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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主體性的確立

隨著時間的發展，其內涵漸漸豐富，尤其隨著時間的推進，歷史感的逐漸注入，新時代詩歌開始具有某種自足的意義，并區別于所謂新時期文學和新世紀詩歌。當然，三者也有內在的傳承和延續性，比如其共同追求都是創新。創新始終是百年新詩的天命，新詩的起源就來自創新，故曰“新詩”，以區別于古典詩歌。但新時代詩歌與新時期詩歌進行創新的出發點已有所不同，后者是推翻、顛覆和否定，前者則是繼承、建構和肯定。朦朧詩人強調“我不相信”“一切都是虛幻”，新時代詩人則強調一種自覺的認同、追求和確信。

這與中國民族國家主體性的逐步建立與強化是一致的。新中國成立確立了民族國家主體性，改革開放加強了這一主體意識，新時代則使中國主體形象凸顯，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走向強起來，中國模式、中國和平崛起成為21世紀的重要現象和重要事件。在這一過程中，中華民族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遭受重大外來打擊導致的文化失敗感逐漸消除、文化創傷逐漸修復、文化自信日益增強。文化自信是最深沉最持久的一種力量，也影響到詩歌的走向與發展。

所以，建構是新時代詩歌最主要的特質。如果說1970年代末開始的新時期文學階段，詩歌盡管不斷革命，但主要是一種自我懷疑、自我批判乃至自我否定的詩歌歷史，主要是一部解構主義思潮的詩歌歷史，那么新時代的詩歌主流是一種創新和建構的詩歌，一種日益增強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促進了新的詩歌方向和價值建構的生成。

新時代的新共識

“新時代”是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提出的。新時代首先是一個歷史定位，所以從文學和文化的角度，對“新時代”的理解一開始是處于探討狀態。如何理解新時代，并進而從政治的高度、藝術的角度把握新時代？《詩刊》與《光明日報》《文藝報》曾發起“新時代詩歌大討論”，中國作協2019年底舉辦了“全國詩歌座談會”，主要還是在理論層面進行探討。

文學界和詩歌界還在探討之時，正好趕上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契機。圍繞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歷史節點，如何理解自我和國家，如何理解個體和民族，如何理解認同感以及國家、民族這些概念和事實，詩人們都在思考。同時，出現了大量關于歌詠新中國70年的詩歌。全國性的“我和我的祖國”征文，其中詩歌征集具體由《詩刊》社負責，共收到了約13萬首詩歌，是《詩刊》詩歌征集活動中收稿數量最多的一次。其中涌現了不少佳作。還有人說2019年紀念新中國成立70年，可能是中國新詩歷史上詩歌創作數量最多的一年，從數量上可以說是中國新詩史上的一個詩歌高潮。從中央到地方，從省到市到縣，都倡導和鼓勵創作歌詠新中國70年的詩歌，這樣的一個詩歌熱潮，有助于詩人們對70年新中國歷史以及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有更深一步的思考和認識。這為新時代詩歌普及了一種共識，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塑造了一種廣泛的認同感和開闊的歷史感。從詩歌史的角度，為未來夯實了根基，引導了方向。

地方性詩歌的興盛與這一潮流也有密切關系。對家鄉山水自然的熱愛，對地方文化的自豪感，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中國是一個具有地形地貌多樣性和文化多元化的國度，這加深了人們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與崇拜。新中國成立70周年紀念活動還頒發了各種榮譽勛章和稱號，各種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跡凸顯，對過去做了一次總結，為未來發展梳理了一個脈絡。這些為詩歌創作提供了素材和內容。歌頌英雄是詩歌永恒的主題，也是每一個時代詩歌創作的重要題材。新中國70年評選出的“最美奮斗者”，由于涵蓋各行各業各個領域而廣受關注，很多詩人參與了該主題的創作。中宣部、中國作協特別組織了“奮進新時代，禮贊奮斗者”大型音樂詩歌詠唱會，其中詩歌部分全部是原創作品，數十位詩人參與了創作。最美奮斗者就是新時代的英雄。重新謳歌、禮贊和傳誦英雄，新時代來了一個大轉變。

個體承擔與自我反省

新時代詩歌第二個特別重要的事件就是突發的疫情。突發的疫情,開始讓很多人措手不及，各種反應都有，但到后來逐漸控制住后，情況又有了不同。從詩歌的角度，疫情期間也可以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更多的是個體的一種本能的反應，封閉隔離在家，普遍的恐懼和抑郁，還有因疾病引發的痛感；第二階段，中央和各大組織的強力介入，集體力量產生的效果開始突顯，社會開始變得有秩序，人心開始安穩，信任感和信心倍增。

