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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從1980年代起發展至今已有四十年時間，有必要引入史的概念進行研究。1980年代初的“美學熱”，打破了文學批評僵化的思維定勢，為文學批評的突破提供了理論準備。其重要標志就是文學批評的研究方向“向內轉”，1990年代以后打破了文學批評的單一化，形成了文學批評多元化的格局。發展至今，文學批評生態環境越發良好，但批評倫理的問題變得比較突出，加強學理性也應該是當代文學批評特別需要重視的工作之一。

關鍵詞：當代文學批評；美學熱；“向內轉”；學理批評；批評方法多樣化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從1980年代起至今四十年了，很有必要引入史的概念進行研究。我或許算一位在這四十年間始終處在文學批評現場的親歷者，從親歷者的角度談一點感性的認識，假如我以后有能力研究當代文學批評史的話，希望我的這種認識能成為研究的起點。

1980年代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來說是一個關鍵性的時期，批評家在這一時期的一切努力都可以歸結為一點，即爭取文學批評的獨立品格。在1980年代之前，當代文學批評最突出的特點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政治的“工具”和“附件”，另外在理論資源上它基本上就是單一的現實主義批評，而且對于現實主義的理解也存在著分歧和誤解，文學批評要獲取自己的獨立品格，必須在這兩方面加以突破，一是突破政治的干預，二是解決思想資源貧乏的問題。

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社會思想政治主潮是“撥亂反正”，文學正是在這一政治主潮的推動下恢復了自己應有的社會位置，文學批評很快就能開始振昔日威風，恢復了現實主義的傳統，在文學前沿指點江山。但當時主要盛行的仍然是社會政治批評，文學批評通過“寫真實”等一系列爭論試圖糾正對于現實主義的錯誤認識，恢復現實主義理論的原初定義。因此新時期之后關于“現實主義”的討論反復在進行，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參與的人數也多，討論主要圍繞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典型性、文學與生活的關系等，這些問題之所以會引起熱烈討論，多半都是因為在創作中作家們的探索和突破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到這些理論問題，當作家們試圖以真正的現實主義姿態去面對創作實踐時，就必須要在理論觀念上解除過去在這方面為作家設置的種種障礙。但這些爭論基本上還是持續過去的思路，在思想資源上并沒有增加新的東西。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為文學批評打開思想封閉之門的是“美學”。在1980年代初興起了一股“美學熱”，并持續了四五年之久，它為文學批評提供了理論準備。美學熱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社會現象，因為在當代先后出現過多次美學熱。美學熱從一定意義上說，體現了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對于理論突破和創新的焦慮。當代文學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始算起的，當代文學可以說是執政者的文學，執政者強調了社會科學和思想文化的黨派屬性和階級屬性，加強了對社會科學和思想文化的統一領導，同時明確認為，文學應該成為政治的工具，這一點在主流文學理論和批評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文學批評以及文學批評所遵循的理論，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規約，很少對純粹的文學性問題進行討論和思考。但文學理論家和文學批評家在其批評實踐中必然要涉及這些問題，文學理論的發展也繞不開這些問題，他們發現，美學可以成為容納他們思考這些問題的一個思想空間。這與美學的性質和特征有關。美學是哲學的分支，抽象性是其基本特征之一，它與現實的關系不是那么直接，因此相對來說具有一定的“彈性”?！拔母铩敝筮M行的“撥亂反正”，就是要在各個領域整頓思想，使其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這也激發了思想文化界尋求理論突破和創新的思想沖動。這是1980年代美學熱的文學背景。這一次的美學熱是圍繞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而展開的。馬克思早期寫的這部著作涉及許多一度幾乎被忽略的理論問題，如關于自然的人化以及人的感覺的社會化的思想、關于人是依美的規律來建造的思想、關于異化的思想，等等。這一系列理論觀點對于長期處于十分封閉狀態的中國思想文化界來說，無異于發現了一個新的理論世界，它也大大啟發了當時的中國理論家和批評家們，給他們提供了理論突破的方向。這本薄薄的馬克思早期的天才式著作，就成為中國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啟示錄，也成為學理重建的思想基礎。它包含了人道主義問題、異化問題、審美的主體性問題、審美尺度和標準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撥亂反正亟待解決的第一步的理論難題，這些難題不突破，“文革”后的理論與批評則無從打開新的路徑。

