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啟功先生（1912—2005）

我的老師啟功先生（1912.7.26—2005.6.30）出生前七個多月的1912年元旦，中華書局在上海創辦，所以我們稱啟功先生是“中華書局的‘同齡人’”。又因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因緣際會，啟功先生常說：“中華書局是我的‘第二個家’。”我師從啟功先生，在閱讀他這本大書的過程中感慨頗多。

啟功家世的啟示

啟功的九世祖為愛新覺羅·胤禎，即清雍正皇帝，八世祖和親王弘晝系乾隆（弘歷）胞弟，但是到他的曾祖父溥良（禮部尚書，廣東、江蘇學政）和祖父毓隆（典禮院學士、安徽學政）則已不靠世襲取得爵位，而是憑真才實學獲取功名；他父親恒同更因華年病逝而家境困窘。

所以啟功先生常強調：我出生于民國元年，既非清朝遺老，亦非遺少。少年時，他因家境困難無法讀完中學。在留給我的一份自撰簡歷手稿上特意寫明“曾讀小學，中學未畢業”。

啟功先生的“外家”系蒙古族阿魯特氏后裔，如外高祖賽尚阿曾任首席軍機大臣，外曾祖崇綱為駐藏幫辦大臣（其弟崇綺是清朝唯一一位蒙古族狀元），母親克連珍也是蒙古族。所以，啟先生常講自己生長于一個民族融合的大家庭。

現存最早的啟功先生照片，約10歲時與祖父毓隆（左）和姐丈（右）的合影。

他雖是北方滿族人、清朝皇室后裔，卻絕無絲毫狹隘民族主義的偏見，對祖國大好河山、西域邊疆，對歷史文化名城，對得中外文化交流風氣之先的中華書局先后所在地上海、北京有著同樣親切的感情。他認為中華優秀的文化傳統，是由各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積淀而成。這就啟示我們要從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鑒及融會貫通的視角來認識啟功先生，來理解先生和中華書局的因緣。

啟功先生自1934年起歷任輔仁大學附中、輔仁大學美術和國文教員，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執教70年。作為海內外知名的詩書畫大師、文物鑒定大家，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是中華書局杰出的作者和師友，為中國的教育事業，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創新和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匯文學校存啟功先生檔案（1926年，民國十五年）

“第二個家”的緣由

作為中華書局的同齡人，啟功先生常說這樣一句話：“中華書局是我的第二個家”。啟先生青年時代閱讀了大量古籍及相關的整理本與學術研究著作，當然對中華書局的出版物情有獨鐘；1962年，他曾應邀為書局出版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題寫了書名；但是，據我了解，他真正與書局的直接交往，應該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

啟功先生書法

當時，啟先生的書法造詣已為學界公認，書局遂邀約先生撰寫《中國書法》一書，并預付了200元稿酬（這在當時相當于先生兩個月的薪資）；可惜因為其時不可預料的原因而未能撰寫出版，成為一大憾事。

據他1966年8月28日的日記記載：“下午到郵局寄還中華書局前預付《中國書法》一稿稿費二百元。”當時，啟功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古代字體論稿》已在文物出版社印行；第二部書稿《詩文聲律論稿》正在撰寫之中，先生希望書局能出版此書，已經請他的恩師陳垣老校長題寫了書名。

1971年8月下旬的一天，北京師范大學的一位駐校軍宣隊員通知正在校園里勞動的啟功先生：“你到系里去一下，要借調你到24師去。”先生聞言大吃一驚，十分疑惑：“為何要我去部隊呀？”8月30日，先生到系里開借調介紹信，才得知中央下達文件，要在各高校及研究機構抽調一些文史專家集中到中華書局去做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古籍整理工作。原來是“二十四史”，不是“24師”。先生的心方由忐忑不安轉為又驚又喜，為自己能換一個環境去做自己喜歡之事而高興。先生當天就急忙趕到位于王府井大街36號的書局辦公樓報到了。

當時，為了減少專家來回奔波之勞，就安排一些人住在辦公樓的臨時宿舍里，這樣也可節省時間，提高工作效率。啟功先生很快就住進了大樓，成為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那時，啟功先生的夫人因病住院，他經常得抽時間去探視。除了必須參加的政治學習和業務會議外，他盡力抓緊時間點校《清史稿》。在此，選錄幾條他當年9月其中七天的日記：

