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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野草》的主體性和矛盾性 ——1940至1950年代有關魯迅思想理解的分歧之一

摘要：在1940至1950年代的左翼文化界，研究者對《野草》及魯迅思想的理解存在著一致和分歧。其分歧主要表現在：是否敢于承認魯迅于創作中呈現出思想消極性和矛盾性；這一思想消極性和矛盾性是否正是魯迅前期思想局限性之表征。胡風派一直強調主體性和革命性價值的統一，而馮雪峰、邵荃麟等理解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其變化之一，就是把《野草》中所蘊含的那種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和主體意志拋棄了，所謂魯迅前期思想的消極性、矛盾性和局限性于此得以凸顯，魯迅也就成了必須依靠一種外在力量來予以拯救的現代知識分子。

關鍵詞：《野草》；魯迅；主體性；矛盾性

散文詩集《野草》是魯迅文學創作中一朵永葆生命活力的奇葩，因其思想與藝術表達的復雜、隱晦與神奇而為人們所廣泛關注和喜愛。但在1940至1950年代，在左翼文化界內部，研究者對《野草》及魯迅思想的理解存在著分歧，而且愈到后來，隨著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遷，這種分歧愈來愈明顯。在20世紀50年代批判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胡風派對《野草》所進行的研究和闡釋也就成了一個被批判的焦點。主流派批評者與胡風派對《野草》理解的歧異主要表現在：是否敢于承認魯迅于創作中呈現出了思想消極性和矛盾性，這種思想消極性和矛盾性是否正是魯迅前期思想局限性之表征。其實，這些理解歧異的產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一個過程，雙方對于《野草》不同思想和藝術意蘊的理解，是在歷史文化場域的變遷中逐漸定型并完成的。那么，這究竟經歷了一個怎樣的思想認知過程呢？對于魯迅認知的變化，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的發生與建構方面是否有著某些更為深刻的關聯？這些均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一

邵荃麟曾于1945年9月發表過題為《魯迅的〈野草〉》的文章。文中，他從歷史社會學角度，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對《野草》所蘊含的思想、歷史與人文意義作了高度評價，并且試圖把文本解讀與對魯迅心路歷程的探討關聯起來，顯示了《野草》在魯迅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過渡性價值。他的以下論述為后來主流派理解《野草》時期魯迅思想的局限及其特征定下了基調：“在他寫《野草》以及這以后的期間，他的思想基礎雖然和后來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歷史的限制，他那時的思想還沒有越出進化論的階段，他還不曾明確認識促進這個社會進化的革命動力。因此當歷史更前進、民族危機更迫切、階級矛盾更尖銳化的時候，在他自己思想上也引起一種從原來階段向更高階段躍進的強烈要求，這是需要經過一番痛苦的斗爭的，《野草》的寫作正在這個時期，所以他所表現的情感較任何時期更加激越，但是經過這個苦悶的搏斗，他的思想終于突入到一個更高的階段，這就是顯示在他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作品中間的更徹底的思想。”這里提到《野草》所表現的思想內涵總體上仍然受制于魯迅前期所具有的進化論觀念，既為后來主流派批評者所倚重，也為胡風派魯迅研究者所詬病。馮雪峰于1955年10月撰寫的《論〈野草〉》一文可謂當時主流派觀念在《野草》研究上的集大成之作。

