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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30日，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新文學的現實關懷”學術研討會在南京大學仙林校區舉辦，來自全國各地的70余位知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

開幕式現場

會議分為開幕式、主題發言、專題研討三個部分。開幕式由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張光芒主持，張光芒對此次會議的主旨做出解釋，中國新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充滿了強烈的現實關懷，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文學創作的演變，新文學作家的現實關懷也表現出變動不居的嬗變過程。“如果說文學的終極關懷是對于人的存在本質的勘探，那么文學的現實關懷就是對于人的具體存在方式的關注；如果說文學的歷史感體現的是人在歷史中的命運，那么文學的現實感表現的就是對于人的現實境遇的探索。更為重要的是，文學的終極關懷離不開現實關懷的基礎，文學的歷史感也必然以現實感為根基。”張光芒相信，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學的現實關懷問題越發引起研究界的關注，有必要進行一場深入的學術討論。華中科技大學教授何錫章、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國恩先后致辭。何錫章在致辭中對“中國新文學的現實關懷”這一主題的價值與意義充分肯定，他認為在今天重提“現實關懷”是繼承五四新文學的光榮傳統，也是對當代文學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文學做出回應，“當下的文學創作及研究更加呼喚人性、人道主義關懷的回歸，強調文學自身的價值性存在”。程光煒談到，“文學的現實關懷”涉及作家對作品人物及其人生的現實關懷與研究者如何保持對于作家的現實關懷兩個方面，“目前學界對新時期作家心靈史的研究遠遠不足，當代文學研究者應該關注作家的心靈史”。陳國恩對南大新文學研究中心在學科建設上發揮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談到，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要在總結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確立學術標準及學科價值體系，應對歷史轉折期的諸多挑戰。開幕式最后，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代表主辦方，對與會嘉賓的到來表示歡迎，對全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學者長期以來對南大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的支持與鼓勵表示感謝。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何錫章致辭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致辭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陳國恩致辭

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王彬彬致辭

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教授張光芒主持會議

一

開幕式之后是主題發言與專題研討環節。主題發言第一場由何錫章主持，王彬彬、楊劍龍、陳國恩、王堯分別就北洋軍閥集團尊孔和新文學人士反儒的關系、現代中國智識階級問題、曹禺《原野》的逆向性構思、西南聯大與文學教育進行了精彩的闡釋，李永東、李森進行了評議。

王彬彬借助詳實的史料考辯，系統批駁學界廣為流傳的觀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烈批孔反儒是認錯了“敵人”。他反思研究界對北洋軍閥的認識同質化，談到自袁氏當國始，北洋軍閥集團逐漸成為尊孔復古的主力軍和急先鋒。因此，新文化運動的激烈反儒不止于推進啟蒙、“再造文明”的目的，更為迫切的是在思想文化上捍衛新生的民國。

楊劍龍闡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新論，勾勒出這一群體在歷史中的沉浮軌跡。“五四”時期知識分子以鮮明的憂患意識、批判意識、啟蒙意識，于時代前沿肩負歷史重任。國民革命發動后，“打倒智識階級”口號的提出與探討，折射出知識分子在社會階層中的尷尬處境。新中國成立后，雖然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仍被肯定，但知識分子改造問題被一再強調。從“啟蒙者”到被改造者身份的轉換中，可窺“五四”精神的隱匿與變異，以及現代中國學人的命運變化。

陳國恩從30年代左翼文學界對《原野》的批判切入，談及曹禺為了取得極致的戲劇效果，在塑造人物、設置情節時采用逆向性構思的方式，將人性放置于偶然、極致的狀態下逼近“真實”，因此與左翼階級斗爭觀念中的“真實”相疏離，招致時人尖銳批評。但《原野》以強大的藝術力量穿越了時代的局限，在多元化的環境下收獲了越來越多的讀者觀眾。

王堯的報告從西南聯大史料中剝離出兩種并行的文學教育/文學研究方法：北大中文系受胡適影響，強調文學史研究；清華的文學教育受朱自清、聞一多影響，強調文學素養與文學鑒賞能力。王堯認為，當下的文學教育偏重文學理論方法、文學史視野的培養，忽視文學鑒賞力的培養，昔日的兩種方法對今天的大學文學教育、學科建設仍有啟發。

