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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原理是對美學基本問題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是美學研究之根本。美學研究的實質性推進有賴于美學基本問題的突破，而一切理論研究都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也就是說，美學基本原理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須從美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出發，結合當下的時代背景，找到美學面臨的實質性問題，而后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引入新觀點、采納新方法而解決這些新問題。

就目前而言，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生態危機。生態危機已經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各門學科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從自身的立場出發，提出諸種措施，以應對生態危機。其中，美學對于生態危機之回應的理論成果就是生態美學。也就是說，生態美學作為一種“在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整體背景下展開的美學新思考、新探索”，它一方面是“生態的”，另一方面則是“美學”的——生態美學要想真正走向成熟，就必須在美學原理研究方面有所推進，將其理論探討上升到美學原理的層面。

有鑒于此，本文探討的核心問題就是：生態美學如何在生態意識的引領下，豐富和發展美學基本原理的研究。審美價值通常是美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對于審美價值的探討往往是美學原理的重要內容。本文將首先以蓋格爾為個案，簡要回顧價值哲學與價值論美學的理論得失，然后討論羅爾斯頓生態倫理學提出并論證的價值序列學說，最后討論這種新的價值序列學說如何影響了戈比斯特的生態美學。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本文提出的核心觀點是：我們應該站在生態系統整體價值的高度來看待審美價值，通過正確處理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之間的恰當序列關系來推進美學原理研究。

一、蓋格爾：具有人類中心主義色彩的價值論美學

人類很早就開始思考價值問題，自古希臘起，哲學家們就十分關注“政治學術以及那些有益于人類進修的倫理品德”。然而價值作為一個哲學范疇而被予以專門研究，則要追溯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洛采（Rudolf Hermann Lotze）較早從哲學本體論的高度論述價值問題，其學生文德爾班認為，“由于洛采果斷地提高價值觀的地位，甚至將它置于邏輯學和形而上學（以及倫理學）之頂端，激起了許多對于‘價值論’（哲學中一門新基礎科學）的種種倡議”，因而洛采被視為現代價值論的先驅。最初使用“價值論”（axiology）這一術語的是拉皮埃（Paul Lapie）和馮·哈特曼（Edward von Hartmann），此后舍勒（Max Scheler）較為深入地探討了價值問題。舍勒區分了感覺價值、生命價值、精神價值和神圣價值，并認為這四種價值樣式存在“先天的級序”：“高貴與粗俗的價值是一個比適意與不適意的價值更高的價值序列；精神的價值是一個比生命價值更高的價值序列；神圣的價值是一個比精神價值更高的價值序列。”其中，審美價值屬于精神的價值，“在其被給予方式中自身帶有一種相對于整個身體領域和環境領域的特有解脫性和獨立性”。可以看出，價值哲學主要關注的是精神性價值，它將人作為最高的目的和價值的中心，將與人相關的精神價值置于價值序列的頂端。

審美價值成為美學研究的基本問題，與上述這股哲學思潮不無關系，換言之，現代美學對于審美價值的研究往往是在價值論的基礎上進行的。在這些研究中，德國現象學家蓋格爾（Moritz Geiger）的思想值得我們關注。蓋格爾與舍勒同為慕尼黑現象學學派的成員，他延續了上述思路，并將現象學方法應用于審美價值研究，構建出一種價值論美學。

在《藝術的意味》中，蓋格爾開宗明義地指出，“美學是一門價值科學，即關于審美價值的形式和法則的科學。因此它將審美價值作為其研究的中心和對象”。而審美價值又“無疑應當被理解為‘藝術’價值”，因而在蓋格爾看來，美學也就是研究審美價值（即藝術價值，artistic value）的學問。蓋格爾之所以提出價值論美學，主要是為了批駁19世紀以來的心理學美學，他認為這種美學將審美體驗看作與日常體驗別無二致的心理現象。蓋格爾指出，美學不是心理學的附庸，它有 其不可取代的意義。美學研究的是審美價值，它可以吸收心理學的研究成果，但審美價值不能被化約為心理事實。

