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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我生命的搖籃延安：我生命的搖籃

延安好??！

——延安政治環境好，文化環境好。

——延安軍民的政治覺悟很高，青年人在延安成長進步特別快。

這是我們采訪90歲的云照光時，云老反復說的話。

云照光，蒙古族，蒙古名叫烏勒·朝克圖，內蒙古自治區土默特左旗塔布賽村人。

塔布賽村在陰山下，黑河邊。很早以前這里只有貧困的云姓一家蒙古人。后來陸續從山西遷來4戶人家，成為5戶人家，小村也就有了村名“塔布”，蒙古語中“5戶”的意思。塔布賽坐落在土默川上，這里土地肥沃，水草茂盛，可是在舊社會，云家一直過著很貧窮的生活。云照光七八歲開始就給牧主放羊放牛，每天在主人家只吃一頓飯，都是人家飯桌上撤下來的殘羹冷炙。

從小時候的故事開始，云老向我們講述起他一路走來的歷程：

在我10歲那年，有一天村里來了一位挑擔賣貨的“貨郎擔”。他時常住在我們家，和我父親拉呱，一拉呱就是半夜。我們家人都喜歡這個人。有幾天“貨郎擔”不見了。這時候聽父親說要送一批蒙古族年輕人去延安讀書，其中就有我三哥云晨光，還有村里的幾個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了，非鬧著也要去延安。因為年齡太小，父母親不同意，在我伯父的一番勸說下，他們才點頭了。后來我才知道，伯父是地下黨，是他組織我們去延安的。

塔布賽村去延安的有十幾個人，有我的哥哥和姐姐，還有我應該叫叔叔的人。臨走那天，母親舍不得我走，跟著追了二十里地，哭了二十里地，哭病了也沒有把我哭回去。父親將我送到小里樹村。我們在這里等了幾天，等來了歸綏（今呼和浩特市）組織來的蒙古族青年學生。這樣我們一行22人一同奔赴圣地延安。

一天晚上，我們住在小里樹村，忽然看見那位“貨郎擔”也在村里。有人告訴我們，“貨郎擔”是共產黨的領導人，即曾經在毛主席辦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里學習過的賈力更同志。我們這次奔赴延安，正是由于賈力更同志和劉卜一（奎璧）同志的組織動員。

我們是內蒙古去延安學習的第一批蒙古族青少年。

我們一路上受到偽“蒙古軍”的阻攔，受到國民黨特務的離間和破壞，也受到日本大馬隊的威脅。但是有地下黨同志的機智勇敢巧妙應對，一一闖過難關，過黃河、穿沙漠、走大川，一步一步走到延安。

云老講到這里，呵呵一笑：“你們知道嗎？我的檔案里寫著：云照光出生于1929年，參加革命時間為1939年。我10歲就參加革命啰。”

云照光一到延安就進入陜北公學，開始接受革命教育和文化學習。

陜北公學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一所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干部學校，將一批又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愛國青年和少數民族青年培養成為優秀的抗日干部。當年毛主席為這所學校題詞是：“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這些人不怕困難，在困難面前總是堅定的，勇敢向前的。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于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的解決?！?/p>

陜北公學和中央黨校里有7個少數民族的數百名學生，當時合編在一起，成立了陜北公學的民族部，各民族同學親如兄弟姐妹，一同坐在清泉的巖石下聽老師講課，學政治、學文化、學歌舞、學美術、學表演話劇。1941年9月，為了更好更多地培養少數民族干部，黨中央在陜北公學民族部的基礎上，創辦了延安民族學院。毛主席送來了他的賀詞。兄弟院校也送了賀信、賀詞，熱烈祝賀延安民族學院的成立。

云照光說，每一個人在延安成長進步都很快。正是有毛主席的教導，有陜北公學、延安民族學院和延安大學這樣的革命學校的培養教育，我這個蒙古族“放牛娃”才成長為一位革命者，成長為一個作家。

說到文學，云老說，我在延安民族學院辦黑板報、辦壁報，創辦《少年報》。10歲參加革命，12歲做報紙主編，這是只有在圣地延安才有的奇跡，這是只有在搖籃陜北公學才有的奇跡啊！

12歲的云照光當兒童團長，做主編，寫詩詞散文。14歲那年，他寫了一篇《蒙古同胞的感想》，后改題目為《心聲》，發表在當時延安的《解放日報》上。在延安，云照光既走上革命道路，又走上文學創作道路。

云老是個思想活躍、熱情奔放、興趣廣泛的人。他遵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學歌舞，演話劇，參加秧歌隊，唱二人臺。還在中央禮堂為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演出過自編的節目。在延安，他還學會打鼓、拉二胡、彈三弦、吹笛子，是一個文藝的多面手，是當年延安青少年里的文藝骨干。