但這并不意味著1980年代的美學熱是由文學批評界直接參與的。事實上，當美學熱興起時，文學批評還在滿腔熱情地投入“撥亂反正”之中，二者就像是兩條互不交集的平行線，各自在干著各自的事情。美學熱在馬克思手稿的激發下，對于“異化”“人化的自然”等一系列新鮮概念和觀點進行著熱烈的討論和申發，由此大膽地再一次挑起關于美能否超越階級、關于共同美等敏感話題的討論。文學批評則在圍繞“傷痕文學”的評價而糾纏于文學的宗旨是“歌頌”還是“暴露”的爭論之中。當然，這種爭論也是“撥亂反正”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它是在為建立正常的文學秩序而進行政治上的“清場”，但是，毫無疑問，這種作用基本上是政治上的，對于文學理論和批評來說，并沒有提供什么新的思想空間。相反，美學熱所涉及的理論問題，卻起到了打破僵化的文藝思維定勢的作用，為以后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的深化和突破，作了扎實的理論鋪墊。盡管1980年代美學熱的興起與文學批評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應該看到，“文革”剛剛結束就興起一場美學熱，這絕對不僅僅是美學自身的原因，它也是在意識形態上出現種種思想困惑的反映，因此美學熱中，不少意識形態戰線的專家和領導人也參與到美學熱的討論中。美學熱對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影響也是很顯著的。一些文學批評家受美學熱啟發，開始從文學自身來尋找批評的視角和話題，從而帶來批評轉向的趨勢。當時就有批評家將這種趨勢描述為文學“向內轉”。如魯樞元在1986年10 月18日的《文藝報》上發表的《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在描述了文學創作“向內轉”的種種表現后，還特別強調，“向內轉”的創作趨勢也促使文學理論向著文學內部進行勇敢的探索，當代文學對于文學自身認識的深化，這是文學理論研究中的“向內轉”。文學理論研究的“向內轉”從諸多方面表現出來，如關于文學主體性的提出和研究，關于文學批評方法的突破和創新，對文學形式的強調和批評，對現實主義典型問題的重新認識，對審美意識形態理論的批評，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這一系列進入文學內部的討論和研究中，都能明顯看到“美學熱”的思想痕跡。如關于文學主體性的提出和研究，就與李澤厚在新時期之初提出的“主體性實踐哲學”有關，正是在此基礎上，“主體性”成為了1980年代中期一個最具原創力的理論原點。在美學熱中，李澤厚將其延展出“積淀說”。劉再復將主體性引入文學批評，并對其進行了系統化的理論闡釋，并在文學主體性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二重性格組合論”，是一次在現實主義批評深化上的理論嘗試。

1980年代末的突發事件，給蓬勃發展的當代文學批評按下了暫停鍵。這既是壞事，也是好事。說它是壞事，因為當代文學批評當時正處在文學的中心位置，頗有指點方遒的氣派，文學批評實踐也集結起一支強大的批評家陣營，但突發事件讓這一切遭到了重創。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它也是好事，因為1980年代的文學批評隱含著問題，但由于它一直處在興旺、紅火的狀態中，這些問題基本被掩蓋了。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它的話語系統沒有順應時代的要求而發生改變。1980年代文學批評所操持的話語系統是“啟蒙與革命”，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建立起的“元話語”，這種“元話語”一直所向披靡，但它只能生長在合適的時代土壤中，脫離這種時代土壤，它就難以存活。這種元話語在1980年代初是有效的，因為1980年代初的文學批評是與現代文學正統一脈相承的，強調現實主義傳統的主張，是具有歷史邏輯性的，也就是說，1980年代與1950-1960年代之間存在內在聯系，它們屬于同一個知識譜系，構成一個連續性的歷史階段。這就暴露出1980年代文學批評的弱點，它還沒有擺脫前一歷史階段文學批評的影響，也就是說，文學批評所處的環境仍是基本上由意識形態所主導的、缺乏多元格局的文學環境，文學批評缺乏獨立于政治意識形態的空間，因此文學批評的思維、話語以及文本形態都顯得比較單一，這不是一個良好的文學批評生態。良好的文學批評生態應該具有多樣性、互文性、協調性和整體性等特征。而這正是我們應該肯定1990年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原因。因為1990年代以后，文學批評開始突破了1980年代文學批評的單一性，逐步朝著一個良好文學批評生態的方向而努力，這一努力一直延續到21世紀，并基本上確立了一個多元對話的批評場域，使文學批評逐步朝著一個自主的、自立的方向發展。但這一切都是因為1980年代末的突發事件后被動改變路徑而出現的。也許如果不是一次強制性的中斷，當代文學批評還不會設法去另辟蹊徑。

