具論的包袱，基本上與少兒科普分道揚鑣。研究與批評也朝著文學研究的范式靠攏，其研究與教學長期歸屬于兒童文學的學科建制之下。最后，這也建構了普通讀者的科幻常識與閱讀期待。而對科幻迷來說，能否閱讀艱深的科學敘述是檢驗其粉絲“成色”的依據，但這里的“科學敘述”早已與科普目標下的知識點傳授截然不同，乃是被文學語言再現的“科學”。

因此，第三種模式“消失說”就顯得有些特殊。劉慈欣在回顧20世紀80年代的科幻文學時，曾把科普型科幻比作“消失的溪流”。他認為：“對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科幻，特別是那時的科幻思想，我們大多持一種否定態度，認為它扭曲了科幻的定義，把它引向了一個不正確的方向。這種說法至少部分是不準確的。建立在科普理念上的作品只能說是科幻小說的一個類型，并不能決定它就是低水平的作品。”［9］相反，他認為這不僅可以作為一個類型存在，也是天經地義的，這正是“中國特色科幻”的成功嘗試。“消失說”將被擱置的“科學性”拉回視線，重新申明了科普型科幻的價值，令人深思科幻多種類型之間的張力。

若將上述三種模式合而觀之，便會發現它們都在突出這場爭論的某個側面，從中分化出各自的歷史記憶與態度立場。科幻史敘述多由科幻迷建立，這既使得相關史論充滿活力與溫度，同時也帶有鮮明的“局內人”視角。本文則希望更為整體性、歷史化地把握這場論爭。通過對一手文獻的整理與閱讀，本文發現這三種模式幾乎都未認真討論過“屬科派”（即認為科幻姓“科”的群體）的具體觀點。那么他們曾提出過哪些觀點呢？

二、記憶的空白：“屬科派”的觀點及其邏輯

事實上，日后敘述中水火不容的“屬科派”與“屬文派”一直關系密切。吳巖曾回憶1980年7月的哈爾濱會議上，“科普科幻人之間沒有芥蒂，大家共處一室，共同暢談繁榮大計。”當時《中國青年報》“科普小議”欄目的負責人趙之也在場，該欄目是“屬科派”的重要陣地。即便這樣，吳巖仍回憶說，“印象里的趙之很有思想”［10］。可資對照的是，葉永烈曾指出“科普小議”欄目喜歡發表批判性文章，并將這種“周期性的批評”戲稱為“趙之規律”［11］。令人好奇的是，趙之所代表的“屬科派”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能否發現其言行邏輯與文化癥候呢？

具體來看，“屬科派”的聲音主要來自科協主管的一些報刊及其編輯、部分科普作者、科學家、評論家等。本文選取了魯兵（兒童文學研究者）、趙之（“科普小議”欄目編輯）、甄朔南與錢學森（科學家）這三類人物的觀點進行分析，以期觀測不同維度上科普話語/體制的訴求與困境。

（一）“兒童教育者”魯兵

魯兵是這場爭論中首先會被提及的人物，他在1979至1983年間持續撰文申明科學文藝的“科學性”原則。其中，《不是科學，也不是文學》一文談及科幻對科學和文學的雙重污染，并不點名地批評了葉永烈的《自食其果》［12］，這引起了科幻群體的不滿。由童恩正牽頭，四川12位科幻作者聯名發表《關于科幻小說評論的一封信》反駁魯兵的觀點［13］，魯兵隨后以《報十二同志書》回應［14］。

《文譚》1982年第8期刊載12位科幻作家支持葉永烈的聯名信《關于科幻小說評論的一封信》

這并非魯童二人的首次“交鋒”。魯兵的《靈魂出竅的文學》一文便直接針對童恩正《談談我對科學文藝的認識》，強調“科學文藝失去一定的科學內容，這就叫做靈魂出竅，其結果是僅存軀殼，也就不成其為科學文藝”［15］。但兩文的對立從一開始便錯位了，雖然表面上談的都是科學文藝，但童文關懷的是科幻，而魯文則是總論包括科幻在內的整個科學文藝。科學文藝將科學性視作第一追求，無可厚非［16］。不過，科幻作者們對這一錯位毫不在意，他們正好“將錯就錯”地把矛頭對準工具化、模式化的科普創作方式。“靈魂出竅”的說法，精準地戳中了痛點，他們的目的正是要名正言順地“出竅”。