鄂爾多斯：我紅色文學的家園

1945年，黨中央把民族學院遷移到伊盟城川，培養內蒙古青少年。在延安生活學習6年后的云照光也回到城川，在民族學院當學生會主席、教育干事。16歲那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抗戰勝利期間，伊盟工委派云照光到木肯淖做黨的地下工作，負責組織宣傳工作。為了不被敵人懷疑，組織上宣布云照光在烏拉爾林戰斗中光榮“犧牲”了，而云照光打扮成商人，化名為河曲人郭亮，在榆林城里做買賣。從榆林到烏審旗、鄂托克旗建立“伙場”（買賣房，羊場）以商人身份做掩護，組織民兵、婦救會、青年會。云照光還以“商人房子”的二掌柜身份，向伊盟工委傳送情報，做對方相關人物的工作，組織起義，迎接解放。

烏審旗是革命家席尼喇嘛的故鄉。云照光在這里聽到不少有關席尼喇嘛與“獨貴龍”運動事跡。這是近代伊克昭盟蒙古人和黃河邊上的一些漢族人組織“獨貴龍”運動，農牧民拿起武器反封建反壓迫的斗爭故事，引起作家極大興趣。他搜集資料，做筆記，為他后來寫《鄂爾多斯風暴》《鄂爾多斯的太陽》《鄂爾多斯的春天》三部曲做最早的創作規劃與準備。

難忘的生活，難忘的歲月，在青年云照光腦海里留下難忘的記憶，這些記憶在后來的日子里都成為一篇篇紅色經典作品。一些作品在《戰友》《部隊生活》《內蒙古日報》上連續發表。中篇小說《蒙古小八路》是云照光在1963年創作完成，首發后多次被轉發轉載，是云老最具影響力的小說，迄今已經五六十年了，我們還在拜讀學習。

《蒙古小八路》寫的是一個叫扎木蘇的蒙古族少年，在村莊被日寇洗劫、親人被敵人殺害后，帶著一心要報國恨家仇的滿腔怒火走進革命隊伍，在戰斗中成長的故事。小說還成功地塑造了周連長、宋指導員和王爺爺、巧云姐等人物。蒙古小八路扎木蘇在這些人的關懷培養下成長為一位革命戰士。小說歌頌了蒙漢人民一心，講述大家共同戰勝困難、戰勝敵人的感人故事。

云照光在《蒙古小八路》之后，連續創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說，比如《友誼》（1953年）、《貨郎擔》（1954年）、《母親湖畔的火光》（1956年）、《河水嘩嘩流》（1962年）、《春滿軍營》（1963年）、《團長，您下達命令吧》（1964年）、《蒙根花》（1977年）、《黎明前》（1979年）、《公式芨灘》（1981年）。這些作品，云照光大多都是在蒙古包、氈房、軍營里挑燈夜戰寫出來的。

195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總政治部要求內蒙古拍一部蒙古族革命斗爭題材的電影。自治區決定將云照光的紀實作品《席尼喇嘛傳奇》改編為電影。誰來改編？熟悉伊克昭盟血淚史的是云照光，聽到鄂爾多斯傳奇故事最多的是云照光。云照光是寫《鄂爾多斯風暴》的最佳人選，非他莫屬。

說到當年創作這部電影，云老依然激情滿懷。他說，憑著一股政治熱情，憑著對先烈們的懷念，憑著一個革命者的責任心，在組織和同志們的鼓勵下，我拿起筆突擊式地寫《鄂爾多斯風暴》。付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劇本經過9次修改，準備定稿了。這時候《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我學習過后，再琢磨劇本，又發現不少問題，再做第10次修改，增加了“奪印”和“送烏云花回王府”的兩場戲，突出奴隸與奴隸主的矛盾，“在狼跟前告狀”是行不通的，必須拿起武器，勇敢地去做武裝斗爭，證明“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偉大真理，貧困的農牧民只有用手中的武器才能保護自己。

《鄂爾多斯風暴》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著名導演郝光執導。

組織演員深入生活時，云照光在劇組里擔任黨支部書記。和演員們一起在零下30℃低溫下體驗生活，著名演員王曉棠身穿單衣在低溫下堅持拍戲，令云老至今感佩不已，嘖嘖贊嘆。

1962年，《鄂爾多斯風暴》正式上映，受到觀眾的極大歡迎，轟動全國。這一年的一次文藝座談會上，時任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的烏蘭夫說，《鄂爾多斯風暴》寫得好，思想上、藝術上都好，是自治區最成功的一部電影。寫電影的人是個放牛小子。他就是云照光，是共產黨從小培養出來的作家，不容易啊！今后應該再寫出好的作品來。受到烏蘭夫主席的表揚和鼓勵，得到廣大觀眾喜愛的云照光接著再寫電影劇本。

云老創作的電影、小說和散文大多是寫革命的、戰爭題材的作品，所以云老被讀者和觀眾尊稱為“紅色文學作家”。

內蒙古自治區為了培養作家，在內蒙古大學辦了文學藝術研究班，“紅色文學家”云照光被保送到文研班，系統學習文藝理論，研究中外文學，在提高寫作水平后，他再次修改《永遠在一起》。這是作家喜歡的一部電影劇本，寫的是作者曾經戰斗生活過的一支由4個民族組成的騎兵部隊的故事。這個故事從構思到擬提綱，費盡心血已經寫作9年了。1966年3月拿到全軍文化部長會上，被八一廠文學部編輯一眼看中，列入本年的拍攝計劃里。