文學批評在1990年代另辟蹊徑最直接的成果是媒體批評和學院派批評。媒體批評主要是借助社會轉型中市場經濟全面放開的邊際效應，學院派批評主要得益于當代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建設在高校受到廣泛重視。無論媒體批評還是學院派批評，都在話語系統上作出了重大改變，從而使文學批評呈現出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局面。所謂媒體批評，不能簡單地從字面上理解為所有刊載在媒體上的批評都叫媒體批評。中國的社會體制強調媒體的意識形態性，有不少刊載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媒體，它們都承擔著意識形態的職責，1980年代這些媒體在推進文學批評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少有影響力的批評文章也是刊載在這些媒體上面的。但1990年代興起的媒體批評一詞并不是指這些媒體，而是指社會轉型后逐漸涌現出的一大批大眾媒體。（為加以區別，人們將前面所提到的媒體稱為主流媒體，也就相應地將主流媒體上的文學批評稱為主流批評。但這些批評類型的劃分都不是很嚴謹的。）這些大眾媒體著眼于大眾和市場來調整自己的編輯方針，大大弱化了意識形態性，它們所刊發的文學批評顯然帶有大眾媒體的共同特點，它要服膺于時尚性和商業性的要求，在瞬時性和夸飾性上做文章。它們在文學批評的選擇上就會關注社會情緒寒暑表的變化，并因其媒體自身的力量，它們的媒體批評反過來又會對社會情緒寒暑表的變化產生明顯的影響。比較正式提出學院派批評的概念大概是在1990年，王寧在《上海文學》發表的《論學院派批評》對此有比較充分的論述。北京大學中文系在1991年舉行的一次關于“中國當代理論批評的回顧與展望”的研討會上，倡導學院派批評成為研討會的重要議題之一。主持會議的謝冕教授說：“我更欣賞把學院批評當作一種批評品質和批評風格的倡導和張揚，學院批評的建設過程是批評家逐漸學者化的過程。學院是學院批評滲透的學術環境，以及在這里生長起來的科學主義的觀念、姿態和方法?！彪S著大學一批博士生和碩士生畢業，學院派批評隊伍日益壯大，幾乎占據了文學批評的半壁江山。對于學院派批評的界定，徐剛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論述得比較準確。他認為學院派批評具有三個要素，其一是批評者具有學者身份，其二是在文學批評中注重學理性，其三是在寫作中強調學術規范和專業化特征。這就決定了學院派批評在方法上更注重知識和學問的譜系化，在批評風格上更傾向于嚴謹、莊重的論說體，很少用到自由活潑的印象體。從身份特征來看，當代文學的學院派批評家基本上是由就職于高等院?；蚩蒲袡C構的專家學者組成。他說：“概而言之，‘學院派’批評意味著理性、嚴謹、引經據典的特征，它力圖建立批評者與學者的雙重身份，保持與商業、政治、社會體制的一定距離，而尋求批評的獨立意義。”

媒體批評在1990年代后期非常引人注目，他們經常制造話題，奪人眼球，讓人誤以為媒體批評就是文學批評的全部。相對來說，學院派批評就要小眾得多，似乎靜悄悄地在一些學術性刊物發發聲而已。媒體批評和學院派批評最初基本上是兩條平行線，相互交集和影響的程度非常小。1990年代的文學批評還有一大特點，它被指責和詬病的程度前所未有。媒體批評的商業氣息、惡俗炒作遭到批評自然在情理之中，而對于強調嚴謹和學術的學院派批評，人們同樣也不滿意。對于學院派批評的指責主要是認為它的遠離文學現場，以及它的過于呆板，賣弄知識，過于學術化和理論化，等等。說句極端的話，1990年代的文學批評遭遇了大量的指責甚至是謾罵，無論這些指責和謾罵是否合理，但至少它說明人們對于文學批評現狀是不滿的。既然如此，為什么還要肯定1990年代的文學批評呢？因為正是這些指責和謾罵能夠輕易地傳播開來，便證明了當時的文學批評生態環境處在一個比較好的狀態中。其實在一個良好的文學批評生態系統里，沒有指責和謾罵反而不正常，它應該是多種聲音并存、互補的關系。指責和謾罵對于文學批評來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指責和謾罵能與權力結合起來構成合謀，1990年代既然指責和謾罵聲不斷，文學批評仍能正常進行，這也說明權力并沒有過度干預進來。另一方面，文學批評能否經受住指責和謾罵，也在于它自身是否足夠強大。1980年代的文學批評充滿激情與活力，這是1990年代的文學批評所不能比擬的，但必須看看到，1980年代的文學批評具有脆弱性的一面，它難以承受外在的打壓。

努力建設一個良好的批評生態環境，以此來描述進入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批評發展趨勢，也許比較恰當。所謂批評的生態環境，應該是允許不同的批評方法、批評形態共同存在，相互之間具有一種對話和互補的關系，不同的批評方法和批評形態承擔著各自不同的功能，從而達到一種立體的、動態的批評效果。從建設批評生態環境的目標出發，就應該強調建設性，以建設性的思路整理文學批評，建設一個立體的、動態的、開放的文學批評系統。