“靈魂出竅”之說并非空穴來風，至少在1958年引進的蘇聯著作《論科學普及讀物與科學幻想讀物》中，在談及科幻的科學性時，便指出必須要以科學材料為依據，“否則，科學幻想就會失去意義，就會失去靈魂。科學幻想越接近于科學或是技術，越可靠，它就越有價值。”［17］具體到魯兵，他將“科學性”與“靈魂”畫上等號，實則是從兒童文學作家兼研究者的身份出發的。他將自己所有關于科幻的言說都收入其兒童文學論集中，而在爭論最激烈的時候，他的主業仍是編撰《365夜》這樣的兒童讀物［18］。當時科幻的目標讀者是青少年，在他眼中，科幻自然屬于兒童文學的組成部分。他一貫主張“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并在新時期引發大討論。兒童被視作“一張白紙”和低免疫力的，有待將正確思想灌輸進靈魂之中。因此他強調要千百倍地提升創作的責任感，不能離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的總方向［19］。

魯兵（后排左一）與小朋友們在一起

教育性與思想性是魯兵的核心關切，同時也是當時科普文化判定自身成敗與否的關鍵。為此首先要強調文學以及文學家的社會責任。與“靈魂出竅”相對應的，是標舉從蘇聯引進的“人類靈魂工程師”一說。對于“靈魂”正確性的強調，延續了20世紀革命話語的一貫思路，即認為從主體思想和文化領域入手，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根本途徑。林毓生在分析20世紀20年代初的科玄論戰時曾指出，中國的一大傳統便是將“思想”視為最大動力，而這種強大的慣性促使人們忽視不同個體、不同領域的區別，強調在它們之上有著更高、更具決定性的指導原則［20］。就科幻來說，除去科學性與文學性兩大維度，還有一個被今天忽略但其時卻居于第一位的指導原則，即“思想性”，雖然它的含義在論爭發生時已經汗漫而空洞。當時官方制定的科學文藝評價標準，第一要素便是“思想性”［21］。如此推崇“思想性”，是因為只有正確的思想方向，才能激發“有益”的創造力。因此，在借助文學形式普及科學知識時，一方面對文藝形式極為倚重，將之看作點燃興趣，塑造靈魂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視之為危險的火光，時刻提防它的延燒與越界，這不得不說是社會主義文化內部極為糾結的矛盾之一。魯兵的相關言論便可在這一背景下加以認識，而其本身正是此種矛盾的生動表征。

（二）以“編輯”作“普及”的趙之

另一個必定會被提及的“屬科派”，是時任《中國青年報》“科普小議”欄目負責人的趙之。該欄目創設于1979年4月，乃是“屬科派”的重要陣地，1981年這一欄目的文章便被編輯部匯集為《科普小議》一書出版。該書序言為陶世龍所撰的《還是議一議好》（1980年12月），文中盛贊該欄目建立起了民主健康的討論氛圍。可在葉永烈看來，該欄目粗暴壓制了反批評的聲音，而且是這場爭論中少見的極不公正的報刊。據他統計，自1979年7月19日至1984年4月7日，該欄目刊發專門批評他觀點與作品的文章共計14篇，而他本人寄給該欄目的反批評文章8篇，得以發表的只有2篇。頗為戲劇的一幕是，他曾將批評陶世龍的文章寄予趙之，最終未獲發表［22］。至此，兩種言說、兩類觀感相互對峙。

如前強調，本文希望在與雙方都保持一定距離的基礎上，觀察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運作機制。趙之雖在科幻群體中形象不佳，卻是編輯出版隊伍中的資深從業者。如果說魯兵是從兒童教育的角度展開批評，那么趙之的著眼點便是編輯出版。1980年7月，他曾專門撰文解釋為何不再繼續刊發反批評文章，此文也是《科普小議》一書的后記：