評議人李永東談到，王彬彬、楊劍龍直面現代文學的“元”問題，新文化運動人士的“反儒”與北洋軍閥集團的“尊孔”、五四新文化運動與現代知識分子問題，對于如何理解五四、知識分子群體命運至關重要。李森認為，陳國恩討論《原野》真實性，突破了教科書關于真實與虛假二元對立的言說方式，帶領我們回到文學詩意創造的原點去討論真實性的問題。王堯對西南聯大與文學教育的討論，在當下詩教傳統失落的現實中，愈加凸顯意義，發人深省。

主題發言第二場由劉俊主持，程光煒、賀仲明、方維保、沈杏培、王洪岳五人圍繞著路遙兄弟失和原因、“打工文學”的蛻變與新生、非虛構寫作的紀實性與文學性、新世紀長篇小說中的善惡倫理、“歸來詩人”高平創作中的現實關懷等展開了辨析和論述。畢光明、馬俊山進行評議。

程光煒試圖通過新發現的材料，反駁以往研究者在路遙兄弟失和的公案中，賦予四弟王天樂忘恩負義、背叛兄長的形象。根據路遙家族成員訪談披露的隱情，王天樂在路遙病重時也感染了家族遺傳的肝病，在妻子的勸阻下未能陪護路遙走完最后的日子，遂釀成兄弟決裂的悲劇。

賀仲明披露了2000年后出現的“打工文學”作家群體的歷史與現狀，老一輩打工作家因文藝創作改變命運，也因此失去了對現實的切膚體驗，其創作發生了方向性的轉變，甚至停滯不前；新生代打工者擁有對文學的熱情，但在社會商業化和功利化的當下，他們對文學的意義普遍存疑。針對這一現象，賀仲明談到，一方面，打工寫作者不僅應該堅持對文學的理想信念，也應提高作品的思想高度；另一方面，外界對打工作家群體的關注不應局限于生計層面，更應關懷、提升他們精神領域的高度。

方維保的報告描繪出自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到當下非虛構寫作的發展脈絡，他談到，近年來“非虛構”以反向命名的面貌出現，以拒絕虛構的方式構成對報告文學、紀實文學的反撥。隱含在報告文學-紀實文學-非虛構線索背后的是文學虛構和歷史現實之間的復雜張力。對于創作主體而言，亟需在歷史的現實和文學想象之間建構起一種相對穩定的倫理，虛實之間恰當的結合。

沈杏培通過聚焦“無用的好人”與“盈余的惡棍”兩類人物形象，反思近年長篇小說中的善惡倫理。他的發言不僅對善的困境、善的“脆弱”等一系列問題進行辨析，也剖析了惡在文學敘事上的多樣形態，追溯了善惡敘事背后的獨特起源。最后談到，面對善惡錯位的道德景觀，文學應該建立一種有效的抗惡倫理，對人道原則的重申，對弱者的體恤，對人的自由這一底線的重申。

王洪岳認為“歸來詩人”高平自新時期以來的創作，進入了不為時代所裹挾的境界。其詩歌和小說創作日益展現出一種“元現代性”，不僅表現為詩學內容、觀念或所指上的包容性、自反性，而且也呈現出詩作和詩學思維方法或能指、形式表達的中道性，在此基礎上，濾情性的詩學思想貫穿高平新時期以來創作的整個過程，這與“元現代性”理論具有某種同構性。

評議人畢光明認為，程光煒提出的作家心靈史研究，拓展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和路徑。賀仲明探尋歸于沉寂打工文學群體，呼吁研究者對新生代打工作家的精神關懷，別具現實意義。馬俊山在評議中談到方維保提出的非虛構需注重想象和現實的平衡觀點意義深遠，但文學抵達現實作為一個沉重的美學話題，即使是對非虛構寫作所表達的現實也應保持懷疑審慎的態度。沈杏培所討論的新世紀長篇小說中善惡倫理，道德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優秀的文藝作品多表現了對善惡道德的困惑狀態，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達現實，鮮明的道德判斷立場和善惡二元對立的人物塑造是值得懷疑的。此外，馬俊山認為，王洪岳對高平文學創作的“打撈”也具備一定的文學史意義。