通過對《野草》中23篇作品和“題辭”的細致解讀，馮雪峰認為這部散文詩集盡管具有一定的戰斗意義，即表現了“作者對于當時黑暗勢力的反抗和斗爭”，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暗淡的情緒，尤其是反映了他的思想上的深刻而強烈的矛盾”。馮雪峰就是以發掘和梳理這個“矛盾”來作為其論述線索的。他認為《野草》抒寫了悲觀與樂觀的矛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絕望與希望的矛盾，這些矛盾在作品中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因而正在吞噬著魯迅的心，讓他感到空虛和迷茫。馮雪峰寫道：“所有這種種的矛盾，其實都只是反映著一種思想狀況，就是：感到目前的黑暗勢力很雄厚，而對于將來又覺得有些迷茫。”那么，魯迅當時為什么會有此種思想狀況呢？它說明了什么呢？馮雪峰以為，這當然跟魯迅當時所處的黑暗環境有關，因為寫作《野草》的時期，正是北洋軍閥統治最黑暗的時期，也是魯迅感到當時置身其間的北京正在擠壓和疏離他的時期，但是，除了這個時代、社會的原因，“還有更重要的思想上的原因”。那么，這個思想上的原因是什么呢？馮雪峰主要從世界觀的角度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其一，魯迅《野草》時期的世界觀也就是他的前期世界觀，還是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基礎，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而且，魯迅當時所取的立場還是“革命知識分子或小資產階級激進派的立場”。因此，魯迅以他當時的世界觀，也就“不能正確地把握當時的現實的發展，明確地認識革命的前途”，即是說，“對于無產階級及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群眾的革命力量，就不能有明確的、充分的認識和估計”。在馮雪峰看來，正是由于這個世界觀的局限，才導致了魯迅思想上的矛盾，進而導致《野草》中呈現出不可調和的矛盾性。其二，《野草》中呈現的矛盾性思想狀態，“非常鮮明地反映著作者當時所體驗的深刻的思想苦悶和強烈的自我思想斗爭。而且，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寂寞、空虛和矛盾的痛苦，也包含著由于他當時同革命的主力還沒有建立起具體的真正密切的聯系而來的寂寞和不安”。究其世界觀上的原因，魯迅“前期的世界觀，主要的還是建立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體系的基礎上面”，他是“站在個人主義的思想基礎上而從事個人主義的戰斗”。正因如此，馮雪峰以為《野草》明白地告訴人們：“作者所感到的空虛和失望，從思想上說，是由個人主義的思想而來的。作者的矛盾和痛苦，反映著個人主義的思想基礎和立場在他那里發生著動搖以及他自己對個人主義思想的斗爭?！憋@然，馮雪峰從世界觀的角度，分析了進化論和個人主義思想對《野草》時期乃至前期的魯迅所導致的歷史局限性。魯迅內心的矛盾，以及由矛盾而來的空虛和痛苦，都根源于此。但是，魯迅并沒有深陷于此種空虛和痛苦之中，他在寂寞中升騰而起的不安，加上其他客觀和主觀的因素，都有可能促使他進行世界觀的質變。馮雪峰寫道：“時代的條件，作者的一貫的人民立場和革命意志，都決定了他非前進一步而成為社會主義者不可。這就是接受共產主義世界觀，投入無產階級的隊伍，同廣大的人民群眾有更進一步的更密切的結合，在群眾的集體主義的基礎上為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以及為社會主義前途而奮斗?！笨梢姡T雪峰論述《野草》終究落入了當時主流派研究者的窠臼。在他看來，《野草》時期魯迅的作用就在于為知識分子展示了自身思想和世界觀的局限性，而魯迅最終聽從共產主義的召喚，在黨的幫助下，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成了一名共產主義戰士。因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世界觀的轉變不僅可能，而且必要。在一定意義上，馮雪峰有關《野草》的論述也是他在言說魯迅的過程中適時自我調整的結果。這個妥協以及自我蛻化的過程，胡風后來把它叫作“禪化”。

平心而論，馮雪峰對《野草》的論述自有其一以貫之的地方，就是對其所呈現的內在“矛盾”的理解。他在1950年代對《野草》“矛盾”的條分縷析，其實可追溯到他以前對于《野草》的理解。對于《野草》內在“矛盾”的把握和發掘，不能不說是馮雪峰的一大重要貢獻。1946年，他寫了部分《魯迅回憶錄》，多次提到對《野草》的理解。他認為，《野草》揭示了魯迅內心最深刻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僅是黑暗的社會現實所造成，也是他本來的性格所造成，因為魯迅盡管“最耐得住寂寞和孤獨，然而卻是最不愿意寂寞和孤獨的人”。而且，這種執著的“矛盾”品格正是每一個思想家所具有的，因為“一切的思想家都是在深刻的矛盾與苦悶中戰斗著前進的”，而“矛盾的實質是聯結在當時的社會運動的一切具體事象和關系上面的”，也正因如此，魯迅對矛盾的體驗和書寫，便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意義。誠如馮雪峰所言：魯迅內心的矛盾“總是反映著時代或社會本身的矛盾”，他所體驗的黑暗與空虛“也不能不是時代或社會的空虛與灰暗的反映，尤其在這種時候，一切這樣的思想家就都要經由這種矛盾的克服而更向前進”。而這種對于“矛盾的克服”正是反映了魯迅所具有的那種寶貴的精神，這種精神的主要方面正是他的偉大人格的體現，而敢于直面歷史與現實乃至心靈的黑暗，敢于帶著淋漓的鮮血突破已有思想的局限，正是此種人格的斑駁投影。在這種意義上，馮雪峰認為1924—1926年間的魯迅，亦即寫作《野草》期間的魯迅，乃是最能以自己的生命去跟黑暗進行戰斗的魯迅，也就是后來魯迅自己所言“絕望的抗戰”的意思。而這一切，正根源于魯迅總是“相信他自己的力量”，而這種力量與其說是物質的、外在的，毋寧說是精神的、內在的。正是在這里，馮雪峰也就有可能深入地觸摸到魯迅的精神動力學問題。他說：魯迅“是把自己的生命付給民族的解放的人，然而不同于一般的這樣的民族志士者，是在他是更有思想的人。他和一切志士一樣，是要膽肝涂地為民族的，然而他卻是更要用血用心和生命去擁抱現實與思想或主義的人。他和那種可以今天講這種思潮而明天講另個的思想販子實在離開得太遠了，——那種人是體驗不到現實的矛盾，也體驗不到內心的矛盾的。魯迅先生是以自己的生命體驗著現實和思想的矛盾的，在他對現實的把握是非同時有內心的思想的把握不可的?，F實和歷史的發展，對于他，必須成為他的精神的世界。于是，在現實巨大變化和發展的時候，在他的內心就發生著偉大的矛盾斗爭和圣潔的痛苦過程?！憋@然，在內心的搏斗過程中，魯迅已經具備了把對黑暗的體驗轉化為光明的力量，也正因如此，魯迅在《野草》中呈現出來的矛盾就有可能轉化為一種積極的因素，《野草》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也就成了一個戰勝黑暗、面向光明的藝術載體。馮雪峰這種對《野草》主體性的理解，是直接通向胡風的主觀戰斗精神理論的，胡風派對《野草》的理解，其實在很大程度上與此時馮雪峰的理解具有相似的一面。而且，這相似的一面在邵荃麟當時對《野草》的闡釋中也毫無例外地存在著。