這兩個階段詩歌創作的主基調是不一樣的。第一個階段可以說是本能的自發的情感情緒宣泄傾泄，因為封閉隔離，害怕、緊張、無所適從，每個人都徹底回到了真正的個體，成為真正的“裸露的自我”，成為復雜多樣情緒的反應器，一種創作的原始狀態呈井噴狀態，通過手機、自媒體和網絡發表。中國詩歌網疫情期間流量暴增，每天達上百萬人次瀏覽，最高每天有數千乃至上萬首詩歌發表。全民寫詩，各行各業寫詩，小說家也寫詩，詩歌創作數量劇增。這個階段的詩歌創作主要是情緒化的宣泄，書寫孤獨的存在狀態，等待之中的焦慮與掙扎，不確定感、恐慌、哀傷、指責、哭泣、憤怒、呼喊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個階段則開始有相對理性節制的反省和思考，這與國內疫情被逐漸控制有關。于是，對奔赴武漢、湖北的白衣戰士的歌頌，對鐘南山等醫護勇士的歌頌成為一種潮流。國家動員了所有能動員的力量，武漢實行交通管制，阻止疫情的蔓延。中華民族其實就是在災難中成長壯大的，遠古傳說的大禹治水，就是在治理水患災難中涌現的領袖，因為對付特大洪水，個別部落的力量是不夠的，需要所有遭受水災的部落聯合起來，在這一過程中，就形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團結精神，集中力量辦大事，否則所有的民族都要被洪水淹沒。而歐美體制下的自由散漫，各行其是，一盤散沙，任疫情肆虐橫行，無法阻止控制。所以，在第二階段的詩歌創作中，詩人們再次體會了個體與民族、自我與國家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關系。這兩個階段，都涌現了一些優秀詩歌。

除了國內的情況，后期國際疫情的泛濫，也引發了詩人們天下一家、全球同體的情感，無法組織現場詩歌活動，就組織云上詩歌活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同感受也在詩歌中得到充分的表達。疫情也阻擋不了國際詩歌的交流。詩歌的全球化，詩人的共同體聯誼，是新時代的重要特點。雖然暫時為疫情所阻，但總的趨勢難以逆轉。

投身新時代的社會實踐

新時代詩歌的第三件大事就是眾多詩人親身參與了脫貧攻堅的偉大社會實踐。

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百年的奮斗目標。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使命。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確保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是全黨全國全社會長期以來共同的追求。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持續向貧困宣戰，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這是史詩般的實踐。壯麗艱辛的扶貧歷程呼喚著與之匹配的詩歌力作。

脫貧攻堅、走向小康及鄉村振興是一項偉大工程，需要廣大人民的艱苦奮斗。美好生活是奮斗出來的，這樣的偉大實踐值得贊美謳歌。奮斗精神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在新時代，為決勝全面小康進行的奮斗，精準扶貧，鄉村的建設和振興，這些偉大奮斗建設中涌現的健康美好的情感，是真正發自內心的，是對生活的滿足和對人生意義的追求，值得大書特書、謳歌贊美。

這一場偉大的歷史實踐，當代詩人們沒有置身事外，眾多詩人作為第一書記駐村，真正做到了深入基層、扎根人民，體現了真正的人民性。《詩刊》與中國詩歌網發起“奮斗在扶貧第一線的詩人詩篇”的詩歌征集征集啟事發布后，大量詩歌自發涌進來。一個個感人故事、日常細節，帶著泥土味，充滿真情實感，點擊率很高。跟帖評論大呼接地氣、有故事、有情節、質量高，這就是現代詩歌修辭技巧與民眾生活的最好結合。

確實，詩人只有真正走向廣大的社會，才會有開闊視野，與民眾共疾苦，才會有大情懷。古代杜甫、現代艾青或因為戰爭或個人遭遇和社會動蕩被迫流落田野鄉村，“國家不幸詩人幸”，得以寫出驚天動地的大作品。新時代的詩人們響應號召，主動訪貧問苦，深入鄉村，與農民朝夕相處，與農民共同奮斗，走向小康，追求美好生活，這其中艱難與共的甘苦，本身就是一首百感交集的詩歌。

新中國的成立，與土地革命有著密切關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因追求公平正義，決定了新中國走向勝利。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可以說是一場新的革命。新時代的扶貧駐村詩人，深入到中國最底層最根基的人民之中，真正與人民同甘共苦，以人民為中心，為美好生活而奮斗，這樣創作出來的詩歌是打動人的，這些詩歌里表現出的血肉相連的情感是感染人的，這種新時代的奮斗精神是激勵人的。

奮斗，就是新時代的時代精神。這除了體現在脫貧攻堅的過程中，各行各業都有所表現。高速高鐵、快遞外賣、共享經濟、智能機器、航天航空、深海作業等都得到了詩人的歌頌，尤其是被稱為“新工業詩歌”的一些作品，讓詩歌界關注。

