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70年前的1950年6月25日，在東北亞爆發了一場參戰國眾多、死傷人數慘重的戰爭，它是東西方冷戰政治集中較力、沖突爆發的東亞火山口，標志著冷戰格局在亞洲的形成，這就是朝鮮戰爭。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危及中國國家安全。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10月25日，中國軍隊在云山與美軍初次交鋒，首戰大捷，殲滅美軍第一騎兵師第八團，斃敵2046人（其中美軍1840人），繳獲飛機4架、擊落1架，擊毀及繳獲坦克28輛、炮190門、汽車116輛。讓驕橫的美國和“強大”了幾個世紀的西方世界，重新認識剛從廢墟中走出的新中國，以及那裝備落后卻勇敢異常的中國軍隊。抗美援朝戰爭由此打響。這場用生命進行的殊死戰斗，戰爭停止在它原來爆發的地方，70年后想來依然令人驚心動魄。

抗美援朝文學成為新中國文學的磅礴開篇之一。對于這場持續了三年零一個月、發生在東北亞半島上的帶有國際性的區域戰爭的文學寫作，牽動了一個民族的眼光和神經，屬于新中國成立伊始的第一場大規模政治性文學生產活動。它既孕育在新中國文學的母體之內，又與新中國文學同步共生，對新中國文學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它的愛國主義精神、英雄主義激情，激勵著剛剛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奏響了捍衛新中國的文化動員進行曲。作為新中國面對強敵威脅時鐵骨錚錚、依然挺立的精神表征和歷史文獻，盡管文學成就參差不齊，卻在相當深刻的程度上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思想和情感，至今人們還非常感懷它所折射出的民族精神。

一

在戰爭期間和之后的許多年，抗美援朝文學作品大量散見于中國大陸各種報刊雜志，其數量之大、分布之廣，可謂浩如煙海，很難“一網打盡”。學界的研究關注也遠不匹配這場戰爭對當代中國、東亞局勢乃至世界政治的影響。長達70年的當代文學研究方法，以1978年改革開放為界，分為前30年和后40年，有必要進行重新的認識、調整和反思。對于這些不同時段的文學采取依時遞變、互有區別的研究方式，本身就是歷史意識和現代性意識的體現。建立其文獻學的規范史料學的基礎，對其材料、現象、生產體制、傳播體制進行系統清理，是研究當代文學前30年的關鍵，并對后40年的研究提供重要思想史資源。

當代文學前30年研究的一個關鍵，是建立它的文獻學或史料學的規范，對其材料、現象、生產體制和傳播體制進行系統的、有眼光的、盡量“竭澤而漁”的梳理。本著這種認識，筆者對上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八種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黨報、綜合性報刊、文學期刊，進行“地毯式”的搜集整理。清理的結果，《人民日報》發表抗美援朝文學作品700余篇，80％見于前5年，多為散文和詩歌。《人民文學》發表抗美援朝作品185篇，其中小說40篇、詩歌76首、散文68篇、電影劇本1部。《解放軍文藝》刊載這一題材的作品384篇，其中小說51篇、詩歌124篇、散文168篇。《文藝報》發表這類散文、通訊、特寫70余篇。抗美援朝作品涌現的高峰期，當然是在1950年10月至1954年間。在此期間，《光明日報》的刊發量為583篇，《文匯報》的刊發量為559篇，《中國青年》的刊發量為75篇。《新華月報》作為享有“記錄新中國人民歷史”之譽的大型時政文獻文摘期刊，在1951－1954年間，轉載抗美援朝小說7篇、詩歌11首、散文20篇、話劇4部、曲藝3部、歌曲3首、書評5篇、作家札記2篇以及北朝鮮同類題材作品，共計58篇（部）。上世紀50年代有91家、80年代以來有64家出版社參與出版抗美援朝文學書籍。50年代出版長篇小說8部、中篇小說18部、短篇小說集10部， 60至70年代出版長篇小說5部、短篇小說集5部，80年代以來出版中長篇作品18部，共計出版小說64部。散文的出版在50年代有274部， 60至70年代7部， 80年代以來147部，共計出版散文集428部。散文集的出版與戰爭幾乎同步，在1951年尚未見小說出版時就出版散文集163部，80年代以來則重于紀實文學和回憶錄的出版，有61部。詩集出版集中在1950-1956年，有25部。戲曲在1950-1957年有73部，60至70年代又零星出版4部。以上數項合計出版書籍594部，加上前述各主要報刊發表的2614余種作品，抗美援朝文學作品數量，保守估計也在3300篇/部以上。