9.6：上午《清史稿》組開會，分工，我先點志（輿服、禮、選舉）三種。

9.13：上午上班，清史組商討標點事，下午點書3200字。傍晚到醫院，《選舉志一》點畢，自今日點書始入正軌。

9.18：今日點志五畢三半，共計已點四卷半，自9號起至今共9個單元共點37440字，計每半日點4160字。

9.25：今日共點十五頁，共11700字。

9.27：上下午點書，今日點9300字。

9.29：上下午點書。今日點約一萬字，到協和。

9.30：上午點書約五千字，下午掃除，到北京醫院看咳嗽，到協和。

我粗略計算，在這半個月里，啟功先生已經點校了八萬余字，工作效率很高。據當時一道參加點校工作的書局幾位編輯回憶，啟先生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工作，既認真負責，又風趣幽默、樂觀大度，仿佛給大家帶來了和煦的春風。

啟功先生也常說：從1971年夏到1977年秋，在中華書局參加《清史稿》點校工作的六年，是他比較穩定、舒心、順利的時期，書局真正成了他的“第二個家”。在這個大家庭里，先生享受到能為國家古籍整理事業貢獻力量的快樂，也感受到了學者、同事之間互相關心和愛護的溫暖。

有一次，書局找出了一幅1973年參加點校的工作人員在辦公樓四樓平臺上的合影，讓我拿給啟功先生看，先生不僅準確地辨認出每一個人，而且馬上用毛筆將姓名注寫在每個人影像旁，還寫明了拍攝的時間，使這幅照片成為書局也是中國古籍整理史上的珍貴資料。

一九七三年標點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專家合影。照片中專家名字為啟功先生注寫。

1977年秋，啟功先生的手寫本《詩文聲律論稿》幾經波折，終于在中華書局正式出版——這是他在中華書局出版的第一部專著。此書后經先生修訂，至今在書局已有幾個版本問世，總印數超過了20萬冊。也是從那時開始，啟功先生為中華書局出版的圖書題寫書名趨于“高峰”。只要書局編輯或作者提出請啟功先生題簽，他不僅會欣然允諾，而且會主動替美編考慮封面設計，詢問寫繁體字還是簡體字，橫排抑或豎排。有時還各寫幾幅以備選用，甚至自己跑郵局寄給編輯。

《詩文聲律論稿——詩詞常識名家談四種》

啟功 著 2000年4月

據我不完全的統計，他為中華書局的題簽總數近200幅。2018年初，中華書局出版了《啟功先生題簽集》，刊發了啟功先生為書局的題簽影印真跡170余件。書后附錄了書局現在的掌門人徐俊執行董事題為《中華版圖書他題簽最多》的文章，敘述了啟先生為書局出版物題簽的一些生動故事和他的切身感受；書后還附錄了先生20世紀40年代的大弟子來新夏教授的文章《啟功老師題書簽》。啟功先生的題簽以及來、徐二位的文章，都是值得我們認真捧讀溫習的佳作和佳話。

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小故事：八九十年代，因為啟功先生書法作品的市場價格越來越高。有一回，書局領導覺得不付先生題簽費說不過去，就讓我去問先生給多少合適。不料先生聽我一問，很不高興地反問我：“書局是我的第二個家，難道給家里人寫字也要錢嗎？”為書局出版物題簽分文不取，是啟先生堅定一貫的態度。2000年，書局出版了啟功先生主持并指導北師大幾位教師共同校注的《紅樓夢》，受到讀者好評；先生也是堅持將稿酬支付給那幾位老師，自己不取分文。

啟功先生推薦我到中華書局做編輯

恢復高考后的1978年，我在新疆任教十年后考回母校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讀研，啟功先生是我們九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的導師之一，也是我和其他兩位撰寫唐宋詩文論文的指導教師。其實，先生并不贊成將唐代文學作品截然分為初、盛、中、晚段的主觀而生硬的做法，告誡我們要全面、貫通地研究古代文學。

因為我有在新疆生活、工作的經歷，讀研期間關注唐人邊塞詩歌作品，1979、1980年暑期還專門到南、北疆進行實地考察，寫了幾篇考辨西域地名的短文。

啟功先生（左）與柴劍虹（右）。（柴劍虹供圖）

1980年秋天返校后，習作呈請啟功先生審閱，先生認為有發表的價值，便提筆給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的傅璇琮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推薦了古漢語專家俞敏教授的《金文略說》和我的兩篇西域地名考辨文章，特別強調“柴文尤望賜以指正”。先生對我說：“傅先生和張忱石、許逸民在書局辦了個學術集刊《學林漫錄》，剛出版了初集，在學界頗有人氣，我答應為他們提供一些隨筆、題跋類短文，覺得你的文章也可以在該刊發表。”