生態詩歌與自然寫作

新時代詩歌中，生態詩歌和自然寫作已成為一種潮流。

疫情本身就源于自然，這一次疫情如此兇猛，使人們切身感受到對自然的認識還有待加深，同時需要重審人和自然的關系，重新認識和理解人和自然的關系。

疫情，將使生態詩歌和自然文學越來越讓人關注，這將成為生態詩歌和自然文學的新時代。生態意識、環保的思維方式、新的生活方式，都會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新常態。

愛默生被譽為“美國文明之父”，特別提倡自然文學，惠特曼和梭羅都是他的弟子，愛默生曾經強調：人類應該遵守兩句格言，一是認識你自己，二是研習大自然。認識你自己，是古希臘神廟里鐫刻的一句格言。研習大自然，則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終于醒悟人類再也不能自大，不能一味堅持自我中心主義，人不過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應該平等對待其他物種，與之和諧共存。

自然寫作可以從中國古典哲學思想和詩歌中得到有益的啟迪。比如古人認為自然萬物都是有情的，世界是一個有情世界，天地是一個有情天地。王夫之在《詩廣傳》中稱：“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禽魚鳥木同情者，有與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體天地之化，微以備禽魚草木之幾。”古人推己及人，由己及物，把山水、自然、萬物當成朋友兄弟，王維詩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李白感嘆：“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李清照稱：“水光山色與人親”；辛棄疾則說：“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世說新語》里記載：“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古人移情于物，更有甚者，忘情融物，物我合一，莊周化蝶就是例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在一個大的境界中，心與天地合一，生命與宇宙融為一體，人得以心安。

自然是人類最早的家園，我們從小就受到大自然熏陶，它是人性健康的必要條件。在自然中生活的最初經驗感受，確保了很多大詩人有更廣闊的胸襟和包容的開放精神。

所以，自然寫作，就是要將自然理念通過文學作品和詩歌，讓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受到熏陶，具有一種生態意識，繼而在生活中自覺地踐行科學的環保的理念，更好地安置世間萬物，確保自然可持續發展。讓這個世界更加自然化也更加人性化，繼而更加和諧美好。在這一點上，詩歌在文學中一直有引領作用。

這個也符合新時代的未來規劃和安排。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特別強調生態文明，把生態文明建設上升到事關民族未來的高度，“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美麗中國，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

生態詩歌與自然寫作必定大有作為。這與人類存亡與國家發展息息相關，這是重整山河與建設美麗中國的文化催化劑。生態詩歌與自然寫作，也促使詩人們對大地山河、花草鳥獸有更深入全面的認識和了解。

海洋詩歌正成為生態詩歌和自然寫作的一個熱點。這背后有“一帶一路”的強力推動，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世界，共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使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引起廣泛關注。

21世紀是海洋世紀，海洋將是中華民族未來的生存空間和生態空間。恰如《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詩歌臨高宣言》所強調的：“新時代的海洋詩歌，將是關注自然、關注生態的詩歌。美麗世界，離不開優美的自然；美麗世界，也離不開美麗的生態。在海洋世界里，那蔚藍的海水，粼粼的波濤，遼闊的海域，無不流動著自然的妙音，無不彈奏著生態的和弦。這自然的妙音、生態的和弦，必將在新時代的海洋詩歌中不斷涌現，構成其中最為動人的旋律。”

新時代詩歌創新與建構的辯證關系

百年新詩，創新是使命，沒有創新，就沒有新詩。恰如馮友蘭先生在《西南聯大紀念碑文》中所說：“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并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創新，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使命。

創新，是新詩的天命。只有創新，才有助于建構，使之具有穩定性持續性。

不同于以否定與解構為主導的新時期文學，新時代文學應該更強調肯定與建構。

新時代詩歌開始呈現良好的勢頭。就如文學總是從個體出發的，但最終個體要與群體共振，才能被群體感知。就如前面分析的“抗疫詩歌”，第一個階段可能更多的是從個體出發的，那么第二個階段，則是從個體與群體的共鳴出發的。這一個詩歌現象具有真正的自發性與草根性，但最終歸入了集體之中。如果說“抗疫詩歌”個體性比較強，那么，新中國成立70周年紀念詩歌，更多的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的維度。脫貧攻堅走向小康，為美好生活而奮斗，還有生態詩歌與自然寫作，則是一個未來的方向。我們的未來，是要追求美好生活，建設美麗中國，這是新時代中國社會偉大實踐的目標，是中國人民歷史實踐的偉大理想，這就是中國夢。

詩歌作為時代精神的象征，同時也是一個民族的奮斗史和心靈史。在這一過程中，詩人個體的主體和民族國家的主體、人類理想和精神的主體，就合而為一了。同時，從這個角度看，只有建構目的的創新，才不是破壞性的，而是真正建設性的，這就是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中心和主旨。所以，新時代詩歌，一定是古今融合、新舊融合、中西融合的集合體。

一言以蔽之，創新與建構，是新時代詩歌的兩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