每當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入展開的時候，我們就感到一種矛盾：問題趨于專門化了，專業性太強了，這是會脫離《中國青年報》特定的讀者對象的。例如，在葉永烈同志反駁甄朔南同志的第二篇批評意見（《科學幻想從何而來》）的文章中，他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有關恐龍生活的地質年代、恐龍蛋經歷七千多萬年的滄桑有沒有可能不至石化等等，對一般讀者是過分專業化的知識……于是我們不得不遺憾地中斷了這場反復辯難。［23］

“遺憾地中斷”可能只是托辭或一時的想法。在《科普小議》成書約一年半后，“科普小議”欄目刊發了魯兵的《不是科學，也不是文學》，繼續批評葉永烈的觀點。稍后的5月4日，葉永烈撰寫反批評文章《又來了》，再次未獲刊發。如此曲折，令人好奇“小議”為何如此難議？

《中國青年報》是共青團中央機關報，其目標讀者是全體團員以及全國各族青年。趙之在《報紙科普副刊的方針、任務及其它》一文中指出，科普副刊的讀者更多地是“從一般文化素養的意義上需要涉足科學領域的普通讀者，而他們是潛在的、未來的科學愛好者，更值得我們去發掘”，因此科普副刊的任務更接近“科學啟蒙”［24］。換言之，在普及與提高的辯證關系中，《中國青年報》知識副刊上的“科普小議”欄目的站位是“普及”。在《發揮報紙副刊的優勢——科普副刊的編輯工作》一文中，趙之進一步指出他們的職責是在科學上對讀者負責，并利用報紙副刊周期短、戰斗性強且社會影響力大的特點，對有傾向性的問題有責任展開爭鳴［25］。由此，“科普小議”欄目在“科文之爭”中的表現，也就不難理解了。

趙之，我國首批高級編輯之一，1954年便倡導在《中國青年報》創辦科學副刊

編輯所扮演的，正是上下溝通的角色，亦是自上而下宣教系統的樞紐。一方面，在當代中國的文藝生產機制中，編輯出版是黨和國家規劃和調控思想文化資源的重要途徑，并逐步形成了一套明確的秩序和規范。而另一方面，有責任感的編輯會自我要求向讀者負責，幫助讀者對接到“正確”的思想文化資源，因而是將宏觀思想與微觀個體聯系起來的中介。科幻也不例外，它在當代中國的第一次繁榮是在1956年“向科技進軍”的號召之后，由國家強力策劃、組織和推動，具體的落實人便是各級編輯，他們不僅要組稿，甚至親自下場寫作。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科幻高潮中，編輯依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與前一次不同，在科幻“獨立化”的進程中，部分編輯及其所在的官方出版物與科幻群體展開了話語權與合法性的爭奪。

至此，科普副刊及其編輯的內在矛盾暴露了出來。其所負責的兩極，即黨—國和讀者的地位并不對等，而是有著自上而下的“優先性序列”。趙之申明，科普副刊的首要任務是“圍繞黨的工作重點的轉移，對青年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成為黨和青年之間的紐帶”［26］。就是說，首先要配合黨的工作重點。科學普及的最初目的本是實現科學知識的全民所有，但最終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傳播霸權和號稱“正確”的固定模式，亦即科普學中所謂的中心廣播式科普。它的科普理念是從主流意識形態框架衍生出來的，實行一元化的組織架構，這在新的歷史階段遇到了嚴峻挑戰。

（三）以“科學”審“科幻”：甄朔南與錢學森

對科幻的批評還有一部分來自科學界。科學家與科幻作者的沖突，最典型地發生在古生物學家甄朔南與葉永烈之間。1979至1983年，圍繞葉永烈的科幻小說《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27］，雙方展開了持續爭論。該小說講述的是珠穆朗瑪峰科學考察隊利用恐龍腳印化石孵化出小恐龍的故事。而葉永烈創作此文的起因，恰是緣于拜讀甄朔南與董枝明合著的《恐龍的故事》（科學出版社1974年版）一書。也就是說，葉永烈是在獲取甄朔南提供的知識之后，進行“科學幻想”，繼而遭遇對方關于“科學性”的質疑。