蓋格爾的美學觀與他對價值的認識密切相關，他是從現象學的角度理解價值的，其思路是借助“意味”（significance）這個范疇來界定價值：“某物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對于一個主體或多個主體有意味；某物之所以是一種價值，是因為這種意味已經完全賦予了它。”價值是相對于主體而言的，與客體的實在無關，因此審美價值“不屬于作為實在客體的對象，而僅僅屬于它們作為現象被給定的范圍”。雖然蓋格爾也承認審美價值存在客觀的物質基礎，認為色彩、音響、氣味等特性本就存在于客觀對象中，但他卻武斷地提出：“審美價值除了具有獨立于觀賞者的性質外，它還存在另一方面，它是為了觀察者，而且‘僅僅’是為了人類而存在的。”

因此，在蓋格爾看來，審美價值是一種意向性的存在，它只存在于審美體驗之中，存在于審美主體與審美對象產生的關系之中。就審美對象而言，根據各種審美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內容，藝術作品的審美價值可以分為形式價值、模仿價值和積極價值。蓋格爾指出，當這些價值在統一體中協調平衡而形成深層效果時，就會觸及主體最深刻的實質，實現關乎存在的幸福。而所謂幸福（happiness）是指“一種作為整體的自我的總體狀態，這種狀態充滿了愉悅；它是自我從一種寧靜的狀態，或者狂喜中獲得的完滿”。就審美主體而言，蓋格爾區分了主體的三個層次，它們由低到高分別是：生命性自身（vital self）、經驗性自我（empirical ego）和存在性自身（existential self）。這三個層次都會參與到審美體驗之中，但蓋格爾認為，只有關涉存在性自身的審美體驗才是真正的審美體驗，藝術作品的深層效果最終也是指向這一層次的。藝術體驗的核心是關乎存在的體驗或曰幸福，這種體驗“建立在對于價值的直接領會的基礎之上，對于存在性自身而言，那些價值也就是藝術作品的價值，將它們具有的意味包含于自身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審美價值是一種依賴于人而存在的、具有精神性的高級價值，它通過靜觀的審美體驗，超越了現實世界，更接近人的本真存在。蓋格爾指出：“有關審美價值的知識，可以為我們指明如何找到人類存在所具有的結構，并滲入到個體存在的核心。”按照這種論斷，審美價值必然與“人類存在的本質”相關，而且它也必然處于最高的位置上。

蓋格爾的價值論美學通過將審美價值同人的本真存在或人類存在的本質聯系起來，凸顯了人類主體的意義與價值。然而，從生態哲學的視野出發，我們將會看到，僅從人類的視角把握價值是不夠全面的，甚至是非常偏狹的。蓋格爾將人的本質看作超越實在的經驗世界的存在，這使得他忽視了人類本來是存在于實在的生態系統整體之中的，也就是說，他沒有意識到人的存在必然是一種“生態存在”。從生態美學來看，如果說人類的存在真的有什么“本質”的話，那最終也只能是其必然存在于生態系統之中的“生態性”。從這個角度我們不難發現，價值論美學按照現代主體性哲學的思路，在高揚人類價值的時候，忽視了廣泛存在于世界中的客觀價值，從而不恰當地割裂了審美價值與其他價值之間的深層關系，因此以蓋格爾為代表的價值論美學便不可避免地帶有濃厚的人類中心主義色彩。

我們認為，生態美學的哲學基礎是生態實在論，它旨在超越人類中心主義，引導我們對價值和審美價值進行生態闡釋。生態美學以生態思維為指導，它既看到了人類文化之于生態系統整體的價值，又揭示出生態系統本身具有的客觀價值：“人類既是生物圈整體的界定者，其生存質量也是衡量這個整體的生態狀況是否處于平衡狀態的最終參照系。”因此，從生態美學的角度來看，雖然審美價值具有獨特意義，但我們必須將其置于生態系統的整體中加以把握。在這個意義上，生態美學之所以能夠推進美學原理的研究，是因為它既吸收了以往美學原理研究的成果，又指出了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而且還提出了彌補上述不足的途徑，即倡導一種規范美學（normative aesthetics），按照生態倫理學原則為各種價值的排序做出規定。生態美學主要處理的是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之間的關系，主張將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協調、統一起來，共同促進人類和生態系統的福祉。