二

30日下午第一場專題研討會由李躍力主持，并由李玲、葛飛進行評議。研討主要聚焦于文學思潮研究，姜建、曾攀、張文諾、程小強、林敏潔、劉弟娥、薛晨鳴、楊華麗八位學者圍繞周氏兄弟研究的相關議題進行了闡發，既有對啟蒙思想、五四文學的考釋與新見，也有運用版本學、文學電影互動等多元方法進行的再解讀。

姜建以1933年發表的魯迅署名雜文《出賣靈魂的秘訣》為切口，探討魯迅、瞿秋白、胡適三人在中日問題上的觀念交鋒。瞿、魯二人嚴詞駁斥胡適在《日本人應該醒醒了》中關于中國人的仇恨心理等論述，認為這是向日本出賣靈魂。姜建認為，既有研究談到瞿、魯的批判曲解了胡適的原意，宜將這一事件重新歸置于歷史語境。

曾攀梳理了百年新文學脈絡中，由“五四”問題小說開啟的文學與問題之糾葛。他談到，20世紀是一個文學不斷提出問題、結構問題、生產問題以及處理問題的歷史時間。就文學提出的問題是否真實有效，文學對問題的提問、命名是否能夠真正統攝問題，文學在處置跨領域問題時所曝露出的言不及物的偏差、假借，偽問題的出現等多層次的矛盾進行了辨析。

張文諾再論魯迅的啟蒙思想與創作，新文化運動作為影響深遠的思想啟蒙運動，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他談到，和胡適、陳獨秀二人相比，魯迅之所以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用力最專、影響最大的啟蒙思想家，不僅在于其深厚的科學學養，對中國禮教文化進行激烈批判，更在于他以高遠的立人思想，塑造國民的獨立人格。從這三個方面出發，魯迅的啟蒙主義思想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人的精神。

程小強重讀《傷逝》，他談到在涓生與子君愛情悲劇發生學上，由家庭與社會合力形成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成為評析重點。而《傷逝》的創作動機在于表現五四青年經濟不獨立及由此展開的不負責任的解放，魯迅矚目于青年們如何成長成為時代解放的核心難題，《傷逝》創作意圖的核心在于：青年之悲劇應該由青年自己承擔。

林敏潔從傳記電影《蕭紅》和文藝片《黃金時代》切入，將蕭紅研究放置于“民國熱”的文化現象中進行考察，并比較了兩部電影中的魯迅形象塑造。她談到，沒有魯迅的培育，就沒有現代文學史上熠熠生輝的蕭紅，而作品中的死亡意識、故鄉情結、對人生所蘊含的深刻哲理之挖掘、對廣大勞苦女性命運之關注等方面，都體現了蕭紅對魯迅精神的繼承。

劉弟娥對《知堂回想錄》的多個版本進行考釋，并從不同方面對不同版本的優劣進行了評價。她談到，《知堂回憶錄》因史料價值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得到廣泛關注，不宜一概斥之為“骸骨的迷戀”，其不斷出版發行體現了兩岸三地知識界對五四文化的共同記憶。

薛晨鳴從“退”的人本傾向和“泛”的民族意識兩個維度透視抗日時期的周作人，一方面橫向解讀周作人在政治夾縫中求生存的迂回姿態，再現出他對中日雙方均不得罪又暗含親近的處事策略；另一方面縱向厘清根植于周作人思想深處的“退”與“泛”的選擇傾向。她談到，當“退”與“泛”在周作人的思想領域中達到極端發酵，二者的結合將會促成民族意識的消解，走上“主和”和“親日附逆”的道路。因此，周作人的后期選擇并非偶然失足，而是思想過度泛化。

楊華麗梳理五四小說的愛子之父、愛父之子形象，由此考察這一過渡時期的父子關系問題。面對父輩，本應反叛卻順從懺悔的子輩深陷復雜的精神困境，其行動的不徹底性不僅由于天性之愛過于強大，與他們的反叛資源——在新文化語境中所學到的“知識”或曰所受到的啟蒙——的相對弱小也密切相關，子一輩的精神困境極大程度體現了五四過渡時期倫理上的典型特征。