甄朔南首先舉例說明《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中的反科學邏輯，將之視為不科學的故事，并總結說：“偽科學只能導致無益的思想混亂。一句話，科學性是思想性的本源。”［28］葉永烈很快便逐條反駁，申明自己并非不懂科學知識，而是“用幻想之筆加以延伸、推理”，認為不能“把科學幻想當作科學論文那樣進行審查”，并判定當下的科幻創作“幻想色彩還遠不夠濃烈，有點太拘泥于現實”［29］。緊接著，甄朔南又借用列寧的觀念申論：“有益的幻想必然是基于現實，又高于現實的預見。”［30］葉永烈將針對此文的回應文章《再談科學幻想的合理性》投至“科普小議”欄目，再次未獲刊發，日后全文收入《是是非非“灰姑娘”》中。葉永烈在文中總結二者的分歧在于：“他是從是否符合現實科學的尺度衡量科學幻想，而我認為科學幻想是今天的科學加合理的推理，不局限、不拘泥于現實科學。”［31］二人分歧的焦點始終是“科學幻想”的真偽問題，且一直綿延至1983年。

在這段公案中，出現了“偽科學”這樣的“帽子”。當時的科幻作者中，自然科學家的比例很高，當然很難接受這樣的判定。但問題不只在于這頂“帽子”，還在于“偽科學”的說法標示了當時的科學觀。如果科學幻想越過科學觀的邊界，就會被視為“偽科學”。而這場“危險游戲”中，裁判員是科學家群體——確定的科學知識，或在可預見的范圍內符合科學原則的推想，才是“真”的。

以此視之，科學幻想的分寸變得極為敏感，“重要的事情是要掌握假定的分寸和性質”［32］。葉永烈的思路若延伸開來，便是科學假設、科學實驗、科學構想如果具備相當的嚴密性和說服力，而且“像是真的”，是否可以成為科學幻想小說的合法創作方式？科學本身是否包含一系列假說、推測與虛構？這些議題在科學觀尚未發生改變的前提下，只能以真偽作結，無法被推演開來。

來自科學界最權威的批評莫過于錢學森的觀點。與甄朔南這樣的專家不同，錢學森對于科學與文藝的關系有著更為系統的看法。他將科普視為一項國家規模的戰略任務，這延續了他一貫的思路：總體規劃與科學管理。總的定位是，科普要與“實現‘四化’緊密聯系起來，不能離開這個目標，這個中心”［33］。科普應當緊緊綁定在生產力發展與國家現代化的戰車上，并隨著國家計劃與相關政策的變化而變化，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和目的性。

1986年6月，錢學森（左三）當選中國科協主席，之前他曾擔任六年副主席

在他看來，只有借助科普，抽象的觀念才能作用于實際的勞動者，轉化為直接生產力：“我們無產階級搞科普呢，就更需要有眼光了。單純講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是不夠的，要講‘轉變’，要講‘變成’才行。”［34］而這正是冷戰格局下社會主義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應用方案。他強調無產階級不單是普通的勞動者，而且需要具備先進覺悟和遠大理想，所以科普作品也要注意普及正確的世界觀。總之，從完成以上這些目標的角度看，隸屬于科普工程的科幻，“績效”著實不高，而且很容易偏離實用性與正確性的軌道。所以錢學森批評道：

我們需要幻想，但一定要有科學這個前提。科學本身比有些人鼓吹的所謂科學幻想高1000倍……我們不是靠胡扯，而是要靠科學本身的魅力去吸引讀者！當然我也不是說不要借助文藝的表現手段。但采用文藝的表現方法，并不是叫我們去瞎編一套。［35］

一方面，他認為科幻是科技發展催生出的新文藝形式，但另一方面又對科幻“估值”較低。比如1980年錢學森應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邀請作報告時指出：“科學本身就是充滿了幻想，充滿了神奇。科學的幻想，科學的神奇，比科學幻想家腦子里頭的幻想和神奇要大得多……我們為什么不能把它挖掘出來，用文學藝術的形象把它們表現出來呢？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36］在他看來，科幻相較于科學是次一等的，應當用文藝的形式表達科學的美感與神奇。同年他在科協大會的報告中認為應當用科技改造文藝，而不是反之［37］。1981年他在提及科教片制作時更是明確提出，“科學幻想作品不科學就成了污染”［38］。“污染論”在“清污”期間被反復征引，成為錢學森反對科幻的“罪證”。

