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碎片”像沉渣泛起

費蘭特的訪談集《碎片》原標題是“La frantumaglia”，這是一個在任何詞典里都找不到的詞。它是一個方言詞匯，是作者的母親常說的，揭示一種女性的、隱秘的、難言的體驗。這個詞在費蘭特這里成了一種寫作體驗，就是把腦子里不斷浮現的東西呈現出來。因為我們頭腦里的碎片或齏粉，伴隨著一個個念頭閃現，我們有時想不起來它們來自哪里，但它們會在腦子里形成一些聲音，有時會讓人難過。對于費蘭特來說，寫作就是抓住這些聲音的過程。

我母親留給我一個方言詞匯，就是當一個人遭受各種矛盾折磨時，她說她內心有一團“碎片”，這些碎片折磨著她，在她內心東拉西扯，讓她頭暈，嘴里發苦。這是一種很難說出口的苦，各種各樣的事情攪和在一起，像是漂浮在腦子上的殘渣。“碎片”會讓人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會引起難以名狀的痛苦。當我母親不再年輕，這些沉渣“碎片”會讓她在夜里醒來，讓她自說自話，又讓她感到羞愧，會讓她不由自主哼唱起小曲兒，但很快會變成一聲嘆息，也會讓她忽然離開家，也不管火上的拌面醬燒煳在鍋底上。有時候這些“碎片”會讓她哭泣……

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我們可以看到兩位那不勒斯女性童年生活的地方、她們的家庭成員、學校的同學、學習的進步或退步、溫柔或氣憤的話，還有一些很緊張焦慮的時刻、她們遭受的屈辱等等。但對于費蘭特來說，這種百感交集、內心紛亂的狀態都屬于女性，是過去文學中很少得到呈現的東西；她用“frantumaglia”（碎片）這個詞，是想給女性的深層體驗找到一種表達。這種語言或聲音很陌生，但也最能激起共鳴，費蘭特的寫作，就是為沒有得到呈現的女性情感在文學中找到表達的出口。比如，在傳統完美的母性敘事之中，她挖掘到一種讓人不安、但又很真實的東西，讓母親說出“這孩子真丑！”這樣的話；女兒對母親的愛里也滲透著忌妒和憂慮。費蘭特的新小說《成年人的謊言生活》開始，就是基于這種情感寫出來的，但后來故事會把讀者引向更寬廣的世界。費蘭特之前曾經用過“界限消失”（smarginatura）這種表達，也是類似的嘗試。因為現存的語言、敘事已經無法表達她要講述的事情，她首先通過語言撼動既定的秩序。

費蘭特的“作坊”

從1991年開始，費蘭特堅持不出現，到現在已經過去差不多30年了，為了避免人們離奇的猜測，也為了滿足讀者正常的好奇心，才有了《碎片》這本書。其實這本書是逐漸形成的，1991年到2003年是第一個階段，她開始發表作品《煩人的愛》和《被遺棄的日子》，她試圖和編輯溝通，和讀者交流，讓人尊重她的選擇：要她出面的話，她寧可不出版那些書。這是她1991年給編輯的信，也是整個“隱身”事件的開始：

我不打算為《煩人的愛》做任何宣傳，也不想參與任何公眾活動。我為這部長篇小說已經做得夠多了：我把它寫了出來，如果這本書有價值，那就夠了。假如將來有人邀請我參加研討會和辯論會，我不會去參加；即使頒獎給我，我也不會去領獎。我永遠都不會去推廣我的書，尤其是在電視上，不管是在意大利還是在國外，我只想通過文字和讀者交流。我知道這會給出版社帶來一些困難，我從一開始就很喜歡你們，我不希望給你們增添任何麻煩。如果你們無法支持我的決定，請馬上告訴我，我理解你們，我也不是非要出版這本書。