評議人李玲談到，姜建、程小強的研究是“小題大做”的典范，將小事件放置于廣闊的歷史語境中發掘其意義，進行多方面多層次的考察，分析深入，意義深遠。曾攀從文學與問題的相互激發切入對百年新文學的“現實關懷”，“大題小做”的思路，以大量實例支撐，縱深精妙。張文諾對魯迅啟蒙思想及創作的探討高屋建瓴，顯示了廣博的知識修養。程小強對《傷逝》的再解讀，將五四青年一代的問題與當下結合起來，新意立現。葛飛評議道，林敏潔在民國熱的文化現象中考察蕭紅研究，其中涉及到多個有趣的話題，如蕭紅傳記電影本身和海報話語之間的裂隙，民國熱影響之下我們對蕭紅的想象和挑選等，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劉弟娥對《知堂回憶錄》的版本進行整理考釋，實際是從流行文化、散文熱的角度考察“周作人熱”，史料功夫扎實。薛晨鳴的研究極富見地，理路清晰，闡釋力強。楊華麗的文章史料扎實細膩，卓見功力，沖擊了我們對五四子一代“叛逆”形象的固化認知。

第二場討論會集中對現代雜志、劇演、譯介等文藝形態展開探究。李永東、趙普光、李躍力、王俊、馬俊山、李玲、葛飛、韓亮八人發言，既有從接受美學角度出發探討西方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又有從話語生產、民族形式的創造性轉化等角度對延安文藝進行的探究，展現了另一重研究空間和學術視野。

李永東深入剖析了國府遷渝后，重慶人與下江人之間主客易勢的權力狀況，決定了重慶形象主要由下江人的眼光與體驗所建構，重慶敘事為“下江人在戰時重慶”的模式壟斷。下江人塑造的重慶形象在時間上具有即時性、暫時性的特點；在空間上著眼于城鄉轉換、空間分化的現象，重慶本地人的城市感覺與記憶，實際處于被遮蔽的狀態。他談到，在審視戰時重慶的文學構形和抗戰觀念的表達時，應考慮是誰在主導城市想象，以及構設的是誰的城市，有助于更理性地把握戰時國都的人、城和文學的關系，以及重慶想象所蘊含的思想觀念和形式構成。

趙普光鉤沉了抗戰時期的文學雜志《民族詩壇》，作為與《抗戰文藝》同時創刊、影響巨大的刊物，其一直為研究界遺忘，直到90年代重新浮出地表。《民族詩壇》“浮沉浮”的命運線索背后不僅投射出舊體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時期的興衰，也反映出民族主義文化思潮在20世紀中國的復雜處境。

李躍力從話語生產的角度出發，關注延安圣地想象的生成。右翼文人對延安的非圣地化敘事，意在通過反烏托邦話語的生產重塑人們對“延安”的想象，削弱、消除延安的“圣地”光芒，與中共爭奪青年和人心。延安“非圣地化”書寫為我們認識話語生產如何藉由“想象”影響社會現實和歷史進程提供了極佳范例。

王俊關注延安時期京劇演出和京劇革命活動，他談到，從自發的群眾性演出的初始形態，到“舊戲形式+新的革命內容”即“舊瓶裝新酒”戲劇改革模式的形成，延安戲劇革命理論建設確立在對民族形式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基礎上。延安京劇改革不僅服務了中共的革命工作，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京劇革命開辟了道路。

馬俊山關注曹禺對“話劇民族化”問題的認識，精準地將其概括為“民族性不可或缺，民族化則未必”。根據詳實的史料梳理，談到在統一戰線形成之前，曹禺在“民族化”的爭議中不屑與國民政府主導的民族主義潮流為伍。全面抗戰后，因為左翼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民族化問題的闡釋權，曹禺也與之疏離。民族化從來都不是曹禺的藝術追求，但這并不等于曹禺的劇作沒有民族性，曹禺的民族性主要是通過寫實構建起來的。

李玲談到，冰心1933年創作的小說《冬兒姑娘》顯示了冰心三四十年代創作的一個新發展：以靜心聆聽的態度接納他者生命并不完美的本然狀態，由此區別于其早期主觀抒情的客觀化書寫，但在內在精神上又與其早期創作有一脈相承之處。冰心這類體現慈悲情懷的文學精品，在接受層面上的寂寞狀況，正提示我們，中國現當代文化建構還需要召喚出早已內含在現代文學創作中的慈悲、接納的傳統。

