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縱觀中國現當代文學發展史，廣西文學始終與國內文藝的大思潮保持著或隱或顯的共振關系，其中難以合流與化約的剩余物，便是異質性的所在。可以說，當代廣西的鄉土敘事在將自身投入國族鄉土變革的歷史過程中，不斷顯露出偏倚或超離的質地，并從內在文化土壤生長出新的塊莖，在邊緣化與同質化的雙重夾縫中確認并表達自身，從邊地出發而又試圖突破邊緣的困囿，真正于敘事結構中熔鑄一種異質性的存在。廣西文學不僅分享了中國文學的形式革新與文學潮流，還開掘了內部豐富多元的文化傳統，加之文化突圍過程中不斷展示的先鋒話語，最終實現在語言、形式、倫理上的立異標新。在我看來，當代廣西鄉土敘事所突顯的邊地書寫的異質性，主要體現在城鄉之間的二重參照、善惡的俱分熔煉以及靈魂肉身的歧異分合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邊地的異質并不僅僅局囿邊緣之境本身的價值呈示，恰恰相反，是要突破邊地的畛域，甚至于取消邊緣與中心的二項對立，進而重構一個文化的鏡像與征象，真正面對并處置廣西、中國以至世界的命題，直面現代主體的生存處境和精神歸處，思考傳統/地域/民族文化的固有與開新，以“異質”為標識性出發點，從邊地走向大境界、大天地。

一

T.S.艾略特指出，真正與傳統建立關聯的寫作，并非可以輕易達成，不僅需要形成“對于永久和暫時合起來的意識”，而且需要通過創造性的書寫，推動“新與舊的適應”。當代廣西的鄉土敘事便是通過獨異的語言形式，借由以城市為代表的現代性因素的勾連介入，使傳統的鄉土世界得以完成當代重構。陸地的《美麗的南方》《瀑布》《故人》等小說，以鄉土廣西為核心牽引大歷史的風波與風云；李棟、王云高的《彩云歸》，李英敏的《椰風蕉雨》《壯嫂》，陳肖人的《黑蕉林皇后》等透露出來的濃郁的民族氣息既尋常普通又充滿奇崛神異；韋一凡的《劫波》《姆姥韋黃氏》，潘榮才的《板雅坡上》，常弼宇的《歌劫》，梅帥元的《紅水河》等，將廣西本土的尋根文學探索推向深入；李遜的《河妖》《藍螞蟻》《伏羲怪貓》，張宗栻的《山鬼》《大鳥》《流金的河》等，詭秘豐富的地方性敘事著上了濃重的先鋒色彩。以至上世紀90年代末及新世紀，當代廣西鄉土敘事中的異質性愈加顯豁，后現代書寫不斷解構著既定的鄉土視景及其價值系統，城鄉二元分化/對立式的聚焦敘事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現形態，隅居其間的人們既流連懷戀邊地鄉土，又不得不遭受身心異離的精神處境；對城市滿懷向往，同時又難以抵御其中銷金蝕玉的現實沖刷，如是之雙重疏離，構成了邊地敘事的精神與文化張力。

鄉土敘事在20世紀以來的中國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世紀的邊地廣西，如何創造新的可能性與異質性，成為甚為迫切的命題。東西的小說有如一根硬刺，能夠刺破生活的與情感的虛偽，穿透溫情脈脈的現實假象，直視命運的悲劇與苦難。在東西那里，城鄉之間的轉軌所造成的文化的經濟的落差，形成了一種時代的隱喻，不僅意味著每個個體情感結構的變動，更代表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選擇的想象性轉圜。東西小說的異質性體現在生命的嫁接與意義的拼貼上，《篡改的命》將鄉土的與底層的生命拼貼接入城市的與上層的軌跡之中，揭示了新世紀前后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血淚史。在《沒有語言的生活》《我們的父親》中，東西展示了對鄉土人性及其言說形態的探索，形而上的“語言”之思不僅塑造了人的生存和交往方式，生存與死亡、存在與缺憾等命題不斷被述及，尤其在城市的生活延展與鄉土世界的自洽存在中，東西寄托了更為深沉的思考。