二

戰爭之所以被經久地記載著，無不是因為其中有著驚心動魄的英雄故事，而這些英雄故事是用人類最寶貴的生命寫就的。中國人民志愿軍以輪戰的方式先后有300萬人入朝參戰，到朝鮮戰爭結束時，幾十萬中國士兵犧牲在朝鮮半島的土地上，他們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進行了舉世無雙的英勇戰斗，那么年輕的生命，犧牲得真可謂驚天動地。他們值得讓今天的中國人民知道，知道生命能夠擁有多么光輝的力量，知道生命能夠在敵人的炸彈、炮彈、子彈，甚至刺刀戕害的那一瞬間竟能那樣英勇不屈。戰爭本體英雄故事的藝術轉化，構成抗美援朝文學敘事的核心所在。上世紀50年代，魏巍的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楊朔的長篇小說《三千里江山》、陸柱國的中篇小說《風雪東線》《上甘嶺》、路翎的短篇小說《洼地上的“戰役”》《初雪》《戰士的心》《你的永遠忠實的同志》；60年代，巴金的中篇小說《團圓》； 70年代，魏巍的長篇小說《東方》、孟偉哉的長篇小說《昨天的戰爭》、巴金的《英雄的故事》；80年代，路翎的《戰爭，為了和平》；90年代以來，紀實文學異軍突起，大鷹的《志愿軍戰俘紀事》、張澤石等編的《考驗：志愿軍戰俘美軍集中營親歷記》、張嵩山的《攤牌：爭奪上甘嶺紀實》。軍旅作家王樹增的《遠東：朝鮮戰爭》寫于2000年前后，較有深度地以人類戰爭文化的角度來審視和反映這場戰爭，把戰爭的殘酷性、破壞性，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頑強及其在炮火中張揚出來的力量，進行了深層次的文化反思和悲壯蒼涼的生命觀照。這些作品共同構成了抗美援朝文學70年來最具代表性和時代性的英雄贊歌。

除此以外，感同身受的戰爭災難體認，由眼前的烽火追思故鄉田園，注入了民族榮辱和存亡的痛切感受，成為戰爭環境中特殊的文學政治學。朝鮮戰爭在進行殘酷殺戮的同時，也裹挾著各種異域文化碰撞于一個特定的時空，18個國家的軍人，語言、膚色、種族、習俗、信仰的諸多不同，血腥于戰爭、屠戮于戰爭也因緣于戰爭，各種文化相互碰撞。對朝鮮錦繡河山的抒情敘事和意蘊象征，蘊含著游子視角的故園情結，融進了創作主體藝術過濾的故國神韻，通過對審美對象的中國化，朝鮮鏡像成為中國作家想象祖國的潛意識書寫。例如其中的戰爭與女人，一個是極端的暴力，一個是徹骨的陰柔，朝鮮婦女以她們的堅強樂觀，以辛勤的勞動和無可替代的貢獻，把這場災難的戰爭變成了女人不屈的抗爭，表達了對和平的渴望。在表現中朝軍隊上，作家們注重他們間的“老戰友”關系，即在中國革命戰爭中的歷史友誼和朝鮮戰場上的現實連結。表現中朝軍民關系時，多通過日常生活敘事切入英雄主題，與中國革命戰爭文學敘事具有異質同構特點。在刻畫美軍形象時，既與對侵略者的歷史記憶有關，又與東西方冷戰對峙的國際格局相連，還與反對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的民族情緒相系。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戰爭文學以一種鮮明的政治色彩和功利心態進入文學史視野。作品與政治之間過度的膠著狀態，使文學缺乏足夠的審美距離和精神空間，以深化對政治與人的探索。很多抗美援朝文學急切地服從于主流意識形態和戰爭政治的現實需要，這樣或那樣地導致比較單一的人物塑造和雷同的情節模式，不少作品就戰事寫戰事，就過程寫過程，只聞戰地上號角齊鳴的多方廝殺，不見內心世界靈魂沖突的多端激戰。然而一個時代的文學，總有少數異己的存在，以一種邊緣化的創作完成對機械敘事文學的質疑與修正，一些富有探索性的作品閃耀著人性的光輝。路翎作品的筆觸伸向人物靈魂的深處，在對人性內容的多樣性探索中，作為被壓抑的潛流延伸著“五四”以來處在斷續之間的“人學”傳統，在當時充滿政治斗爭氣息的文學格局中，散發出人性關懷和朦朧的戰爭文化思考。