1983年11月2日，《人民日報》刊文《清除科幻小說中的精神污染》

綜上所述，錢學森的觀點代表了在總體發展戰略上，以“社會主義現代化”為追求的后發國家對于科學的倚重。國家希望將科幻鍛造為培養和調動“智力資源”的工具，但又不能使其偏離現實軌道。如果離開這些背景，也不能夠理解中國科幻文類獨立道路上的“現代化語境”。

三、如何認識“自由度”：社會主義文化轉軌中的科幻

以上通過梳理“屬科派”的典型觀點，從文化觀念（文學教育觀、科學觀）、管理體制（編輯出版）乃至總體戰略（現代化）等多個層次勾勒了科幻所處的時代語境。這也就為理解科幻概念的生成搭建了嶄新的視域，促使我們將關注點由文類流變轉向更加具體的歷史情境。一個由國家主導的科學文化管理體制變得更為可感，而當時的科幻顯然只是其中一個環節。1979至1983年間科幻爭取自身獨立性的坎坷過程，也需要放在這一過程中來理解。

上文已觸及這一體制的若干特征，包括嚴密的組織化、高度的計劃性與實用性、鮮明的政治導向等。1949年以來這套集中、高效、快速的運作機制，確實更為有效地統籌了全國的科研資源，實現了關鍵性的科學技術突破，大力普及了科學文化知識，因而成為了時代的必然之選。“文革”結束后，重構社會秩序，加速實現現代化的現實任務以及國家發展上的落后感、危機感等許多因素，疊加出舉國上下尤為強烈的急迫感。在此情境下，一方面要確保穩定團結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要賦予社會與個體更大的自主權，激發個體的活力與創造性，以更好地推進建設事業。而科幻寫作便正是一種激發個體求知欲與創造性的寫作實踐。

不過，在“科文之爭”發生的時段內，不同社會群體、職業群體以及個人的自由度尚未明確且處于不斷調整之中。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中宣部理論務虛會議上提出四項基本原則，為自由度設立底線。而在同年底召開的第四次文代會則大力倡導寬松的文藝政策，周揚在會上明確強調，在堅持文藝正確反映現實生活的客觀規律下，“每一個作家或藝術家采用什么樣的創作方法來從事創作，這是作家、藝術家的自由。我們要提倡我們所認為最好的創作方法，同時更要鼓勵創作方法和創作風格的多樣化，不應強求一律。”［39］鄧小平也在會上強調：“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么和怎么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40］這一時段內，關于“創作自由”的肯定可謂達成了共識，但在文化管理中如何具體平衡“原則”與“自由”的關系，卻殊非易事。事實上，當時的管理層對于社會主義文藝的性質也沒有具體的界定，這自然導致了實際操作中的諸多游移地帶。其時討論的焦點是創作自由如何與自由化區分、創作自由與商品化的關系、創作自由與社會責任如何協調等種種難以厘清的話題。而這些也都反映在“科文之爭”的具體討論中。

此外，在確保基本原則與正確方向的前提下，不同領域的自治程度具有明顯差異。文藝領域相較于物質生產領域而言，取得共識與平衡更為艱難，而科幻的命運變化便是一種頗具指標性的存在。1980至1981年間，情勢變得較為曖昧。按照湯壽根的說法，科普創作“從1980年底開始，悄悄地進入了‘晚春’。當時的歷史背景是文藝界正在醞釀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41］。而從1982年初至1983年對于科幻的持續收緊，最終導致了自由空間的萎縮。

