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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是“為兒童”的文學。自中國新文學發生之日起，魯迅、周作人、葉圣陶、趙景深、茅盾等文學先驅將關注的焦點投諸中國兒童文學的領地上，產生了一批引起國人注意的中國本土兒童文學作品及理論著述。但與中國新文學史的撰寫相比，兒童文學史猶如一個在母腹中的難產兒，遲遲未曾露面。上述現象不僅說明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基礎的貧瘠與薄弱，更折射出中國兒童文學學科體系的不完整與不健全的狀況。

直到1987年，蔣風編撰的《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才填補了中國兒童文學史的空白。這部采取通史筆法的兒童文學史在時間軸上縱跨三十余年，再現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軌跡。通過對三個時間段（1917—1927、1927—1937、1937—1949）的兒童文學發展歷程勾勒，打通了各歷史節點之間的界限，準確地把握了文學發展的走向與脈搏。此后，張香還、陳子君、張永健、王泉根、劉緒源等一大批學者也嘗試撰寫中國兒童文學史著，他們的加入使得中國兒童文學史這片原本貧瘠、荒蕪的土地綻放出了絢爛的花朵。其中，不少史家對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演進采取宏觀視角，一方面在時間上填充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生命樣態，另一方面在空間上擴充著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容量，在對兒童文學“邊界”的推移與融合中，拓展了中國兒童文學史的深度。

一般而言，通史、編年史、斷代史和專題史是文學史慣常的寫作方式。在中國兒童文學界，通史是眾多兒童文學史家選擇的撰史方式，史家的通史觀念在預設的理論構架中得以顯現。值得注意的是，以通史為寫作范式的兒童文學史，易拘于“以論代史”或“以論帶史”的思維慣性，史家的注意力聚焦在特定時期內具有“共名”色彩的作家作品、文學思潮和文學現象上。反之，一些被主流話語遮蔽的“無名”狀態的文學現象鮮有提及。基于此，史家容易形成一種“先入為主”的概念化、觀念化的撰史模式，進而影響對文學作品的評價及史料的甄選。

近年來，為彌補通史寫作帶來的缺失與遺憾，一些學者嘗試采用編年史的撰史方式來梳理兒童文學史，以縱向的時間坐標軸為參照系，史料的延伸與拓展圍繞著時間軸展開。王泉根的《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1900—2016）》（2017，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即是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該著采用“大事紀”的撰史方式，著力于以文學編年的方法來推演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形態。

如果說通史是以史觀和獨特的理論框架見長，那么編年史則以史料的開掘、搜集、整理和研究為根本使命。是否發現新史料是判定一部編年史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假使在史料上沒有新發現，那么重撰編年史的結果也只能是重復。吳翔宇、徐建豪的《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1908—1949）》正是以重新開掘史料來豐富編年史著的范例，是近年來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書寫的一大收獲。該著從浩如煙海的民國期刊、報紙等初版本入手，在獲取較為詳盡、完備、充實的第一手資料以后，通過對史料的整理、加工與編排，力求將史料歷史化。這樣一來，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原生形態借助史料的“點”和“線”形構出文學現場的“面”與“體”來，而中國兒童文學內在演進的軌跡也就顯隱地呈現出來。由于貫徹了“前承后聯”的邏輯，該著沒有在時間的切割中阻斷文學整體性的脈息，不同歷史時期所涌現出的各種文學流派、文學思潮、文學團體、文學現象以及文學事件等也逐漸清晰起來。

整體來看，《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1908—1949）》嘗試在保證史料詳實可信的前提下，避免對史料平面化、重復化的簡單堆砌與羅列，摒棄對史料無秩序的隨意鋪排，讓不同的史料在相互碰撞中激發化學反應。同時，該著力圖超越通史寫作中存在的思維缺陷，將“以論代史”轉換為“論從史出”，在動態歷史發展過程中，彰顯出各種文學現象、文學思潮之間前后互補、承前啟后的邏輯關聯，找尋出中國兒童文學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內部聯系與發展動力，為我們提供著中國兒童文學鮮活的文學事件與文學現場。

在該著的序言中，蔣風指出：“中國兒童文學史是有等級、有差異的”，“想要規避這種情況的方法就是采用編年的方式來撰史”。這可謂切中肯綮。與通史體例的兒童文學史不同，編年體體例的兒童文學史在既定的時間范圍內，把特定時間段內的文學活動、文學現象、文學流派放置于整體性、系統性的文學或文化場域內進行觀照，使各種文學元素在動態的文學區域網格內相互纏繞、聯系，各要素彼此間形成某種既定的內在邏輯與規律，為讀者還原出一幅鮮活、生動的文學生活的日常圖景。在整體的邏輯框架中，《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1908—1949）》從兒童文學發生學史料、兒童文學創作史料、兒童文學理論與批評史料、兒童文學接受史料四個層面入手，形成比較嚴格、縝密的立體網絡式的兒童文學編年史。在史料的選取方面兼收并蓄，將各個時間、年代進行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做到宏觀事件與微觀事件相互補充，在見微知著中為我們對某些文學作品、文學現象的重新解讀提供了新的方法與參照。

魯迅曾說：“編年有利于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文集不可的。”《中國兒童文學編年史（1908—1949）》是編年史書寫的嘗試之作，為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一條可資參考與借鑒的兒童文學史寫作模式與路徑。當然，編年史自有其不可回避的缺憾，如整體性、系統性較為薄弱，無法窺見歷史內在演進的規律。但如果能將編年史與通史對讀，相信能夠為學界留下更為多樣且豐富的文學史書寫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