其實，邵荃麟的《魯迅的〈野草〉》一文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盡管新中國成立后主流派魯迅研究者承襲了他對《野草》局限性和魯迅思想局限性的指摘，但也同時遮蔽和放棄了一些真正通向魯迅思想之本來的論述。比如，他在解讀《野草》時，充分注意到其文本內部所具有的那種復雜性，這就使他有可能直面《野草》所含有的悲觀和虛無的情緒，并且把對這種復雜情感的考察帶入到對抒情主體結構的探究之中。在他看來，《野草》盡管呈現了一定的絕望者和虛無主義者的心境，但并不能由此斷定魯迅就是一個虛無主義者或悲觀主義者，因為“當時魯迅先生心靈中是在進行著最高度的強烈搏斗，他的情緒上是在起著最猛烈的波動，宛如海濤沖擊，此起彼伏：希望與絕望，更生與滅亡，勝利與失敗，一切都到達最尖銳的頂點，而從這種搏斗中間，才能使他的思想情感上迸發出各樣的燦爛火花。這是一個大思想家大藝術家當他思想向前突進以前所必然經歷的大苦悶，大痛苦，而只有從這種真實的苦悶與痛苦中，才能開放出更燦爛的思想之花”。“魯迅先生不是什么主義者，他的思想是從血淋淋的歷史現實中間搏斗出來，鍛煉出來的。他并無別的特點，只是永遠和歷史的發展緊緊結合著，永遠和人民的心緊緊地連著，因而他才能最真切的聽到歷史的聲音，最真切的感到歷史和人民的痛苦。”可見，邵荃麟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是多么重視魯迅在《野草》中所表現的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并且跟馮雪峰一樣，也是把這種心靈的搏斗中所具有的慘烈的體驗和古老中華民族的新生聯系在一起：“一個昏聵的古老民族的覺醒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那些長期被毒害著被麻痹著的奴隸的靈魂，要覺醒過來是極其痛苦的。這是一種最劇烈的痙攣，一種希望與絕望的掙扎，一種悲痛與欣悅的搏斗?！闭蛉绱耍兑安荨分畜w現出來的顫栗、憤怒與悲痛，“與其說是魯迅先生個人的憤怒與悲痛，無寧說是歷史的憤怒與悲痛，這些耀眼的火花與其說是從魯迅先生個人的熾熱情感中間迸發出來的，無寧說是從歷史矛盾的斗爭中迸發出來”。這樣，《野草》時期的魯迅就有可能在當時的歷史和文化狀態下開拓出一條屬于自己也屬于民族新生的道路，魯迅的腳印烙在魯迅的中國，而其價值取向卻決絕地指向未來，但更重要的是，他以執著于現實的批判姿態指向未來。這就涉及到了胡風當年較為器重的舒蕪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個命題——“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

二

“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是舒蕪1945年9月提出的。應該說，舒蕪提出這個命題受到了胡風思想的重要影響，但他更感受并包容了整個時代對于魯迅的隔膜、對于魯迅思想尤其是《野草》中所呈現的一些思想命題的誤解?？梢哉f，舒蕪與當時左翼文化中主流派人士的論述一樣，也帶有為魯迅思想正名的意味。而且，他的理解雖然是用那種思想的片斷形式表現出來，但只要不帶偏見地去領會和認知，也是可以感受到他那顆灼熱心靈的跳動和對魯迅思想的深刻體悟。

