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詹姆斯·伍德曾說“同情是小說溫柔的使命”。在小說的場域里，同情給人及萬物溫暖的東西。且在小說辯證性地支撐下，完成對即便“不值得同情的人，宣布善意的判決”。這一點在《我這樣的機器》中得到了體現。相較于多數作品所展現的機器人與人類是對抗性的存在體，作家伊恩·麥克尤恩則以機器人的視角給予了另外一種可能，從而將整體小說對人類自我的同情提升到友誼的高度。

一句“若正義即對等/那愛上一名罪犯/必不是犯罪”，使機器人亞當棲身于《我這樣的機器》中主人公米蘭達和“我”（查理）的理智與情感之中，甚至肉體之間。悄無聲息中作者伊恩·麥克尤恩將AI與文學做了勾連。

亞當夏娃被趕出伊甸園是因為擁有了智慧，有了初始的原罪，那么作為人工智能的機器人是人類主動賦予了它們智慧的，這是我們的后伊甸園時代的原罪呢，還是AI自產生之初就已經打上罪的烙印呢？

亞當夏娃的名字是否可看作是作者想找尋人類與自我初始的樣子的希冀呢？小說中，亞當的性格設置由“我”和米蘭達共同完成，多少有一些男性、女性共同造人的味道，其“唯數”的身體、程序中充斥著男女兩種因子的“意識”，像極了我們的孩子。也自然引出小說的命題：如何與機器人相處。

第一章，小說就有大段大段“我”對“另一個我”——亞當的心理體驗與糾結，這種體驗微妙得好似要見到陌生的親人。而“我”的購買，只是出于好奇。AI機器人的“降臨”，如同陌生人造訪閉塞的部落，“陌生的美”對于不同的文化、觀念認知，可能真實如“侵略”樣會帶來騷動。這只屬于心理的基礎層面。從“我”的專業上看，是電子學和人類學共生的產物；作為女性代表的米蘭達，反應似乎過于平淡了些，只感覺亞當像博斯普魯斯海峽碼頭的工人。如果性別是體驗與認知不同的主要原因，從一開始，無論作者還是小說人物本身，就已經為結局做了背書。

起初，我在想，應該以怎樣一種心態來讀這部科幻小說。亞當，一個機器人，“我們”的孩子，對它的態度是看作一個機器人、一個造訪者、一個不速之客、一個新物種，還是一個和我們一樣平等的人呢？這本身就給讀者提出了要求。因為這里面其實已經融入了如何與機器人相處的問題，也是與作者達成一種神交、默契的問題，同時也決定了我們是什么樣的角色。名字很容易誘導成硬科幻來看，如果真的以這個態度去看，從一開始，我們就輸給了作者，輸給了麥克尤恩，至少是不在一個頻道上。隨著故事情節的推進，我甚至覺得這不能算是科幻小說，而應該歸類為倫理小說、“言情”小說、人文主義小說。因為我看到每一行字的背后，都閃爍著作者投來的深邃、溫暖、關懷、思考的目光。或許從一開始，作者就已經跨過了AI的階段，而是直接把亞當看作了一個實實在在的“人”。當然，這個初始與終極的關懷是經過主人公與故事情節逐步演進出來的。

作品與菲利普·迪克的機器人系列形成對應，給我們指出了除對抗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平等、和諧、尊重。機器人是人類自身的影子，AI意識是人類意識的投影。因為它是我們造的。與其說是探討與機器人如何相處，不如說根本上回到了與我們人類自身以及皆備于我的萬物相處的問題，如何認知自我的問題。小說中的機器人只是給這個認知增加了一個更為客觀的參照物，一個將我們人類意志、意識、“情感”成型化的所謂“機器”，一個可以將人性之光反射回我們自身的可視的“鏡子”。如果說菲利普·迪克的機器人對抗可能性存在的話，那么，是不是可以說其根本也是我們人類的意志、道德缺失造成的一種可能呢？