李約熱的《李壯回家》以敘事者“我”的視角，講述弟弟李壯離鄉/返鄉的精神歷程，小說的最后，當李壯中秋歸來時，家鄉已不復存在，而城市也擊垮了他，在現代都市文明與故鄉精神崩坍的兩重沖擊下，人物精神的整全性蕩然無存。此外，李約熱的《儂城逸事》還提供了一個城鄉二律背反的敘事框架，人性與人心之不可推測成為了現實常態，然而小說最終還是通過精神的強度重新整合地域和文化的偏差。鬼子的《被雨淋濕的河》以“我”的視角，將喪妻的陳村及其子女曉雷、曉雨等線索交織起來，鄉土世界無論是人際還是土地倫理，都遭遇了沉重的危機。在《瓦城上空的麥田》《上午打瞌睡的女孩》等小說中，完整的人性被拆解為零落的碎片，法律與公正被潛在的罪罰所代替，然而在此過程中，現代性遭遇的阻隔不斷在鄉土與城市的二律背反中呈現出難以取消的存在。光盤的《重返梅山》通過爺孫兩代人的參照性敘述，讓來自城市獲得了商業成功的“我”回到傳統鄉土，與內心的道德標桿爺爺及其革命歷史相遇并產生深切認同。

可以說，廣西作家在面對城鄉之間的二項分化時，表達出了因襲尤深的鄉土價值系統在現代話語的沖刷下略顯疲態與倍感不適的頹敗感，不同的價值參照系統在當代廣西的鄉土書寫中得以并置而存，呈現新的現代性姿態，由此分化出異質性的精神旨向和敘事倫理。可以說，城市與鄉土的各自延展及其在交叉交互中引發的精神坍塌與重建，成為了邊地敘事新的鄉土鏡像。

二

廣西的鄉土敘事有鮮明的地域特征，上嶺村、野馬鎮、蛋鎮、紅水河、鬼門關等，表現出區域重塑與文化再造式的切割，然而事實上彼此又存在著深刻的內在勾連。不僅如此，當代廣西鄉土敘事還往往引入外部的他者視角，構筑新的參照系，城鄉及鄉土內部之間形成合力，成為了人物主體命運新的精神坐標。從內部看，傳統與現代的交相沖擊對于邊地鄉土鄉民的人性善惡，往往通過苦難的關切和悲憫加以表達，在此過程中，善惡不是截然區隔的，也不是簡單的法律審判和道德評斷，而是鄉土倫理的現代映射，是文本世界內部的價值取向，不僅關涉人性命運的艱難抉擇，更牽引出新舊時代交合中的掙扎和堅守。

凡一平的《上嶺村的謀殺》中，在不同的價值判斷系統尤其是審判關系之中，鄉土世界的倫理指向開始變得模糊，生死由誰定奪，善惡何以區分，小說在可疑與可信之間搖擺不定。《天等山》《尋槍記》《我們的師傅》等獨具一種濃郁的民間草莽氣，個中人物時常被置于法律的、政治的與商品經濟的多重沖擊之中，通過傳奇性敘事呈現當代鄉土世界的倫理圍困。映川的《狩獵季》講述了生活在城市中的李綠、周啟等人與處長董固業之間的官商勾兌，他們結伙上云霄山獵鳥，而與他們相對照的，是李綠的農民舅舅舅媽、作為鳥類保護者的表弟許寬道以及高校教師蘇玉石等形象，城鄉之間形塑了兩種人物形象序列，以此完成價值的與文化的批判。王勇英的《水邊的孩子》《弄泥小時候》等作品，將善美的鄉村風情與純粹的孩童視角相融匯，形構了邊地鄉土的新世界。

在現代性的視域下，鄉土的精神倫理更顯得模糊，但是模糊不代表不可區隔，恰恰相反，模糊本身意味著能夠不斷辨析著原本混沌的所在，當代廣西的鄉土文學將豐富復雜的元素納入考量的范疇，由是而產生了種種難以抹除與歸化的異質性。也就是說，善惡不是簡單的道德、法律斷定，必須摻入更為多元的價值序列之中，不斷與之周旋、與之商榷。東西的《后悔錄》、凡一平的《撒謊的村莊》、李約熱的《我是惡人》、朱山坡的《懦夫傳》等作品，將謊言與真相、勇毅與懦弱、善良與邪祟之間的復雜糾葛展露無遺，但又并不完全沉湎其中，而是對大的歷史時間與城鄉空間加以審視，或解構，或翻新，不斷實現超越與克服既定的價值范疇，由此構成邊地鄉土的異質性敘事。