舒蕪認為，魯迅的中國造成了魯迅的道路，魯迅的道路貫穿了魯迅的中國。因此，這樣的魯迅的誕生是與這樣的中國不可分割地聯結在一起的。而這樣的中國原是舊社會的根底非常堅固的，所以必須正視它，并且毫不妥協地批判它的思想根基。魯迅說：“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濒斞福骸秲傻貢に摹?，《魯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20—21頁。舒蕪認為，這就是魯迅開辟其思想與文化道路過程的扼要說明，而“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就正是“他的基本認識，也就是他的道路的路基”。所以，魯迅在這樣的中國“走”出其偉大道路的一個前提，就是具有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敢于“用他的正視黑暗的眼，正視黑暗的中國”。魯迅正視黑暗與抒寫對黑暗的體驗，并非為了把人帶入黑暗與虛無，而是為了促發一個光明又真實的中國的到來。但是，魯迅所身處的又依然是一個靈魂古舊的中國。所以，他要向這樣的中國訴說歷史的真實，就惟有采取一種變形的話語形式和批判姿態。誠如舒蕪所言：“在由魯迅底光芒的逼射而顯現出來的這樣的中國，一切為了光明和真實的，也只有在光明之下和真實之中才能以其原形而存在而作用的東西，在這里都不得不要求著種種與原形相反的形式，不得不變形。魯迅的道路上，大抵都是經歷了這種偉大的變形的東西，引導向真實與光明去?！闭且洑v這種變形，所以魯迅才不會是單面的，而是多面的；魯迅并不是單純的，而是復雜的。魯迅的世界就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世界，魯迅的道路充滿了難以言說的斑駁暗影：

在這條道路上，是需要善良的，然而它的具體形式只能是惡毒；是需要和愛的，然而它的具體形式只能是憎恨。

在這條道路上，信任的心要存在，反而必得借助于懷疑；公平的心要存在，反而必得借助于偏狹。

在這條道路上，必須通過自衛，才能實現犧牲；必須通過冷酷，才能實現熱情。

舒蕪這種把魯迅當作一個矛盾的綜合體來看待的思想顯然源自胡風。因為胡風早在1943年10月魯迅逝世7周年時就曾說過，作為一個思想的戰士，魯迅是一個具有強烈戰斗色彩之道德律的人，這就決定了他對于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采取迥然不同的態度，而這也使魯迅的面影在不同的對象和歷史境遇面前具有了截然兩樣的風貌：“由一面看來，他是苦行的圣者，慈祥的佛子，由另一面看來，他是尖酸、刻薄、冷酷無情的‘世故老人’?！钡牵斞傅倪@種兩面性特征卻是同樣根源于魯迅人格的一致性。魯迅的主體結構在任何時候都是堅強的、恒定的，借助胡風的話來說，魯迅乃是一個心與力的結合。于是，魯迅就有可能在體驗黑暗的同時并不會為黑暗所吞沒，在感受絕望的深淵所帶來的顫栗時并不會沉入虛無之中。舒蕪就此寫道：“在這種場合，決定地支持著他的戰斗的，當然就是內斂了的希望，深潛于內部的光明和開拓。倘內部沒有這種光和力，則不但不能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而且即使樂觀也樂觀不了什么，即使可為也為不出什么的。”此種強烈的光和力，顯然來自魯迅精神的內部，是一種主體人格的力量，反映了魯迅對于革命的愛和信，而“惟其有了戰斗的愛與革命的信，所以雖憎恨而不超人，所以雖懷疑而不虛無，所以雖嚴刻而又不會成為‘神’或‘上帝’”。也正因如此，舒蕪顯然認同胡風關于魯迅主觀戰斗精神養成的觀點，而這其實正有可能從外在形式上通向主流倡導的思想改造的歷史進程。所以，舒蕪說，在魯迅的道路上“有一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革命人’的養成，內在的蘊有光和開拓力的‘革命人’的養成，由于這種內在的光和力而就不管怎樣都非革命不可的‘革命人’的養成；對于他，對于繼承他的道路的人，這是最重要的。”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一種革命意志和主體精神的形成，所以魯迅在《野草》中就會具有一種轉化消極因素的積極力量。因此，也就可以進一步理解另一些胡風派成員比如雪葦和張禹對《野草》的相關闡釋了。

之所以特別提到張禹和雪葦，是因為在批判胡風運動中，他倆的《野草》研究也是被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證之一來進行批判的，而且他們的研究確實有一些值得重視的地方。呂東亮：《“胡風派”的魯迅研究及其與主流派的歧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年第2期?？傮w上看，張禹和雪葦對《野草》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應該說，前者的研究不僅受到過后者的影響，而且受到過胡風、耿庸等人的影響，這是可以找到顯明的思想脈絡的。