三

中國大陸權威/主流報刊對抗美援朝文學的刊載，以《人民日報》為中心的國家文藝范本的確立，肱股于《人民文學》《文藝報》等主流報刊，既圍繞中心又各司其職的有力支撐。在抗美援朝題材創作上，知名作家的作品幾乎都見諸于《人民日報》：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成仿吾、趙樹理、周揚、臧克家、胡風、楊朔、劉白羽、魏巍、何其芳、田間、馮至、袁水拍、舒群、白朗、草明、馬烽、張志民、康濯等。

最具轟動性效應的當屬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奉解放軍總政治部命令，魏巍1950年12月至次年2月赴朝鮮隨軍采訪，第二次戰役中38軍112師在松骨峰與武器精良的美軍遭遇，打出了一場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戰斗。魏巍在激情涌動的思緒中，將之化為感動萬千國人、激勵中國軍人的不朽詩篇《誰是最可愛的人》，《人民日報》1951年4月11日頭版頭條刊發。從此，“最可愛的人”成為志愿軍的代稱，凝聚著祖國人民對保家衛國英雄最熾熱的敬愛。

魏巍與巴金，一個是少壯派的部隊作家，一個是頗富盛名的文人作家，都在戰爭期間赴朝采訪寫下佳作。巴金兩度赴朝300余天，回國后創作了多部優秀作品，在《人民日報》發表《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一文，在《人民文學》則發表9部作品。此外，發表在《上海文學》1961年第8期的中篇小說《團圓》講述一段失散多年的父女相認在朝鮮戰場。小說發表后受到茅盾、夏衍等文藝界領導的關注，指示中央電影局將《團圓》列入1963年的拍攝計劃。改編交由長春電影制片廠導演武兆堤，武兆堤約請抗大同學毛烽合作。由毛烽、武兆堤改編的電影劇本《英雄兒女》，將小說“認親”的戲劇性構思融進國家倫理政治的英雄敘事之中，一曲“英雄贊歌”至今傳唱，志愿軍英雄王成“向我開炮！”的經典形象，深深鐫刻在國人心中，激勵著幾代人的愛國情懷。魏巍1937年參加革命，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抗美援朝期間多次奔赴前線，寫下多部經典作品，在《人民日報》刊文10篇，《人民文學》刊文1篇。應該看到，不同政治時空的各路作家匯集于新中國凱旋門下，長期形成的創作理念和文學實踐，讓不少來自于非解放區的作家對介入新生活有“隔”的不適，揣摩主流意識形態有“手”的生疏，與解放區或部隊作家的得心應手形成反差，這也決定了他們在共和國文學建構中的作用和分量。《人民日報》對抗美援朝文學的刊載具有國家文藝范本的定位，借助文學進行政治動員，形塑人民的道德與靈魂，以維護新生政權為創作規約。《人民文學》則較多涵納作家身份的差異性，較為重視文藝性和一定程度的探索性，巴金、路翎作品在《人民文學》的大量刊載，與其在《人民日報》的幾近闕如形成對比，盡管傳播體制相同、運作機制相似，各自的地位功能特點各有所別，卻共同承載了共和國文學書寫的基調主題。