葛飛對勘了左祝梨《關于亞克與人類的故事》俄文原文，英文、德文及包括魯迅翻譯在內的五個中譯本之異同，將其放于“反烏托邦”和“烏托邦”的辯證關系中、置于革命思想意識中的“新人”想象與改造“小市民習氣”對立維度中，考察了蘇俄“同路人”作家的言說策略及其文本的復雜性。他談到，這一文本的翻譯旅行過程折射出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知識人的思想變化和心路歷程，尤其是魯迅在左轉之后翻譯的版本，非烏托邦、烏托邦在其譯作中形成了尖銳對立，通過對魯迅譯本的深入查考，可以窺見他對革命的態度、對“將來的黃金時代”的深深隱憂。

韓亮從接受美學的角度探討李金發對法國象征主義的無意識接受，從李金發翻譯的法語詩集《古希臘戀歌》出發，勾勒出李金發與法國象征主義之間的關系隱線，這一線索區別于與學界過去理解的“波德萊爾—魏爾倫—李金發”這一明線影響關系。此外，《碧麗蒂斯之歌》對女性身體和欲望的贊美也影響了李金發編選《嶺東戀歌》的思路，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詩人與法國象征主義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可以全面辨識他的文學版圖與美學資源。

評議人張文諾認為，李永東的發言對于深入發掘人與城市、文學之間的關系，具有現實性意義。趙普光關注到文學史上被遮蔽的雜志《民族詩壇》，從民族主義思潮和舊體文學的命運兩條線索闡釋這一刊物的“浮沉”，視野廣闊。李躍力對延安非圣地化想象的探究問題意識鮮明，富有見地。王俊對延安時期京劇演出和京劇革命活動的論述，理路清晰，立場客觀，不僅談到了戲改的成功之處，也探討了其中的不足。程小強評議道，馬俊山基于史料對曹禺民族化、民族性問題的探討，要言不煩。李玲考察了《冬兒姑娘》探討冰心創作的停滯、傳承和變化的過程，足見其文本細讀的功力深厚。葛飛從魯迅對蘇俄同路人作家左祝梨的譯介出發，為我們重新理解晚年魯迅提供了另一重視角。韓亮也從譯介角度切入，勾勒出李金發接受法國象征主義影響的一條隱線，拓寬了李金發研究的新思路，與葛飛的研究理路相呼應。

三

在第三場研討中，周志雄、劉俊、張堂會、王文勝、陳進武、邱健、王晴飛、鄧瑗、姜淼等專家就當代文學與現實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對話，既有從宏觀角度對當下文藝創作的現實方向進行的反思，也有從災難寫作、當代女作家婚戀敘事、新世紀散文等多個議題展開的細部探究。

周志雄關注網絡文學對現實題材的處理，借用網絡文學研究領域的“網絡女性主義”的說法，創造“網絡現實主義”的新概念，并從書寫內容、創作環境、讀者期待等角度進行闡釋。周志雄指認網絡現實主義對現實生活的表現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其窄化了現實生活，注重書寫積極面，過濾掉現實的其他面向；另一方面其故事形態的非真實背后是情緒的真實，迎合讀者的閱讀感受，引起共鳴。周志雄認為網絡現實主義從文學觀念、社會意義、創作風格等角度豐富發展了現實主義文學，亟需新的文學理論和評價體系推動網絡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

劉俊從宏觀角度對“現實關懷”與“文學表現”的關系進行辨析，他提出文學學科對社會學關于“現實關懷”的定義進行了擴充和生發，即以“文學表現”表達“現實關懷”增添了其豐富性和可能性。劉俊認為應當考察不同文學觀念和美學追求處理“現實關懷”時的多元姿態，他選取陳映真這一具體案例，從作家立場、敘事姿態、美學呈現等方面考察其創作，指認其包含底層左翼的“現實關懷”和先鋒現代“文學表現”的特異組合，打破了用現實主義表達“現實關懷”的認知慣性，并鼓勵“文學表現”與“現實關懷”的多樣化組合涌現。

張堂會從災難寫作的視角，審視文學現實與生活現實間的差異，反思文學對現實的反應路徑。張堂會通過分析三四十年代的左翼鄉土文學文學作品，提出生活現實與文學創作之間存在辯證關系，即現實的多災多難為文學提供素材，而文學反過來又促進鄉土的覺醒。他認為討論災難文學的現實關懷應該從兩方面入手：其一，作為紀實性文學寫作，能不能抵達現實的真相；其二，作為對災難的應激性寫作，除了文學性，還應包含歷史記錄的功能，以及情感撫慰和精神救贖的功能。