張禹和雪葦《野草》研究中的相似性主要表現在：都主張對《野草》必須加以辯證的研究，反對采取瑣碎而牽強附會的索隱式研究方法。張禹指出：“我們可以碰到一些人，他們實際上往往不把《野草》當作抒情詩來理解，而熱衷于猜謎語似的找尋泥土‘象征’什么，喬木又‘暗示’什么……。這些人的動機常常是很可嘉的：他們希望在《野草》中找尋直接的、像在魯迅雜文中常見的那種指示，或者想以自己的注釋來強調《野草》的政治意義。但是，這種方法卻是錯誤的。其結果只能是牽強附會，庸俗化了《野草》，丟掉了‘象征’或‘暗示’以上的意義?！边@里所希冀避免的是一種片面的形而上學認知方式和研究方法，此種方法若跟政治實用主義相結合，容易達到歪曲魯迅創作及其思想的地步，誠如張禹所言：盡管魯迅在《野草》中抒發的感情“歸根結底離不開他的社會斗爭；但誰也無權命令魯迅，魯迅自己也決不會以為，一定把每一件景物化裝起來演一番說明某一社會問題公式的文明戲，才算是‘配合政治任務’的”。張禹在當時能夠指出把魯迅無條件政治化的缺陷，并且希望大家對此保持一種警醒的態度，以期讓魯迅研究更為切近魯迅本身，確實難能可貴。

雪葦研究《野草》采用的是一種分類的辯證方法。他在總體上把《野草》中的主要篇章分為兩組，一組以《過客》《希望》《影的告別》《死火》《求乞者》《墓碣文》《頹敗線的顫動》《死后》《風箏》等9篇構成，并說明以《過客》為首篇；二組以《這樣的戰士》《秋夜》《淡淡的血痕中》《一覺》《復仇》《復仇（其二）》《狗的駁詰》《失掉的好地獄》《立論》《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的失戀》等11篇組成，并說明以《這樣的戰士》為首篇，而《死后》也可以重列在這一組。在雪葦看來，這兩組既各有側重，又是一個辯證的統一體：“第一組主要是從心境底‘陰影’的一側面來解剖自己；第二組，則主要是號召戰斗及直接對于黑暗底攻擊。后一組，是前一組底內在精神之外在底積極的發揚，而其總色彩，則又是統一?！彼滞瑫r指出，第一組文章中所描寫的“‘陰影’的本身，也同時放射出戰斗的光輝來。這就是如他自己論十九世紀東歐作家底作品時所說過的話：‘即令是頹廢和虛無，這也是戰士底頹廢和虛無?！螞r這里決不是什么頹廢或虛無呢？這不過是一時的心之波動與心之一角的內在斗爭罷了！而且，這正是說明：《野草》里的這一組文字，正是他三十年如一日未停止過的、屹立于最前線的戰斗之基礎。有什么東西能比預備失敗的前途而作舍命的斗爭更為堅決，有什么東西能比知道自己的后面沒有任何支持而猶要堅決與黑暗作戰更為英勇呢”。這樣，《野草》中的陰影和黑暗也就有可能轉化為一種積極的力量，此種轉換在雪葦的論述中表現為一種結構的回環，它不僅屬于論述本身，而且凸現為《野草》的一種內在結構。這種結構形成了一個思想和邏輯的場域，悲觀的東西可以由此辯證地轉化為一種樂觀向上的動人姿態。正因如此，雪葦才會指出，第一組中的“《墓碣文》恰好是《這樣的戰士》的出發點?！赌鬼傥摹凡粌H沒有什么‘虛無’，且與他的全部作品同調，沒有什么絕望與喪氣”。這個論斷顯然跟邵荃麟當時的觀點具有一致性，因為邵荃麟在40年代中期也曾指出：“在《野草》中間最被人們所熟記的，是那篇《這樣的戰士》，這確是最能代表當時魯迅先生的生活思想與情感的。有人說《墓碣文》應該是《野草》最好的自序，那末我以為《這樣的戰士》應該是《野草》最好的自跋?！币舱蛉绱?，雪葦總結：《野草》中的“空虛感與寂寞感，在魯迅的思想中，不是主面而是客面，不是正面而是反面，不是優勢面而是劣勢面，不是肯定面而是否定面”。顯然，在雪葦、張禹等人的闡釋中，《野草》中的陰影也是最終成了創作主體奮起搏斗的起點，而其轉換的關鍵在于作者具有一種至大至強的人格結構，我以為，正是由于雪葦、張禹等人把握到了此點，他們論述中體現的辯證方法才能得到具體落實。所以，在對《野草》進行辯證的理解和把握中，注重凸現創作主體之人格力量在文本構造中的積極作用，也就成了雪葦、張禹研究中的另一個特點。