“科文之爭”正是科幻作者爭取自由度的產物。這并不是一場純粹的理念之爭，而是以突破科普作協管理體制與科普創作模式為目標的“突圍戰”。科幻，這一交叉性的文類，成為職責分明的體制內部的一個“變量”。科幻在體制安排上隸屬于科協，而非作協，因此“屬文派”的觀點自然就“越界”了。其時的管理體制對這一“越界”行為，采取了帶有強烈慣性的應急式、組織動員式與行政管理化的批評方式。可以說，在這場論爭中，既有“批評”與“反批評”的層面，更有“管理”與“被管理”的層面。劉興詩的回憶便是一個鮮活例證：

第二次低潮中，在北京國務院第四招待所開了一次規格很高的批判會，重點是背靠背批判葉永烈，進一步加強對科幻批判的措施。因為在科幻作家中，我的觀點和其他科幻作家有一些差別，所以在整個大批判中，我屬于“爭取”“團結”的對象，上面不止一次派人與我懇談，想把我拉過去。當時，正好我在地質部開另一個會議，有人就邀請我參加一個批判科幻的會，希望我從科幻作家的角度，站出來現身說法，支持這個會議。在科幻作家中，只有我一個人參加。其他的參與者基本上都是清一色一邊倒的評論家，配合中國科普作協，是帶著嘴巴來發言的。各省市科普作協的代表，是帶著耳朵來聽會，回去準備忠實執行的。當然，還有一些傾向明顯的記者。會議的基本結構就是這樣。［42］

召開閉門會議、自上而下地傳達指示，這顯然已經嚴重脫離了創作實踐，更多地變成了一種“慣性操作”與“表演儀式”。故而，劉興詩在會上的坦言，才能引起同道的共鳴：“科幻小說是小說，可以發揮科學普及的作用，也可以不這樣寫，不是非宣傳科普知識不可。你在行政上管理，那是你的事。我們怎么寫，這是我們的事，不能強迫我們一定要跟著你的鞭子走。行政手段不是萬能的，絕不能改變科幻小說屬于文學范疇的根本性質。”［43］科幻小說對于行政管理的離心力量由此可見一斑，而一體化的管理體制在最有可能失控的“科學幻想”面前，表面看似強勢，實則暴露了自己的軟肋。在原則之下培育活力與多樣性，一直是社會主義文藝管理的難題，而將政治原則直接照搬、機械對應于文藝批評當中，在新的歷史情境下也日漸暴露了它的“外行”屬性，喪失了起碼的說服力。

在拒絕行政化管理方式的同時，科幻作者喊出“我們怎么寫，這是我們的事”。這場事關“自由度”的博弈，深深地烙印于本土科幻的生成脈絡中。實際上，這一時期重要科幻作品的突破性，并非在于文學形式上對于“怎么寫”的探索，而依然在“寫什么”的層面上展開。具體來說，便是科幻作者們自覺追求將歷史傳統與社會現實引入科幻寫作之中，希望在科普之外更具創造性地表達自己的觀感，建立寫作與“心聲”更為直接、真誠的關系。正如科幻作家金濤所說：“中國的科幻小說長期以來實際上是游離于現實之外的，它僅限于表達理想的追求，或者是簡單化地闡釋科學、普及知識的故事，很少去觸及現實，更談不上對現實的批判了。”［44］他的《月光島》，便是運用幻化的方式，表達對現實的反省。而在這方面最典型的科幻作家莫過于鄭文光。鄭文光是“科幻現實主義”的倡導者，主張“剖析人生，反映社會”，他的《地球鏡像》《命運夜總會》等作品便是這些主張下的實績［45］。

童恩正在《談談我對科學文藝的認識》一文中也表達過類似觀點，他認為科幻的總目的不在于介紹具體知識，而是“宣傳一種科學的人生觀”［46］。鄭文光、金濤、王曉達、魏雅華、葉永烈等一批科幻作者，正是在人生與社會的維度上開拓了科幻的寫作空間。值得注意的是，鄭文光等人依然強調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兩結合，并未突破主流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而是試圖以現實主義為突破口將邊緣的科幻文類融入“文學之林”。可以說，這種強烈的現實關懷與批判精神深深地烙印于中國本土科幻的血脈中。當然，除此之外還有童恩正自覺的“民族化”寫作嘗試，包括《西游新記》《世界上第一個機器人之死》等，從歷史文化資源中開辟了本土科幻的可能空間。