二、羅爾斯頓：自然的多重價值及其序列

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論使得以往的審美價值研究出現上述問題；生態美學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它所依據的價值論超越了人類中心主義。美國環境倫理學羅爾斯頓（Holmes Rolston，III）的環境價值理論特別值得關注。羅爾斯頓一方面承認包括審美價值在內的人類主體的價值，另一方面將生態學知識引入價值理論，揭示了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即生態價值）并將其作為最高價值。由此羅爾斯頓闡明了不同價值之間的關系，調整了以往的價值序列，為審美價值研究提供了事實依據與倫理規范。

環境危機使人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試圖建立一種“適合這個地球及其生命共同體的倫理學”。然而，羅爾斯頓指出，現有的種種倫理學都無法實現上述目標，它們要么認為人類對自然只有間接義務，保護環境僅僅是為了人類自身及后代，要么將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直接挪用到人與自然之上。這些倫理學都是以人類為中心的，很難發現世界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因此難以真正解決當下的環境危機。在他看來，實然的價值本身就蘊含了應然的義務，人對大自然的義務是由大自然的價值決定的：

倫理主體所力圖要做的，特別是在環境倫理學領域，就是客觀地評價體現在自然界中的價值，客觀地評價那些正處于危險之中的事物，并把人類的體驗視為一種具有道德意義的價值，或許這種價值最豐富，但并不唯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時要評價那些就我們個人而言并不看重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不偏好它們、對其不感興趣。我們發現了義務，超越了偏好。

羅爾斯頓由此認為，在構建一種新型的生態中心的環境倫理學之前，首先應當揭示出自然本身的價值。為此，羅爾斯頓依據進化論等科學知識，構建了一個環境價值模型，如圖1所示：

圖1：創生的自然中的價值等級

從進化論的角度來看，所有價值都源于創生的自然：“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這整個源泉，而不僅僅是誕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價值的，大自然是一切的起源。”人類文化是由具有主體意識的人類創造出來的，它是大自然進化到高級階段的產物，因此在這一模型里，客體的自然價值處于最底層，人類文化創造的價值處于最頂層。自然進化過程中產生的價值之間是相互聯系的，有些價值完全屬于客體，有些則部分依賴于主體，而后者深深植根于前者之中，需要前者的支撐與維護。所以這個金字塔從下到上，價值的主體性增強，客體性減弱，且價值呈扇形逐步縮小。

具體到審美價值而言，它處于金字塔的最頂層，是“人類的主體性疊加在客觀自然上的產物”，屬于一種高級價值。審美價值與一般自然價值之間的差異體現在，它需要借助主體的審美能力、依靠主體的審美體驗而呈現出來，對于美的體驗“是由人帶入這個世界的。正如在人類到來之前，沒有任何生物具有世界觀和倫理學，也沒有任何生物有對美的感覺”。但羅爾斯頓同時指出，審美價值具有客體性的物質基礎，為此他區分了兩種與審美價值相關的審美特性（aesthetic qualities）：（1）審美能力（aesthetic capacities），這是一種僅存在于欣賞者身上的體驗能力。審美能力雖然屬于主體，然而在羅爾斯頓看來，審美能力是由大自然塑造的，它深深植根于大自然的土壤之中；（2）審美屬性（aesthetic properties），它在人類產生以前就早已客觀存在于對象之中。羅爾斯頓認為，人們在審美體驗中體認審美價值的過程類似于翻譯的過程，審美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將自然對象的審美屬性“翻譯”成審美價值。他指出：“人們所考慮的所有特性都是在人類到來之前就客觀存在于此的，然而是主體確認了價值。客體會影響主體，前者是價值顯現的原因；主體則會被輸入的數據所刺激，而后客體顯現為具有價值（以及顏色）。”由此，羅爾斯頓確立了審美價值的客體性。

就審美價值在價值序列中的位置而言，羅爾斯頓并未因其是一種高級價值而為其賦予優先性，因為在他看來，價值序列的排序不以進化的等級為依據，而是以創造性為標準：“系統的自然的創造性是一切價值的根源，自然的所有創造物，就它們是自然創造性的實現而言，都具有價值。”從生態學和進化論的角度看，自然的生態價值高于其他一切個體的價值，那些進化級別較高的價值只是創生的自然的產物，就創造性而言，它們不如自然的生態價值。羅爾斯頓指出：“從根本上說，創生的系統是一切現象中最有價值的，盡管人類是它最有價值的產品。‘有價值的’一詞的表層含義是，當人類出現時，他們能夠評價那個產生出他們的系統；較深層的含義是，這個系統能夠創造出諸種價值，而這其中包括人類。”也就是說，審美價值并不因其是一種高級價值而在價值序列中占據優先位置。