雪葦認為，魯迅作為一個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他是拒絕向黑暗投降的，他所要求的是戰斗，正如他筆下的過客，“無論前進的路是如何迷蒙不清與自己已經是何等的困頓，他仍要作決不休息的前進”，他內心所有的斗爭，總是“出發于戰斗，解決于戰斗”。面對絕望與虛無這些陰影的侵襲，他寧愿以個體的方式承擔，用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的說法，就是“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而這一切正是為了后代與別人。雪葦認為，這是“高度超越的自我犧牲底精神”，它也異常分明地體現在《影的告別》中：“我愿意這樣，朋友——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并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于我自己。”在雪葦看來，正是由于魯迅具有這樣一種勇于擔當的精神，所以他才會最終戰勝黑暗，而這也構成了魯迅式戰斗的內在的力的泉源。有了這種內在的力，魯迅就會成為“這樣的戰士”，永遠舉起他的投槍，也就會戰勝絕望、悲觀與虛無，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就不可能成為悲觀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此觀點顯然與40年代邵荃麟、馮雪峰的觀點具有一致性。張禹在文中也明確指出，《野草》更是表達了作者的人格力量。表達了他對正義、光明、自由、幸福的熱愛，和對丑惡黑暗的壓迫制度及其思想道德的憎恨；《野草》雖然表達了作者的所謂彷徨、懷疑、空虛以及頹唐的心理和感情，但是，因為作者在根本上是一個革命人，所以，他不會由革命的狂熱轉變為悲觀、頹廢之人。這表明，魯迅的人格力量在《野草》寫作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人文內涵。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雪葦、舒蕪等胡風派成員對《野草》及魯迅思想的看法其實與邵荃麟、馮雪峰等人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張禹在后來的研究中無疑更多地承繼了他們此時的研究成果。他們在當時的研究成果和文本解讀中，更多地注意到了魯迅的主體價值和人格力量。在對黑暗和陰影的書寫中，它們之所以沒有把魯迅吞沒，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魯迅具有一種堅強的主體人格和戰斗精神，這種精神在《野草》中不僅呈現為一種藝術的結構性因素，而且以一種清醒的戰斗的現實主義姿態表達出來，因之具有一種深刻的歷史意義。正是憑借它，魯迅才會最終戰勝黑暗，拒絕虛無陰影的蠱惑。而這些，倘若從理論的表象來說，其實都是通向胡風當時所謂主觀戰斗精神的。這也表明，胡風派成員在當時感受到的那種歷史氛圍以及他們對于主體人格力量的肯定和渴望，其實也正是為國統區的另外一些左翼文化人所共同感受過的，這一點正顯現了當時國統區和解放區歷史內涵的不同。

三

新中國成立前后，不僅邵荃麟在對魯迅的認知上發生了變化，而且馮雪峰這位曾經跟胡風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人，也對魯迅的闡釋發生了重大變化。其變化之一，就是把《野草》中所蘊含的那種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拋棄了，把魯迅所具有的那種主體戰斗意志拋棄了。于是，《野草》中的魯迅成了一個陷落在由“矛盾”所織就的黑暗深淵中的人，成了一個必須依靠某種外在力量予以拯救的現代知識分子。