軍隊與地方：我工作和寫作的兩個陣地

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是社會前進的兩個車輪子，缺一不可。內蒙古自治區經濟建設蒸蒸日上，文化發展急需人才。怎么辦？自治區黨委研究要軍隊支援地方，從軍區調轉文化干部。首選人就是時任內蒙古軍區文化部副部長的云照光。

這是50多年前的往事了，今天云老說起來，情緒依然很無奈。他說，我在部隊22年了，從10歲開始穿軍裝，灰色的、黃色的、草綠色的，今天要我脫下來，我不干。軍區黨委也不同意，還向軍委總政打報告，說云照光同志在部隊擔當重要的創作任務，還強調，一個30多歲的師級干部一定要留在軍隊發揮更大作用。此事驚動了肖華部長，肖部長委托一位副部長和我談話，提出三條意見：不轉業，地方需要可以去兼職，不脫軍裝；內蒙古軍區不好安排，到新疆、西藏軍區都行；搞專業創作，不擔任行政職務。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堅持要云照光轉業支援地方，部隊堅決要留云照光在部隊，雙方僵持了40多天，云照光還是轉業了。云老拍了一下眼前的茶桌子說：“這是自治區黨政一把手烏蘭夫做出的決定，能不執行嗎？”

“為了讓我轉業到地方，老領導走‘后門’托‘關系’，也難為他了?！痹评虾呛堑匦?。

云照光被分派到自治區文教衛體委員會工作，他沒有脫下軍裝，也沒有辦轉業手續就走馬上任了。云照光亦軍亦民，兼任自治區文聯主任的工作。

在文藝春天到來后，云老一邊工作，一邊創作，再一次拿起筆修改《蒙古小八路》，還與人合作創作《蒙根花》電影劇本?！睹筛ā放臄z上映后，另一個故事映在他眼前。這是在軍區工作時寫的劇本，叫《黃河岸邊的戰斗》，電影廠和一些老同志都認為黃河岸邊的故事很有價值，催著他寫，催著拍片?？上”九獊G了，故事人物都得重新構思，再寫難度很大。他正在焦慮時，從公安部門退回一大堆亂紙，沒想到竟在紙堆里翻到了《黃河岸邊的戰斗》的初稿。云老喜出望外，立即動筆整理修改。此時，北京要召開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云老將劇稿帶到會上，被八一電影制片廠和內蒙古電影廠看中，決定作為內蒙古制片廠建廠以來獨立拍攝的第一部故事片，在八一廠的幫助下，改名為《阿麗瑪》拍攝。劇本參加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創作評獎榮獲優秀創作獎。

電影《阿麗瑪》在全國火熱上映的時候，又改編為大型現代京劇，以《查干廟的槍聲》為劇名，在內蒙古演出。電影、京劇里一位來自延河邊、戰斗在黃河岸、英姿勃發的蒙古族女青年形象在熒幕里、在舞臺上爭相輝映。

內蒙古：我奉獻一生的家鄉

云照光10歲開始接受革命教育和培養。1945年2月，他從延安回到城川，在民族學院做學生會主席、任教員和教育干事；還在八路軍保安隊當教官；在木肯淖、吉拉、阿拉廟等地做黨的地下工作。1947年后，云照光到西北軍區蒙漢支隊任文化教員和教導員；1949年出任伊克昭盟軍區宣傳科長，代理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騎兵第5師任宣傳科長，后做師黨委副書記、文化學校副校長。

1955年，云照光任內蒙古軍區文化處長。1958年至1962年的5年里他先后到昭烏達軍區、呼倫貝爾軍區、伊克昭軍區任職。于1962年2月返回內蒙古軍區當文化部副部長、內蒙古文聯常委。

1966年，云照光轉業當了內蒙古自治區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副書記。后來，做內蒙古自治區文聯主任、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長，再后來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宣傳部副部長，兼任文化局長和文聯主席。

1983年4月之后，云照光當選為內蒙古自治區政協第五屆、六屆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2019年，作家出版社給云老出版《云照光文集》和他的攝影集。

我們在這里介紹云照光的任職經歷，是告訴大家：云老一生都在做黨的宣傳、文化工作。云老是內蒙古無愧的革命宣傳家、文學藝術的領軍人和領導人。他創作的紅色文學教育了我們，影響了幾代人，是我們最寶貴的精神食糧。

我們采訪云老已經兩個小時了，夕陽穿過庭院里的葡萄葉片，透過明凈的玻璃窗，灑落在老人臉上和身上。斑駁的光影仿佛是云老一生難忘的記憶碎片，仿佛是云老從大青山下黃河岸，走向延安，走進鄂爾多斯，馳騁于草原上的光榮而堅實的足印，那么清晰明澈地展現在我們眼前。這位革命老人、文學前輩，讓我們肅然起敬，由衷地欽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