羅爾斯頓正是以這種方式揭示出以往審美價值理論存在的問題——那些理論一方面只關注到審美價值的主體性，而忽視了審美價值的客體性以及審美價值主體性的客體基礎；另一方面，它們“只重視生態系統的后期產品，即心理生命，而將所有其他事物的地位都置于心理生命之下”，夸大了審美價值主體性的意義，認為正是這種主體性使審美價值優于其他價值。而羅爾斯頓的環境價值論重新審視了審美價值，并闡明了它在價值序列中的位置：生態價值優先于審美價值，因為審美價值是從自然中產生的，從進化論的角度說，它是一種更高級的價值，但這不意味著它可以統攝其他一切價值；相反，審美價值的存在依賴于更基礎、更客觀的價值，即生態價值。這樣一來，羅爾斯頓就調整了原有的價值序列，將生態價值置于價值序列的頂端。

羅爾斯頓提出環境價值理論的目的是為人類行為提出應然的倫理規范：人具有自我意識，但這種意識不是用來破壞自然的，而是用于遵從自然的，“一切對景觀的美化（landscaping）都是人工的；但另一方面，任何對景觀的美化都不能違背自然法則”。毫無疑問，羅爾斯頓是環境倫理學家而不是生態美學家，但他的環境倫理學具有鮮明的生態學色彩，而且他是在倫理學視域中思考審美問題的，這正與生態美學的要義不謀而合。生態美學的研究對象是生態審美，而生態審美是“以生態倫理學為思想基礎的審美活動，是對于傳統美學理論中審美與倫理關系的生態改造與強化，生態意識是生態審美的必要前提條件”。因此，羅爾斯頓的環境價值理論和環境倫理學是生態美學重要的思想資源，它為生態美學協調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的關系、確立審美的倫理規范，提供了理論基礎。

不過也應看到，羅爾斯頓未曾言明審美價值的主體層面即審美體驗，如何同客體自身客觀具有的生態價值相協調。環境美學雖然對此有所關注，但這一問題并未得到實質性解決。美籍日裔學者齊藤百合子（Yuriko Saito）同時強調了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反對將兩者割裂開來，但她也不認同生態決定論（ecological determinism），即完全以生態價值的標準評判事物的審美價值，因為在她看來，這樣會“忽視作為審美價值支撐的感性體驗，而感性表面（sensuous surface）是我們審美體驗的起點和終點”。由此可見，齊藤雖然關注到了自然的生態價值，但她并未取消審美價值的優先地位，因此其主張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并不能真正協調生態價值與審美價值。真正改造了以往價值序列、將生態價值置于審美價值之前的是戈比斯特（Paul Gobster）的生態美學理論。戈比斯特生態美學對于審美價值理論的推進就在于，他從生態系統整體健康的角度提出，生態價值挑戰了人們目前的審美偏好。為解決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之間的沖突，戈比斯特綜合了環境美學、生態設計、景觀感知理論等思想資源，提出了生態美學的概念模型，用以說明如何調整價值序列，將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統一于審美體驗之中。

三、戈比斯特：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之間的沖突及其解決途徑

戈比斯特是美國社會科學家，曾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習區域規劃與休閑科學、景觀設計和土地資源學，現供職于美國農業部林務局北部芝加哥研究站，其研究領域包括景觀美學、生態恢復與生態管理的社會層面以及城市公園的建設。由此可以看出，戈比斯特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美學家，但他研究的問題與美學、特別是生態美學相關，而且他對景觀管理的思考也是在生態美學的框架下進行的。

與哲學美學的通常思路不同，戈比斯特的生態美學是從其實際工作中生發的。戈比斯特根據其林業知識發現，森林景觀管理實踐中審美價值和生態價值之間存在潛在沖突。比如，由于樹木倒伏的樣子不符合人們的審美偏好，森林管理者通常修剪樹枝、切斷樹干、焚燒林木，以減少倒伏的枯木給人造成的不愉悅感。但從生態學的角度來說，倒伏的枯木能維持土壤肥力，保護昆蟲、微型動物、微生物種類的多樣性，促進樹木和地被植物再生。上述現象表明，具有生態價值的事物未必在審美上令人愉悅，產生審美愉悅的事物可能會影響生態系統的健康。