20世紀八十年代的鄭文光（左）與葉永烈

吳巖曾用“社會化”來概括這一時期的創作特征，認為“科幻小說在社會認識深度上得到了大的提高，但逐漸遠離了科學本身和科學探索過程為文學造就的獨特話語環境”［47］。這一判斷可謂精準。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文學價值被高度重視，成為表達內心訴求與承載價值關懷的最重要載體。科幻向主流文學靠近，反映出科幻作者作為時代中人最真誠的選擇。人文主義與啟蒙主義占據了彼時科幻的價值主流，科幻作者們雖然也都認同科學幻想不應當違背基本的科學原則，但這種認同方式反而悖論性地導向了將科學原則“高高放起”，導致了對于科學理解的虛空化。同時，這也在客觀上加深了科學與文學之間的分野，科普型科幻漸成“消失的溪流”。

由此帶來的后果，便是“科文之爭”中關于科學性與文學性如何協調的困惑在很長時間內被懸擱了起來。“科學性”的要求被視作創作自由的對立面，被等同于表現社會與人生的束縛。時至今日，在中國大眾的接受視野中，科學的文學表達、文化產品中的科學符號，依然是相對陌生的存在，這對于科幻擴大自身的影響力自然十分不利。而在本土科幻寫作中，“科學本身與科學探索過程”對于科幻文學的改造潛力遠未被挖掘出來。

至此，本文的討論進入尾聲。本文努力在更為全面的歷史視野中理解科幻概念的生成，將之放回到多個維度的交互中加以理解。“科文之爭”并不能被簡單等同于科幻的軟硬之爭，或一場無謂的爭論，它實際上提供了中國科幻寄身其間的參數坐標，表明了當代中國科幻是在社會主義文化的具體規定性下生長的，進而探尋自身的突破之道。它對“自由度”的理解與特定的反應方式，既造就了新的優勢，同時也設定了自身的局限。當代中國科幻需要整理這些經驗，更好地挖掘與激活這一文類的歷史可能性。而當代中國也需自覺突破以往對于文藝發展的簡單理解與支配模式，在其內部預留出充分的靈活空間。對此，雷蒙·威廉斯在論述共同文化的設想時曾給出一個絕妙的比喻：“工人階級運動中，雖然那緊握的拳頭是一個必要的象征符號，但握緊拳頭并不意味著不能攤開雙手，伸出十指，去發現并塑造一個全新的現實世界。”［48］科幻無疑只有在“伸出十指”時，才能激發出當代中國最有活力與啟示性的價值與經驗。

流沙河先生曾演示“幻”字之由來，這也啟示我們重審“文學幻想”的位置與價值

注釋：

［1］本文所討論的“科幻”專指“科學幻想小說”，不包括科幻影視等文藝形式。

［2］參見陳建守《語言轉向與社會史：科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2013年第4期。

［3］關于科學文藝與科學幻想小說的介紹，詳參鄭文光《科學文藝雜談》，收于《兒童文學研究（第7輯）》，《兒童文學研究》編輯部編，第1—14頁，少年兒童出版社1981年版。

［4］關于“科文之爭”的具體內容，參見吳巖《科幻文學論綱》，第37—38頁，重慶出版社2011年版。

［5］吳巖：《親歷中國科幻30年》，《科技潮》2009年第10期。

［6］李剛、盧家希：《科幻，帶著驚喜與困惑回歸》，《第一財經日報》2013年11月15日，第T69版。

［7］參見宋明煒《新世紀科幻小說：中國科幻的新浪潮》，《文學·2013春夏卷》，陳思和、王德威主編，第7—1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

［8］詹玲：《1980年代前期中國科幻小說的轉型》，《二十一世紀》（香港）2014年第8期。

［9］劉慈欣：《劉慈欣談科幻》，第84頁，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版。

［10］吳巖：《難忘哈爾濱之夏——憶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科學文藝暨少兒科普研究年會》，《科普創作》2018年第4期。

［11］［31］葉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第571頁，第332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2］魯兵：《不是科學，也不是文學》，《中國青年報》1982年4月24日，第4版。