王文勝關注當代文學近四十年來女作家婚戀敘事的變遷，發掘其蘊藏的啟蒙思想高漲與回落的變動軌跡。王文勝通過對不同時代文本的對讀，從偽圣母形象、身體話題、“性”“愛”主題以及兩性倫理的角度探究啟蒙話語的激變。相比于80、90年代作家創作的開創性與先鋒性，王文勝認為當下女性婚戀敘事寫作存在著價值立場倒退、啟蒙精神失落的現實問題。

陳進武穿透迭出的新概念、新思想、新審美取向等重重迷障，對當下文藝創作現實主義方向進行整體把握，提出三點反思：其一，概念邊界的“模糊化”，陳進武先從追溯現實主義概念起源入手，確認以馬恩理論為參照的概念定義，指認當下概念融合創新的同時，概念闡釋模糊化；其二，內容書寫的“濾鏡化”，當下創作表現出追求效果、迎合讀者的傾向，偏離了真實深刻地表現現實生活的創作初衷；其三，審美取向的“含混化”，他談到純粹精神性審美主體失落，敘事方式與創作技巧層出不窮的背后是獨立性審美主體的不在場，導致了價值取向虛無。

邱健以文學與歷史的關系貫穿其對當代文學敘事模式和文學觀念變遷的思考，他從概念辨析入手，從當代文學的發展階段和新歷史主義的語言轉向兩方面定義“新歷史”。邱健繼而劃分新歷史時期當代文學的三類敘事模式，辨析其后蘊藏的文學觀念，重點考察不同模式對歷史性與文學性的價值偏向。邱健認為文學與歷史的極端二元對立是不可取的，并對新歷史主義消解文學與歷史本質的傾向進行修正，強調文學的可能性與局限性，同時談到應立足作品構建多元共存的文學生態。

王晴飛關注汪曾祺在《聊齋新義》中對《聊齋志異》的文本誤讀與再闡釋，通過文本對讀，從審美取向、人物意志、創作立場等角度對辨析《聊齋新義》對《聊齋志異》的偏離，王晴飛認為其體現了汪曾祺“小改大動”的創作準則，并指認作家的審美直覺使其在傳統故事的再創作中注入現代意識，貼合現代讀者的趣味。

鄧瑗、姜淼以社會學的視角，運用統計學抽樣調查的方法，對南京市民文學生活現狀進行量化研究，試圖填補南京文學文化研究中大眾讀者主體的空缺。她們從時間、文類、作家作品等角度對南京市民閱讀情況進行全景素描，又以性別、年齡、學歷等作為標準，為不同群體的閱讀習慣展開側寫，并進一步從讀者、大眾傳播、城市文學形象等角度剖析南京文學大眾接受與傳播的現狀與困境。她們認為文學閱讀是結構性的社會問題，需要作家、批評家、政府、讀者等多個主體的多向度的努力。

評議人李章斌談到周志雄對“網絡現實主義”的概念及其文本表現的研究都十分深入，并注重辨析與批判現實主義的聯系和區別，前者強調服務讀者的創作心理。針對周志雄關于網絡現實主義“窄化”現實生活的論述，李章斌進一步提出其具有“宅化”和“室內想象”的特征。劉俊的研究兼具宏大的視野和具體的問題意識，以陳映真的案例闡釋了“現實關懷”和“文學表現”存在多種組合可能。張堂會從災難寫作叩問文學的現實關懷問題，李章斌提出應反思為什么新文學的災難寫作尚未誕生經典，并從“應激性寫作”概念闡發，提出災難寫作不能流于被動地記錄，需要作者注入更深刻的思考。

評議人周紅莉肯定了王文勝對于當代婚戀敘事及其背后啟蒙意識的概括總結，但提出應分辨女作家的創作特點是否是特定時代的共性問題。陳進武對于現實主義概念展開追根溯源，史料翔實，但談論文學表現現實時應注意不同文體的文體特征。評議人沈杏培認為邱健史論結合、點面結合的研究方式、以新歷史主義的研究視野，對近四十年文學創作中文學與歷史關系的動態復雜關系進行整體掃描，沈杏培進一步指認其為從歷史主義到歷史主義的圓形回歸。評議人徐鵬提出可以從性別主義和女性啟蒙的視角理解王晴飛的研究，肯定其對汪曾祺改編兼具男性自我批判意識與現代意識的歸納總結。鄧瑗等通過社會學和統計學的研究方式，并做出文學量化研究的嘗試，同時也反映出文學研究的現實關懷性。