面對這種沖突，戈比斯特試圖找出沖突的根源與解決途徑。他首先分析了影響人們欣賞自然景觀的諸種要素，他認為主流文化和歷史是其中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現今人們的審美偏好，主要受以如畫美為標準的風景美學的影響。風景美學將景觀的審美價值等同為風景價值（scenic value），只關注自然景觀在視覺方面的特性，“通過這些媒介描繪的、為那些為了娛樂而去觀看參觀的人所偏好的景觀，很難說是一種自然環境，因為它是對自然環境的自然主義闡釋”。但戈比斯特指出，如果我們以這種充滿人類中心主義的審美偏好指導森林景觀管理實踐，就會忽視生態系統本身的價值，將自然塑造成靜止的、無生氣的、引人注目的、有邊界的風景畫，這種做法既限制了公眾欣賞的范圍和深度，也與生態價值產生了矛盾。戈比斯特認為，生態系統有著深層的、內在的“生態美”（ecological beauty），這種美有許多肉眼看不見的復雜特性，它更為微妙、更具動態，具有高度的生物整體性。也就是說，它不僅有比風景價值更深刻的審美價值，而且與生態價值相協調。

如上所述，戈比斯特從生態系統整體健康的角度，明確提出生態價值的重要性，強有力地挑戰了人類目前的審美偏好，動搖了以往對審美價值的看法：審美價值并不總是發揮積極作用，它有時甚至發揮著嚴重的破壞作用。為解決上述沖突，使生態系統健康運轉，戈比斯特認為應當調整原有的價值序列，重新為審美價值和生態價值的關系確立規范，構建一種具有規范性的、以倫理學和科學知識（特別是生態學知識）為基礎的生態美學。

為此戈比斯特引入了環境心理學中的環境—行為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環境與行為之間是交互的（transactional）、語境化的（contextual）。所謂交互是指，“隨著時間的推移，人類與環境通過它們之間的互動而相互界定、相互轉換”；所謂語境化是指，“人類的行為是由特定地點和特定情境的特性塑造的”。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的統一，是通過人們在特定的語境中、以審美的方式感知景觀并與其互動而達成的。戈比斯特構建了生態美學的概念模型來描述這一過程，這個模型由景觀互動模型和景觀感知的語境模型構成，下文將分別予以闡述。

1.景觀互動模型

圖2：景觀中的人—環境互動模型

如圖2所示，美學與生態學在可感知領域（perceptible realm）聯結，在這個領域內，“景觀的諸種格局（patterns）是相互關聯又相互依存的環境現象的可感知實例（instantiations）”。人與景觀是互動的，人從景觀中獲得審美體驗，進而會改變其行為；而人的行為又會改變景觀，景觀的改變最終會影響人類自身，這種影響既包括精神層面的，也包括身體層面的。

就審美體驗而言，人對景觀的感知在本質上是審美的，人類只能從可感知到的環境現象中感知審美體驗。這意味著景觀的諸多生態功能只有被人感知到，才能呈現于人們面前，因此審美體驗是連接人與生態系統的紐帶。審美體驗是“一種愉悅的感受，這種感受由在空間上和/或時間上排列的景觀格局的可直接感知到的特征引發”，它主要依靠感官、尤其是視覺感官獲得，但其他感官也會產生、調和審美體驗。此外，知識和認知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也能改變審美體驗。

就影響景觀的行為而言，人們在可感知領域內欣賞景觀，感知其審美價值，這能引發人們對景觀生態特性的關注，采取相應行動。而在可感知領域之外發揮作用的環境現象，難以喚起人們的關注與行動，但人類行為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可感知領域。因此戈比斯特認為，如果一個景觀具有人們可感知到的審美價值，那么人們在進行審美體驗的同時，會更容易關注其生態健康狀況。

2.景觀感知的語境模型

戈比斯特以景觀互動模型闡明了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如何統一于審美體驗中，但審美體驗存在于特定的景觀類型和情境中，不同類型的景觀因其可感知特點不同，人類對它們的感知和期待也有所不同，于是戈比斯特又引入了語境（context）這一概念：