［13］童恩正等：《關于科幻小說評論的一封信》，《文譚》1982年第8期。

［14］魯兵：《報十二同志書》，《文譚》1983年第3期。

［15］魯兵：《靈魂出竅的文學》，原載《中國青年報》1979年8月14日，轉引自《科普小議》，第24頁，科學普及出版社1981年版。

［16］事實上，魯兵在《內容、形式及其結合——就〈靈魂出竅的文學〉一文答友人》（1980年7月）中，已經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雙方都只談及一個方面，均不夠準確。而且童恩正的《暉暉的小伙伴》和劉興詩的《小哈桑和黃風怪》正是經他之手出版，后被收入其主編的《365夜》。這些歷史細節早已被今日的講述遺忘。

［17］［32］葉·謝·李赫兼斯坦：《論科學普及讀物與科學幻想讀物》，祈宜譯，第29頁，第29頁，科學普及出版社1958年版。

［18］參見汪習麟《魯兵評傳》，第227頁，希望出版社2001年版。

［19］參見張永健主編《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史》，第380—381頁，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版。

［20］林毓生：《民初“科學主義”的興起與涵義——對民國十二年“科學與玄學論爭”的省察》，《政治秩序與多元涵義——社會思想論叢》，第299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版。

［21］“思想性”是時任中國科協主席周培源在科普作協會刊《科普創作》創刊號上提出的，參見周培源《迎接科普創作的春天》，《科普創作》1979年第1期。

［22］葉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第633、636、641頁。此外，還有署名“貴一”的批評文章《思想上的黑影——讀驚險科幻小說〈黑影〉有感》發表于《中國青年報》頭版。

［23］趙之：《后記》，《科普小議》，中國青年報《長知識》副刊編輯室編，第69頁。

［24］［26］趙之：《報紙科普副刊的方針、任務及其它》，《科普學文匯》，中國科普作協成都科普學研究小組編，第198頁，第19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5］趙之：《發揮報紙副刊的優勢——科普副刊的編輯工作》，《科普編輯記者入門》，中國科普編輯作者協會、北京科普編輯作者協會編，第190、191頁，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

［27］葉永烈：《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跡》，《少年科學》1977年第2—3期。

［28］甄朔南：《科學性是思想性的本源》，《中國青年報》1979年7月19日，轉引自《科普小議》，第16頁。

［29］葉永烈：《科學·合理·幻想——答甄朔南同志》，《中國青年報》1979年8月2日，轉引自《科普小議》，第20、21頁。

［30］甄朔南：《科學幻想從何而來？——兼答葉永烈同志》，《中國青年報》1979年8月14日，轉引自《科普小議》，第23頁。

［33］［34］［35］錢學森：《把科普工作當做一項偉大的戰略任務來抓——記錢學森同志的一次談話》，《科普創作》1980年第3期。

［36］錢學森：《錢學森同志談出版工作》，《中國出版》1980年第10期。

［37］錢學森：《科學技術現代化一定要帶動文學藝術現代化》，《科學文藝》1980年第2期。

［38］錢學森：《錢學森談科教片創作》，《人民日報》1981年3月26日，第3版。

［39］周揚：《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文藝報》1979年第11—12期。

［40］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人民日報》1979年10月31日，第2版。

［41］湯壽根：《中國科普作協成長的忠實記錄——〈科普創作〉雜志》，《科普研究》2010年第2期。

［42］［43］《追夢人——四川科幻口述史》，侯大偉、楊楓主編，第125頁，第126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44］金濤：《我對科學文藝創作的反思》，《科普研究》2016年第1期。

［45］關于鄭文光“科幻現實主義”理論的討論，詳見姜振宇《貢獻與誤區：鄭文光與“科幻現實主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8期。

［46］童恩正：《談談我對科學文藝的認識》，《人民文學》1979年第6期。

［47］吳巖：《西方理論對中國科幻的作用》，《科幻文學入門》，第229頁，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版。

［48］雷蒙·威廉斯：《文化與社會：1780—1950》，高曉玲譯，第345頁，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