小說中已經部分涉及了這種缺失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我”沒能像阿基米德所說“超越自己，把握世界”，米蘭達也沒有記住機器人“存活的法則”——“我們被造出來，可不能理解謊言”的忠告，致使滿以為為被強奸的同學瑪麗婭姆伸張正義的起訴成為亞當不可理解與饒恕的說謊罪證。人們一直擔心機器人會威脅到人類，但亞當這個善舉，又摧毀了人們道德的底線，也暴露了“我”——人類大多數意見的代表者的思想活動軌跡：購買初期，亞當是機器；與米蘭達有性關系后嫉妒為機器人甚至“人”；亞當行善“偷走”他掙的錢，讓“我”恨他——“一臺會走路的筆記本電腦”。就這樣， 亞當在它與他（它：亞當是機器人；他：亞當是男人）之間讓“我”歡喜讓“我”憂。

可以說，讀該小說的過程，我們是走在它與他之間，走在它向他轉化的路上。是否轉化、如何轉化，由我們自己選擇、決定。這里面還有一個可能性，可能亞當會隨著時間越來越適應人的社會，成為人，甚至好與壞的表現都高于我們人；而我們還是在人與機器間搖擺，對我們有利時，待之以人；不利時，“還原”其機器本性。給機器人一個名分，如何克服它給“我們”造成的難堪，也就成為我們人類將來一個共同的任務。

亞當的善舉是自身的設計者預先植入的，還是數據算法的結果，抑或亞當后天自我學習的結果，小說沒有明確交代，但不管哪種來源，這個來源問題決定了亞當們存在的意義與不確定性，包括其他機器人的各種形式的“離世”，都指向了其源頭——科學技術的可控性問題。用時下的話說“算法是有價值觀的”。“人們希望我們自己造出來的東西能夠拯救我們自己”，但“技術讓文明脆弱”。我們生活在這樣的時代或即將生活在這樣的時代，相輔相成的技術也為文明提供了新的文明出口，只是我們還沒有發現出口處紅綠燈在哪里和顏色變換的規律、法則。

也許真的如托馬斯·曼的理念“小說以錯誤為道路”，完成對人類自我的審視。因為《我這樣的機器》最令人同情的正是“伸張正義”的米蘭達，她的尷尬之處在于被一個人類制造的機器人所指正。且更為有趣的是，如果亞當是一個真實的人，那么指正就體現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恰恰相反，他是一個機器人，這或許才真正是機器人與人類“對抗”的意義所在。而且他是愛著米蘭達的，并為她寫了很多“情詩”。可以說是遺言的“愛是有光的/暴露出黑暗的角落”，讓我汗顏之余，也令我思考這能否算是機器人的意識與智慧。

與其說亞當獲得了意識，不如說麥克尤恩賦予了亞當意識，可能這種賦予在小說中不需要解釋來歷，只要現實終究有一天會達到即可，但這里存在一個問題，到底什么是意識？意識于人至今都是一個謎樣的存在，對于機器人，唯數的機器人，它們的意識算意識嗎？而且，亞當的詩可能是最能勾起人們為其辯護的法寶，那么有哲理與“人性”，但這不是亞當的原創，而是麥克尤恩的（未來的機器人可能甚至是必然具有更超乎作家和制造者、設計者所賦予的“主體性”）。那么，在機器人與人之間，我們隔著一個麥克尤恩，這就讓我們真正遇到了對手。也許此處的麥克尤恩只是一個文學意義上的存在，但現實中卻是真正科學與現實的鴻溝。我們在它與他之間徘徊時，也是破除它的進程，找尋我們自己的過程。其內里體現著人類整體意識維度提升的問題。

一切科學的問題最終都會變成哲學的問題、倫理的問題、道德的問題、社會的問題、法律的問題。科幻小說是對科學未來的一種憂思的文學化，是對科學光環背面的陰影部分的窺探與懷疑。或許作者不能以什么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者而簡單劃分，抑或根本就不搭邊，但人性中趨吉避兇與好奇、探求的先天本能會不自覺地將作者的目光帶入危險與安全的交界地帶，先去做一場思想的探險。在文字的不斷延展中，使命感油然而生，也使文字能量強大到人類的高度。可能真的“文學的解決就是不解決，沒完沒了之中飽含同情”，以此來完成小說的使命，但可能這就是小說對亞當問題“你想要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做的最好解答。但讀者卻一定要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中找到真正的答案，這使我們獲得了同情的代價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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