語境影響對于景觀的審美體驗。語境既包括不同景觀類型的影響（荒野景觀、農業景觀、文化景觀以及都市景觀），也包括不同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情境活動或關注的影響。我們認為，一些語境引發的審美體驗在傳統上被稱為“風景美”，而其他語境引發與之不同的審美體驗，如被感知到的關懷、依戀和認同。

圖3：景觀中的人與環境互動模式中的語境成分

如圖2所示，審美體驗在可感知領域內的景觀格局中產生，而景觀語境和情境語境（situational context）以圖3所示的方式影響審美體驗。景觀類型依據土地使用、空間范圍、所有權類型和文化歷史進行劃分，不同類型的景觀會產生不同的格局和特點，進而產生不同的審美體驗。情境語境對審美體驗的影響體現在個人和社會兩方面，前者包括熟悉感和過去的經驗、心情、期待和傾向、活動，后者包括社會環境和社會—文化規范。這些因素會構成不同的情境，同一個人如果身處不同情境，即使面對同一景觀，也會產生不同的感知，進而產生不同的審美體驗。此外，景觀語境與情境語境之間也存在相互作用：一方面，特定的景觀類型要求觀察者持有相應意圖，這會影響人們在感知景觀時的社會規范與個人期待；另一方面，觀察者的意圖不同，他所秉持的社會規范與個人期待也就不同，這些規范和期待會影響不同類型的景觀中可感知到的特點。

通過構建生態美學的概念模型，戈比斯特闡明了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的關系，并說明其在具體語境中的體現。但他的模型不是中性的，它不僅是對美學與生態學關系的客觀描述，而且還包含了具有倫理意味的規范。生態美學“就其定義來說是規范性的，因為它斷言，人們從那些顯現出有益的生態功能的景觀中獲得審美愉悅是可取的。正是以這種方式，審美體驗能夠促進并維護生態系統，使之更健康，因而間接促進人類的健康和福祉”。生態美學包含生態學原則，整合了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揭示并規定了美學和生態學之間的關系，同時指出審美價值應當與生態價值協調。也就是說，生態美學肩負一種“道德律令”，它應當“將景觀感知功能從偏好的范圍拓展到另外一個領域——一個規范性的、與‘欣賞’聯系得更加密切的領域”。事實上，正因生態美學有明確的價值指向，它才能確保科學、理論和實踐向保護生態系統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發展。

結語

生態美學是為應對全球生態危機而產生的理論學說，雖然它通常被認為是美學的一個新的研究方向，只能拓展美學的研究對象，無法推動美學原理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但事實上，生態美學是就審美方式而立論的，它是“對于人的生態生存本性、生態思維方式和生態審美方式的整體研究，絕不僅僅是對于某一類審美對象（比如環境）的研究”。生態美學旨在以生態意識改造現有的審美觀和審美方式，其研究涉及美學的各種基本問題，而且所蘊含的生態思維使其區別于以往非生態的美學，因此生態美學能從方法論的高度深化美學原理研究。 就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的關系而言，生態美學對美學原理研究的推進可以總結為以下兩點：

第一，生態美學指出了以往審美價值研究的缺陷。生態美學以具有生態意識的價值論為基礎，將科學知識、特別是生態學知識引入審美領域，并揭示出如下事實——生態價值在價值序列中應該優先于審美價值，審美價值的存在依賴于更基礎、更客觀的生態價值。這表明，以往人們根據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哲學來認識審美價值，罔顧審美價值的物質基礎，在沒有充分理由的前提下將其置于價值序列的頂端，最終會導致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發生沖突，進而損害生態系統的整體健康。

第二，生態美學在揭示上述事實的同時，又看到了本然的事實與應然的狀態之間的關聯，從而為審美價值和生態價值的關系做了倫理方面的規定。生態美學實質上是一種規范美學，但它并不混淆事實與價值，也不武斷地為審美體驗制定標準。我們確實應當區分事實與價值，但區分的目的不是區分本身，而是在區分的前提下找到兩者的內在關聯。生態美學對以往美學的突破就在于，它看到了事實與價值間本源性的內在關聯，事物的本來面目（實然）也是它應當所是的狀態（應然）。我們也應當以生態的方式把握審美價值，依據科學知識、動用多種感官，將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統一于審美體驗中，從而使得審美價值與生態價值相互聯系、相互協調。