文學批評應該是分層次的，不同層次的批評完成不同的批評功能，盡管文學批評是一種高層次的精神活動，它應該服膺于真理和心靈，但它同時也要處理一系列低層次的功能，比如推廣、宣傳等。哈貝馬斯將人類行為分為兩種行為：交往行為和工具、策略行為，后者寄生于前者之上。工具、策略行為指行為人將行事當作達到某個目的的手段，它是工具理性的實踐結果。而交往行為的基礎是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指隱含在人類言語結構中，并由所有能言談者共享的理性。交往理性不是以單個主體為中心的，是以知識對象化來認知的。交往理性強調真實性、正當性和真誠性。真實性是指語言的內容和語言本身都是真實的。正當性表示在道德規范上是合適的、合理的。如果聽話人不認為我們說的話是真誠的、真實的和正當的，共識就很難達成。哈貝馬斯區分的策略性行為與交往性行為的不同之處，他認為策略性行為是私人性的，以追逐自己利益為行動之最終訴求；交往性行為是公共性的、理性的，是摒棄私人利益考量的。他同時強調，在商業社會，策略性行為具有支配性，也是無孔不入的。受哈貝馬斯行動理論的啟發，我以為，文學批評大致上可以分為策略性行為和交往性行為兩大層次。所謂策略性行為的文學批評，是指那些人情批評、紅包批評、媒體批評等，應該承認，在商業社會中這些策略性行為的文學批評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文學作品作為文化產品要進入到商業流通渠道，這時候它就應該遵循商業社會的規則，策略性行為的文學批評就是在商業社會規則下參與作為文化產品的文學作品的商業流通環節的。但同時必須強調，這樣的文學批評只能在商業流通環節中有效，比如出現在圖書商場的宣傳廣告上，或者出現在市場動作的媒體上。但策略性行為的文學批評必須嚴格遵守其邊界限定，不能在文學性批評中也采用這種策略性行為。如果一個文學批評家是這樣做的話，我們就可以指責他喪失了批評倫理。哈貝馬斯同時還認為，學術研究和科學研究都是屬于追求精神價值和探尋真理的行為，必須以交往性行為來對待，否則，你所做的學術研究和科學研究只能是“偽學術”或“偽科學”。哈貝馬斯的言論還包含著這樣一層意思，在交往性行為中，行動者的言行必然是真誠的。以此來對照當下我們的文學批評，為什么在文學批評中很難進行溝通和對話，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我們缺乏足夠的真誠性。

文學批評要做到多樣化，首先體現在批評方法的多樣化上。方法是一種工具、一種手段，是開掘一條道路，“條條道路通羅馬”，過去我們在方法論上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把方法與意識形態等同起來，意識形態強調惟一性，那么也就只有一種方法可以相匹配。自198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最大的突破之處就是大量引進了各種新的批評方法，從而打破了社會學批評單一性的格局?，F在我們仍然需要強調批評方法的多樣化。每一種方法就是一條道路，要把每一條道路都鋪設好，批評家可以自由選擇不同的道路，讓每一條道路都能夠使批評家更便當地接近批評的目標。談到批評方法時，特別需要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有人認為，強調方法的多樣性，勢必會否定馬克思主義對文學事業的指導性。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性與方法的多樣性并不沖突，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方法，不是一種學派，而是思想原則和思想立場，這是首先要辨析清楚的。在這里也有一個處理一元與多元的辯證關系問題。所謂一元和多元，是針對不同的層次而言的。我們必須強調我們的社會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這是一元化的，不能有多元的思想指導，我們的文學批評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世界觀、歷史觀出發，去觀察問題，認識問題。但是在具體評論作品的方法上和視角上，又應該是多元和多樣的。這一點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來說，具有實踐性的意義。但我們在這方面研究得非常不夠。另外，文化批評的興起，對文學批評的發展也起到了有力的促進。

當前尤其需要強調文學批評的學理化。我更愿意把學院派批評稱為學理批評，其實文學批評并不在乎是否有學院出身，而是在乎批評有沒有學理。這才是批評的關鍵。學理批評真正體現了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獨立學科的批評存在方式，它需要批評者將其批評建立在某種學術立場上，以一定的理論系統作為開展批評的基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文學批評的大廈必須要靠堅實的學理批評來支撐。但學理性并不應該成為學理批評的惟一條件，而應該成為所有文學批評的追求目標，只是不同文學類型對學理性的要求不同而已。因此，加強學理性應該是當代文學批評特別需要重視的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