第四場研討會，畢光明、龐秀慧、王艷芳、李森、李章斌等十位學者以文本細讀的方式聚焦當代文學創作，以詩性審美的語言深入小說、詩歌、散文創作的內在肌理。

龐秀慧關注城市化進程中“返鄉書寫”興盛這一文學現象，從敘述視角、意象景觀、與傳統的關系等角度對“返鄉書寫”的內核與實質進行剖析。龐秀慧將其特點概括為“在”與“忘”：以“在”表現其與文人書寫傳統和五四鄉土小說傳統的傳承關系，同時包含文人趣味下對鄉村風景的描寫和城市視角下鄉村景色的衰敗；以“忘”辨析城市的在場性以及“返鄉書寫”的情感內蘊，龐秀慧先是勾勒了自80年代至今的城鄉書寫的主題變遷，再聚焦于近十年書寫所呈現的性別化差異，龐秀慧認為“返鄉書寫”總體上表現了現代生活的憤與怨，其背后是對城市化進程密切關注的主體的生成。

畢光明就莫言的小說《等待摩西》，從人物、主題、作家的問題意識和敘事態度等角度展開辨析與討論。畢光明在“浪子”與“羔羊”的柳摩西外，發掘了被學界忽視的路得式女性馬秀美，指認其寄托了小說等待與救贖的主題，但畢光明同時談到馬秀美的宗教選擇兼具虔誠信仰與世俗需求的曖昧性，增加了文本意涵的豐富性和開放性。畢光明透過莫言對社會變遷和人物命運的書寫，肯定其對于東北鄉人物質與精神雙重匱乏的深層關懷，畢光明認為小說重點指涉了革命、經濟改革、社會制度建構與完善過程中的多重現實問題，批判了城鄉二元體制給東北鄉人帶來的深重苦難。

王艷芳關注王安憶的異域書寫，反思王安憶的創作在敘事場域變化時所呈現的局限性。研究通過對《向西，向西，向南》的文本細讀，從意象符號、敘述視角、人物形象等角度指認創作者在異域土壤書寫中國故事的反諷，進一步談到其源于作者缺乏對生活經驗的深度挖掘，以及固化的創作程式，并將其上升至對王安憶創作困境整體關照的高度。王艷芳警惕王安憶作品內含的文明優越感，指認其中文化不自信的內核，與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歷史進程相悖。

劉陽揚以文本細讀的方式，發掘《考工記》所蘊含的王安憶對上海故事書寫的轉變。劉陽揚從敘事視角、老宅意象、“非典型”敘事手法和女性人物的缺席等角度著手分析，并借由與《長恨歌》的對讀，指認《考工記》對于海派風格、懷舊主題的刻意規避，并進一步談到《考工記》蘊含了王安憶呈現上海的現實性與現代性一面的書寫意圖。

王璐借助史料研究，回到《人生》與《黃葉在秋風中飄落》等小說創作的“歷史現場”，重新審視路遙“創作滑坡”的文學史問題。與學界將其普遍歸因于創作者自身的思維定勢不同，王璐結合創作情景和時代語境，對《人生》與《平凡的世界》之間路遙作品的價值“回退”問題做出解釋，即社會和主流媒體對高加林形象的質疑、文壇的“左”的傾向以及作者自身的政治處境，共同作用于后續創作，使得路遙以皈依傳統道德的方式，對《人生》中爭議性觀點進行修正，而《黃葉在秋風中飄落》正是路遙出于謹慎和避禍故意為之的結果。

周紅莉從宏觀上對新世紀散文的創作理想與書寫現實進行總體把握，并結合散文的文體特質，對新世紀散文在如何介入現實、怎樣表達現實關懷的問題上提出三點思考：其一是被敘述的現實和“真實的現實”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斷裂，周紅莉觀察到新世紀散文涌現三類新題材以及網絡散文勃興的新現象，但談到在熱鬧的散文書寫之下仍需冷靜反思散文創作關聯現實的路徑；其二是缺乏“當下性”的沉浸式報道也將導致“真情實感”的缺失，周紅莉指認新世紀散文作者缺乏現實關懷的書寫現狀，因此即便是書寫底層、記錄真實事件，也缺乏“真情實感”和人文關懷；其三是“散文精神”內含道德準則，周紅莉認為“散文精神”也是自由真理與生命本真的精神，作者與作品具備精神統一性，因而新世紀散文的現實關懷蘊含著散文書寫的道德責任。