第二年初，拙文《“瀚海”辨》便刊登在《學林漫錄》第二集中；不僅這一集的書名便由啟先生題寫，而且第一篇文章就是他撰寫的紀念恩師陳垣先生的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春末我們的畢業論文答辯前，啟先生又給傅先生寫了一封信云：“師大柴劍虹同志畢業論文，關于岑參者，敬求我公為校外審查，賜予評定，并參與答辯，其文公已大致看過，過目當不多費時間也。”當時還有其他幾位同學論文答辯的校外委員，也是啟功先生寫信邀請的，所以傅先生來參加我的論文答辯，并沒有引起我們特別的想法。其實，當時啟功先生已經有推薦我進中華書局工作的想法，只是因為我是從新疆的教師崗位上帶薪來讀研的，還不清楚我畢業后的動向，所以沒有跟我明說。研究生畢業了，師大規定我們幾位從外地考來的研究生不能留校工作，我也覺得應該回新疆繼續任教，但先生不贊成；后來，我有了留京指標，先生即推薦我到中華書局工作，體現了對我的關愛和對“第二個家”的衷情。

1981年秋，我進中華書局古代文學編輯室工作。是冬某日，先生打電話來講他要帶一些研究生到故宮博物院參觀，要我也參加。我知道，啟功先生在他30多歲時就擔任過故宮博物院的專門委員，對院藏文物可謂爛熟于心。他認為做文史研究一定要有實地考察文物的經歷與心得，做編輯亦如此，而我讀研時并無此機會，因此特地給我一個補課的機會。那次跟著先生看故宮文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有同學拍攝了我在考察間隙時向先生求教的一張照片，成為永久的紀念。

我在書局文學編輯室擔任責編的第一本古籍整理著作是《羅隱集》，先生知道后，馬上題寫了書簽。后來，我擔任王重民先生《敦煌遺書論文集》的責編，啟功先生不僅也為此書題寫了書名，又詳細訴說了50年代中期和王先生等編撰《敦煌變文集》的往事，鼓勵我通過編書了解敦煌與敦煌寫本，指出中華書局的重要特色是培養“學者型編輯”，要注意學術積累，要在學界有“發言權”，對我日后參與敦煌學的研究工作是莫大的啟示和教誨。

先生在1985年9月10日第一屆教師節時有一幅題詞：“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我體會，這種發自內心期盼學生成材、學術進步和書業興旺的“辛勤快樂”，伴隨了先生70年教師生涯，也是一位高尚教育家的心靈獨白。

從80年代開始，啟功先生出于對中華書局的摯愛，幾乎把他重要的著述都交由書局編輯出版。如他最為看重的《啟功叢稿》論文、題跋、詩詞、藝論四卷，他的“捅馬蜂窩”之作《漢語現象論叢》以及他和金克木、張中行先生合著的《說八股》等，還有他曾參與點校的二十四史與《清史稿》等，都為提升書局品牌效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除了對書局出版高質量學術著作的支持，啟功先生也十分重視普及類知識讀物的編輯出版工作。書局80年代初創辦的《文史知識》雜志在文化、教育界有很大的影響，啟功先生在刊物創辦五周年時題詞勉勵辦刊編輯：“五年有如一日，宏揚文史知識。諸公再展新猷，學人受惠無極。”

該刊百期紀念時，我正擔任 編輯室主任，先生又欣然題寫了一首五言賀詩：“民族凝聚力，首在知文史。理工還要辦，自亦識厥始。百冊今初盈，千里此一跬。題辭祝宏猷，不自愧其俚。”表達了他對書局刊物提高民眾文史修養的高度肯定。

進入21世紀，啟功先生因年邁體弱，已不便用毛筆書寫。即便如此，他還堅持用硬筆為書局出版物題簽。其時我在漢學編輯室工作，策劃編輯出版“世界漢學論叢”譯著，先生特地將他多年前從東京舊書肆上購得的線裝《禹域出土墨寶書法源流考》一函交給我，說此書對研究日藏敦煌文書很重要，但無中文譯本，希望我找人翻譯后出版。我遵囑請國家圖書館敦煌資料中心的李德范研究館員翻譯完成，此書出版時先生還專門用硬筆題寫了書名。