四

抗美援朝文學與上世紀50年代中國報刊漫畫，在題材選用、人物原型、喻說意象、語言和標題詞句、敘事方法、歷史故事、民俗文化、宗教信仰、民族心理等有形文本和無形文本間具有相互指涉的互文性描述，兩者形成互文性運動，擴張了意義空間，延伸了文本內涵。據筆者對八大報刊的查閱，其漫畫篇幅總數在2800余幅以上，其中涉及美國形象的達2200余幅，與抗美援朝文學形成等量齊觀的特殊效應。尤其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連篇累牘地刊載中國、蘇聯、波蘭、羅馬尼亞、古巴、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以及法國、英國、印度、日本、丹麥等資本主義陣營戲謔化美國和美軍的漫畫作品。一些漫畫極具藝術表現力，以形象的生動、戲謔的夸張極盡諷刺之義，讀來令人捧腹。這也意味著，在冷戰思維和中美兵戎相見的50年代，誰是最大的敵人，誰就是最丑陋的敵人，美國形象的塑造成為那個時代文學藝術想象政治、打擊對手的意識形態手段，也是蔑視強敵、挑戰困難、增強民族自信的精神動員力。

上世紀50年代“仇視、鄙視、蔑視”美國的“三視”教育中所勾勒的美國形象，深刻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和社會民眾對美國的認知。中國文學及報刊漫畫將美軍描畫成軍紀不嚴、貪生怕死、外強中干的“紙老虎”：一是交戰中的怯懦，表現其貪生怕死，戰場上丑態百出。二是潰逃中的狼狽，美軍盡管擁有精良的裝備，但在武器與意志的較量中“鋼多氣少”，一旦失去對武器的倚重就會驚慌失措、抱頭鼠竄。三是鬼化、妖魔化其相貌，許多作品就像當年對日本侵略軍進行“鬼子化”的描寫一樣，對美軍進行酣暢淋漓的戲謔化的渲染。四是軍紀敗壞、道德萎靡，這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對“美帝國主義”腐朽性、墮落性、垂死性，以及美軍喪失民心、缺失勇敢精神的政治道德和倫理道德批判，以此反襯中國軍隊的道德優越性和戰爭正義性。

中國文學及報刊漫畫對美軍和聯合國成員軍的描寫、摹畫的互文運動，存在著階級分層和種族差異的級差對待：對美國士兵進行鬼化；對美國軍官不僅鬼化，還極度丑化；對其他聯合國軍的描寫較少，要有也是運用階級分析手段，反映他們受美軍壓迫的階級關系、受白人美軍歧視的種族矛盾，是美國戰車上的炮灰；對南韓軍的描寫盡管粗疏化、缺席化，但并不丑化、鬼化，甚至還有同情的成分。而一再重復的丑化美軍，與對韓國軍的缺席化描寫，形成了一種雙構性的敘事模式，說明中國知識界的抗美援朝文學認知，雖然帶有當時東西方對峙和階級分析的思路，但總體上不以南韓軍和“聯合國軍”其他成員軍，而是以美軍作為政治上的主要敵人、軍事上的主要對手來進行抗衡的。正是這種武器與意志的強強較量，顯示了新中國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具有不容蔑視的分量，它應該成為世界政治對話中不可忽視的、受到尊重和承認的平等一員。

作為共和國文學的開篇之作，抗美援朝文學繼承了戰爭年代的文學傳統，以極其有效的國家體制緊急應對民族生存挑戰，在抗美援朝問題上形成了一條龐大的文學生產線，并以強大的傳播力覆蓋、影響了中國大陸的受眾心理和情感認知。中華民族面對世界強敵戰爭威脅所表現出的錚錚鐵骨，凜然不可侵犯，洗刷了百年滄桑屈辱，作為重塑民族自信的精神表征和歷史文獻，抗美援朝文學至今仍感奮砥礪著后人。

（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