三

在城鄉、善惡中不斷周旋的人物軀體/靈魂間的交流互闡，同樣成為了當代廣西鄉土敘事在聚焦人物主體內部時的一種文化表達。現代性敘事在邊地表達中不僅體現在表面的民俗、地景、生活形態，更是切入到人的情感和意志的深層，窺探他們的精神焦灼與現實期冀。田耳的《金剛四拿》嵌入邊地鄉土的生與死的場域，羅四拿從城市返鄉，最終成為村里聲望頗高的抬棺八大金剛，在小說中，接續傳統的因素不再只是出自鄉土傳統自身，而是具有某種現代性的表達，羅四拿的進取、堅定及其精神視野，照亮了五四以來知識青年的返鄉之困。黃詠梅的《何似在人間》中，廖遠昆是松村最后一個為死者凈身的搓澡人，“如今他沒了，松村的死人該怎么辦？”小說聚焦于鄉土中國的傳統的失落，失去了死生之際的修飾、撫慰與擺渡，生命將何以保持最后的尊嚴和想象。朱山坡的《陪夜的女人》講述的是照料行將就木的老病者的飲食起居的女性，鄉土世界人性的輝芒在人身體的明滅中閃爍。而《蛋鎮電影院》則是將鄉土的寫作延展至城鄉結合的小城鎮，荀滑、鳳凰、阮囊羞、胖子章，等等，無不身近意杳，從邊地走向無遠弗屆的世界。陶麗群的《七月之光》展現了人物精神的與生理上的創傷如何通過情感的撫慰與精神的強力得以修復，也就是說，個體的靈魂標高竟然能夠將身體的缺憾加以療愈，這是一種自然的與文化的隱喻，其中的異質性如大山般奇崛。黃佩華的《生生長流》中，紅水河畔綿延百年的農氏家族，“身”世飄浮與鄉土之靈完好契合，是壯鄉的浮世繪，也是民族的精神史。

新世紀以來的廣西鄉土文學，一方面不斷延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現代性抒發，另一方面也呈現出了新的時代精神狀貌。中國鄉村主體在脫貧攻堅實踐中完成了新的建設，無論是鄉土的地景風情，還是農民的生活實際和精神面貌，都歷盡轉變，從而使得邊地文學視閾中的鄉土中國展開了新的形態。李約熱、紅日都曾經有過長期下鄉扶貧的經驗，在《人間消息》《駐村筆記》中，寫作者真正將身心投擲于鄉土世界，他們將靈魂與肉身寄寓鄉村和農民，將小說推向更廣闊也更深邃的境域。

四

不得不說，當代廣西鄉土敘事蔚為大觀的異質性景象，不是標新立異嘩眾取寵，更非局限于簡單的敘事策略和話語姿態，而是始終凝視當代廣西以至中國最為迫切的命題，啃一啃那些現實中難以下咽的骨頭，正視不可直視的幽深曲折的人心人性。廣西文學固然并不否認自身的邊地與邊緣處境，也坦然地面對著城與鄉、善與惡、靈與肉等現實遭際中的彌合分裂。薩義德曾提出“邊緣人”的概念，其既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也是文學敘事的倫理姿態，如是亦構成了當代廣西鄉土敘事的精神核心：立于邊緣以形成冷峻的審視，處于邊地而建構批判的視野，毫不回避社會的與文化的當代性難題，將其中不可取消的共謀與糾結、異見與分化、退讓與隱匿和盤托出。

可以說，在當代廣西鄉土敘事的內在格局中，無論是革命歷史、尋根探索、先鋒實踐，還是當下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的新現實狀態，邊地的書寫不斷在探詢不可復刻的異質性存在，這是邊地文學在左突右沖的精神求索中的文化價值所在，那些野氣橫生、糾葛矛盾、抗斗爭奪、百折不回的形象，且歌且泣地在悲歡苦難中追及分裂或整全的自我，同時又在靈魂的妥協與進取中投入外在世界的變革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