2002年春，書局舉辦紀念創辦90周年活動，先生不僅專門為紀念冊題署，還不顧天氣寒冷，再一次到位于豐臺區太平橋西里的書局辦公樓看望老朋友。先生指導的博士朱玉麒和北大榮新江教授合作譯注了日本的《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在書局出版前先生也用硬筆題簽。法國漢學家戴廷杰費十年之功編著了《戴名世年譜》，啟先生不僅兩次與他面談自己對戴氏《南山集》的認識，也為之題寫書名。

行百里者半九十

啟功先生晚年時，曾多次臨寫顏魯公所書“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將它作為警示自己的治學指南。他對自己著述的不斷修訂精益求精，對讀者意見的重視，對書局編輯工作中疏忽的提示，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如書局準備將北師大出版社印行的《啟功韻語》《啟功絮語》《啟功贅語》合編為《啟功叢稿·詩詞卷》時，啟先生特意寄來原《韻語》的校字本和《贅語》的清樣，寫信告訴我如何編排，如何插補，告知總序的寫作，商量扉頁的安排，使擔任責編的我和劉石編審心中有數。

2004年春，《啟功叢稿·藝論卷》校樣排出后，先生不顧因眼睛黃斑病變造成的視力障礙，仍堅持親自核看校樣。

又如有一位周姓讀者寫信給書局指出啟功先生的手寫本《詩文聲律論稿》中似有訛誤，我將信轉給先生后，他非常認真地進行核查，很快便給我寫信就讀者指出的誤字予以確認，一一予以改正，并要我回信轉告這位讀者，表示：“周君校出，深可感謝！”

《說八股》一書印行后，先生在校閱中發現有一頁文章里的一段話居然完全重復了，而責任編輯并沒有發覺，成為“一大笑話”，要我一定叮嚀那位年輕的責編重排時將此頁“改正為禱”！這是先生對編輯工作中粗心大意的批評，足以使我們引以為戒。

還有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啟先生的《詩文聲律論稿》已印行多年，學界反響也很好，但是先生自己仍不滿足，一直在做修改補正的思考。在他年屆90之時，遂對該書手寫本進行了一次較大的修訂。當時負責此書修訂的責編是語言編輯室的陳抗主任，也是一位非常專業而細心的編審，在編輯之前的認真通讀中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意見和建議。啟先生非常重視，十分高興，連著給陳抗寫了七封信，體現了誠懇、謙遜的精神，也高度稱贊了陳抗及其他書局責編的工作作風。

有一封信的開頭寫道：“今晨承示拙稿蒙仔細校勘所見諸疵累，既深感荷，又見編輯工作之細入毫發的注意力。不但鄙人衷心佩服，又見無數作者未必俱能親自體會，而讀者草草過眼，又無人能見到、覺到乃至意識到尚有無名英雄在背后曾付出極大精力；而作者爭稿酬、出版社扣效益，不知責編獲得一句由衷的良心話否？”我相信，先生在話中對編輯工作的肯定，不僅僅是對陳抗個人的贊揚，也會使書局其他編輯“于我心有戚戚焉”！

如前所述，先生晚年因視力衰減已不便用毛筆書寫，但他為了便于手寫本《詩文聲律論稿》的修訂，硬是用硬筆在若干綿紙上書寫了修補內容，并一一注明補放在何處。當他把這一疊耗費了極大心血的綿紙交給我時，我真是滿含熱淚，感動不已。

啟功先生晚年修訂《詩文聲律論稿》的手稿。（柴劍虹供圖）

先生早年曾發表過論述《千字文》的論文，晚年時聽說發現了敦煌藏經洞所出文獻中有多件《千字文》唐寫本后，就讓我提供其中最完整的影印本，說要根據這些新材料寫新的考論文章。可惜先生當時身體已衰弱到無法拿起紙筆，這個愿望終未實現。

啟功先生在他85周歲時曾就教師的職責寫過一幅字：“先圣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今吾職業已為師矣，將如何以免其患？惟有心無所欺行無所愧，不強不知以為知，庶幾有免患之望。”這是一位執教70多年教育家的真實心聲。

啟功著作綿延不絕

2004年夏日，我幾次到師大小紅樓啟功先生家里探望，告訴老師我已年屆花甲，即將從書局如期退休。啟先生非常驚訝，一遍又一遍地問：“你為什么要退休啊？”“你還要編書嗎？”我當然知道老師不希望我從他看重的書局編輯崗位上退下來。我則向先生保證：即使退休了，我還愿意為編輯事業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特別是應該為像他這樣的前輩學者專家出書貢獻力量。