李森從藝術理論生成的邏輯原點出發，分別闡釋東西方藝術理論的不同模式及其演化路徑。李森審視了學界對形而上和普遍性的追求，提出在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建立“形而中”的中間地帶，并提出“語言漂移說”的理論假設，認為藝術理論和藝術語言在“語言漂移”時刻生成并保有活力。

李章斌關注在當代漢詩創作中朱朱寫作倫理所呈現的異質性，他指認其詩歌的首要原則是“看”，朱朱將抒情焦點轉移至在場的“他者”，破除了當代漢詩自我中心主義的倫理迷障。李章斌通過對敘事詩《清河縣》的文本細讀，發掘朱朱借由對潘金蓮的再解讀實現的自我突破，即《清河縣》召喚處于“被看”狀態他者“潘金蓮”的自我意識，并借由抒情主體與抒情對象的共振，反過來又拓展了抒情主體的豐富性與可能性。李章斌肯定了朱朱的創作路徑，并指認“成為他人”是當代漢詩走出個性抒發泛濫化的陷阱的重要手段。

李海鵬采用以點帶面的研究方法，試圖通過對鳥類母題的發展脈絡的梳理，確認語言本體觀念的演進脈絡，并重新審視語言本體性哲學與現實的關系問題。李海鵬認為詩人創作中的鳥類母題構成了語言存在價值的隱喻，從“天鵝”到“野鴨”的詩學策略的轉變代表了80年代和90年代語言本體觀念的分野，展現了語言本體性哲學隨著時代語境的演進不斷調整自身符號模式和命名方式。

李倩冉提取張棗詩歌的語言特征，從場景、結構和人稱的角度追問抒情主體對待語言和現實的態度。她談到張棗慣用戲劇化場景營造輕逸的風格，搭建閉合結構追求語詞的美學平衡，設置“主體”與“他者”的等距掏空人稱變換的內涵，并借此進一步指認詩藝打磨的背后是主體的不在場。李倩冉將張棗詩歌中對現實的規避追溯至詩人旅居德國、缺席中國社會變革的個體生命際遇，并重新審視用技藝懸置主體的局限性。

評議人王文勝談到，龐秀慧對于“返鄉書寫”興盛的文學現象的觀察十分敏銳，龐秀慧借由從“風景”到“景觀”的切入視角的變化，尤其是對鄉村書寫發展脈絡的勾勒，發掘了當下“返鄉書寫”中蘊含的新思想與新問題。畢光明的研究兼具深厚的學理性和學者的人文關懷， 展示了前輩學者將自己的情感記憶帶入學術研究，達到評論家和作家在思想情感上的共振，同時王文勝還提出《等待摩西》運用了潛在文本《圣經》，文本的互文性以及中國故事如何吸納基督教思想資源都值得學界探討。王艷芳的研究兼具問題意識和文學史視野，她犀利地談到了王安憶異域書寫的局限性及其原因。評議人沈杏培談到，劉陽揚的文本解讀和王璐的史料研究，在文學研究方法上有一定互補性，其中劉陽揚對《考工記》的解讀在闡釋方法和解讀角度的選擇都做了很好的示范，王璐的研究頗具問題意識且論證邏輯自洽，但應注意學術命名的去價值化問題。周紅莉的研究是從散文角度討論新世紀文學如何介入現實的問題，但值得警惕散文文體也不排斥有虛構性。李森研究視野宏大，對于現實關懷的本質的討論也很有啟迪性。評議人李森認為，李章斌對“要觀看不要表演”的研究回應了當下詩歌研究的重要論題，并進一步闡發“觀看”與“表演”可以對應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寫作態度，但李森認為詩歌既不是主體也不是客體的，應該“從中間看過去”。李海鵬對鳥類主題的研究角度新穎，對于歐陽江河、陳東東等人的風格特征及其受翻譯體漢詩影響的評價切中要害。李倩冉察覺張棗的詩歌形成封閉的“情緒團”，并缺乏對外部的指涉，論辯清晰，見解深刻。

與會專家合影

（攝影：徐晶瑩 張冰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