比如，馮雪峰在1946年寫的《魯迅回憶錄》中對于《野草》時期魯迅思想中的矛盾給予了富有歷史價值的說明，對魯迅執著于揭示黑暗、反抗黑暗的做法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一種戰斗的現實主義精神的反映，是魯迅思想和性格的最大特色，是“魯迅思想提供給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的最大的價值之一”，魯迅也因此并不是所謂的虛無主義者。但到1952年出版其《回憶魯迅》時，馮雪峰對此作了新的改寫，對《野草》的看法也就趨于消極了。他說：《野草》“更多地表現了魯迅先生的內心矛盾的交戰和痛苦的叫聲，其中的思想就不能當作魯迅先生的社會思想的代表來看，因為它表現得很隱晦，同時作為思想的著作來看，在魯迅先生的著作里面也并不占那么重要的地位；并且其中好幾篇作品，無論在思想上在感情上都是個人主義的，而且陰暗的，有虛無感的，悲觀而絕望的。自然，這種虛無和絕望的感情，同時又被魯迅先生自己在否定著，他同自己的虛無和絕望斗爭，這是在同一篇作品中都看得出來的，但斗爭的結果怎樣呢？還是有些虛無和絕望，總之是矛盾，個人主義本身的矛盾。”他后來寫的那篇《論〈野草〉》，正如前面所指出，更是對魯迅思想中的所謂個人主義的矛盾從世界觀的角度作了系統性的論述，認為魯迅當時已經不能正確地認識和把握革命現實的發展，魯迅的個人主義思想尤其是其中的主體精神成了魯迅思想發展必須克服的障礙。于是，《野草》就成了魯迅思想必須加以改造的證明，也成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加以改造的證明。為了達到這種效果，在一些具體而細微的地方，馮雪峰也頗費心思地做了再三改寫，比如對“黃金世界”的理解，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就發生了一些頗為耐人尋味的變化?！包S金世界”是魯迅在《野草》中提出的一個命題，他對黃金世界的質疑當然受到過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的影響，但更多地包含了自己的體驗和思考。想當年，曾經向往于民國建構的理想以及民國建立之初的新鮮氣象，給魯迅帶來過莫大激情和快樂，但是后來民國現實的沉重又讓其心頭蒙上了幾多失望的陰影，所以，你叫他怎敢相信人們對于“黃金世界”的預約呢？其次，魯迅質疑“黃金世界”也是根源于他的人生哲學，這個哲學觀念的核心就是執著于現在以及在此之上的行動。在這意義上，魯迅顯然是個現實主義者，他把理想的到來建立在這個現實主義的立場上。但是這是否能說魯迅就反對希望和“黃金世界”的存在呢？不能。因為沒有它們的存在，魯迅就會完全沉落于一片黑暗和虛無之中，他不僅會為外在的世界所吞沒，也會為內在的世界所淹沒，魯迅所強調的，主要在于如何堅守一條從現在抵達未來的道路，而這條道路的根基只能是執著于現在。所以，為魯迅所反對的“黃金世界”應該說是一種沒有現實依據和行動的幻想，是魯迅對某些虛妄的理想主義者的質疑和反對。顯然，魯迅對“黃金世界”的理解是與他的現實主義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馮雪峰在當時也作了積極的理解和評價。

后來馮雪峰在重寫這部分回憶魯迅的文字時，就開始表示了一種猶疑，認為魯迅對“黃金世界”的闡釋還存在著矛盾的一面，消極的一面，“跟他正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當時的向前發展的要求，是顯然不相符合的，至少在他的情緒上”。于是，魯迅在《野草》中提出的“黃金世界”的命題就有可能體現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而且只有這樣理解，馮雪峰才有可能把1927年以前的魯迅重新納入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思想改造的軌道上來，才能讓“魯迅”在當時發揮其引領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意識形態化作用。到了寫作《論〈野草〉》一文時，因為正是大規模開展批判胡風的政治運動之后，因而，他的寫作動機和理論背景就有可能正是針對胡風派的魯迅研究了。當然，他也有可能想借此對自己以往的魯迅研究進行一番較為自覺的清理，所以，才會對魯迅《野草》時期的思想局限性進行一番新的考量，也才會對魯迅“黃金世界”的命題給出赤裸裸的指責。于是，在此時的馮雪峰看來，魯迅所言“黃金世界”就是喻指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或是泛指人們所理想的新社會了。這樣，魯迅前期對黃金世界的質疑就是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質疑了，《野草》時期的魯迅當然也就有了某種深刻的思想局限性。言外之意，偉大如魯迅者，也會由于進化論、個人主義等思想的制約，而缺乏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正確認識和向往，由此可知，對于魯迅的思想發展來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和黨的幫助顯得何等重要。正是在這樣的闡釋中，馮雪峰不僅否定了胡風派對《野草》所蘊含的主體性及其革命性價值的理解，也否定了自己和邵荃麟等人此前對《野草》比較深刻的理解。本來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在對魯迅的理解上跟胡風派具有相通的一面，這就是不約而同地指向了胡風所提出的主觀戰斗精神及其現實主義理論，而胡風理論的產生又在一定意義上根源于他對魯迅的理解。所以，在對魯迅和胡風的理解上，馮雪峰、邵荃麟等人原本是有可能跟胡風派產生更多共鳴的。變了的不是《野草》及魯迅本身，而是馮雪峰等人的觀點。

如果說馮雪峰在新中國成立后對《野草》的闡釋更多是從研究者內部瓦解了此前對于這部作品及魯迅思想比較符合實際的理解的話，那么，陳涌等人在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對于胡風派《野草》研究的批判，就是從外部來剝離人們此前對于這部作品及魯迅思想比較符合實際的理解。正像陳涌在批判耿庸的《阿Q正傳》研究時所采用的是一種先入為主的有罪推論一樣，他在批判雪葦、舒蕪、張禹等所謂胡風派的《野草》研究時采用的也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于是，胡風派的《野草》研究也都是出于一種反革命的需要，《野草》研究成了他們反動政治行為的一部分。由此出發，胡風派的魯迅研究也就毫無可取之處了。陳涌指出，“胡風集團在有關魯迅的問題上對我們所作的斗爭，是他們對我們所作的反革命的政治斗爭的一種形式”，其成員在魯迅研究中所涉及的問題，“是從胡風集團所宣揚的一般的反革命觀點出發，又從而加深了胡風集團的反革命觀點的”。這個觀點顯然是從當時主流觀點而來，胡風集團既然已經是反革命集團了，那么，這些成員當然就是反革命分子了，他們在魯迅研究上呈現出來的觀點當然就是反革命的了。因此，陳涌對胡風派魯迅研究的批判，本就不是立足于學術研究，而是傾向于政治批判。