編輯答應了她的請求，自然也成了她與讀者之間的“中介”，從而把來往的問題和答復收集存檔，為《碎片》的出版埋下了伏筆。

2003年到2007年是第二個階段，小說《暗處的女兒》出版之后，費蘭特和記者、讀者的一些交流也收錄了進來。費蘭特用很長的篇幅說明了她的小說誕生的背景，還有她痛苦的寫作過程。寫作對于她來說不是療傷，而是在傷口上撒鹽。2011年到2016年是“那不勒斯四部曲”出版之后的訪談和書信，有很多世界各地的記者加入進來，問了很多讀者好奇、想要知道的事。《碎片》最后匯聚成一本20多萬字的書，其實也是一個作家在20幾年里的漫長故事。讀者也可以看到費蘭特的生活狀態：“我做研究、翻譯、教書。寫作對于我來說不是工作，研究、翻譯和教書也一樣，這是我的存在方式，是我的營生。”

費蘭特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沒人打擾的“作坊”，一個隱秘的角落，她不用在公眾面前表現自己最好的一面，打造一個美好“人設”，滿足大家的期望，這無疑讓她的寫作更加自由，更自洽。

閱讀和女性敘事

費蘭特的小說自然誕生于其他文學文本，在回答記者或讀者提問時，她從來都不會做出一種庸常的、敷衍的答復，而是不斷有讓人驚醒的句子。《碎片》也是一個人的閱讀史，讓我們看到西方世界的神話傳說、經典名著對她的影響，最突出的是女性主義思潮對她的啟發。我們在《碎片》里可以找到比較完整的女性主義思想家和作家的名單，費蘭特也有提到意大利女性寫作的傳統和現狀。費蘭特和意大利最重要的女性主義哲學家穆拉洛（Luisa Muraro）的交流，更是讓人覺得棋逢對手。比如這則對話，沒有支吾之詞，費蘭特的態度很明確：

泰拉尼和穆拉羅：勒達對尼娜（《暗處的女兒》中的人物）說，從她年輕時開始，一直到那時候：“世界并沒有變好，而是對女人越來越不友好。”您想說明什么問題呢？

費蘭特：我覺得，女性對平等的訴求使我們要和男性進行競爭，也使女性之間競爭激烈。這使男人和女人關系惡化，也使女性之間的關系變得殘酷。在形同虛設的男女平等前提下，性別差異可能會讓我們回到之前的身份和角色。我們帶著僥幸把之前那些身份都抹去了，或重新包裝了一下。總之，我想說男權比之前更占上風了，這讓我很憤怒。他們緊緊控制著這個世界，一有機會他們就會比之前更囂張霸道，讓女人變成犧牲品。我覺得，我們處于一場艱難的戰爭中，我們每天都有可能會失去一切，包括用于講述事實的語法。

費蘭特對于小說創作也有明確的態度，小說最主要的任務還是“講故事”，語言的各種嘗試也不能讓小說偏離本意。意大利小說“講故事”的傳統比較微弱，小說家不得不通過一種卓絕的努力，達到一種寫作的“真實性”。她也清楚什么是糟糕的敘事，小說不是非虛構寫作，不能淪為媒體塑造的刻板印象的集合，也不是為了表達一個政黨的姿態，一項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的成果，不是去講今天的那不勒斯是什么樣子、現在的年輕人是什么樣子的、女性變成了什么、家庭的危機，還有意大利有什么樣的問題等，小說要呈現作者獨一無二的視角。

《碎片》是費蘭特20多年里書信和訪談的匯集，雖然有些零散，卻集中在作品和作品背后的故事上，費蘭特的面目和“自我”并沒有得到呈現，我們依然只能觸摸到一個作家的思想，一個女人對一座城市的情感，對母親夾雜著排斥和仇恨的愛，對世界節制、略顯堅硬的答復。獵奇的人不會有任何的滿足感，因為費蘭特依然藏身于小說和那些人物的背后。

（編者注：本文作者為費蘭特“那不勒斯四部曲”與《碎片》的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