2004年9月，我應邀到臺北市陽明山上的中國文化大學擔任一個學期的專任教授，講授敦煌文化與敦煌學，其間還和啟功先生通過幾次電話，知道他急切地盼我回京見面。2005年1月13日，我回京后到先生寓所探望，他的身體已十分衰弱，不久即住院治療。一次我去醫院探視時，他在病床上忽然跟我說：“咱們的出版印刷工藝要趕上日本的二玄社，真想跳起來大干一場！”我知道，他仍關注著出版事業，尤其對他特別關注的中華書局、文物出版社、榮寶齋寄予厚望。

啟功先生仙逝后，我協助一些年輕編輯先后在書局出版了《啟功給你講書法》《啟功給你講紅樓》《啟功講唐代詩文》《啟功韻語精選》（線裝本）和《啟功日記》等先生的著作；也為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了《啟功談藝錄》，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啟功說唐詩》；參與北師大出版社編輯《啟功全集》。

《啟功全集（全二十卷）》 啟功 著

2012年9月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定價: 2680.00元

2012年，為紀念啟功先生100周年誕辰，書局不僅重印了先生的若干著作，還特地推出一套《啟功三絕》的宣紙影印本，我也特地請先生家屬為此書提供了先生的書畫作品影印件，提供了我保存的先生手稿復印件。啟功先生在中華書局出版的著述有學界和廣大讀者公認的特點，即積淀豐厚，亦莊亦諧，平實易懂，雅俗共賞。

據我粗略統計，截至今年7月，書局累計出版的啟功先生著作已經超過50萬冊，其中《啟功給你講書法》的普及本和典藏本，特別受到廣大讀者青睞，多達近30個印次，總印數累計也達到了30多萬冊。我想，這是中華書局對自己的一位“家人”，也是親密師友最好的紀念。

傳承文化的主體“人”和載體“書”

2006年，在啟功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際，北京、香港兩地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寫的《我的老師啟功先生》一書。在書中，我特別提出能得到像啟功先生這樣好老師的教導，是一生的幸運。

《我的老師啟功先生》 柴劍虹 著

商務印書館 2010年9月 定價: 28.00元

通過這幾十年跟隨啟功先生，我對“好老師”的理解和感受不外乎幾個方面：第一，是他自己有真學問；第二，他有把自己學問教給學生的好方法；第三，他不僅教給學生做好學問，而且也教給學生做人的道理。這樣的好老師，當然也是出版社最歡迎的作者。我是想把我的老師的教學方法、做人態度告訴大家。其實，這也是啟功先生從他的幾位老師賈羲民、吳鏡汀、戴姜福等先生，特別是恩師陳垣老校長那里學到并傳承給我們的。

啟功先生（左）與陳垣先生（右）

2012年，在紀念中華書局和啟功先生百周年之際，我又在中華書局出版了《高山仰止——論啟功》一書，想進一步將自己多年來“閱讀啟功先生這本大書”的點滴心得告訴年輕的朋友。

《高山仰止——論啟功》 柴劍虹 著

中華書局 2012年7月 定價: 29.00元

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當中的師承關系，私塾也好，蒙學也好，有它的精華。我們過去總是在講，中國的封建教育如何腐敗，如何落后，如何不好，一棍子打死。就像恩格斯講的，把洗澡水和嬰兒一塊倒掉。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洗澡水”，有臟東西，但是它的核心，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有精彩的東西，如果能取其精華，并不斷汲取現當代教育的營養，就可以煥發出新時代的光芒。

2012年3月22日，在中華書局創辦百周年之際，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胡錦濤致信中華書局，指出：中華書局恪守傳承文明職責，秉持守正出新宗旨，在一代又一代員工的不懈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經典和學術新著，為弘揚中華文化、促進學術繁榮、提高民族素質、推動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我體會，守正出新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宗旨。對我們出版社來講，守正，是遵循出版方針，遵守學術規范；出新，是要追求文化創新，推進出版事業。文化傳承、創新的主體是人，教師與出版人“學為人師，行為世范”，是提高國民人文素養、道德修養的重要保障，也是文化自信的根基。而圖書則是文化傳承、創新的重要載體。

1924年，中華書局的創辦人陸費逵先生在《書業商會二十周年紀念冊·序》中開宗明義指出：“我們希望國家社會進步，不能不希望教育進步；我們希望教育進步，不能不希望書業進步；我們書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近百年來，中華書局與啟功先生之間的因緣故事，生動地印證和實踐了這位書局創辦人的殷切期盼。

（本文作者柴劍虹，為中華書局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