陳涌以為，魯迅在《野草》中表達的還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因而充滿了彷徨、失望、懷疑、感傷、空虛和頹廢的感情，但是，胡風派比如雪葦、張禹，不是把這個方面的內容加以遮蔽、模糊或者縮小了，就是把它加以張揚、擴大和夸張了。具體而言，雪葦是“更陰險地把魯迅早期思想的一些消極的因素，實際上已經為魯迅后來所拋棄了的消極的因素，也說成是完美無缺的，積極的，甚至是無比積極的”。此處所言魯迅早期思想中的消極因素，就是指魯迅的個性主義思想，而它在當時被人籠統地叫作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是必須加以改造的一種思想形態。前面指出，在雪葦眼里，《野草》中的陰影和黑暗最終能夠轉化成為一種積極的力量，這是因為魯迅具有一種至大至強的人格，按照舒蕪的說法，乃是由于魯迅有著一種內心的光。陳涌對此表示不可理解，認為雪葦是在“不識羞恥地假魯迅之名來明目張膽地散布個人主義思想”，因為，“按照雪葦的邏輯，便是，還不能確信斗爭的前途，還感到孤獨寂寞的戰斗者，即暫時還是個人主義的而不是集體主義的戰斗者，是比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戰斗者更為‘堅決’、‘英勇’的，個人主義是比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更值得歌頌的”?！叭绻诔蔀楣伯a主義者以前的魯迅，已經不但毫無缺點和限制，而且比什么都更理想的了，那么，魯迅還有什么必要再去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呢？”顯然，陳涌對雪葦在《野草》研究中張揚魯迅的主體性力量的做法是表示反對的，因為這會妨礙魯迅對馬克思主義的傾心和折服，也會妨礙人們對魯迅前期思想中的矛盾性予以正確的理解。至于張禹，陳涌說，他是在“步雪葦的后塵”，因為他也認為《野草》中的感傷、空虛和頹廢的情緒，并不使人麻木、昏沉，而是感到“更清醒、更活潑”，但是，“他宣揚反動思想是更加隱蔽也更加巧妙了”，原因在于，他至少在表面上還承認“魯迅曾經有過從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這樣的一個思想變化過程”。陳涌對張禹的批判是份量最輕的，是一筆帶過的。

關于舒蕪，陳涌認為他寫于1945年的《魯迅的中國與魯迅的道路》一文，也是一篇假魯迅之名來進行反動思想宣傳的文章，它跟雪葦闡釋《野草》的文章有同有異：“不同于雪葦的地方是在于，雪葦抓住了魯迅早期思想中的一些消極的因素，但掩蔽它，至少是模糊它和縮小它，并且極力把它描寫成為積極的，甚至是無比積極的，用這樣的方法來欺騙和蒙混讀者；而舒蕪呢，他也抓住了魯迅早期思想的一些消極的因素，但他不加以掩蔽、模糊或者縮小，相反的是加以張揚、擴大和夸張，使得我們看到的魯迅，不但不是雪葦所描寫的毫無缺憾，而是相反的，變成了悲觀主義者、虛無主義者和唯我主義者了。但對于這些，舒蕪也作為正確的東西加以肯定，加以宣揚，這又是和雪葦相同的。”之所以說舒蕪把魯迅歪曲成了一位虛無主義者，是因為他認為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的中國便是魯迅的中國，也是魯迅的基本認識，是魯迅道路的根基，也是魯迅精神的一種表現。而這，正為陳涌所痛恨。其實，陳涌說舒蕪把魯迅看作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乃是一種莫大誤解。因為，陳涌的批判顯然忽略了舒蕪在論述中一再強調的魯迅內心所具有的那種堅定的主體力量，或者說，陳涌有意省略了魯迅的主體性力量。而且，舒蕪跟胡風一樣，他們置身其間的還是國統區的現實，因此，他們標舉正視現實的黑暗，就像魯迅所曾主張的那樣，也并非是否定進步的力量，而是為一種現實主義和人生哲學觀念所決定了的清醒態度。當然，在舒蕪把這種態度提升到一種普遍化高度的時候，也確實包含了對于左翼文化內部所具有的一些不良思想習氣的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